特稿

湯顯祖在廣東徐聞
紀念世界文化巨人湯顯祖逝世四百週年

龔重謨

本文立足考據,以翔實的資料對湯公與莎翁的價值地位、湯公被貶官後的心態、講學倡貴生之意義、貶官對“四夢”創作的影響、研究中出現爭議的問題、湯公對徐聞社會與文化教育事業的影響等論題作了深入探討。

湯顯祖畫像

考察世界文化巨人湯顯祖一生中跌落谷底的時期,即其上疏揭發時弊而從留都六品京官被貶到徐聞任典史添注那個時段。然在徐聞貶所,湯顯祖講學論道,創辦貴生書院,為扭轉當地輕生好鬥的陋習、發展徐聞文教事業作出了出色的政績。為“弘揚貴生精神,提倡貴生思想”,徐聞縣的“湯學”研究者們在2014年3月成立了“徐聞貴生學會”,建起了一支研究隊伍,並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筆者榮幸受邀出席了他們的成立大會,很受鼓舞;回到海南後,在隔岸的瓊州與他們遙相呼應,對湯顯祖在徐聞的活動也作了一番新的探討。

筆者認為,對歷史人物的研究,擬用“普遍聯繫”的觀點。當年湯公在徐聞辦教育、建貴生書院固然是“百代徐聞感義仍”之壯舉,值得濃墨重彩地大書一筆,然而考察歷史人物在一方的作為,應研究他在當地的全部活動。作為湯顯祖在徐聞的研究個案,筆者除了涉及湯顯祖的“貴 生”思想外,他投荒而來的心態,存有爭議問題的再探討,尤其是對其“四夢”戲曲創作所產生的影響,都應在觀照之中,並通過研究以展示湯顯祖在貶官生涯中的思想與精神面貌,揭示湯顯祖對徐聞社會和文化教育事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湯顯祖與莎士比亞

湯顯祖 (1550-1616) ,字義仍,號若士,又號海若,江西臨川人。他少小穎異不群,五歲就能對對子,且連對幾次無懼色;年方十四,補臨川縣學諸生,才華受到督學何鏜的推崇;十九歲已很博學,不僅精通古文詩詞,而且還讀了很多天文、地理、醫藥和卜筮之類的書;二十一歲中舉人,才名遠播,“海內人以得見湯義仍為幸”。但在會試中,他因秉性耿介,不願攀龍附鳳受權貴的籠絡而飽受挫折,直到三十四歲才以低名次中了三甲進士。他“從官迫鬱”留都,壯心被抑,歷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禮部祠祭司主事等閒職。萬曆十九年因上章抨擊朝政,他被貶廣東徐聞典史;一年多後量移浙江遂昌縣知縣,在任五年,勤政愛民,深受百姓愛戴。萬曆二十六年春他棄官歸里,從事戲曲創作與演出活動 。他的“臨川四夢”在中國和世界戲劇史上佔有重要地位,200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為世界一百個文化名人之一。

對於湯顯祖,一般對他有所瞭解的人知道他是明代大才子、劇作家、《牡丹亭》的作者。他與莎士比亞是同時代人,都以戲劇成就而聞名於世,且兩人逝於同年。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其論著《中國近代戲曲史》中驚歎:“東西劇壇偉人,同出其時,亦奇也。”新中國成立後,為弘揚優秀民族文化遺產,不知是誰在甚麼時候、甚麼場合,將湯顯祖譽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和“東方的莎士比亞”,這一譽稱竟廣為流傳至今。

洋文造詣頗深的北京外語大學教授陳國華對此頗有微辭。2014年4月21日,他做客騰訊網以“權威”架勢發話:“湯顯祖無法比擬莎士比亞”。“湯顯祖不是中國的莎士比亞。他是中國的湯顯祖。我國古典戲劇水準遠沒有達到莎士比亞戲劇的高度。”還有人在微博中撰文〈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的差距〉,將湯顯祖與中國戲曲都大大貶損了一番:“湯顯祖與關漢卿、王實甫、孔尚任,無疑是中國戲曲家的領軍人物。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即使將這‘四大金鋼’捆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個莎士比亞。”(1)

稱湯顯祖為“中國的莎士比亞”或“東方的莎士比亞”,本是借勢定位的比附,並沒有表達出我們為有湯顯祖這樣世界級文化巨人的自豪感,相反還有幾分民族自信不足之嫌,不稱也罷。然我要說的是:陳教授是與洋文打交道的專家,對莎士比亞很是崇拜,這很正常,無可厚非,但不宜把莎翁奉為神壇上的供品。

“湯顯祖無法比擬莎士比亞”之說我不敢苟同。首先,湯顯祖是歷史的真實存在。他的“臨川四夢”是獨立創作,沒有冒名之嫌疑的;而莎士比亞戲劇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有一群人否定是莎士比亞所寫。否定者推出了五十多名為“真”莎士比亞的人選,主要的有劇作家愛德華‧德‧維爾、法蘭西斯‧培根和詩人克里斯托夫‧馬婁等。莎士比亞戲劇的真正作者是誰?是一人所寫還是多人的合作,都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請問那一真一假怎能比出高低?

我認為,對莎士比亞最有發言權的應是英、美國家的研究者。我關注了近幾年來英、美研究人員為還原莎士比亞的本來面目所取得的新成果。原來所謂莎士比亞竟是這樣一個人:他生長在英國的斯特拉特福德小鎮,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當過肉店學徒,做過農村小學老師,因在湯瑪斯‧魯西爵士的莊園偷獵鹿,被抓獲之後挨了打,才被迫離開斯特拉特福德前往倫敦;先是在劇院當馬伕、雜役和替補演員,據說後來當上編導並成為劇院股東,同時兼做生意,還是個投機倒把的奸商。就是這樣一個未受過多少教育的小混混,長大成人也未表現出有任何文學天賦的平庸之輩,無法想像他離開家鄉二十年後竟能成為名揚世界的戲劇大師。莎士比亞的傳記很多,但沒有一部可靠之作,對他的生平和創作生涯的許多細節都祇是通過他的作品和人們對那個時代的瞭解推測的。《莎士比亞其人》(喀爾文‧哥夫門著)、《莎士比亞的魔術小組》(A.J. 伊文斯著)和《莎士比亞是個秘密》(喬治‧愛里奧‧施維特著) 三本書,都一致論證了莎士比亞不是莎士比亞戲劇的作者,而是一個剽竊別人榮譽的普通演員。莎士比亞留下遺囑僅見於財富遺贈,沒有一處提及他有任何文學作品及其產權,也沒有暗示在他一生中寫過任何一部戲劇或詩歌。(2)

自19世紀起,認為莎士比亞戲劇非莎士比亞所作之聲不絕於耳。莎劇充滿細膩的宮廷生活描寫以及異國場景,出身鄉間小鎮的莎士比亞沒有接觸這些事物怎能寫得出來?於是有人提出真正的作者應是某個貴族人士,他怕與娛樂界沾上關係有損尊嚴,便把自家作品交給莎士比亞發表。莎氏是當時倫敦“環球劇院”演出班底之一員。(3)

日前,英國又有兩位著名的莎士比亞劇演員雅各比和賴倫斯 (賴倫斯還曾擔任莎士比亞環球劇場藝術總監) 站出來,說莎劇博大精深,涉及法律、歷史和數學等眾多領域,而歷史書上記載的莎士比亞出身寒微,並未接受高等教育,難以想像他能以優美文筆寫出極富文化內涵的作品。雅各比說:“我覺得莎劇應該是一群人共同努力的結晶 [⋯⋯] 難以想像有人能兼通那麼多門學問,有那麼豐富的閱歷,以一人之力寫就戲劇集。我覺得過半的莎劇出自德􀁯維爾之手。”(4)

英國《每日郵報》網站2013年3月31日報導,英國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學的研究人員深入探索了莎士比亞的“別樣生活”。通過翻查法庭文件和納稅記錄發現,莎士比亞在長達十五年的時間裡,多次惡意囤積糧食,與其他富商一起哄抬價格,然後把糧食以高價出售獲取鉅額利潤。1598年2月,莎士比亞因在饑荒時期非法囤積玉米並高價叫賣而被起訴。(5)

英、美“莎學”研究者的大量證據顯示,“威廉‧莎士比亞”是愛德華‧德‧維爾使用的一個筆名。此人是第十七代牛津伯爵,是當時公認的劇作家、抒情詩人。而那位威廉‧莎克斯比爾(Shakspere William 即假冒的莎士比亞) 僅僅是一個富有的商人。他因為做生意前往倫敦,同寫作戲劇沒有任何關係。在莎克斯比爾生前,沒人認為他是這些作品的作者;他自己也從未宣稱他就是那些作品的作者。直到莎克斯比爾死後七年(1623),出版商才出版了第一版的對開本莎士比亞戲劇集。編輯在引用的序言材料中暗示作者是一位來自斯特拉特福鎮的男人。這個莎克斯比爾生活在倫敦約二十年,沒有任何人見過這位偉大的演員和劇作家。儘管莎克斯比爾被認為是英國最偉大的作家和著名的演員,但在他的家鄉似乎沒有人意識到他是個名人,也沒有任何關於他的不尋常的故事。更令人驚訝的是,人們回憶起他時祇是說他離開家鄉時很窮,而回來時很富有。這一變化令他的朋友和鄰居感到好奇。然而事實是,在他活着的時候,沒有一位他的朋友、鄰居甚至家人將莎克斯比爾稱作一位演員、一位劇作家、一位詩人或是任何類型的文學人物。他的故居沒有任何留有他手跡的劇作原稿,或是任何草稿、殘片、未發表的或是未完成的著作。除了六個在法律文件上的簽字外,沒有任何他的手跡、筆記、手冊、備忘錄、日記,或者一封私人的信件保存下來,也沒有商業信件保存下來,甚至他最早的傳記作者也沒有報告說見過任何一行他的手跡。從這些記錄來判斷,莎克斯比爾根本不是一個作家。連拜倫和狄更斯這樣的大作家也懷疑莎士比亞是否寫過那些作品。狄更斯還表示“一定要揭開莎士比亞真偽之謎”。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史蒂芬斯日前作出權威性的判決:莎劇作者另有其人,是17世紀的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 (Edward de Vere)。(6)

湯顯祖生長在藏書四萬多冊的書香門第,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少小穎異不群,十四歲補縣學諸生,才華受到督學的推崇;十九歲已很博學;二十一歲中舉而才名遠播,“海內人以得見湯義仍為幸”。“《牡丹亭》一出,幾令《西廂》減價。”他的著作有家傳《玉茗堂全集》木刻板,至今我還找到殘板三十多片,他的作品決無偽作嫌疑。我們姑且將莎士比亞的戲劇認作莎士比亞所寫,也不能貿然說“湯顯祖無法比擬莎士比亞”,“我國古典戲劇水準遠沒有達到莎士比亞戲劇的高度”。判斷一個作家的價值與地位不是看他的作品數量,而是看他創作的作品是否有思想深度與藝術感染力。曹雪芹僅一部《紅樓夢》,瑪格麗特‧米切爾僅一部《飄》,前者被稱作永恆性的文學典範,後者入選《影響世界的100本書》。賽凡提斯雖有作品多部,但也祇有《唐吉訶德》一部被稱為世界文化的瑰寶。湯顯祖一部《牡丹亭》就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壇可與莎士比亞比肩而無愧色的地位。茲以湯顯祖的《牡丹亭》與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作比較:這兩部劇作題材極為近似,主角都是為情而死,而《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不僅為情而死,還要為情死而復生,劇本在思想深度上顯然比《羅密歐與茱麗葉》高了一個層次。何況湯顯祖的“後二夢”(《南柯記》與《邯鄲記》)在寫作技巧上更加純熟,譏刺鋒芒更加銳利,撥開劇中佛道的面紗,劇作的思想性更加積極。

我們也應客觀地看到,莎劇在世界的傳播遠比湯劇廣,是有比劇作更為重要的歷史與政治原因的。劇作的傳播是語言和文字的傳播。大英帝國曾經侵略過全球90%的國家,主宰了世界的科技、文化和經濟貿易長達三個多世紀之久。他們在實行領地環球霸權中也進行文化侵略,推行他們的英語,以至英語至今成為事實上的世界語。而我們中國長期處於封建專制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挨打地位,中國戲曲要想走出國門沒有英國那樣的語言傳播條件。但湯顯祖的劇作一旦走出國門,所施展出來的藝術魅力令西方觀眾為之傾倒。1930年梅蘭芳在美國演出《牡丹亭》折子戲〈遊園驚夢〉和〈春香鬧學〉為時兩月有餘,轟動了整個美國,每場結束至少叫簾 (謝幕) 十五次之多。當時美國曾有人這樣評論:“中國劇,雍容大雅,位置之高,分量之重,為世界戲劇之冠。”白先勇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海內外歷時“八年的演出,場場爆滿街”。湯顯祖的劇作照樣可以用西方尚禮尚雅的芭蕾舞劇形式來表現。中國民族舞劇《牡丹亭》和中國芭蕾舞劇《牡丹亭》最近幾年在歐洲和澳洲演出,“讓全場觀眾為之陶醉、感動,掌聲經久不息。”這些事實說明,陳教授稱《牡丹亭》“真正從語言、思想角度來看,無法與莎士比亞相比擬”之論,未免言過其實。

再者,《牡丹亭》一劇問世後對觀眾產生的精神共鳴恐怕是莎劇難以企及的。揚州女子金鳳細,讀《牡丹亭》成為她最大的嗜好,臨死時,交代家裡人將《牡丹亭》放在棺木裡陪她下葬。杭州女伶商小玲,色藝雙全,名噪一時,因婚姻不能自主,“鬱鬱成疾”,每扮杜麗娘,“真若身其事者,纏綿淒婉,淚痕盈目”。有一次,她演《牡丹亭》中的〈尋夢〉一折,當唱到“待打拚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個梅根相見”時,熱淚盈眶,隨身倒臺暈死。才女馮小青因遭受封建婚姻折磨,讀《牡丹亭》後,感觸萬分,寫下了極其沉痛的詩篇:“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不久,馮小青也憂鬱而死。湯顯祖劇作在青年婦女中產生如此振撼人心的社會效果,又豈能說“我國古典戲劇水準遠沒有達到莎士比亞戲劇的高度”?

筆者在對湯顯祖的生平著作進行全面研究後,深感湯顯祖對人類文化的貢獻不僅祇是戲曲。首先他是位有作為的政治家,在遂昌政聲冠兩浙,《明史》以直節名臣為他立傳,記載了他的政治作為。而湯顯祖的文化建樹更是多方面的,涉及政治、哲學、文學、藝術、史學、教育、宗教等諸多學科。除戲曲創作與理論成就堪稱世界一流外,他還是文學上的詩文辭賦大家、八股文能手,“唯情觀”的哲人,成功的教育家,被人遺落的史學大家(他以新的觀點重修《宋史》,並校定了《冊府元龜》),別具一格、風流蘊藉、勁健瀟灑的學人書法家。宗教上他對佛、道都有精研,尤對佛學下工夫最深,三十歲就在南京清涼寺登壇說法。再論莎士比亞與湯顯祖的人品道德,一個是投機倒把的奸商,一個是抗疏論劾時弊的直節名臣,兩者實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自豪地說:不是“湯顯祖無法比擬莎士比亞”,而是“莎士比亞無法比擬湯顯祖”。

湯顯祖遭貶徐聞之心態

心態決定命運。湯顯祖上疏遭貶諭旨下達前和下達後,從南京回到臨川與赴徐聞貶所途中的心態是複雜且有變化的。湯曾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乘興偶發一疏,不知當事何以處我?”(7)可見他對上疏後果是有思想準備的。他知道奏疏可能會使神宗非常憤怒,因而情緒一度低落:“或曰上震怒甚,今待罪三月不下,弟子不精不。”(8)神宗“以南都為散局,不遂己志,敢假借國事攻擊元輔”(9) 的罪名將湯顯祖從留都六品貶為徐聞典史添注 (沒有編制的縣令佐雜官,不入品階)。雖說是“姑從輕處”,可徐聞那時被人稱作“煙瘴之地”。當“人盡危公,而公夷然不屑”,湯顯祖還有幾分陸賈出使南越的自豪感:“何必減陸賈使南粵哉!”(10) 陸賈是西漢政治幹材,曾跟隨高祖平定天下,代表朝廷出使南越,成功遊說尉佗歸順漢王朝。

從南京回到臨川,湯顯祖曾給在河南彰德府任同知 (知府的副職)的老友帥機去信說:“弟去嶺海,如在金陵,清虛可以殺人,瘴癘可以活人。此中殺活之機,與界局何與耶! ”(11) (〈寄帥惟審膳部〉) 即是說與其在留都這空架子的南京城虛度光陰,不如到煙瘴之地的徐聞幹點實事,體現自己的價值,可見當時他對自己的貶謫遭遇沒有沮喪,沒有悲觀,內心仍充滿了歷史責任感,對自己的政治前途仍保持着樂觀的嚮往。

沒有沮喪、沒有悲觀,不等於思想沒有一點壓力,就不去思考人生的航船如何應對這危機四伏的處境。離開南京後,經杭州唔太守姜奇方時,情緒“淒然”,湯顯祖開始了對自己在政治上初試鋒芒遇挫的反思。“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他回到臨川後患上瘧疾,發高燒作惡夢,夢見自己“如破屋中月光細碎黯淡,覺自身長僅尺,摸索門戶急不可得,忽家尊一喚霍然汗醒”(12),反映了湯顯祖在現實皇權專制的壓力下感到了個人的渺小,心中充滿迷惘與怨憤。

從臨川到徐聞貶所的路上,每經過險惡的自然環境便觸景生情,與自已的政治命運相聯繫。他過了大庾嶺,從南雄順北江南下,過英德進入飛來峽,一路多灘多磯,船在深山峽谷中漂流,感到自己如離群孤鳥。當船經過“彈子磯”時(“彈子”用來打鳥),他就聯想自己的人生之旅危機四伏之中 ——

南飛此孤影,箐峭行人稀;

鳥口灘邊立,前頭彈子磯。(13)

湯顯祖經香山到達開平縣南三十里處,有個長沙墟,臨蜆江。這一地名與湖南長沙同名,他便聯想到漢文帝時著名的政論家賈誼,因被權貴中傷,出為長沙王太傅三年,後雖被召回京城,但不得大用,抑鬱而死。長沙在漢朝是京城偏遠地帶,地勢低,濕度大;自己此去的雷洲半島也是“白日不朗,紅霧四障”的“煙瘴之地”。於是他以賈誼自喻 ——

樹慘江雲濕,煙昏海日斜。

寄言賈太傅,今日是長沙。(14)

話說早前船過英德境南十公里的湞陽峽,兩岸奇峰聳立,峭壁險峻,水勢洶湧。在此“秀、奇、險、幻”的峽道裡,湯顯祖曾夢見少年時代的朋友周宗鎬來訣別,說他已經和饒侖在一起了。周宗鎬和饒侖是湯顯祖少年時候的同窗。他們三人臥同床、睡共被,形影不離,親如手足。湯顯祖和饒侖是同年進士。饒侖曾任廣東省順德知縣,後陞御史。湯顯祖在南京得聞他的訃告,就昏倒在床上。他竟不怕同事恥笑,替亡友帶素半年之久。周宗鎬沒取得功名,一生失意潦倒,已是六十歲的老人。湯顯祖離別臨川時周宗鎬來到船上噙着淚花為他送別:“我和你這次可算是長別了!”這一生離死別感人的情景,令湯夢繞魂牽,醒來時便寫了〈哀偉朋賦〉,將他與周宗鎬、饒侖的真摯友誼,刻劃得悱惻動人。可見湯顯祖不管自己處於怎樣的處境,都不忘將自己的命運、朋友的命運與社會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貶官一般都喜歡遊山逛水,湯顯祖也有山水情懷:“吾生平夢羅浮、擎雷、大蓬、葛洪丹井、馬伏波銅柱而不可得,得假一尉了此夙願。”(15) 他要借此將嶺南名山秀水勝遊一番,以了卻多年未了的宿願:他到韶州遊了南華寺;在廣州見識了千艘樓船聳立江邊的繁華。他還迂道邀請當地朋友遊了羅浮山。“名山紛我思,山水澹人心”,每遊一地都有觀遊詩作。他作的〈遊羅浮山賦〉洋洋一千三百多字,是此行的長篇大作。賦中證悟到自己遭遇貶謫,求歸隱亦已不能,當以淺心自勉,即以平和心境,順心而動,隨遇而安。賦中有云:

為情多其苦悲,亦心淺而易悅。

塵影含而智虧,年路深而意沒。

夜樂何時而遇仙,花首何因而禮佛。

忖凡情於聖真,若窺觀與窮發。

將無始之趣未融,令有終之相難閱。 (16)

下了羅浮山,又去了當時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前沿之地澳門進行考察。湯顯祖從內地自給自足的農桑經濟環境來到澳門,看到的是另一番天地:洋人不務農、不栽桑,乘船出海經商賺錢令他新奇。他還穿過瓊州海峽迂道潿洲島考察珍珠養殖。湯顯祖站在潿洲觀看了海上日出日落的壯麗景觀,目睹珠民的艱辛勞動和苦難生活,遙想歷史上兩位高風亮節的先賢,寫下了“為映吳梅福,回看漢孟嘗”的詩句,頌揚了東漢時合浦太守孟嘗勵精圖治,將多年濫捕殆盡的合浦珍珠生產迅速恢復到可持續生態,以及西漢末年南昌縣尉梅福,為抵制王莽篡權,退隱西郊飛鴻山(今叫梅嶺)的高風亮節,寄託了對時任廉州知府郭廷良的期待,同時也表達了自己要以吳、孟為榜樣,“萬里炎溟,冰雪自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是湯顯祖在人生低谷中的一種自勵,藉此以啟人:由貴生、貴人而愛人。

講學論道創立“貴生說”

對湯顯祖的遭貶,在他的朋友圈子裡有兩種看法:“欣者曰:‘[⋯⋯] 是義言未始不當聖心也。且召義矣。’戚 (擔憂) 者曰:‘昌黎一代山斗,潮州之行,竟不無少望。’”(17) “欣者”認為湯顯祖的奏書不一定不合神宗的心意,以後還會召他回朝;“戚者”認為,有如當年韓愈貶潮州。“戚者”的預料成了現實,朝廷始終沒有“召義”回潮,讓他官復原職,但卻成全了湯顯祖在徐聞像當年韓愈貶潮州那樣關注民生,為百姓做好事做實事。韓愈官大權大,一下做了除鱷魚、修水利、贖放奴婢、興辦教育四件好事,贏得山山水水皆姓韓的民心。湯顯祖祇是個典史,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為革除徐聞“輕生好鬥”的陋俗,講學論道,創辦貴生書院,立“貴生說”,贏得“百代徐聞感義仍”的嘉許。

湯顯祖到徐聞不久,曾與廣東巡按汪雲陽有書信一通說:“弟為雷州徐聞尉。制府司道諸公,計為一室以居弟,則貴生書院也。其地人輕生,不知禮義,弟故以貴生名之。”(18) 可見湯顯祖在徐聞創辦貴生書院確因當地民俗“輕生好鬥,不知禮義”而起。據萬曆四十二年(1614)編纂的《雷州府誌‧民俗誌》載:“雷地僻濱於海,俗尚樸野”;“徐聞樸侈不齊,性悍喜鬥”;“惟鄉村小民或輕生敢鬥,然亦不能堅訟,久則釋矣”。“一種椎魯之人,固執己性,化導不得,其失也;愚胸眼窄小,微利則沾沾喜,微害即嘈嘈怨,官府小不當,街譚巷說而無所諱,其失也;粗鄉曲細,民一言之詬誶,輒至捐生,其失也。”教育落後,人文凋蔽,“總不好紙筆,男兒生事窮”(19) 。“自明成化戊子後,科目十有缺九 。”到嘉靖,因倭寇騷擾,“以致學宮茂草,弟子員十僅一二”,“久廢講席,求所為執經問業者,歲不一也。故百餘年絕弦誦聲”。到萬曆朝,徐聞城內,除孔廟學宮外,祇有崇德、廣業、復初、明善四所社學。 這種樸野的民俗,不僅造成社會治安的混亂,也成了徐聞落後貧困的重要原因。面對這樣的現狀,湯顯祖上任伊始便講學論道,從提高人的思想與文化素質這一根本途徑入手,以改變陋俗。“典史添注”是沒有編制的冗官,在縣衙不好給他安排住房,就把他安置在衙外的一間公寓裡。湯顯祖把這間公寓既做住所又用作講堂,親自講學論道,並把這臨時性的講堂起名為“貴生書院”。

劉應秋受湯顯祖囑託,寫了篇〈徐聞縣貴生書院記〉,談到湯顯祖當年講學場面與建貴生書院的由來:“徐聞之人士,知海以內有義仍才名久。至則躡衣冠請謁者,趾相錯也。一聆謦欬,輒競傳以為聞所未聞。乃又知義仍所繇重海內,不獨以才,於是學宮諸弟子爭北面承學焉。義仍為之抉理譚修,開發款綮,日津津不厭。諸弟子執經問難靡虛日,戶履常滿,至廨舍隘不能容。會其時有當道勞餉,可值緡錢若干。義仍以謀於邑令熊君,擇地之爽闓者構堂一區,書其匾曰‘貴生書院’。義仍自為說,訓諸弟子。”可見,由於湯顯祖才名遠播,“海之南北從遊者甚眾”,寓所常容納不下。這時恰巧有當權者給了他幾千文“勞餉”,湯顯祖便與知縣熊敏商量,選擇公寓東邊一塊乾爽開闊地,捐出自己的“勞餉”,建一座正式的“貴生書院”,並自己寫了〈貴生書院說〉當作教材教育徐聞弟子們,要珍惜生命。其說云: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反自賤者,何也?孟子鞏人止以形色自視其身,乃言此形色即是天性,所宜寶而奉之。知此則思生生者誰。仁孝之人,事天如親。故曰:“事死如生,孝之至也。”治天下如郊與禘,孝之達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寶此位,有位者能為天地大生廣生。故觀卦有位者“觀我生”,則天下之生皆屬於我;無位者止於“觀其生”,天下之生雖屬於人,亦不忘觀也。故大人之學,起於知生。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重也。然則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下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壞之?《書》曰“無起穢以自臭”。言自己心行本香,為惡則是自臭也。又曰“恐人倚乃身”。言破壞世法之人,能引百姓之身邪倚不正也。凡此皆由不知吾生與天下之生可貴,故仁孝之心盡死,雖有其生,正與亡等。況於其位,有何寶乎! (20)

“天地之性人為貴”這句被漢儒董仲舒誤作孔子的話而為後世所引用的重要命題,實出《孝經‧聖治章》。這裡的“性”,即性命、生命。湯顯祖用於開篇發問:人是萬物之靈,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可人反而作踐自己,這是為甚麼?接着湯顯祖引出儒家經典,闡明珍惜生命,不僅祇是滿足於感觀慾的“食色性”,更要遵守社會道德,講仁義孝道,使自己不胡亂行事。天地的盛大功德就是孕育了生命,聖賢最看重的是名位。有名位的人要使更多的人懂得生命的可貴,沒有名位的要傚法他人愛惜生命。懂得生命可貴的人才會珍惜自己的生命,並看重天下所有的生命。天地間生性極為廣大,生命是自然的存在,不能用物慾限制它的發展,更不應毀壞別人生命。失去了仁孝之心,會敗壞社會風氣,將人引向邪惡。這種人雖也活着卻像死去一樣,沒有任何價值。湯顯祖勸世人惜生、尊生、貴生似餘意未盡,在即將調離徐聞動身時刻再題詩一首疾呼 ——

天地孰為貴, 乾坤祇此生;

海波終日鼓, 誰悉貴生情! (21)

“貴生”是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家所共存的重要思想。《老子河上公註》中說:“天地生萬物中,人命最貴。”禪宗六祖慧能說:“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是佛。”即是說佛性不能離開生命而存在。沒有眾生就沒有佛。儒教更是珍惜生命,主張生盡其用,有所作為,建功立業。《呂氏春秋》在論〈貴生〉中說:“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儒家的生命觀比老莊更加合理,更加系統。古代先賢們都視貴生為人類之至德,提倡“尊生者,全生之謂”,即尊重生命,也就是保護生命。湯顯祖的貴生說繼承了儒釋道三家的“貴生”思想 ,但直接導源於理學老師羅汝芳的“赤子之學”、“制慾非體仁”的說教和李贄的“童心說”。湯顯祖說:“如明德(羅汝芳)先生者,時在吾心眼中矣。見以可上人(達觀)之雄,聽以李百泉(贄)之傑,尋其吐屬,如獲美劍。”(22) 可見羅汝芳和李贄對他思想影響的重要與深刻。“童心”就是“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出自《孟子‧離婁下》,形容人的心地善良、純潔,熱愛生命,善待自己,善待別人。“制慾非體仁”是羅汝芳老師顏鈞的話。“仁”的核心就是尊重人,以人為本;“慾”是泛指人的生理需求或慾望,是人的生存和享受的需求。“人為貴”的思想所匯出的政治理念,就是要“以民為本”。要“以民為本”,就必須尊重人的價值,尊重個體人存在的權利和意志的表達。“飲食男女”、“七情六慾”就是人的本性、天性,就是作為人存在的基本權利和意志的訴求。這種理念,用在遂昌“因百姓所欲去留,時為陳說天性大義。百姓又皆以為可”(23) 而施政,並反映在他後來所創作的“臨川四夢”中對“善情”的謳歌和對“惡情”的鞭撻。從這一意義上說,這一“說”一“詩”初露湯顯祖“情”的思想端倪及其“人文思想”的表達。〈貴生書院說〉是湯顯祖打着“貴生”旗號的一份最初的“情”的宣言書。

對三個有爭議問題的考究

湯顯祖在徐聞史跡的研究,是“湯學”研究中的薄弱一環。“湯學”泰斗徐朔方先生沒有來到徐聞考察,對湯顯祖在徐聞的供職時間恐有誤讀,湯氏是否去過海南尚為空白,在肇慶遇到的外國傳教士是誰恐有誤斷。筆者現就這幾個問題略抒一孔之見。

一、湯顯祖在徐聞供職時間多久?

湯顯祖在徐聞供職多久?何時離開徐聞?這是一個長期有爭議、至今還沒有定論的問題。已故浙江大學徐朔方教授說“湯顯祖在徐聞停留半年”(24);已故中國藝術研究院近現代戲曲史家黃芝岡說“湯於去年(萬曆十九年,1590) 九月從南城出發”,“本年(萬曆二十一年,1593) 春,湯回臨川”(25);徐聞縣還有人說“湯顯祖在徐聞雖然不足一年,但卻跨越了兩年”;廣東海洋大學劉世傑教授前不久撰文說“湯顯祖任徐聞典史的時間就接近三年,精確地說是兩年零十個月”(26) ;廣東海洋大學文學博士王小岩說“(湯顯祖) 在徐聞的時間不過一個多月”(27)。然而得到不少人認同的時間卻是半年(六個月)。這是因為湯顯祖有書信一通說:“委清署而遊瘴海,春去秋歸,有似舊巢之燕;六月一息,無意 (徐朔方改為‘異’)垂天之雲也。”(28)“春去秋歸”不合湯顯祖“去”徐聞與“歸”臨川的時令。湯顯祖是冬去春歸,若從離臨川出發算起,也是秋去春歸。這“六月一息”容易誤讀為在徐聞呆了六個月。我過去也是這樣理解的。2014年3月徐聞縣民間成立了“貴生學會”,我受邀出席了他們的學術研討會,聽了廣東海洋大學劉世傑教授的發言。他就“六月一息”作了解讀,令我很受啟發,促使我對湯顯祖在徐聞供職時間重新思考。

湯顯祖萬曆十九年 (1591) 十一月初七日還在廣州,坐船至南海,經香山、澳門、恩平到陽江,後改乘海船到潿州島,離島經合浦、石城、遂溪、海康陸路,到徐聞時間也應到十一月底了。離開徐聞回臨川,到達曲江是初春,有詩“去雁已開梅嶺雪,歸舟猶帶海人煙”(29) 為證。若回歸時間是萬曆二十年 (1592) 春,那麼湯顯祖在徐聞祇供職三個月左右,不到六個月。這三個月時間,他要講學、考察社情民意、籌建貴生書院、跨海遊海南島,還作詩三十多首,文〈粵行五篇〉,無論時間還是他那病弱身軀都是無法完成的。再者,湯顯祖是萬曆二十一年 (1593) 三月十八日抵達遂昌的,那他在臨川停留的時間有一年左右。徐朔方先生箋校的《湯顯祖詩文集》,斷言湯這段時間在臨川作的詩祇有十首,其中有四首詩題標明“初歸”、“新歸”、“嶺外初歸”、“雷陽初歸”,還有一首懷念徐聞鄧母,一首懷念徐聞陳文彬的,其它四首是否為這時所作還值得研究。就算這十首全是從徐聞歸家去遂昌前在臨川所作,那一年時間祇寫了十首詩,大多在春天作,其它季節就沒詩情?臨川有那麼多的親朋好友及門人,難道湯顯祖閉門謝客不作交遊、不會用詩記下他的交遊活動?這不合湯顯祖為人處世的風格。因此,祇有萬曆二十一年 (1593) 湯顯祖在徐聞過完春節後不久啟程回臨川,在家裡稍作停留即赴遂昌上任,所以詩作數量少,且其時還是春季。湯顯祖在徐聞供職時間應為一年兩個月左右。

劉世傑教授說:“湯顯祖這裡的‘六月一息’,就是‘大風一陣’,根本不是六個月,而是比喻自己像乘着陽氣盛的六月(夏曆四月)大風貶謫到南海的徐聞去的,不能因此坐實湯顯祖在徐聞‘六個月’”。這樣的解讀我贊同。他指出徐朔方先生將“六月一息,無意垂天之雲”一句的“無意”改“無異”是“臆改”,我也支持。“六月一息,無意垂天之雲”是湯顯祖借鑒莊子用語,說在徐聞停歇了一段時間(並非祇呆了六個月),因政治上受貶,量移遂昌他也不寄望有多大的前程。而徐先生改成“無異於垂天之雲”就成了大鵬的翅膀接近天邊雲朵,喻一個人奮發有為前程遠大。這不符合湯顯祖這時的實際處境。但劉教授用湯顯祖〈答李郴州乞雨蘇仙有感,因憶與高太僕謝友可吳拾之夜遊,時謫徐聞,不得過郴為恨耳〉詩中“三春倏別情何切,千里傳書得面談”的“三春倏別”作湯顯祖在徐聞三年的直接證明,我不敢苟同。我認為“三春倏別”是湯顯祖從萬曆十九年 (1591) 秋從臨川出發或五月神宗貶旨下達算起到萬曆二十一年 (1593) 離開徐聞前後跨越三個年頭,不能說“湯顯祖任徐聞典史的時間就接近三年,精確地說是兩年零十個月”。這“精確” 我真不知劉教授是怎麼算出來的?湯顯祖萬曆二十一年 (1593) 三月十八日正式赴任遂昌縣令辦公,其後行蹤歷歷可考,不可能到萬曆二十二年三月才任遂昌令。

二、湯顯祖是否遊過海南?

湯顯祖是否跨海遊過海南?徐朔方先生的《湯顯祖年譜》與《湯顯祖評傳》留下空白。黃芝崗先生的《湯顯祖編年評傳》則錯把湯顯祖在南京寫的〈定安五勝詩〉定為貶徐聞後遊海南所作。湯顯祖人在南京為何寫出了〈定安五勝詩〉? 其實該詩詩序寫得很明白: “ 敬睹縹錄大宗伯王公仙居瓊海定安山水,奧麗鴻清,條為五勝, 頗存詠思。某雖性晦天海, 神懸仁智, 至如幽探閟采, 常為欣言。不覺忘其滓懷, 永彼高躅云爾。” (30)“ 大宗伯王公”即王弘誨, 海南定安龍梅鄉人, 嘉靖四十四年 (1561) 進士,館選庶起士,授翰林院檢討編修,曾任北雍國子監司業、南京國子監祭酒、南京吏部左侍郎、南京禮部左侍郎。萬曆十七年 (1589) 六月王陞任南京禮部尚書,湯顯祖為禮部主事,他與湯顯祖是上下級關係。“定安五勝”為“五指山”、“彩筆峰”(即文筆峰)、“金雞岫”(即金雞嶺)、“馬鞍峴”(即馬鞍嶺)和“青橋水”(即橋頭泉)。“五指山”位於瓊州中部,明清時屬定安縣境內,主峰海拔一千八百七十九米,恰似掌形,直插雲天,是海南的主要勝景,被看成海南島的象徵。其它四勝是:“文筆以峰勝,金雞以嶺勝,馬鞍以石勝,橋頭以泉勝。”(31)“敬睹縹錄大宗伯王公仙居瓊海定安山水,奧麗鴻清,條為五勝,頗存詠思”說的是王弘誨鍾情於故鄉山水,對五指山和環繞王弘誨家園龍梅村四五里方園內的“四勝”,少年時代常登臨題詠,為官後,“每繪圖懸小齋中,以當少文臥遊”(32) ,以致召來唱和者。湯顯祖便是其中一個。他在南京禮部和王弘誨既是同僚又是詩友,當看到王弘誨用青白色的絲絹繪製的故鄉“五勝”卷帙懸掛在他的小書房,“頗存詠思”,起而唱和。湯顯祖在詩〈金雞岫〉中有“暫此雞籠山,憑虛舒聽眺”一句,即表白自己沒有親臨其境。湯顯祖和唱的“五勝詩”中,有〈五指山〉一首收錄在光緒四年(1878)修的《定安縣誌‧藝文誌》中。該詩與徐朔方先生箋校《湯顯祖詩文集》中的同名詩有十二字不同,不是一個版本。 湯顯祖通過對定安“五勝”山水的神遊,讚美海南雖孤懸海外,卻聚集了天地間靈秀之氣,英材輩出,從而表達對王弘誨的一片景仰之情。然而湯顯祖到徐聞後確又跨海身遊了瓊州。理由如次:
一是從情理上來分析湯顯祖會去海南。據鄒迪光的〈臨川湯先生傳〉說,當神宗貶謫徐聞諭旨下達後,湯顯祖“夷然不屑,曰:吾生平夢羅浮、擎雷、大蓬、葛洪母井、馬伏波銅柱而不可得,得假一尉,了此夙願,何必減陸賈使南粵哉!”“馬伏波銅柱”在甚麼地方呢?唐代宋之問的詩〈早發韶州〉云:“珠厓天外即,銅柱海南標。”同朝張渭也有詩云:“銅柱朱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沈佺期也有詩:“銅柱威丹徼,朱崖鎮火陬。”清代李元度:“珠崖銅柱效梯航。”“朱崖”,泛指海南。可見他要去海南看馬伏波銅柱是夢寐以求的事。再說海南是當朝名臣丘濬、海瑞的家鄉,湯顯祖對他們很崇敬,讚二公博學多才,高風亮節,後學和為官的沒有不稱讚他們的:“丘海二公之博交危節,至於今粵之後學未宦,未嘗不稱之。”(33) 海南又是上司王弘誨的家鄉,其家鄉的“五勝”風景早已神遊,現在正好是親遊他們故里的難得良機。再說自唐代宰相張九齡提出放逐之臣勿使居善之地後,瓊州就成了謫客逐臣流放之地。唐有韋執宜、李德裕,宋有蘇軾、李綱、李光、趙鼎、胡銓等賢相名宦和文壇巨子先後貶謫來瓊。現在自己也淪落瘴鄉,怎不惺惺相惜,對他們進行一番憑弔呢。

二是據定安縣博物館原館長許榮頌看到的地方文獻資料(惜已找不到)載:“湯顯祖、吳秉機奉命南來。”吳秉機是海南定安東廂潭覽人,萬曆辛卯 (1590) 舉人,“赴京受業湯睡庵(賓尹)先生之門三年”。湯賓尹是安徽宣城人,萬曆二十三年 (1595) 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湯顯祖與湯賓尹私交很深,晚年曾邀湯賓尹等往廬山棲賢寺隱居,共結蓮社。故此文獻資料雖一時找不到,但不等於沒有其真實性。

三是現存湯顯祖詩文留下了他遊海南的草蛇灰線。湯顯祖在徐聞短短一年多時間寫下三十五首詩和〈粵行五篇〉文。這些詩文記下了他去海南進行的考察活動。

1) 詩:“遝磊風煙臘月秋,參天五指見瓊州。旌旗直下三千尺,海氣能高百尺樓。”(34) 記下萬曆二十年 (1592)“臘月秋”季節 (農曆十二月)湯顯祖從“遝磊港”出發泛海,在海上遠遠看到以“參天五指”為形象的瓊州大地。

2) 詩:“英風名閥冠朝參,麻誥丹青委瘴嵐。解得鬼門關外客,千秋還唱〈夢江南〉。”(35) 說的是湯顯祖登上瓊州大地後,聽說李德裕死後,皇帝曾授命畫了一幅遺像,流落在黎人 (也可能就是李德裕的子孫) 手中,每年還要拿出來曬一次。李德裕是唐武宗時的賢相,河北贊皇人,晚年因牛、李黨爭受牛黨構陷,謫貶潮州司馬,繼而再貶崖州 (今三亞崖城鎮) 司戶參軍,並客死貶所。他死後,子孫流落黎族,成了黎人。想起李德裕生前功勳彪炳,聲名顯赫,朝野無人能比,死後成了鬼門關外客,永遠做了他鄉之鬼,作詩表達對李贊皇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與傷感。

3) 詩:“鳳凰五色小,高韻遠徐聞;正使蘇君在,誰為黎子雲?”(36) 說的是當年蘇東坡初到儋州,昌化軍使張中對他很好,讓蘇軾暫住行衙,故舊斷絕,見到海南特有的一種稱為小鳳凰的“五色雀”,竟高興把它當成能慰藉自己的知心朋友。後張中又派軍士修葺倫江驛供蘇軾居住。此事不久被人告發,章惇派人去到儋州,將蘇軾趕出官舍。張中因此遭罷黜,多得當地黎子雲兄弟等幫蘇軾建造新屋,起名為“桄榔庵”。從此蘇軾與黎子雲等結為好友,常在一起喝酒論詩,傾訴情懷。湯顯祖想到自己也是貶謫之人,希望在徐聞也能結交到像黎子雲那樣的好友啊!可見湯顯祖還到了儋州中和鎮憑弔了蘇東坡。

4) 詩〈黎女歌〉記述了湯顯祖深入黎寨考察了民俗風情。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生活習俗與漢族有很多不同。湯顯祖作的〈黎女歌〉生動細緻地描繪了黎女紋身、婚嫁等特有的民俗,猶如一幅黎族風情畫的長卷:

黎家豪女笄有歲,如期置酒屬親至。

自持針筆向肌理,刺涅分明極微細。

點側蟲蛾折花卉,淡粟青紋繞餘地。

便坐紡織黎錦單,拆雜吳人采絲致。

珠崖嫁娶須八月,黎人春作踏歌戲。

女兒競戴小花笠,簪兩銀篦加雉翠。

半錦短衫花襔裙,白足女奴絳包髻。

少年男子竹弓弦,花幔纏頭束腰際。

藤帽斜珠雙耳環,纈錦垂裙赤文臂。

文臂郎君繡面女,並上秋千兩搖曳。

分頭攜手簇遨遊,殷山遝地蠻聲氣。

歌中答意自心知,但許婚家箭為誓。

椎牛擊鼓會金釵,為歡那復知年歲。(37)

這裡說,黎女長到十二至十六歲期間,就要進行紋面、紋肢和紋身。黎家婚期選在農曆八月,每年春季三月三,黎女頭戴着小花笠,插着銀篦還加上山雞的翠色羽毛;男青年挎着竹製的弓箭,色彩鮮豔的花幔繫紮在腰間,手臂上露出各種圖騰的臂紋,戴着藤帽,輕歌婉調,傾心投情。經一段時間的熱戀,男女雙方關係確定。在結婚的前一天,男方派人到女家,唱支定親歌後,就把一枝特製的箭插在女家牆上,表示婚事已定。到結婚那天,男方要殺牛、敲鑼打鼓去迎親。送娘隊伍到郎家後,就要通宵達旦進行“飲福酒”、“逗娘”、“對歌”一系列活動。湯顯祖不深入黎家決寫不出這樣濃鬱的黎族風情圖景。

5) 從“見說臨川港,江珧海月佳。故鄉無此物,名縣古珠厓”(38) 之詩句可知,湯顯祖還到了珠厓 (即三亞,又稱厓州,唐宋時曾在這裡設臨川縣,與湯顯祖故里同名),瞭解到這裡的臨川港產製乾貝的江珧(也叫醋螺),便聯想到自已故鄉沒有這種特產。

6)〈白沙海口出遝磊〉詩告訴我們,湯顯祖遊瓊州後是從海口白沙門渡口出發回到徐聞遝磊港的。“白沙海口”即白沙口,又名神應港,在今海口市南面,明代置守千戶所,稱海口所,屬瓊山縣。這裡是當年出入瓊州最主要的港口。“東望何須萬里沙,南溟初此泛靈槎。不堪衣帶飛寒色,蹴浪兼天吐石花。”(39) 湯顯祖看到白沙門渡口一望無際的沙灘,感到哪裡要到萬里外去尋沙漠啊,這裡不就有了嗎?不親到海口哪能有這種感受?

此行湯顯祖還品嚐了當地群眾贈送的海南特產檳榔,知道它的食用與藥用價值:“徘徊贈珍惜,消此瘴鄉心。”(40) 到了萬寧,參觀了這裡“纖纖閨指真絕奇”的織藤工藝,知道海南“珠崖如囷氣朝昏”的地貌,臨高的“買愁村是莫愁村”(今皇桐鄉美巢村),“半月東來半月西”的潮汛,海南“冬無凍寒”的氣候,正德元年 (1506)在萬州 (今萬寧) 出現了“檳榔寒落凍魚飛”的雪景奇觀等等。湯顯祖若不親臨海南,不可能知道這麼多有關海南的人文史地知識。

四是從“臨川四夢”劇本中能看出湯顯祖到了海南,並將他的見聞提為創作素材,寫入劇本中。此問題下面有專題論述。我這裡僅舉《邯鄲記》一劇,從第二十齣〈死竄〉到第二十五齣〈召還〉的故事發生地點已移到海南。廬生被奸相宇文融構陷,從雲陽市法場死裡逃生,“遠竄廣南崖州鬼門關安置”,實取自唐代賢相李德裕貶崖州司戶參軍的事實。廬生到鬼門關遇到一樵夫告訴他:“州裡多見人說:有大宦趕來,不許他官房住坐,連民房也不許借他。”樵夫可憐他,把他領到自己的“碉房住去”,這是蘇軾貶到儋州後,軍使張中將倫江驛供他居住,章惇派人將蘇軾趕出官舍,儋人黎子雲兄弟等幫蘇軾建造“桄榔庵”一事的推衍。“碉房”是海南黎族人建在樹杪的排欄巢居。“竄居海南煙瘴地方,那裡有個鬼門關”,“地折底走過,瓊、崖、萬、儋。謝你鬼門關口來,相探”,“我魂夢遊海南,把名字碉房嵌”等臺詞,更是明白直寫海南特有的民俗與地理環境。

三、湯顯祖在肇慶遇見的傳教士是誰?湯顯祖離徐聞取道端州(今肇慶)回臨川後再赴任遂昌縣令,在肇慶遇見兩個天主教徒來傳教,並用詩記述了與他們的遇見。詩云:

畫屏天主絳紗籠,碧眼愁胡譯字通。

正似瑞龍看甲錯,香膏原在木心中。

二子西來跡已奇,黃金作使更何疑?

自言天竺原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41)

徐朔方先生在《湯顯祖詩文集》中對這首詩箋註為:“西域兩生指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特􀁯彼得利斯(中文名石方西)神父。”並專門寫了篇〈湯顯祖與利瑪竇〉的考證文章,斷定這“(西域兩生) 一定曾在萬曆二十年 (1592) 春天回到肇慶,而這時正是湯顯祖取道肇慶北歸的時候。由此可見湯顯祖在肇慶遇見的兩位歐洲傳教士正是意大利神父利瑪竇和特􀁯彼得利斯(中文名石方西)。”(42) 我在瀏覽了有關基督教進入中國的一些史料後,對徐先生此說提出了七點疑問。這“七疑”集中到一點,就是萬曆十九年 (1591)湯顯祖遇見的“西域兩生”不是利瑪竇。疑因有二:一是與這時利瑪竇的外觀形象與裝束不符;二是1592年春湯顯祖經過端州時利瑪竇早已遷往韶州,無法遇見。

南京大學思想思史研究中心的特約研究員宋黎明,“自視為 (徐朔方之說的)‘鸚鵡’之一”。他重讀了湯顯祖的這兩首詩後也認識到“1592年春湯顯祖端州逢利瑪竇是一個無法成立的命題”(43)。因而“不滿足於‘學舌’”,“重新考察湯顯祖見面的對象、見面地點和見面的時間”,提出了“他們見面的地點不是端州而是韶州”。然而我要說的是,宋先生煞費苦心製作的“1592年春‘西域兩生’則為利瑪竇和石方西,見面地點為韶州”的命題還是不能成立。因為“萬曆二十年 (1592) 春節,應南雄縣一位名叫葛盛華的商人的邀請,利瑪竇和瞿汝夔一同去南雄訪問,瞿汝夔的妾就住在那兒。葛盛華聽瞿汝夔介紹過利瑪竇所傳播的天主教,對此十分熱心。利瑪竇到南雄後為他洗禮。他成了天主教徒,取教名若瑟,接着到韶州的教堂裡修道一個月。利瑪竇在南雄還吸納了另外六個人入教。”(44) 可見,1592年春呆在南雄的時間至少也有一個月,即使1592年春湯顯祖經韶州想見利瑪竇也見不到了,他已去了南雄。

宋黎明先生還說:“也許因為他(湯顯祖)沒有進城,而僅僅在城外慕名拜訪了利瑪竇。”“拜訪”是主動去探望,而“逢”是不期而會,即未經約定而意外遇見。湯顯祖寫的是“逢”而非“訪”,即是未經約定而意外遇見,而不是主動“慕名拜訪”。不妨設想一下,湯顯祖若是在韶州郊外“慕名拜訪了利瑪竇”,那麼放在韶州教堂裡的“畫屏天主”一定隨着搬過去了,不然湯顯祖怎能寫得出“畫屏天主絳紗籠”這樣的詩句?而宋黎明先生在文中卻說:“‘天主畫屏’不便攜帶,也不宜離開韶州寓所,甚至一般不會離開祭壇。”可接着又說:“湯顯祖祇有在韶州寓所登堂入室,方得一睹‘畫屏天主’。”如此自相矛盾的說法,不知宋黎明先生到底要讓湯顯祖去郊外還是去教堂“慕名拜訪”利瑪竇?更搞不清到底是誰拜訪誰?

我曾指出湯顯祖在肇慶所遇的“西域兩生”有可能就是從印度調來的蘇如漢和羅如望或其他人,宋黎明認為我是“大膽假設”。我可不是“假設”,而是有史料依據的推斷。利瑪竇自己說,1589年8月15日他遷出肇慶後,范禮安神父為了鞏固傳教團, “ 還把兩名葡萄牙教士從印度召來, 在等候潮流變化時,他們就在澳門學習中國語文,這是天賜良機的表現,他們將用於促進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這兩位神父,我們將在較適當的時候提他們的名字。他們經過幾年的準備,成為傳教陣地上勇敢的工作人員。”(45) 這“兩名葡萄牙教士”是誰?我從臺北輔仁大學校長、主教羅光的《利瑪竇傳》中“對號入座”,找到是蘇如漢和羅如望:“9月25日或26日,在澳門的范禮安神父接到報告之後,不僅給建設居留地撥了充足款項,而且從印度召來蘇如漢、羅如望兩名葡萄牙傳教士到澳門,要他們準備去內地傳教。”

“明代閉關自守,外國人進入中國非常困難” 確係事實。那是因為廣東是海防前線,地方政府對進入廣東的外國人雖限制嚴格,但傳教士還是可以往返於澳門與肇慶之間。利瑪竇自己說:“他 (石方西) 的入境既沒有提出申請,也沒有等待批准。他是在當局者每個人都很忙碌的時候到達的,沒有人阻止他的到來。”(46) 這就使蘇如漢和羅如望進入肇慶傳教有了可能。利瑪竇移居韶州後,澳門傳教團不願放棄肇慶這塊基地,不時從澳門派出傳教士,到肇慶作短期的傳教活動,這種可能性很大。那時利瑪竇奉行的是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結交學士名人、進貢“遠西奇器” 的策略, 但來華傳教士內部有的人主張直接到廣場、到大街小巷宣講“福音”,“從高官大員開始而至鄉下的愚夫愚婦,都應

利瑪竇畫像

該勸他們信教”。故我推斷,湯顯祖在肇慶所遇的“ 西域兩生” 可能就是受范禮安神父派遣,像中國的遊方僧似的,背上“絳紗籠”罩的“天主畫屏”的神龕,在肇慶深入到大街小巷進行傳教活動的那兩名耶穌會士。他倆因初入境內,沒有剃鬚斷髮,且中文沒有過關,還要靠翻譯幫他們講述教義,此時北歸的湯顯祖經肇慶與他們邂逅。本無意接受天主教義的湯顯祖,因是路過歇息,閒而無事,出於對洋人和天主教的好奇,便去湊湊熱鬧,看了他們的傳教活動,聽他們宣講教義,並用詩記下這一見聞。這兩人有可能就是“從印度召來蘇如漢、羅如望兩名葡萄牙傳教士”。從詩的內容也看不出他們作過親密交談。然而宋先生一心要讓“湯顯祖與利瑪竇相會”的命題能成立,“端州”不成就改“韶州”,還說“端州和韶州均在廣東境內,一字之差,容易混淆”,是湯顯祖“刊誤或筆誤”,現在由他來“糾正”。這話真令我眼界大開,讓我知道學問還可以這樣做!為了宋先生自己的命題能成立,讓“冠世博學”的湯顯祖去犯一個“手民之誤”,硬把“韶州”寫成“端州”。到底是“端州”還是“韶州”?看來要把湯顯祖挖出來讓他“死而復生”作申辯了,否則祇能是懸案。

我起疑之因本在“ 碧眼愁胡譯字通” 一句。“愁胡”一詞,最常見解釋雖指“發愁的胡人”,然而漢語一字多義、一詞多義是一大特點。漢語中有“愁眉”,指發愁時皺着的眉頭,俗稱愁得眉毛打結。“愁胡”解讀為“西域兩生”長着長而鬈曲的鬍子大概不屬曲解。宋先生文中引王家植的話說“利子者,大西洋國人也,多髯寡言”,說明利瑪竇多鬚不虛。但宋先生解讀“愁胡”一詞時說“‘愁’是一種情緒,可形容胡人而不形容鬍子”,然而“胡人”就是長很多鬍子的人,“鬚”稱之為“鬍子”來歷正在此。《史記·大宛列傳》記載,西域胡人“皆深眼、多鬚髯”。唐‧岑參詩“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也是說胡人碧眼多鬚。我們能看到的利瑪竇畫像不正是多鬚嗎?

據湯顯祖詩所描述,他遇到的“碧眼愁胡”的“西域兩生”,一定是滿嘴長着鬈曲且長的鬍鬚、高鼻、“碧眼”(綠色的眼睛),這與1592年春利瑪竇在韶州的外觀形象不符。因為從1583年9月10日利瑪竇與羅明堅抵達肇慶後,便削髮斷鬚,穿上僧袍,自稱“西僧”進行傳教活動。臺北輔仁大學校長、主教羅光著的《利瑪竇傳》也寫得很明白:“(1582年) 12月18日巴範濟神父和羅明堅神父乘船前往肇慶。[⋯⋯] 羅明堅和巴範濟還接受廣州都司的意見,為了在中國獲得社會地位,把自己的頭和臉剃得精光,穿上袈裟同化成中國僧侶。”(47) 利瑪竇“改穿這種寬袍大袖的儒裝,並得到上級教會允許留長鬚髮”那是“從1594年下半年開始的,1595年5月第一次身穿儒服長鬚長髮出場。同時神父們開始行文人禮,並以‘道人’自稱”。(48)

湯顯祖的貶官與“四夢”創作

貶謫徐聞是湯顯祖人生的轉折。赴嶺南一路勝遊的所見所聞,豐富了他的人生閱歷,震撼了他的心靈,對他的戲劇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田漢先生有詩點出了要旨:“庾嶺歸來筆有神。”

一、大庾府後花園女鬼索魂故事是《牡丹亭》無字之藍本。萬曆十九年(1590)九月,湯顯祖從臨川出發取道大庾翻過庾嶺進入嶺南,赴任徐聞貶所,到達大庾(時為南安府治所在地)在驛站住下,相傳曾向驛承打聽附近有何好景致可作觀賞。驛承告訴他,南安府衙後花園甚好,不妨可前去探勝尋幽。湯顯祖來到府衙後花園,但見不大的林園,小橋流水,臺池掩映,花木扶疏,曲徑通幽,牡丹亭、舒嘯閣、芍藥欄、綠蔭亭、梅花觀錯落其間。正值湯顯祖為園林景色流連忘返之際,祇見東牆角的一棵大梅樹在一片“叮叮噹噹”的砍伐聲中轟然倒下。湯顯祖好不納悶:園中這梅樹多麼難得,為何要砍?遂上前詢問,眾人你一言我一語,道出了一段離奇故事:前任杜太守之女如花似玉,情竇初開,曾在這花園私會情人,遭父怒責,憂鬱成疾,生前將自己美容描下,藏在紫檀匣內,死後太守將愛女葬在這棵梅樹下;從此每當月黑風高夜,這梅樹便會索索發響,有時還會發出“還我魂來!還我魂來!”的呼喚;現任太守不堪夢魘之苦,因而僱工將這棵索魂梅樹砍掉。湯顯祖聽完這一離奇故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以此為題材寫一部傳奇劇的構想在他腦海萌發。當然,這祇是傳說。

對《牡丹亭》一劇的藍本,湯顯祖自己在〈牡丹亭題詞記〉中作了交代:“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為更而演之。”但入清以後,研究“湯學”的學者們不斷有人對《牡丹亭》藍本進行研究和考證。到進入20世紀80年代,文史家譚正壁先生在《玉文堂書目》中發現了《杜麗娘記》書目 (明嘉靖二十年進士晁瑮著),撰文指出“《牡丹亭》也有藍本”,還對〈牡丹亭題詞記〉文中“傳杜太守事者”作出解讀說:“乃是指另外有人寫文章(也許是口頭)傳說杜太守的故事,決非湯氏自己在《牡丹亭》傳奇中傳杜太守的事,而且這傳說必還產生在《牡丹亭》之先。”這個“口頭傳說杜太守的故事”,筆者認為就是萬曆二十六年(1598)秋,湯顯祖經大庾遊南安府後花園,聽到前太守女兒在後花園私會情人,被太守責駡而憂鬱喪命,死後鬼魂發出“還我命來”的傳說故事。這個故事被編成文言小說〈杜麗娘記〉,又被擴編成〈杜麗娘慕色還魂〉。正是這個傳說故事深深打動了湯顯祖,加上他又親自觀遊了南安後花園實景,產生了更演成傳奇戲曲的動因。因此,湯顯祖未言文言小說〈杜麗娘記〉和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而祇言“傳杜太守事者”。

據大餘縣當地學者謝傳梅先生研究,南安府署後花園亭臺樓閣的格局,“大約起建於宋朝,元、明、清直至民國各季,均有修膳”。可見在《牡丹亭》問世前就存在,是先有了傳說故事後有傳奇《牡丹亭》。《牡丹亭》故事發生在南安。第十齣〈驚夢〉,杜麗娘云:“望斷梅關,宿妝殘。”第十六齣〈詰病〉,院公云:“人來大庾嶺,船去鬱孤臺。”第二十二齣〈旅寄〉,柳夢梅云:“我柳夢梅秋風拜別中郎,因循親友辭餞,離船過嶺。[⋯⋯]一天風雪,望見南安。”這裡寫的都是南安風物。南安的見聞是湯顯祖作《牡丹亭》無字之藍本,並非無稽之談。

二、羅浮山的梅花美人傳說激發了《牡丹亭》的創作動因。十月小雪前後湯顯祖到達廣州。抵廣州後,走官道應西行肇慶,過陽江、高州而入雷州半島,但湯顯祖並沒有這樣走,而是繞道去了東莞的羅浮山。“羅浮山”有梅花山之喻,那是因為唐代柳宗元寫了個梅花美人的傳說故事〈趙師雄醉憩梅花下〉,收錄在他的傳奇小說集《龍城錄》中,說的是隋朝開皇年間趙師雄遊羅浮山:一天,寒冷的傍晚時分,趙師雄喝酒喝得半醉半醒之間,停車在松林旁酒店休息。這時,一個淡妝素服美貌女子,出現在師雄的面前。此時地上還有殘雪,他上去和這位女子講話,感到芳香撲面而來,女子的言語極為清麗。他於是敲開酒家門,買酒與她共飲,又有綠衣童子在一旁歡歌助興。不久,師雄酒醉而睡,等到因風寒而凍醒時,東方已白,發現自己正躺在大梅花樹下,樹上有翠鳥在歌唱。月亮已經落下,女子已經不知去向。師雄感到惆悵、遺憾。後世用“羅浮山”比喻梅花,用“梅下開樽”喻人快活逍遙自在。

中國戲曲學院前院長、中國戲曲學會湯顯祖研究分會周育德會長研究了湯顯祖的貶官和《牡丹亭》的關係後認為:湯顯祖的羅浮之遊和《牡丹亭》的關係十分密切。羅浮山朱明洞得到的“梅花須放早,欲夢美人來”的詩興,是《牡丹亭》創作的最早動因。羅浮山的掌故激發了縈繞在湯顯祖腦海中的“梅花美人”的意趣,他決心把這個美好的意境移栽到小說〈杜麗娘慕色還魂〉的男主人公柳夢梅的身上。大庾嶺的梅花,使他聯想到男主人公柳夢梅的名字。遊羅浮而勾起的“梅花美人”之意趣。小說〈杜麗娘慕色還魂〉中的柳夢梅,是四川成都府人,與廣州毫無關係。他之所以喚作“柳夢梅”是“因母夢見食梅而有孕,故此為名”。湯顯祖有了嶺南之遊,在羅浮山又有了梅花美人的聯想,才重新解釋了“柳夢梅”名字的來歷,而且特意把他的出身安排到嶺南。〈尋夢〉一齣杜麗娘的臺詞:“愛煞這晝陰便,再得到羅浮夢邊”,“守的個梅根相見”。可見,“若無湯顯祖的嶺南之旅,《牡丹亭》可能不會進入他的戲曲創作,或者說,《牡丹亭》的最初構思,不是在臨川,也不是在遂昌,而是起於嶺南貶謫之旅。”(49)

三、廣西蔣遵箴脅勢補東床的故實糅進了傳奇《牡丹亭》。登上潿洲島就進入了廣西境地。廣西全州縣有個蔣遵箴,是隆慶二年(1568)進士,做過光祿寺少卿。蔣遵箴任吏部文選郎一職時,“在京喪偶”,聽說兵部侍郎鄭雒的及笄之女十分美貌,蔣遵箴便派人上門送禮提親。鄭雒是北直隸(今河北)安肅縣人,與廣西相隔幾千里,且蔣遵箴年齡太大,樣子也難看,鄒雒便拒絕了蔣的請求。但蔣遵箴手中有權,又知鄭雒一心想得那正空缺的經略職位,於是便對鄭雒脅勢補東床:你把女兒嫁我,我助你當上經略。如此交易,鄭雒權衡後便點頭答應了。不久,蔣遵箴果然利用職權令鄭雒當上了經略。鄭女遠嫁時,鄭妻痛哭責備,他也不禁涕下。鄭女嫁給蔣遵箴後不久便死了。

湯顯祖登潿州島後經合浦到徐聞,在廣西境內聽到這一傳聞,成了他日後寫作《牡丹亭》的素材。有研究者認為,《牡丹亭》中的男主人公柳夢梅,或以蔣遵箴為原型。廣西有個柳州,湯顯祖改其姓氏為柳,籍貫則由廣西換成嶺南。《牡丹亭》中的不少人物和情節暗合時事,如柳夢梅姓名中間一個字有兩個“木”,這是暗指丁丑年(1577)與庚辰年(1580)兩科會試,湯顯祖因拒絕首相張居正拉攏而遭落第。這兩科會試的狀元一個是沈懋學,一個是張居正之子張懋修。這兩人名字中間一個字均帶兩個“木”字,湯顯祖暗以“兩木”寓譏諷。《牡丹亭》中的柳夢梅帶着杜麗娘的畫像找老丈人杜寶,杜寶不認,反誣柳是盜墓賊並吊起鞭打,後柳夢梅中狀元,杜寶仍不認,直到皇帝讓其“進階一品”,這才相認。這是蔣遵箴多次求鄭雒之女而不得,最後以官位相脅迫做了東床附馬。這些不能簡單看作附會之說,清人所著《曲海總目提要》還作了考述。

這些有本與無本的故事與事件構成《牡丹亭》藍本的全貌,湯顯祖“更而演之”為《牡丹亭》。戲曲文獻研究專家、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吳書蔭說得好:“ 湯顯祖如果沒有和當朝權貴的政治鬥爭生涯,沒有遭到貶發嶺南和任遂昌縣令的經歷,即使再有才華,並具備作劇的種種條件,也創作不出‘幾令《西廂》減價’的經典名著《牡丹亭》。”(50)

湯顯祖對徐聞社會與文教事業的深遠影響

湯顯祖當年講學是在縣衙外,“制府司道(隸屬於巡撫的機構)諸公計為一室以居弟”的住所。他和縣令熊敏商議捐出“ 勞餉” “ 構堂一區” 建的正式貴生書院還沒落成便量移遂昌知縣。書院建成後, 又在明清之間雷州半島頻繁的地震中“ 崩廢” 。明清以來歷屆執政都看重貴生書院的價值, 曾聯絡民間作過多次修膳。現存書院是清道光元年(1824) 縣令趙榛和道光三年(1826)知縣王道光暨全縣紳士一起卜地重建的。該書院佔地約三千餘平方米,建築面積達五百二十八平方米。課室從“堂一區”(是沒分小課室的一間廳堂)擴展到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和“治國”總共十二間,還有學田九十六石作為會科經費。從書院尚存的〈院規條碑〉〈五夫子賓興條例芳名錄碑〉〈貴生書院官田碑〉等碑刻文獻,可看出書院教學與管理體制已是相當完善。

當年湯顯祖講學以“君子學道以愛人”為宗旨,宣揚“天地之性人為貴”、“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重”,而徐聞弟子們“以知義仍繇重海內,不獨以才”,還有他那受人崇敬的高潔品格。“義仍為之抉理談修,開發款綮,日津津不厭”,“傳以為聞所未聞”(51),將其高潔品格和文化特性注入個人生命,其效果不僅改變了“輕生好鬥”的陋俗,還對徐聞的文化積澱起了重要作用,豐富了徐聞文化的底蘊,深刻影響了徐聞的文化發展。劉應秋評價書院的興衰關係到道學的弘揚:“義仍文章氣節嚆矢一時,茲且以學術為海隅多士瞽宗,則書院之興頹,吾道明蝕之一關也。”(52) 清代徐聞〈五夫子賓興條例芳名碑〉載:“自明湯義仍先生來徐創書院,而徐蓋知向學,當時沐其教者,掇巍科登仕,文風極盛。”自明洪武初至萬曆十九年的二百二十三年間,僅出舉人十四名;而萬曆十九年到崇禎末年的五十三年,徐聞連年旱災,食不果腹,但因受湯顯祖“貴生”精神的滲透,人人向學,仍出了十三名舉人。書院建成,它和湯顯祖作的〈貴生書院說〉都被載入當時的《廣東通誌》。劉應秋的〈貴生書院記〉也載入《雷州府誌》,足見貴生書院對當時的雷州半島乃至廣東省文化價值的提高與影響。

“崩廢” 於明末清初的貴生書院,之所以能在明末至清道光、咸豐、光緒三朝得到卜地重建與修膳而保存下來,是因為後任地方官吏也認識到貴生書院是一項民心工程,出於對湯顯祖的敬仰與追慕之情,悉皆表示要以先賢為榜樣,要做一個品德高尚、為民辦好事、受民愛戴的好官。

今天,國家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人的文明素質提高,以人為本,“貴生”“尊生”“講和諧”已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徐聞人“輕生好鬥”的陋習亦已成為歷史。然而,在徐聞,若“提起‘貴生’精神,知之者寥寥,通之者渺渺”(53)。面對如此令人尷尬的現象,徐聞縣文教界的精英們自願成立了“徐聞縣貴生學會”,立會宗旨為:
“本着弘揚‘貴生’精神,提倡貴生思想的本義,在開放自由的學術討論中結社辦會,以民間的力量推動地方文化研究,共同打造文化品牌,從而推動當地文化建設。”它的成立,標誌着徐聞的湯顯祖研究從個人愛好到有組織隊伍的常態化。然而歷史名人在一方的影響,不應限於研究其一個學術觀點、一個學術命題,而應該研究前賢在一方的全部活動。對湯顯祖在徐聞的研究,不應劃地為牢,“祇談貴生與徐聞”,而應以湯公作於徐聞的詩文為主要依據,考察其足跡所到之處的深遠影響與他的政治作為。

講“貴生”是個具有普世價值的課題,永遠也不會過時,但湯顯祖對徐聞的貢獻不祇是講學,創辦貴生書院,立貴生說;湯顯祖立“貴生說”講“貴生”講的也是儒家“仁孝”“禮義”範疇的“貴生”。這種“生”不等同於“食色之性”,即“知生之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這種“生”與“仁孝”相結合,納入到了“禮義”規範。湯顯祖說:“孟子恐人止以形色自視其身,乃言此形色即是天性,所宜寶而奉之。知此則思生生者誰。仁孝之人,事天如親,事親如天。故曰:‘事死如生,孝之至也’。”如果一個人沒有“仁孝之心”,“雖有其生,正與亡等”,沒有任何的生存價值。(54) 因此,今天我們要“弘揚‘貴生’精神,提倡貴生思想的本義”,其實質也是要繼承與弘揚中國傳統道德。

貴生書院隨着時代的發展,人們對其價值的認識也在變化,這種變化不是降低了它的固有價值,而是增添了新的價值。徐聞縣教育界先進分子們,站在今天文化教育大背景下看貴生書院,提出了“貴生課堂”這一富有新意的概念,其要義是“讓學生和老師自然生命和社會生命都得到延伸”(55)。這正是對〈貴生說〉“故大人之學,起於知生。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重也”的精神發揮。

考察湯顯祖在徐聞的活動,尚有許多資源有待深入開發研究。湯顯祖到潿洲島曾寫下詩句“為映吳梅福,回看漢孟嘗”,頌揚西漢末年南昌縣尉梅的官德和東漢合浦太守孟嘗的勵精圖治。到合浦後,湯顯祖沒有見到郭廷良,卻瞭解到了萬曆六年廉州知府周宗武為官清廉勤政,任上捐錢建廉州城、興修水利、擴建學府等許多公益事業,因積勞成疾,任上去世,家中一無所有,廉州吏民為他湊錢安葬,其妻則靠人舂米、洗衣養兒度日,“士大夫至今傳其清”。湯顯祖用周的事蹟告誡下屬清正為官。湯顯祖到徐聞上任,表示“萬里炎溟,冰雪自愛”,“宜以政正身,以禮先人”,捐出“勞嚮”辦學,還在代寫的〈為士大夫喻東粵守令文〉中說,身為士大夫,若不能端正自身,如何要求別人端正?身為天子的執法者,就要做個清吏,“清吏之法亦清,濁吏之法亦濁。清吏之法法身,而濁吏之法法人也”;又在代寫的〈為守令喻東粵士大夫子弟文〉中談到,士大夫的言行對自己子弟起着示範作用。士大夫“害鄉閭不德”,他的子弟一定“不懷德”;士大夫濫權越職“行刑”,他的子弟“必不懷刑”。少數士大夫,以他的不法行為影響他的子弟,是在“敗名滅種”,與那些怕子弟受餓,卻把含毒的食品給他吃一樣。因此,“貴生課堂”今天的使命不祇是“讓學生和老師自然生命和社會生命都得到延伸”的“生命課堂”,還要成弘揚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道德文化課堂和進行反腐倡廉教育的廉政文化課堂。這樣的研究既高揚“貴生”精神,又具現實教育意義。

當年湯顯祖離別徐聞時很放心不下,曾深情關切:“海波終日鼓,誰悉貴生情?”然幾經興毀尚存的的貴生書院可作證:徐聞人一直高揚着“貴生”的大旗,傳承着“貴生”精神。徐聞人早已用實際行為作了回答:“海波終日鼓,深悉貴生情。”

關於湯顯祖對徐聞文化的歷史功績,五十多年前中國文化界老前輩、20世紀中國傑出的戲劇家田漢先生用詩表達了由衷的謳歌:

萬里投荒一邑丞,孱軀哪耐瘴雲蒸?

憂時亦有江南夢,講學如傳海上燈。

應見緬茄初長日,曾登唐塔最高層。

貴生書院遺碑在,百代徐聞感義仍!

[2015年5月12日改定]

【註】

(1) http://club.history.sina.com.cn/thread-1967040-1-1.html

(2) 來源:2009年4月21日香港《大公報》。

(3) (6) 來源: 2009年4月21日中國新聞網。

(4) 來源:2007年9月12日 正北方網 〈英國演員質疑莎翁真實身份, 疑莎劇是集體創作〉。

(5) 來源: 2013年4月2日中國日報網。

(7) 錢謙益:〈湯遂昌顯祖傳〉,轉引龔重謨《湯顯祖大傳》附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8) 〈答張起潛先生〉,《湯顯祖全集》卷四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

(9) 《明實錄》第395冊。

(10) (15) 鄒迪光:〈臨川湯先生傳〉,轉引龔重謨《湯顯祖大傳》附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11) 〈寄帥惟審膳部〉,《湯顯祖全集》卷四十四。

(12) 〈辛卯夏謫尉雷陽,歸自南都,痁虐甚。夢如破屋中月光細碎黯淡,覺自身長僅尺,摸索門戶,急不可得。忽家尊一喚,霍然汗醒二首〉,《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13) 〈憑頭灘〉,《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14) 〈度廣南蜆江至長沙口號〉,《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16) 《湯顯祖全集》卷二十三。

(17) 鄒元標:〈湯義謫尉朝陽序〉,轉引自毛效同編《湯顯祖研究資料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頁193。

(18) 〈與汪雲陽〉,《湯顯祖全集》卷四十八。

(19) (36) (38)〈海上雜詠二十首〉,《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20) 《湯顯祖全集》卷三十七。

(21) 〈徐聞留別貴生書院〉,《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22) 〈答管東溟〉,《湯顯祖全集》卷四十四。

(23) 〈答吳四明〉,《湯顯祖全集》卷四十五。

(24) 徐朔方:《湯顯祖評傳》頁79。

(25) 黃芝崗:《湯顯祖編年評傳》頁185。

(26) 〈湯顯祖被貶徐聞典史時間考略〉,《首屆徐聞縣貴生論壇研討會論文集》列印稿,湛江市社科聯、徐聞縣貴生學會,2014年3月8日。

(27) 王小岩:《湯顯祖貶謫徐聞與詩文戲曲創作 》。

(28) 〈寄傅太常〉,《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29) 〈過曲江〉,《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30) 〈定安五勝詩〉,《湯顯祖全集》卷九。

(31) (32) 王弘誨:《南溟奇甸集》。

(33) 〈為守令喻東粵士大夫子弟文〉,《湯顯祖全集》卷三十六。

(34) 〈徐聞泛海歸百尺樓示張明威〉,《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35) 〈瓊人說生黎中先時尚有李贊皇誥軸遺相在,歲一曝之〉。

(37) 〈黎女歌〉,《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39) 〈白沙海口出遝磊〉,《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40) 〈檳榔園〉,《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41) 〈端州逢西域兩生破佛立義,偶成二首〉,《湯顯祖全集》卷十一。

(42) 見徐朔方《論湯顯祖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95。

(43)宋黎明:〈湯顯祖與利瑪竇相會韶州考——重讀〈端州逢西域兩生破佛立義,偶成二首〉〉,《肇慶學院學報》第33卷2012年第3期。

(44) 許海燕:《利瑪竇在中國》,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

(45) (46)《利瑪竇中國劄記》,廣西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71;頁182。

(47) 《利瑪竇傳》第二章,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版。

(48) 馬愛德:〈范禮安——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轉引自澳門《文化雜誌》1999第4期頁51。

(49) 周育德:〈湯顯祖的貶謫之旅與戲曲創作〉,《戲劇藝術》2010年第6期 。

(50) 〈《牡丹亭》不可能成書於萬曆十六年 ——與《〈牡丹亭〉成書年代新考》作者商榷〉,“湯顯祖莎士比亞交流網”,發佈日期:2012年6月13日。

(51) (52)〈貴生書院記〉,《劉大司業集》卷四。

(53) 〈徐聞貴生學會簡章〉列印稿。

(54) 〈為守令喻東粵士大夫子弟文〉,《湯顯祖全集》卷三十六。

(55) 譚科奇:〈“貴生課堂”的理論與實踐〉,《首屆徐聞縣貴生論壇研討會論文集》列印稿,湛江市社科聯、徐聞縣貴生學會,2014年3月8日。

* 龔重謨,江西黎川人,畢業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理論研究班,現為副研究員,供職於海南省屬文化單位;海南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國學院大學特邀研究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主要論著有《湯顯祖大傳》《明代湯顯祖之研究》《湯顯祖研究與輯佚》;主編國家藝術科研重點項目《中國歌謠集成‧海南卷》和《海南歌謠情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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