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文化

博濟醫院醫學教育述論

孔令雲* 譚樹林**

博濟醫院是由美國傳教士在華開設的一家現代化綜合醫院,也是近代中國大陸地區第一家西醫院;它成功開啟了近代教會醫學教育的大門並使其制度化。博濟醫院的醫學教育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博濟醫院的前身 —— 廣州眼科醫局的“師傅帶徒弟”、博濟醫院的“醫學訓練班”以及南華醫學堂。它不僅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西醫生,而且對中國現代醫學教育體系乃至醫療體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19世紀以降,伴隨着醫學傳教士 (MedicalMissionary) 的來華,教會醫療工作迭次展開。為適應教會醫療工作的需求,教會醫學教育應運而生,並迅速得以發展和壯大起來。博濟醫院(Canton Pok Tsai Hospital) 為來華傳教士在內地開設的第一家現代化綜合醫院,也是最早開始醫學教育的西醫院。其醫學教育從博濟醫院的前身—— 廣州眼科醫局 (Canton Ophthalmic Hospital)的“ 師傅帶徒弟” , 經過博濟醫院的 “ 醫學班”(Medical Class),到南華醫學堂,形成了一套規範的醫學教育。它不僅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西醫生,而且對中國現代醫學教育體系乃至醫療體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師傅帶徒弟”:廣州眼科醫局的醫學教育

廣州眼科醫局的建立者是近代第一位來華醫學傳教士伯駕 (Peter Parker, 1804-1888)。伯駕是美國麻塞諸塞州法明罕 (Framingham) 人,出生於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家庭。概因如此,伯駕長大後立志成為一名海外傳教士。1831年9月,伯駕從耶魯大學畢業後,10月即再次入讀耶魯大學神學院,接受神學和醫學的專門訓練。1834年3月,祇讀了兩年醫科的伯駕通過醫學課程的答辯,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 1834年5月,伯駕被按立為牧師。同年6月,美部會接受伯駕的申請,正式任命他為赴中國的醫學傳教士。1834年10月26日,伯駕抵達廣州,在稍作逗留後,旋即離開廣州前往新加坡,在那裡一面學習中文,一面開設一家小型診所。伯駕在新加坡不僅學會了中文,他的診所還在八個月內治療了一千多位病人。(2) 伯駕在新加坡行醫所取得的成功使他大受鼓舞。1835年9月,伯駕從新加坡返回廣州,即決定開設一家類似的診所。經過一段時間考察後,借助於在華英、美商人的捐助,並在中國行商浩官 (Howqua,即伍秉鑒) 的說明下,伯駕租用十三行新豆欄街7號的豐太行的部分房子,在11月4日開設醫局,稱廣州眼科醫局。它是中國近代第一家眼科專科醫院,也是中國最早的西醫醫院,因而被稱為我國“西醫院之鼻祖”(3)。又因為位於十三行新豆欄街,故又稱“新豆欄醫局”,後來又定名為“廣州醫局”(The Canton Hospital)。據說醫局入口處,還懸掛一個中文名字為“博愛醫院”(P’u Ai I Yuan)的牌匾。(4)

然而,眼科醫局開辦之初,由於中國人對其尚抱着懷疑態度,前來就診的人不多,第二天才有一個患青光眼的婦女前來求診。但伯駕“憑着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為他的醫局贏得了朋友”(5)。1838年8月號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上的〈醫院〉一文,對此給予了詳細介紹:

道光十四年 (即1834年——引者註),有醫生名謂伯駕,自北亞墨理加國來,自懷□□慈心,普愛萬民,不可視困危而不持不扶也。始到廣州府,暫往新嘉坡,再返,於十三行內開醫院焉,其宅廣,其房多矣。恃上帝之子耶穌之全能,伏祈恩賜德慧術,知醫雜病矣。如此服藥開方,無不效也。雖晝夜勞苦,然不取人之錢,而白白療症。設使病痼許病人寓醫院。閭閻之人貧乏無錢,悅然供給飲食,待病癒回家矣。自無財帛,各國遠客駐粵貿易並漢貴商一位聯名簽題銀幾千有餘元,致買藥材還賃行之錢。既使病豁然而脫,大有名聲。病人不遠一千里而來,得醫矣。傳說此事者親眼看醫院之士民雲集、擠擁,老幼男女如曦來。莫說廣東各府廳州縣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蘇、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醫矣。儒農官員,各品人等病來愈去矣。(6)

可見,伯駕的醫術確已廣為人知,前來就醫者甚至遠及內陸省份。由於就醫者日漸增多,以致每天清晨二三點鐘,就有人提着燈籠到醫局門前等候,以求在次日能掛上號看病。(7) 但這樣的局面帶來了嚴重問題:伯駕作為美部會派遣來華的專職醫學傳教士,身兼“治療身體,拯救靈魂”的雙重任務。就“治療身體”而言,既要負責為在華美國傳教士提供醫療服務,又要診治前來就診的中國病人的所有疾病。同時還要承擔對異教徒的“靈魂拯救”,即傳教方面的事務。但日益繁重的醫療事務,幾乎使他們無暇傳播福音。於是,這些醫學傳教士便招收華人做學徒,教授他們西醫學知識以擔任醫療助手,中國的西醫學教育就發軔於此。自1837年起,伯駕即在眼科醫局倣傚中醫“師傅帶徒弟”的方式招收華人學徒,首先在臨床中擔任醫療助手,此外伯駕還用英文教授一些醫學專業理論課。伯駕藉此成為第一位培養中國西醫生的外國醫生。(8) 在1838年的報告中,伯駕提到已有三人在他的指導下學習西醫學:

我很高興告訴你們,三位很有培養前途的(中國) 青年,一個十六歲,一個十七歲,一個十九歲,現在已經與醫院建立了聯繫。他們的英語已經達到相當不錯的水準,在配製藥品和處理藥方方面是得力的幫手。年齡最大的一個,是個積極而有責任感的青年,他除了受到培訓以外,每月還可以領到五元的工資。一些眼科的小手術,譬如瞼內翻和翼狀胬肉等,他都已經做得乾淨俐落。他服務已經一年多了。第二個青年的中文程度比其餘兩人高得多。他原打算學文學的,後來他父親去世,使他沒有能力再繼續求學。他受到馬禮遜教育會的部分支持,該社成立於1836年,專為中國青年提供機會,通過西方知識的媒介學習英語和基督教教義。第三個青年有很高的天分,由他父親全力支持,至少要留在醫院五年。(9)

其中年齡“十九歲”者應為關亞杜 (KuanA-to, 1818-1874,即關韜)。據史料記載,關亞杜十九歲時由他的叔父啉呱 (Lam qua,即關喬昌,西人亦稱其為“林官”)介紹,跟隨伯駕學習西醫學。關氏聰敏過人,在伯駕的指導下,很快學會了結膜炎、瞼內翻、白內障、腫瘤、腹腔放液穿刺術等外科手術。1840-1842年,眼科醫局因鴉片戰爭局勢危急而關閉,伯駕更是將幾乎全部時間用以指導關亞杜,使其在西醫眼科及外科技術水準提高很快。伯駕一年後的報告即稱:“我的高年級學生已成功實施二十多例白內障手術,已成功地切除一個重達三磅的瘤子。”( 1 0 )正因如此,伯駕讓關亞杜參與一些重大手術,那些前來廣州眼科醫局就診的眼科及外科病人,像結膜炎、瞼內翻、白內障、腫瘤等多數手術都經關氏之手。1844年4月至9月,伯駕因擔任顧盛(Caleb Cushing) 使團的中文秘書及顧問而離開醫院期間,眼科醫局交由關亞杜經營,病人並不因此而減少。由於關亞杜醫術高超,1856年被清政府授予“五品頂戴軍醫”,委派到福建的清軍中擔任軍醫,成為史籍留名的中國第一個西式軍醫。畢華德 (1891-1966) 甚至認為關亞杜“名譽之隆,反在巴氏之上”(11),“巴氏”即指伯駕。伯駕前後共培養十多位中國西醫學人材。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回憶他在廣州醫院裡見到的中國助手時說:“這些青年人先前都受過良好的中文教育,後來又學會了英文,他們在醫院裡既是醫生的助手,又是翻譯。我耳聞目睹,對他們的造詣和在治病中顯示的才華,大為驚歎。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離開了醫院,在廣東省邊遠地區私人獨立行醫。”(12) 這些最早掌握西方醫學知識的中國助手和醫生,成為“中國醫學業界的先導人”(13)。

然而,正當廣州眼科醫局興旺發展之時,伯駕卻因各種原因導致身體每況愈下,1855年初不得不決定回國休養,這樣就亟需為眼科醫局尋找一位合格的接班人。經過慎重考慮,伯駕選擇了時在廣州的美國醫學傳教士嘉約翰 (JohnGlasgow Kerr, 1824-1901) 執掌眼科醫局。嘉約翰是美國長老會 (Presbyterians) 傳教士,1847年畢業於費城傑弗遜醫學院 (Jefferson MedicalCollege)。因感到中國醫療匱乏,立志到中國行醫傳教。1853年,他向美國長老會總部提出申請獲得允准。1854年5月,嘉約翰抵達廣州,旋即開始行醫傳教工作。1855年5月,伯駕返回美國時,宣佈由嘉約翰接替其廣州眼科醫局的工作。嘉約翰執掌眼科醫局後,醫局業務蒸蒸日上。然而好景不長,1856年10月,中英因為“亞羅號”事件引起第二次鴉片戰爭。憤怒的國人火燒外國人居住的十三行,包括廣州眼科醫局在內的建築被徹底焚燬,所有外國人包括醫學傳教士也一併被趕走。(14) 嘉約翰被迫避禍於澳門,不久即於1857年2月啟程返回美國。翌年10月,嘉約翰重返廣州。幾經周折後,終於在廣州南關增沙街找到了一處房子作為新的醫院所用。他親手進行修繕後,1859年1月新醫院正式開張,定名為“博濟醫院”,以示“效法基督精神,博愛眾人,濟世為懷”之意向。(15) 伴隨着博濟醫院的建立,教會醫學教育亦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醫學班”階段。

 

“醫學班”:博濟醫院嘉約翰的醫學教育

博濟醫院建立後,嘉約翰除行醫傳教外,亦頗重視培訓中國本土醫師。他在1862年的報告中指出:“為青年人提供外科醫學與技術的教育已經被看作醫院目標的重要部分。目前這項工作尚不能達到需要的程度,但學生們獲得的知識已足以使他們在治療許多種疾病時遠遠優於本地醫生,特別是在外科的所有部門。”(16) 起初,嘉約翰也像伯駕那樣採取“師傅帶徒弟”的方式,但是這種學徒式的訓練方法成效不高,培養出來的人數量極少,遠遠滿足不了醫療上的需要。尤其嘉約翰認識到要培養全面瞭解和掌握西醫學的人材,必須從學習西醫基本原理和基礎知識着手。在當時尚不具備條件創建醫學校的情況下,嘉約翰認為可以先建立“醫學班”(medical class),培訓西醫學生。當然,嘉約翰的這一想法很可能源自英國醫學傳教士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合信在1843年掌管香港醫院後,曾向中華醫學傳教會香港分會建議,應儘快發展醫學教育。他認為可以首先組成一個六至十人的醫學班,先向他們講授物理、化學、生物學等課程,然後在醫院實習臨床科目和解剖示範。後來由於各種原因,合信的這一想法最終沒能實現,但卻給了嘉約翰啟發。而且此時建立“醫學班”的條件已基本具備:首先,鑒於建在增沙街的博濟醫院規模很小,1863年嘉約翰正式提出選擇新址籌建新的博濟醫院。此事得到美國南方教會以及中國各界人士支持,很快募集到大量資金。到1866年10月,在仁濟大街 (穀埠) 一棟八十英尺長、四十五英尺寬,包括了一百三十個床位的第一階段的博濟醫院正式完工。翌年又建成兼做可以接納三百人的接診室的禮拜堂和配藥室,1869年又建成醫生宿舍。至1870年,無論硬體建設、軟體管理、醫療體系,還是醫生技術水準,博濟醫院都堪稱完善。其次,黃寬 (1828-1879) 的加盟。黃寬字綽卿,廣東香山人,1840年進入設於澳門的馬禮遜學校學習。1846年,黃寬與該校同學容閎等三人隨校長布朗 (Samuel R. Brown,中文名亦作“鮑留雲”)赴美,進入麻塞諸塞州的孟松學校 (Monson Academy) 學習,開中國人近代留學美國之嚆失。1850年夏從該校畢業後,在香港友人資助下,黃寬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系,經過五年的學習,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畢業後他繼續攻讀病理學、解剖學碩士課程,於1857年取得醫學碩士學位,成為我國第一位西醫碩士,被稱為“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之良外科”(17)。回國後,黃寬先是在香港、後到廣州金利埠仁濟醫院當醫生,在這裡結識了嘉約翰。黃寬經常到博濟醫院協助嘉約翰工作,譬如疑難病的診治、重大手術的實施等。嘉約翰仰慕其醫術高明,便延聘黃寬到博濟醫院工作。1867年4-12月,黃寬作為首位華人院長管理博濟醫院。

黃寬的加入,使嘉約翰感到設立“醫學班”的時機成熟。1866年,嘉約翰在博濟醫院設立了醫學班。他制定了〈醫學教育大綱〉,提出開展西醫教育的目的在於:(1) 為一般民眾造就才幹學識俱全的中國醫生;(2) 造就教會醫院內的醫生;(3) 造就醫學校教員。(18)“醫學班”第一年祇招收了十二名學員,既有來自教會學校的學生,也有開業的中醫生。與之前一邊工作一邊進行醫療技術的學習這種不系統的狀況相比,“醫學班”學生接受的教育趨向於系統、正規。除了少量語言文字的學習外,對學生施以醫學的系統授課 (systematic instruction):除臨床科目外,還要學習基礎科目,由黃寬教授解剖學、生理學及外科學,嘉約翰教藥物學和化學,關韜教授“實踐和中醫學”。(19) 每週一、五在門診學習診治,週二、四在手術室學習割治,週三、六進行課堂講授,理論學習與臨床實踐結合,學生參與醫院日常事務、施藥、手術割治等協助性工作。一般以三年學習時間為限,畢業頒發博濟醫院文憑。但也有學生在入學前即在醫院服務或畢業後留在醫院工作、同時繼續學習的情況。從學校開設的課程與教學情況來看,基本上與當時美國本土的醫學校開設的課程相似,而且嘉約翰明確醫學班為培養醫學人材,教學並無宗教性的內容,在招生方面也未強調教徒的身份。與同時期的差會開辦的普通教育相比,由於醫學教育的職業性特徵,更早體現了世俗化的傾向。但是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在一些與中國傳統醫學迥異的課程方面,還有着巨大的障礙。

醫學班採用漢語教學。嘉約翰認為:“如果祇能用西方語言作為唯一傳播科學的手段,祇能影響小部分掌握外語的人,知識不應祇局限於小範圍人群的需要,而是應該呈現給更多的人,服務於中國現實的生活目的,可以預見到使用漢語的醫學教育將對中國人產生廣泛的影響。教育一名使用漢語的人,要比教育十位使用英語的學生將發揮更現實的作用。”(20) 他對比了香港醫學院與醫學班的不同:“在香港醫院學醫不如在廣州學那麼理想。香港的醫生學問很出名;但是他們講英語,學生最多祇能聽懂三成。而在這裡我們聘請普通的老師,但是他們講的每一句話學生都聽得懂。”(21) 使用漢語教學,首先需要解決教科書問題。在將西方醫學著作編譯為中文方面,合信堪稱先驅。1850-1858年間,合信翻譯出版了《全體新論》、《博物新編》、《新醫略論》、《婦嬰新說》、《內科新說》和《醫學新語》等書,其中《全體新論》作為第一部介紹西方解剖學和生理學的中文書籍,曾引起巨大的反響。1865年經過嘉約翰的請求,合信正式授權嘉約翰使用他所編譯的一系列醫學書籍作為醫學班的教材,初步解決了醫學校中缺乏中文教材的窘境。但合信編譯的大多為介紹性的普及讀物,隨着教學的進一步深入,嘉約翰、賴馬西 (MaryWest Niles, 1854-1933) 及中國助手,大量翻譯了西方新的醫學教材和根據在醫學實踐工作中總結的病例和治療方案編寫的教材,其翻譯和撰寫的相關醫學書籍達三十四種,其中主要的有:1871年出版的《化學初階》(第一、二卷)、《西藥略釋》,1872年出版《化學初階》(第三卷)、《裹紮新編》(1875年修訂後再版)、《花柳指迷》,1873年出版《溺水救生》、《皮膚新篇》、《內科闡微》,1875年出版《化學初階》(第四卷)。它們既有醫學基礎理論,也有根據廣東地區臨床醫療的實踐總結,尤其是在廣東地區常見的眼科、皮膚科、結石等流行性疾病以及兒科等常見病的治療方面。這些都在醫學班的教學中教授,從另一方面反映了當時醫學班在教育上所達到的水準。黃寬在編譯醫學教材方面對嘉約翰幫助極大。莆田人林湘東在為《西醫略釋》撰寫的序中,稱嘉約翰此書完成之後,“不敢自以為是,復敬請大國手黃綽卿先生迭次校勘,而後付諸剞劂”(22)。對中文水準不高的嘉約翰而言,《西醫略釋》需華人助手幫助校釋,其他的想必亦是如此。

醫學班起初祇招收男生。1879年,兩名真光書院 (True Light Seminary) 的成年女學生在徵得嘉約翰的同意後進入醫學班學習。她們從醫學班畢業後,其中一位名為 Leung Sz Nai 的學生被僱為博濟醫院的醫療助手,但不久即因病去世;另一位則在廣州附近的一所鄉村學堂任教,並以所受的醫學教育進行醫療活動。此後,不斷有真光書院學生入醫學班學醫,余美德和謝愛瓊畢業後相繼在博濟醫院工作和自行開設診所,皆成為名醫。(23) 醫學班一直招收女生,1890年時有九名女學生。(24) 19世紀80年代以後,伴隨賴馬西和富瑪麗 (Mary Fulton, 1862-1927) 兩位女醫生的加入,課程設置新增加了婦科學和產科學的內容。學生學習的時間相應增加,課堂學習的時間由每週兩天增加到四天,1890年增加到五天,每天都要授課和問答,週六為試驗課,內容為示範教學、使用顯微鏡和做試驗。學生的人數也逐步增加,由1866年的十二人,增至70年代的二十多人,1886-1896年間的學生多保持在三十多人。

在醫學班就讀的學生中,最著名者當屬孫中山。1886年秋,孫中山懷着“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的理想進入醫學班學習。雖然在這裡祇學習了一年,但在這裡孫中山結識了多位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的仁人志士如鄭士良 (1863-1901)、陳少白等。後來孫中山一再強調自己“肄業於廣州博濟醫院”,並不忘特別說明曾“師從德高望重的嘉約翰醫生學習醫學”。說明醫學班學習的經歷對其後來走向民主革命道路影響有多大。此外,張竹君是醫學班傑出畢業生之一。據馬君武〈女士張竹君傳〉稱:“張竹君者,中國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故為世家。竹君生數歲而患腦筋病,並身覺麻木不仁,其家則送之於其城之博濟醫院,囑美利堅醫士嘉約翰醫之,漸愈。時竹君雖幼稚,已能覺西醫之精妙,絕勝中國疲庭老腐之所謂醫生者,乃發願留博濟醫局學醫。既十三年,而盡通西國內外科之學,得執照焉。”(25) 張竹君從醫學班畢業後,在廣州先後創辦提福、南福醫院。此外,她還在上海創建了數家醫院。她在上海創辦醫院時曾得到江南製造局提調李平書 (1854-1927) 的資助。李平書生於醫業世家,曾創立醫學會,創設中西女子醫學堂、南市上海醫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醫院)。他所以有興趣資助張竹君在上海開設醫院,葢與他的這種身世不無關係。李平書在自傳〈且頑老人七十歲自敍〉中,曾專門記述張竹君早年的求學、行醫過程:“張竹君女士在廣東博濟醫院畢業,在院充醫生二年。”(26) 從此也可看到教會醫院培訓本土醫師作醫療助手之的目的。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她首先發起、組建中國赤十字會及救護隊進行戰地救護,並因此被譽為中國第一個南丁格爾。(27) 她還首開中國婦女登臺演講之風,倡立演說會,“指論時事,慷慨國艱”(28),被譽為“女界之梁啟超”(29)、“中國之女豪傑”(30)。

康廣仁 (1867-1898) 是康有為幼弟,也是醫學班畢業生。他自幼厭惡八股文和科舉應試,反而喜歡讀廣學會和江南製造局翻譯的西書。在讀了合信翻譯的《全體新論》後,對西醫學產生興趣,於是“學醫於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學”(31)。但是康廣仁畢業後並未行醫,1897年在澳門創辦宣傳變法維新思想的《知新報》,闢專欄介紹西洋醫學,同時不斷刊發醫學維新的文章。(32) 因宣傳維新思想,戊戌變法失敗後,康廣仁與譚嗣同等在北京菜市口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據說康廣仁在獄中毫不畏懼,臨刑猶言“中國自強之機在此矣”(33)。從以上諸人後來的行狀,我們說醫學班的醫學教育不僅使他們獲得很高的醫術,而且對他們的思想也起到啟蒙作用,似無不可。

綜上可知,醫學班雖然已進行較為正規的醫學教育,但它祇是“醫學校 (medical school) 的胚芽”(34),而不能稱之為“醫學校”。即使到1880年1月,嘉約翰在年度報告中仍稱“醫學班的授課一直在進行,在讀學生有十九名”( 3 5 ),但是“這個醫學班漸漸具有了一所正規醫科學校的性質,一旦所有分支學科都具備合適的導師,學生的人數也增加了,我們將採用‘廣州醫學院’(theCanton Medical College) 的名稱。”(36)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到1897年醫學班的修業年限由三年延長至四年,進一步向正規化的專業醫學院轉變,但隨着1898年嘉約翰從博濟醫院退休,並於1901年8月在廣州去世,嘉約翰最終也未能實現將醫學班擴建成“醫學院”之願望。

 

南華醫學堂:正規醫學教育的肇始

嘉約翰從博濟醫院退休後,1899年關約翰(John M. Swan, 1860-1919) 接任博濟醫院院長。

 

關約翰是長老會教徒,從小就想學醫,而且對醫學傳教事業抱有濃厚興趣。因此在醫學院畢業後,他向長老會海外傳教委員會 (Presbyterian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提出赴中國的申請獲准,1885年秋偕新婚妻子乘船赴廣州。抵華後住在博濟醫院,除醫療工作外,開始學習中文。1887年被任命為嘉約翰的助手,1895年休假從美國歸來,“繼續在醫院擔任外科醫生並共同負責領導工作”。1897年,中國傳教醫師協會 (China MedicalMissionary Association) 建議“醫院的賬目和總體工作、有關男子部的醫療工作和助手及僱員等本地員工的指導,均應置於關約翰醫生管理和控制之下”( 3 7 )。1899年,嘉約翰辭去博濟醫院院長職務後,關約翰接任。鑒於教會醫院“現時最緊迫的需要之一即是受過良好訓練的中國護士和助手,醫學教育是醫藥傳教士目前最為緊要的工作”(38)。尤其隨着博濟醫院聲譽日隆,生源逐漸增多,學生上課的地方漸顯不夠。史憬然在校就讀時,由於座位不夠,她甚至用手帕鋪地,坐在地上聽講、記筆記。(39) 博濟醫院擴建教學用房、建設醫學院,實屬必要。1902年,關約翰向廣州醫學傳道會 (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提交一份建立醫學院的計劃並得到認可。經費的小部分來自教會,大部分來自廣州各界人士的捐款,共募集資金達三萬美元。(40) 其中 “醫學院的院址和用於創辦醫學院的一萬八千元專項捐款,以及四千五百元用於擴建教堂的錢,幾乎全都是來自中國朋友的特別捐贈”。(41) 最後決定在醫院的右側建造教學樓。教學樓為四層樓房,最頂部為小鐘樓結構的西式建築,內部包括寬敞明亮的課室、實驗室、學生宿舍,可容納七十名同學同時在學。1904年9月建成,取名“南華醫學堂”(South China Medical College),或稱 “博濟醫學堂”。取名“學堂”,也是為了適應當時中國教育發展的形勢。1901年清政府頒佈“興學詔書”,強調“興學育材,為當務之急”,鼓勵全國興辦學堂。1902、1903年又先後頒佈〈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傳統的“書院”紛紛改名為“學堂”。1884年,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在廣州創建的廣雅書院,1902年改名為“廣東省大學堂”(42),教會創辦的格致書院則改名為“嶺南學堂”,真光書院改名為真光中學堂。此時博濟醫院新建立的醫學院,依例使用“學堂”之名,便再自然不過了。此即為南華醫學堂取名的由來。

南華醫學堂開辦時註冊入學的學生有三十六人,教師十一名。名義上是由美國醫生安德遜 (Anton Anderson) 任校長,實際上是由博濟醫院院長關約翰直接管理。教師主要是博濟醫院的醫生包括傳教士醫生和中國醫生,醫學生的實習基地就是博濟醫院。南華醫學堂仍然採取男女生兼收的慣例,與博濟醫院訓練班不同的是:入學學生的年齡無嚴格的限制,而且以中文教學標榜,目的在於吸引更多中國人就讀。因為這時已經具備了中文教學的條件,博濟醫院多年培養的中國醫生已能獨立從事醫療、教學工作。即使外國人醫生不能說流利的中文,也完全能勝任翻譯。低年級學生接受中文或雙語教學,以備在進入高年級後實施英語教學。在課程結構上,既有系統的醫學理論課程,又有臨床實踐課程,教學內容集中於生理、解剖、化學、外科和藥學,在臨床實踐中注重對華南地區流行和常見疾病如眼病、兒科疾病、結石、皮膚病的診治與總結,初步具備了現代醫學院的教學標準。在教學上,首先使用中文教授西醫科學,降低了醫學生就學的門檻,加之首開女生入學的先例,擴展醫學教育的範圍。在學制上,第一次採用了年級教育制度,學制由三至四年,後來延至五年,包括六個月的臨床實習。由低級到高級,循序漸進地進行教學工作,打破早期以師帶徒的傳統教育方式,成規模地為華南地區培養了一大批西醫人材。至1912年,博濟醫學校培養的醫學人材達二百○二人 (包括畢業生和肄業生) (43),遠遠超出同時期的其他西醫學校。遺憾的是,南華醫學堂僅存在了九年。導致其短命的主要原因是,博濟醫院內部的權力鬥爭,導致在任命嘉約翰接班人的環節中出現了問題。嘉約翰原已培養的接班人是老譚約瑟 (Joseph C.Thomson, 1853-1926)。他不僅是博濟醫院出色的外科醫生,而且性格溫和,處事穩重,與院內的美國和中國醫生關係良好。1884-1885年嘉約翰因病放長假回國,曾令老譚約瑟代行博濟醫院院長職務。但是,博濟醫院人事任命權掌握在廣州醫學傳道會會長手中。他為了打擊嘉約翰,在1898年嘉約翰退休時,特意提拔自己的秘書、博濟醫院外科醫生關約翰出任博濟醫院院長。關約翰雖然不失為一位醫術優秀的醫生,誠如威斯鈉 (O.F. Wisner) 醫生所說,“他是一位認真負責的、有能力的內科醫生,也是一位技巧嫺熟的外科醫生”(44),但他性格急躁,缺乏寬容與忍耐,尤其是無法善待原在博濟醫院工作的美國與中國醫生群體。結果,導致博濟醫院的外國醫先後辭職,中國醫生也隨之而去。南華醫學堂的教師本來都是由博濟醫院的醫生出任,學校缺乏教師,管理又陷入混亂。加上主持南華醫學堂的安德遜醫生病重回國,情況更加混亂。本來博濟醫院素有教學傳統,又有歷年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應有條件逃過學潮。然而由於廣州醫學傳道會會長任用非人,導致學潮爆發。1908年廣州私立光華醫學校成立後,十多名南華醫學堂學生離開南華醫學堂,轉入光華醫學校學習。1912年南華醫學堂最後在中外教師集體辭職、學生罷課聲中宣告結束。(45)

綜上可知,博濟醫院的醫學教育經歷了“師傅帶徒弟”、“醫學班”和“南華醫學堂”三個階段。然而,目前國內大多數醫學史論著均認為嘉約翰1866年即在博濟醫院設立醫學校。之所以會出現這一誤說,很可能源自孫中山。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曾說自己“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46)。按孫中山在博濟醫院讀書的時間是1886-1887年,此時其就讀的實為“醫學班”,學生畢業頒發的是博濟醫院文憑。據專門研究孫中山醫學學歷的陸丹林先生考證,博濟醫院從無“醫學校”之稱。他與民國時期尚健在、出身於博濟醫院的名醫池耀 廷、張允文、梁培基、張竹君、謝愛瓊等穰熟,他們的畢業文憑都是博濟醫院而非博濟醫校頒發的。(47) 當然,不少論著認為博濟醫院1879年開辦博濟醫學校之說,同樣與史實不符。

總之,從最開始萌芽階段培訓助手、到後來正規醫學校的建立,中國的西醫學教育邁出了艱難而且重要的第一步。博濟醫院醫學教育的發展,正是中國近代西醫學從無到有、從開端到發展歷程的寫照。在這一過程中,醫學傳教士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色。可以說,他們是我國近代西醫學教育的開創者,教會醫院及其附屬醫學堂是我國近代西醫教育的搖籃,為我國培養出了第一批西方醫學的專業人材。他們在掌握了西醫學知識後,不僅給傳教士的醫療事業很大幫助,有的甚至獨立行醫,擴大了西醫學在中國的影響。正如醫學史家陳邦賢所指出的:“各醫院之功績不獨為人治癒疾病,減小死亡率,而訓練甚多中國助手,翻譯西國醫學書籍為漢文,傳佈西國醫學知識於中國,其功亦不小也。”(48) 不僅如此,醫學傳教為中國從傳統醫學向現代新醫學的嬗變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正是這股新鮮血液,使中國傳統醫學乃至整個中國社會開始了它的現代化進程。誠如著名學者林治平所說:“站在中國現代化這一角度,評估基督教的關聯與影響,無論在19世紀早期以至後世明朗可見的成就,當必優先想到西方醫學的輸入,教會醫生在華的貢獻,中國醫療主體的嬗變,醫學教育制度的建立,西醫診所醫院的擴展,中國西醫醫生的輩出。”(49)

【註】

(1)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3, p. 19.

 

(2) 馬伯英等:《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 —— 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上海:文匯出版社,1993年,頁330。

 

(3) 黃雯:〈孫逸仙博士醫學院成立史略〉,《孫逸仙博士醫學院月刊》,創刊號 (1938年7月),頁38。

 

(4) Edward H. Hume, “Peter Parker and the Introduction ofAnesthesia into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and Allied Science, Vol. 1, No. 4 (1946), p. 671.

 

(5) George H. Danton, 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States and China: the Earliest Sino-American CultureContacts 1784-18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1931, p. 45.

 

(6) 愛漢者等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404-406。

 

(7)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 the Point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1835-1935,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5, p. 41.

 

(8) (10)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China, p. 150.

 

(9) [美] 嘉惠霖、鍾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58。

 

(11) 畢華德:〈我國西醫眼科之起源及現狀〉,《中華醫學雜誌》第16卷第5期 (1930年)。

 

(12)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Hurstand Blackett, 1861, p. 140.

 

(13) 《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第162頁,轉引自劉聖宜、宋德華《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頁60。

 

(14) Charles C. Selden, “The Life of John G. Kerr, Forty-ThreeYears Superintenden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ChineseMedical Journal, April, 1935, pp. 366-376.

 

(15) [美] 魏斐德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頁191。

 

(16) [美] 嘉惠霖、鍾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75。

 

(17) 容閎:《西學東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8。

 

(18) 陳明齋:〈中國百年來新醫學之進展及其近狀〉,《新中華》第2卷第9期 (1934年5月),頁31。

 

(19) Wu Lien-The ed., 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

 

(1912-1932), Shanghai: the Mercury Press, 1933,p. 383.

 

(20) John Glasgow Kerr, “Opening of the Hong Kong Collegeof Medicine for Chinese,”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Journal, December 1887, p. 297.

 

(21) [美] 嘉惠霖、鍾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90-191。

 

(22) 嘉約翰:《西醫略釋》,廣州:博濟醫局光緒十三年

 

(1887) 重刊,頁1。

 

(23) Martha Noyes, 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 ve Years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New York: FlemingH. Revell Company, 1919, pp. 85-86.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真光中學,1972年,頁54。

 

(24)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 the Point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1835-1935,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5, p. 180.

 

(25) 轉引自莫世祥編《馬君武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

 

(26) 轉引自《廣東文史資料》第34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65。

 

(27) 劉澤生:〈晚清廣州博濟醫院的傑出學生〉,《中華醫史雜誌》,1999年第3期。

 

(28) (30) 轉引自莫世祥編《馬君武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頁480。

 

(29)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7。

 

(31) 梁啟超:〈康廣仁傳〉,載陳偉良主編《梁啟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頁466。

 

(32) 廖育群:《岐黃醫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66。

 

(33) [清]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四十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2728。

 

(34) (35)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Hospital, 1835-1935, pp. 175-176; p. 178.

 

(36) (37) [美] 嘉惠霖、鍾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79;頁203。

 

(38)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0, p. 211, p. 227.

 

(39) 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一輯 (增訂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636。

 

(40)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and the South ChinaMedical College for the year 1909, p. 16.

 

(41) [美] 嘉惠霖、鍾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04。

 

(42) 荔灣區教育局編誌組:《廣州市荔灣區教育志1840-1990》

 

(內部資料),1993年,頁2。

 

(43) (44) [美] 嘉惠霖、鍾斯著,沈正邦譯《博濟醫院百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86-293;頁199。

 

(45)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ton Hospital for the Year 1916, p. 73.

 

(46) 孫文:《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頁63。

 

(47) 榮孟源、章伯鋒:《近代稗海》 第一輯 (增訂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519。

 

(48)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頁190。

 

(49)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4年,頁391。

* 孔令雲,哲學博士,現為南京資訊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翻譯文學、科技史研究。

* * 譚樹林,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近現代國際關係史、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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