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選集

五邑僑史文獻中的澳門資料
略論澳門在五邑僑鄉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黃柏軍*

有着“中國第一僑鄉”美譽的五邑僑鄉是廣東省地級市江門市的別稱。這個稱呼包含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主要體現今江門市所轄的四市三區 (即蓬江區、江海區、新會區、臺山市、開平市、恩平市、鶴山市),總人口約四百萬。“五邑”這一名稱是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其演革軌跡為:“五邑”的前身是“四邑”;改革開放以前,“四邑”指的是新會(含江門)、開平、臺山、恩平;改革開放之後實施地方區域調整,作為地級市的江門市在管理上述四縣的同時監管鶴山市,所以為了稱呼上的便利,“四邑”一詞改為“五邑”。這就是僑史研究上“四邑”與“五邑”兩個稱謂的變遷和來歷。(1)

無論“四邑”還是“五邑”,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江門五邑和澳門特區之關係非常密切,來往非常頻繁,堪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為甚麼如今在澳門定居和生活的江門五邑人如此之眾?為甚麼在澳門的江門五邑籍聯誼公益社團如此龐大?這要追溯到澳門近代在五邑僑鄉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翻閱江門五邑近代以來的華僑史料文獻,我們發現很多江門五邑先僑出洋前後關於“從五邑僑史文獻中的澳門資料略論澳門在五邑僑鄉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澳門出發走出國門”的記載。這些活生生的文字記載,扎實地證明了澳門是江門五邑華僑早期出洋出國的重要中轉站。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為甚麼近百年來江門五邑和澳門有如此密切的關係。

澳門與江門五邑一衣帶水唇齒相依

五邑位於廣東省珠江三角洲西南邊陲,瀕臨南海,毗鄰香港、澳門。五邑和澳門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五邑中的臺山市海岸碼頭距離澳門四十八海里,距離香港八十七海里。

臺山市是著名海岸僑鄉。她的大陸海岸線長二百九十三公里,沿岸有廣海灣、鎮海灣以及崖門口三大海灣。臺山南部沿海有上川、下川等大小島嶼九十五個,島岸線長達三百五十五公里。這些天然的地理位置優勢,大大方便了臺山人乃至五邑人進行海外交往和出洋謀生。由於五邑地理位置的開放優勢,促成了外來文化外來勢力的輸入和登陸。

眾所周知,澳門是葡萄牙殖民者以“租借”為名侵佔的。但是鮮為人知的是,在葡萄牙侵略者眼中,澳門並非是他們進入中國的首選之地,其實當年他們最早看中的登陸地點是五邑地區的上下川島。

查臺山僑史資料,臺山原屬新會縣,明代孝宗弘治十二年 (1456),明朝廷從新會縣拆地重新成立新寧縣 (臺山縣前身)。由於該縣屬地海岸線長,島嶼眾多,新成立的臺山縣很快遇到了外來勢力、外來文化尋求登陸的挑戰。

明朝武宗正德十一年 (1516),葡萄牙航海商人經過明朝政府的准許,登陸留居在新寧縣川島(即今臺山境內的川山群島,主要島嶼是上川島和下川島)。於是新寧川島成為葡萄牙航海者來華初期在遠東的商業貿易基地,他們還在該島嶼上建設教堂和橋樑。(2)

1517年 (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有四條貿易商船於新寧川島靠岸登陸。葡萄牙商人設立貿易市場,與新寧縣當地百姓做買賣,彼此交換銅器、銀器、絲綢、陶瓷、茶葉等物品。

五年之後的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葡萄牙人悍然入侵新寧縣廣海鎮甫草灣。明朝海軍指揮何榮、百戶王應恩率領官兵出海抵禦,結果一番激戰,生擒葡萄牙軍隊將領別都盧等四十二人,擊斃敵兵三十五人,繳獲其艦船兩隻。

有明一代,葡萄牙航海者年復一年謀求從五邑沿海登陸,進一步瞭解和探索中國貿易市場。

這個時期也曾有過公平交易的和平相處,但是中葡雙方最後還是不歡而散,個中原因眾說紛紜。

臺山近代詩人余覲光 (1878-1957) 曾考察過臺山上下川島葡萄牙商人明代貿易市場遺址。他對於葡萄牙人與當地百姓最終交惡成仇原因有這樣的分析:

明正德時,葡人匪地難德,由印度臥亞市航海來探中國海岸,登陸臺山上川島,陳貨與土人貿易,為歐人來中國互市之開始。

後因其弟兇暴,為土人厭惡,市況衰落,乃移於澳門。

 

余覲光還賦詩〈三洲訪葡人互市遺址〉以紀其史事:

西風何處入中華?莽莽三洲望眼賒。

 

疑幻波光成蜃市,再尋煙址是漁家。

 

天開東土千年鑰,地接南溟萬里槎。

 

他日師移濠鏡築,海門無阻浪如花。(3)

 

歷史就是這樣的陰差陽錯,葡萄牙人最終看好的上川島交易集市兵敗麥城不了了之,後來移師澳門這一“風水寶地”,才成就了葡萄牙人在中國後來的登陸歷史。但是如果說,余覲光先生的觀點就是葡萄牙人捨去川島移師澳門的唯一證據的話,我們認為這還是一家之言,欠缺說服力。因為如果余先生此說成立,就無法解釋更後期的明嘉靖年間,明朝軍隊和葡萄牙入侵者在新寧海面展開的侵略與反侵略的戰鬥。

我們認為,葡萄牙人登陸和佔據中國的地點由臺山上川島轉移到澳門,有個案的影響也有地點選擇的考慮, 更重要的是大環境( 明政府政策) 的制約, “ 甫草灣之戰” 就是最好的證明。由於明政府的武力干預,葡萄牙侵略者在入侵失利的情況下,當然選擇“避其鋒芒”,另尋登陸根據地,最後於明朝嘉靖十四年 (1535年) 入踞澳門。所以,正確的理解,葡萄牙人捨上川島移師澳門的原因非不為,是不能為,不敢為也。

但是無論怎樣,中國、葡萄牙,上下川島、澳門,由於上述地理位置、歷史淵源的關係而深深交織在一起。再到晚清鴉片戰爭之後的五邑百姓經過澳門出洋,就是主動或者被動的勞動力輸出和大規模涉外移民遷徙。數百年間的侵略與反侵略,登陸與輸出,被動接受與主動吸納,反映着歷史和社會的急劇變遷,其中因果關係耐人尋味、引人深思。.

五邑先僑自主自發經澳門往外洋謀生

由於五邑瀕臨南海,靠近澳門,五邑人為了謀求出路,浪跡外洋,首選的中轉站就是澳門。在鴉片戰爭以前,五邑人通過澳門主要前往南洋尋求生存之路。

澳門的緬甸歸僑許均銓先生在他的〈臺山人在緬甸〉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葡萄牙人在明朝嘉靖十四年 (1535) 入居澳門後,臨近的臺山有不少人是從澳門乘船到馬來亞的檳城,再到緬甸的丹老市、毛淡棉市,最後到達仰光市。

這段描述是可信的。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五邑人就有出洋的記錄,但是這個過程是自主的、自發的。臺山市第一位華僑曹阿志就屬於自發出洋的。他的海外經歷可資證明,他從澳門離開國門浪跡天涯。

曹阿志,臺山市端芬鎮那泰村人,生於清朝乾隆四十七年 (1782)。他少年時候在家鄉讀過幾年書,後來因為家庭衰落,流落澳門,做小販,後來得到一位朋友的介紹,被一英國商船錄取為傭工。他隨英國商船出洋工作一年,又流落到新加坡當木匠,後來遷居馬來西亞的檳城。他熟悉土人語言,富於革命性,曾經參與海外反清革命活動。

清朝嘉慶二十四年,英國人萊佛士率兵船侵略檳城,曹阿志因為熟悉當地情況,被英軍徵召上船。後來英國船隻開進新加坡港,曹阿志被用作先鋒登陸,嚇走土人,奪取了炮臺,首先把一面英國旗樹立在炮臺所在山頂。接着,他又跟隨英國使者與柔佛國王談判,以西班牙幣五千元租借新加坡給東印度公司做商港。這時,新加坡島民不過數千之眾,其中有不少中國僑民,以農業為主。由於曹阿志在華人中德高望重,由他領導當地的臺山籍華僑,建立起同鄉會 —— 寧陽會館。會館成立的時間是清朝道光二年 (1922) 五月二十六日。也是這一年,新加坡華僑領袖曹阿志逝世,終年四十歲。(4)

臺山市第一位有名有姓並留下事蹟的海外華僑就是以澳門為起點離開國門、走向南洋的。其時的澳門,交通便利,風氣開放,相信像曹阿志這樣利用澳門作為中轉站自發出國 (主要是南洋)的五邑人不在少數。當然,這個時期相比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五邑出現的國際移民高峰潮,無論數量、規模、影響,後者均超越前者。

所謂“僑鄉”的打造和形成也主要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

澳門與五邑先僑的“賣豬仔”血淚史

有專家論證,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五邑人海外移民的方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過去以南洋地區為主變成以美洲地區為主,還有大洋洲、歐洲等國家,廣泛分佈世界五大洲的格局基本形成。(5)

而五邑人大規模移民美國和美洲,主要是因為美國和加拿大的金礦發現以及太平洋大鐵路的修建。這些工程需要大量勞動力,而美國、加拿大的本國勞動力遠遠無法滿足用工需要,故此資本家就把眼光投射到中國來。

由於利益的驅動,英國人以香港、葡萄牙人以澳門為基地,進行掠奪和拐賣華人的罪惡勾當。為了讓當地百姓更加容易相信和上當,這些“豬仔館”老闆還在五邑各地物色和培訓爪牙和二級代理人,具體洽談和尋找勞工由他們負責。這些代理人每成功介紹一個勞工,可拿賞錢,百姓稱他們為“豬仔頭”。

這些“豬仔頭”領命之後,為了一點蠅頭小利,不惜矇騙親朋出賣同鄉。他們遍佈臨近四鄉,誘騙鄉民,從水、陸兩路把鄉民帶到澳門,賣給“豬仔館”。鄉民一旦進入澳門“豬仔館”馬上失去人身自由,成為任人魚肉的“豬仔”。

《五邑華人華僑史》和《廣東臺山華僑史》等文獻收錄了晚清九位五邑籍 (主要是恩平、新會、臺山等三縣)先僑來到澳門,進入“豬仔館”,被販賣到外國做廉價勞工的血淚史:

( 其一) 鄭阿安供:年四十歲,廣東恩平縣人。在家作手藝的。咸豐二年被人騙到澳門做工,我就同他到澳門,入豬仔館打合同一張,洋二元[原文如此,疑“洋”後掉“錢”字],未見到西洋官。十一月開船。到夏灣拿[即古巴哈瓦那]賣到科壟屬下糖寮,待我極兇酷。

 

(其二)文長泰供:年三十九歲,廣東新會縣人。在家讀書,我來時才十九歲,被人拐去江門,搭小船到澳門,見洋官,給合同一張,洋錢一元。咸豐三年十二月開船,到夏灣拿賣到糖寮。

 

(其三)梁阿照供:年六十八歲,廣東新會縣人。我在前山開香舖,有向來共買賣的高阿苗說去上海作生意辦貨,我也想去上海買貨,他又約我去遊玩,我帶了幾百銀子,同他到澳門街落船,我怕錯上豬仔船,他說一定是上海船。不料上船就是豬仔船,高阿苗轉眼即不見,我明白被騙了,真是想不到。

 

(其四)崔安供:年三十六歲,廣東新會縣人。向來做紙生意,有鄰人溫阿珍對我及表親八人說,到澳門可覓工做,不料帶我入虜那哈豬仔館,關住三日,逼我去打合同,並無銀給,我得有衣服一套下船,於咸豐五年十月開行。

 

(其五)梁阿英供:年四十一歲,廣東新會縣人。在家耕田,因父母死了,無生意作,遇見人叫我到新加坡打工,就到澳門,帶入豬仔行。立合同,未見過西洋官。我不想來,豬仔頭共給我洋錢一元半。咸豐六年二月到夏灣拿。

 

(其六):梁阿壬供:年三十六歲,廣東新寧縣人。在家剃頭生理。我有個同姓兄弟,叫我到澳門做工,到了澳門入白麻行,住了一月,我不欲出洋,不能由我做主。咸豐八年(1858)正月,立合同一紙,洋錢一元,西洋官問過,我說不願,他說下船再說。後來下船即開,不能上岸。

 

(其七)林阿龍供:年六十五歲,廣東新寧縣人。在家內做外科醫生。咸豐八年正月,有人叫我到澳門醫病,就被拐進豬仔館。我是向來未見過洋行的,我進出不知道怎樣,也未見過西洋官,到船上即開。

 

(其八):黃阿滿供:年五十六歲,廣東新寧縣人,我在家裡山上種田,被人拐到澳門,共八個人,給合同一張,無錢。同治二年十二月,下船即開。

 

(其九):劉阿松供狀劉阿松供:年三十四歲,廣東新寧縣人。我是做水手的。同治四年(1865) 正月,我到澳門,有朋友請我喝酒,我喝醉了,帶我上豬仔船,上船即開。到夏灣拿(即古巴哈瓦那)賣到糖寮。

 

上述九篇關於“賣豬仔”的華工供詞,透露出這樣一些共同的特點:他們被拐騙時候,均是中青年勞力,符合外國資本家的用工需要;他們都是在澳門被裝載下船賣到外國去的;他們原本在家鄉都有正當職業,不情願出國當勞工,是被強行挾持和威迫出洋的;儘管澳門“豬仔館”和“豬仔頭”如此猖獗,澳門葡萄牙當局充當幫兇幕後操縱,清朝政府不聞不問、裝聾作啞無所作為,包括五邑籍華工在內的無數“豬仔華工”投訴無門水深火熱。

根據專家考證,晚清以來,在五邑地區,這種通過澳門販賣人口的“豬仔”掠奪慘案,始於道光末年,盛於咸豐、同治 (具體是1851-1874年),直到光緒、民國初年,這種違反人道、違反最基本人權的罪惡活動一直在繼續。(6)

這些“豬仔華工”的命運是悲慘的,不說到外國後的非人生活,單單是坐着“大眼雞”帆船穿越重洋,因窄小的艙位、惡劣的飲食,再加上瘟疫疾病得不到及時醫療,運輸途中華工的死亡比例高得驚人。廣東《嶺南文史》雜誌1984年第一期有文章記載:

1859年10月,由澳門開往古巴的佛洛拉坦普爾號船,中途遇上特大風暴觸礁沉沒,八百五十個華工全部死亡。

當時“豬仔華工”的悲慘遭遇可見一斑。在這期間,五邑先僑關於澳門的記憶和敍述,形成了早期五邑僑史文獻資料,每一頁、每行字、每句話、每一個出洋故事,幾乎都銘刻着一個決定他們人生命運軌跡的歷史名詞:澳門。

 

澳門是四邑“土客械鬥”戰亂中人口販賣的中轉站

清朝的咸豐、同治期間,是五邑人出洋謀生的高峰期,也是澳門“豬仔館”向外國販賣人口的最高峰。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是國外資本家空前高漲的用工需要,“豬仔館”與“豬仔頭”以澳門為基地,進入五邑地區坑蒙拐騙;一是這個時期五邑地區發生了持續十四年的民間戰爭,即清咸豐四年至同治六年 (1854-1867) 的地區性大規模土客械鬥。

有專家估計,這場十四年的土客械鬥,直接導致五邑地區數萬人被充作“豬仔”賣往外國。查閱有關僑史文獻,此十四年間,澳門又成為這場戰爭中最大的人口販賣的中轉站。

所謂“土客”,土是土著、土人;客是客家、客籍。在廣東省境內,梅縣、興寧、大埔、五華、惠陽等地區比較集中。五邑地區的臺山、恩平、開平、高明、鶴山和陽江、陽春也有相當數量的客家人。(7)

晚清咸豐年間,土人與客家人在日常相處中不可避免地產生摩擦與糾紛,投訴到官府,但是當地官員多數偏袒土人,客家人於是心生怨恨。客家人為了自保,開始設局買槍,招兵買馬,要報復土人。而在這危急時刻,清朝官員沒有及時做好疏通和平息,任由事態惡化,土人也被迫興建軍事設施,實行自衛。於是,綿延十四年的“土客械鬥”終於爆發。

根據史料記載,土客械鬥最早爆發於五邑地區的鶴山縣,後來逐步蔓延至開平、恩平、臺山三縣。當時五邑的五個縣有四個縣已經被捲入和波及,祇有新會縣暫保平安。十四年的土客械鬥又數臺山縣最為慘烈,土客雙方戰鬥之強悍、死人之多,均為歷史上所罕見。

土客械鬥中造成無數平民百姓為保生命經澳門遠走外國尋求出路,一方軍隊俘擄了敵方戰鬥人員馬上販賣給澳門豬仔館充當豬仔,這樣的記載在五邑僑史文獻中比比皆是。

劉重民先生《廣海史話瑣記》有這樣的描述:

為了逃避兵災之禍,(五邑地區)不少人逃離鄉土,到別處求生,或者港澳,或者南洋,或者陽江或者其他別縣。那些躲避不及而不幸被俘虜者,年紀大的不論男女,家庭富裕者,便派款贖人,以充軍餉。如果是青壯男子,則與人販子溝通,出賣當“豬仔”,以作軍餉來源。專門從事人販營生的人,人們稱之為“豬仔頭”。他們與澳門的招工館互相勾結,在(臺山)上川島外停泊一輪船。從土客雙方以賤價或者軍械交換來的被擄者,便悉數送往輪船,由那些葡萄牙鬼運到國外當勞工。那些“豬仔”被迫到異國他鄉當勞役,是十死八九的,能倖存者也祇寥寥罷了。正是:禍亂頻年無安土,何時盼得桃源夢。

的確,被賣到澳門豬仔館的青壯年可謂才出虎穴又進狼窩,開始了一段血淚交織的死亡之旅。有關資料記載:澳門豬仔館裡的打手脅迫那些準備赴拉丁美洲的華工,一旦在預先強制簽訂的“招工合同”上按了手印,就立即被“以辮相連,接成一串,牽往囚室 (招工館)”,以等待“豬仔屯船”的起航日期。“招工館”一般都是些骯髒不堪的水柵,其條件十分惡劣。隨着招工人數越來越多,中國東南沿海港口“招工館”到處可見,1870年僅澳門一地就有三百家之多。

“豬仔”進入“招工館”,老闆就按人頭給人販子酬金,最初每個“豬仔”給銀圓三元,後來漲到平均八至十元,個別時高達一百元。然後,豬仔往往被剝光衣服,赤身露體,並且在他們的胸部打上或烙上C (古巴)、P (秘魯) 的字樣或S (散得維齒群島),先給他們一點食物以充饑,一套衣服以遮蔽身體,一二元錢以交付他們的家屬。航期一到,華工們就被驅趕到“豬仔屯船”上。由於殖民主義者貪得無厭,船上總是超載,船艙裡擁擠不堪,每人至多佔有二平方英尺的面積。華工無法平臥,祇得屈膝而坐,夜則交股而眠。船艙內通風設備極差,飲食條件惡劣,華工們不時發生嘔吐、罹患疾病。由於缺乏醫療條件,死亡事故不斷發生。亡故者就像牲口一樣,被隨時拋入大海。華工稍有反抗,就會遭到捆綁和殘酷拷打,或被戴上手銬、腳鐐。由於受到種種非人折磨、虐待,華工在航程中死亡率很高,其中有的竟高達50%以上。

《廣東臺山華僑史》一書收錄了“土客械鬥”中作為戰亂中的俘虜,被戰勝一方當做“豬仔”由澳門豬仔館賣到古巴的兩名廉價勞工的口述資料。他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佐證了土客械鬥中販賣人口的罪惡行徑:

(其一)朱甲先供:年四十一歲,廣東新寧縣人。我是客家,耕田為業,被本地人欺負,把我拿出賣與大西洋人,是澳門豬仔館,逼我畫合同,給我一套衣服,咸豐七年 (1857) 二月開船。

 

(其二)葉伴鳳供:年三十歲,廣東新寧縣人。同治二年 (1863) 十月,因為地方亂,有豬仔頭騙我說出洋做工,見西洋官,立合同,給銀八元,十二月開船。

 

這兩位五邑先僑的供狀,僅僅是十四年戰亂大背景下數萬“豬仔”中的個別心聲。械鬥中被掠奪的五邑農村婦女,則被運往澳門淪為娼妓。《李冠蓬詩集》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臺山東坑陳某之女,經已許配鄰鄉,尚未迎娶。因客民(客家人)破村被擄,賣於澳門為娼妓。

《赤溪縣誌》記載:

為土人所擄獲者,於殺戮外,選擇其年輕男子,載出澳門,賣往南美洲秘魯、古巴等國做勞役,名曰賣豬仔。是時客民流離無依,自到澳門賣身到外洋做工,得資以救濟親屬者,亦不乏人。計被擄與自賣者,為數約二三萬人。能積資回(赤)溪創立家室者,俗稱豬仔客返鄉,然亦祇有百中之一二而已。

查閱《赤溪縣誌》,有名有姓的客家人因為土客械鬥被賣豬仔出洋者計有:吳丁良、吳仁康、江明威、黃德和、曾戊、李甲、李觀福、吳夥、謝開宏等。這些人當時或者避往南洋,或者被販賣到澳國,並老死他鄉,致使其年輕妻子或童養媳為其守節。

考證地方僑史文獻記載,根據不完全統計,十四年間竟然有高達二、三萬的客家人在戰亂中被俘擄充當豬仔賣到外國去。這個資料還僅僅是客家人一方的戰俘資料,還沒有加上土著人戰俘的資料,所以整體土客雙方的戰俘“豬仔”數量是相當驚人的。

 

廣東五邑大學梅偉強副教授評述道:

(土客械鬥) 這是鴉片戰爭之後造成臺山地區出洋人數最多的重要事件之一,其影響十分深遠。 (8)

臺山地方史專家陳中美也認為:

經過十二年的土客械鬥,新寧(臺山)縣生產力受到很大的破壞,導致大量的田園荒蕪,大量的居民外流。這是後來新寧成為華僑之鄉的主要原因之一。(9)

僑鄉臺山的情況是這樣,五邑地區中鶴山、開平、恩平等其它各縣的情況也大同小異。這些地區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晚清的咸豐、同治年間,由於土客械鬥,通過澳門向外國被迫輸送大量勞動人口。這些被迫出國的豬仔就是五邑地區早期的華僑,五邑僑鄉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向僑鄉轉型,僑鄉特徵初具規模。

近代五邑華僑題材詩文作品中的“澳門印象”

五邑華僑題材是本地學術、文藝研究一個很大的寶礦。近代以來,很多文人墨客創作了很多高水準的詩詞和文章。五邑華僑題材詩文作品感情豐富,材料詳實,讀之令人慨歎。

筆者發現,由於研究華僑出洋與賣豬仔的關係,澳門是一個避不開的歷史名詞,所以五邑地區很多以華僑出洋為題材的詩文,均書寫了近代澳門與五邑的關係。

一、新會籍華僑李承訓的〈豬仔訴〉李承訓早年被賣豬仔出洋,至清朝同治十三年 (1847) 九月十一日。陳蘭彬委員 ( 後為清廷首任駐美公使)、稅司馬福臣、吳秉人致總理衙門的〈古巴華工事務各節〉中記載了許多五邑籍華工的呈辭。其中,華工李承訓以五律長詩的形式,記載了自己被矇騙到澳門豬仔館之後賣到外國當勞工的遭遇,堪稱早期華工親身經歷親筆撰寫的為數不多的僑史文學作品,值得一讀:

竊我幼家貧,謹承父嚴訓。

 

行年十八歲,舌耕江門鎮。

 

壬申歲父疫,五月之中旬,

 

求施於鄉黨,得錢三千文,

 

叩謝乎閭里,歸家議葬親。

 

因喪而失館,家無粒粟貧,

 

願往親友處,覓枝以棲身。

 

路遇梁阿高,小澤鄉中民,

 

舊識談往事,復假問寒溫。

 

云澳一艇戶,其家頗稱殷,

 

修金壹拾圓,邀我為西賓。

 

我信以為然,隨到澳門津。

 

伊指一洋船,云即我東人,

 

乃用小艇往,半海露情真。

 

云往呂宋國,我初不願聞,

 

伊出鐵利器,不從定喪身。

 

念家存老母,妻兒女成群,

 

迫得乃從權,泣歎生不辰。

 

到此古巴島,與奴隸為鄰,

 

工夫苦異常,牛犬勝十分。

 

惜短杆拙筆,難盡錄由根,

 

萬望發慈悲,早救我輩人。

 

旋邦見母子,萬代共沾恩。

 

所訴盡實情,無半點虛陳。

那時候,出洋者多數文化水準比較低,甚至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像李承訓這樣當過教師、精通文墨、能寫詩詞的華工實屬鳳毛麟角。我們也感謝李承訓,他以親身經歷為經緯,以傳統中華詩詞的形式,記錄自身悲慘遭遇。該詩可謂發自肺腑、一氣呵成、聲聲怨訴、句句血淚,令人讀了為之同情墮淚。

二、鶴山籍詩人易其彬的〈賣豬歎〉清朝咸豐、同治年間的販賣豬仔風氣猖獗到城鄉談“豬”色變人人自危的地步。道光年間貢生、鶴山籍著名詩人易其彬的一曲〈賣豬歎〉(10) 形象地唱出了“豬仔”被騙賣的經歷和給家人造成的經濟、心理等方面的危害,因而在僑鄉廣為流傳至今:

朝亦聞賣豬,暮亦聞賣豬,

 

朋友忽相值,輒云慎防虞,

 

出門久不歸,惶惶尋路衢。

 

 

番兒竟何為,買人以豬呼,

 

奸民貪其金,掠買將人愚:

 

“紅毛寶藏國,金山跨珠湖,

 

去時為陳勝,歸來為陶朱,

 

肥甘足汝口,輕暖足汝軀。

 

 

”貧民聞輒喜,爭從番兒組,

 

或有不受欺,白刃來相驅,

 

一登番兒船,入笠難逃逋。

 

 

汝行執行事,汝去托何區?

 

傳聞鄉異詞,骨肉知何如?

 

雖不知何如,總然鮮安居,

 

不勝番兒役,鞭撲無完膚。

 

天風何慘慘,雲雨常載塗。

 

父母不可喚,兄弟隔海隅。

 

此生有歸期,敢怨衣食無?

 

死為凍死鬼,猶得依吾廬。

 

 

良民自涕泣,奸民自歡娛,

 

一身曳紈彀,妻孥綴瓊琚,

 

每食必玉饌,每飲必芳醐,

 

日吸西洋坭,夜宴珠江妹,

 

一擲輕萬錢,千金獲須臾。

 

君莫嗔奸民,奸民如虎豹,

 

虎豹亦可惜,大吏誠寬舒,

 

豈無捕以獻?倏忽歸其間。

 

 

道途逢老翁,菜色霜鬢鬚,

 

繞膝諸孩孫,垢面啼呱呱。

 

前歲方失母,父今為番奴,

 

我老已苦此,何能攜眾雛?

 

言有同鄉歸,十載離鸞孤,

 

溯自高曾來,仃伶寡友于。

 

一子碩果存,寶之如常珠,

 

昨日喜成人,今日供罹罩。

 

剩有新娶婦,含啼對阿姑,

 

我聽老翁言,不答徒嘻籲,

 

聞道祇今年,賣豬十萬餘。

 

詩中易其彬寫道,單單是一年時間,豬仔頭就從五邑地區拐騙豬仔華工十萬多人販賣到外國。考諸有關史料,這個數字未免有所誇大,但是被販賣的華工用“數以萬計”來形容是不過份的。

 

易其彬先生的〈賣豬歎〉是晚清那個“人不如豬”的亂世時代的真實寫照,也反映了五邑人對人口非法販賣罪惡行徑的抨擊和控訴。

 

三、臺山民歌〈旅途述懷〉再看僑史專家劉重民先生搜集於臺山市廣海鎮的一首民歌體七言詩〈旅途述懷〉(木魚) (11) ——

 

國弱家貧災難多,惟求生路苦奔波。

 

傳聞番邦有活路,揖別親人淚滂沱。

 

澳門雖然景色好,畢竟還是眼中梭。

 

蝸坐船中如豬仔,粗食無水受折磨。

 

船主巡邏監管甚,面目猙獰似惡魔。

 

浪惡顛簸常嘔吐,百日航程淒苦多。

 

身在囹圄歎命苦,自怨自歎奈誰何?

 

踏上番邦見天日,形容枯槁似瘦騾。

 

他鄉異域苦伶仃,方知所聞是傳訛。

 

寄人籬下何日了,前景茫茫怎收科?

 

百般忍受苦中苦,拚搏生存莫蹉跎。

 

有朝雲開見明月,回唐歡聚會嬌娥。

這首木魚民歌形式的〈旅途述懷〉,反映了大多數五邑先僑出洋前後的所思所想和所見所聞,情感活動的刻畫尤其細膩傳神。我特別欣賞她開端的四句:“國弱家貧災難多,惟求生路苦奔波。傳聞番邦有活路,揖別親人淚滂沱。”我們的華僑先輩為甚麼要背井離鄉、遠走異國?為甚麼要含辛茹苦、做牛做馬?祇因為我們自己的國家積貧積弱、戰火連年、天災人禍、民不聊生,我們的先輩才被迫離開家庭、離開親人前往外國尋求生路。

大量真實感人的華僑史料文獻深刻地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國家落後,就要挨打;國家貧弱,百姓遭殃;國富民強、政治清明、社會發展、安定繁榮,我們中國人才能過上安樂的日子。

五邑早期華僑文獻資料,展示的是一部血淚史,一部苦難史;同時也是一部光榮史,更是一部奮鬥史。她蘊涵的歷史啟迪是深刻的、深遠的,注定將成為後來者瞭解五邑僑鄉歷史的最厚重的鄉土教材,值得我們好好珍藏和銘記,好好繼承下來、發揚光大。

澳門在五邑僑鄉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由於近代以來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政治特區特點,令她得以成為江門五邑正常或者非正常海外移民路線的中轉站。大量的五邑先僑經過澳門出洋,也由此和澳門發生了緊密的聯繫。今天我們考察一下近代以來澳門與五邑兩地的歷史文化淵源,發現兩者的發展變遷有着諸多的交融和重疊:

首先,澳門人口中,江門五邑人最多。江門五邑人大規模留居澳門,主要是晚清咸豐、同治年間, 由於五邑地區天災人禍, 民不聊生, 很多人來到澳門尋找活路, 或者經澳門出洋,或者滯留澳門,而早期留居澳門的五邑籍鄉親由此成為五邑人在澳門的開拓者和引路人。根據不完全統計,今天定居澳門的五邑人達十萬之眾,五邑是擁有旅居澳門鄉親最多的地區之一。尋找移居澳門的源頭,還是離不開五邑僑史的源頭。

其次,澳門五邑鄉親社團的精神特質,與世界各地五邑僑團同出一源、一脈相承。今天的澳門各類社團眾多,有三千多個,五邑社團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數量龐大、分佈廣泛、基層基礎牢固。澳門五邑鄉親社團中有同鄉會、工商會、慈善會、宗親會、校友會,但是無論甚麼種類、甚麼性質的社團,都有一個共同的精神特質:愛國愛澳愛鄉、聯繫鄉親、敦睦鄉誼、互助互愛、共謀福利,支援和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這與世界各地的五邑社團的精神特質是一樣的。為甚麼兩者的精神特質會一樣?因為她們擁有相同的歷史淵源和歷史傳統,令她們形成了相同的精神特質。

最後,近百年來,澳門五邑社團和江門五邑保持着密切的、情同骨肉血濃於水的聯繫。近代以來,海外的華僑為了服務桑梓振興家鄉,通過澳門這個海內外溝通的“中轉站”引進了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帶回了建設資金和各種技術手段,在涉及江門五邑地區的工業、農業、商業、教育等各領域深刻地改變著家鄉的落後面貌。其後的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建設乃至改革開放等各個歷史時期,澳門在五邑家鄉與海外僑胞的聯繫互動中都起到巨大的拉動、推動作用。

澳門社團愛國愛鄉的精神特質以及其對五邑地區的重大貢獻,我們從澳門江門同鄉會的發展概況可以有深刻的、感性的瞭解和認識。

 

澳門江門同鄉會於2002年7月成立,創會會長為全國政協委員、著名企業家蕭德雄先生,歷任會長為陳傑恒先生、梁伯進先生。該會的宗旨是促進在澳門的江門五邑鄉親愛國愛澳愛鄉、聯繫鄉親、敦睦鄉誼、互助互愛、共謀福利,支持和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支持澳門、江門的經濟建設,為兩地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該會與家鄉聯繫密切,對支持江門五邑建設,興辦公益事業十分熱心。目前在澳門登記的大小社團超過三千個,澳門江門同鄉會由當初的幾百人發展至如今的三點四萬人,成為澳門最大的社團。回首同鄉會多年來的發展,澳門江門同鄉會會長陳傑恒表示:

同鄉會在澳門回歸祖國的大好形勢下成立,是居澳眾多江門五邑鄉親近百年夢寐以求的願望。作為澳門最大的社團,澳門江門同鄉會是澳門五邑籍社團的傑出代表,也是澳門眾多社團的縮影,它在特區政府與澳門百姓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樑,為政府排憂,為會員解難。

我們發現,從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五邑鄉親組建的眾多社會團體主動轉換角色,以主人翁的姿態關心澳門事務,積極參政議政,成為澳人治澳的牢固社會基礎。多年來,“一國兩制”在澳門得到成功實施,澳門經濟得到快速發展,這是五邑鄉親踴躍參加活動的根本原因。但是更重要的、不容忽視的是,龐大的定居澳門的五邑籍鄉親,有着相同的遷移歷史,有着共同的精神文化淵源,熱愛祖國熱愛家鄉是他們共同的“家訓”,祇要瞭解到這一點,就可以深入、真實、全面地瞭解這個“愛國群體”的歷史和現狀。

在澳門,其他的五邑籍社團和澳門江門同鄉會一樣,一直以來均利用自身優勢,為澳門特區的發展獻計出力,也為江門五邑社會、經濟建設發展貢獻力量。江門與澳門一衣帶水,定居澳門的江門籍鄉親有十多萬人,人材輩出,精英雲集。澳門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司司長張國華等均祖籍江門五邑;在澳門新一屆立法會的議員中,就有崔世昌、崔世平、張立群、麥瑞權、鄭安庭等祖籍江門五邑的鄉賢。他們愛國愛鄉,致力於推動江澳兩地各個領域間的合作。他們是所有澳門五邑籍鄉親的代表和縮影。

【註】

(1) 詳見《江門概況2014》, 江門市人民政府辦公室編,2015年編印。

 

(2) 梅偉強、關澤峰著《廣東臺山華僑史》,中國華僑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頁3。

 

(3) 陳中美編著《臺山舊詩集》,臺山華僑書社1989年內部編印,頁 152。

 

(4) 陳中美編著《臺山人物志》,臺山華僑書社1988年內部編印,頁39。

 

(5) 梅偉強、關澤峰著《廣東臺山華僑史》,中國華僑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頁33。

 

(6) 梅偉強、關澤峰著《廣東臺山華僑史》,中國華僑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頁51。

 

(7) 劉重民編《廣海史話瑣記》(增訂本),1992年內部編印,頁22。

 

(8) 梅偉強、關澤峰著《廣東臺山華僑史》,中國華僑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頁47。

 

(9) 陳中美編著《臺山故事》,臺山華僑書社1987年內部編印,頁22。

 

(10) 張國雄、劉興邦、張運華、歐濟霖著《五邑文化源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頁162。

 

(11) 劉重民著《華僑世家》,中國鄉鎮年鑒社1999年12月第一版,頁39。

* 黃柏軍,廣東新會崖門鎮人,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會員、江門市華僑歷史學會副秘書長、《五邑僑史》副主編、江門市政

協文史資料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江門五邑地方歷史、華僑史、梁啟超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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