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文化

耶穌會聖母崇拜及其在藝術中的倡導

張蓓蓓*

對聖母瑪利亞的崇拜在早期基督教會中已經出現,中世紀中後期盛行於歐洲,16世紀反宗教改革運動時被羅馬教會重申。耶穌會是反宗教改革運動中羅馬教會的中堅。面對宗教改革後大部分新教教派對聖母崇拜異口同聲的否定態度,耶穌會秉承中世紀以來天主教的傳統,貫徹特蘭托大公會議的決議,極力宣導聖母禮敬,其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體現了這一特點。並且,在本會的視覺藝術如教堂建築、繪畫以及雕刻之中多有表現;耶穌會士們還將聖母崇拜及其藝術帶到該會在非洲、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傳教區,與當地的文化傳統融會貫通,成為16-17世紀獨特的宗教文化匯流現象。本文擬從三個方面就耶穌會的聖母崇拜以及藝術形式加以論述:一、羅耀拉與聖母崇拜;二、耶穌會神學家和領袖對聖母崇拜的提倡;三、耶穌會在藝術中對聖母的禮敬。

羅耀拉與聖母崇拜

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 羅耀拉 ( IgnatiusLoyola, 1491-1556) 的聖母崇拜在他整個宗教及靈修生活中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他的靈修著作中含有豐富的資料,呈現出他生命中的聖母體驗。(1) 以至於有人說:“羅耀拉把自己變成了替聖母瑪利亞効勞的騎士,對聖母瑪利亞的崇拜成為他篤信宗教的基礎,並由他傳給了耶穌會。”(2)

正因為如此,在有關羅耀拉的中英文書籍中都會提及聖母對他的影響 (3),甚至還有學者做了專題研究 (4)。從中可以看到,羅耀拉的聖母崇拜貫穿了他個人的宗教生涯。

羅耀拉出生於15世紀末,當時的歐洲處於戰爭、瘟疫的威脅之中,社會局勢急劇動盪。“在15世紀的後幾十年中,中歐似乎被極度的恐懼所籠罩。一些國家不斷遭受鼠疫的侵害;前所未聞的新疫病加重了人民的恐懼。土耳其入侵的告急警報經常出現在他們眼前。德國數以百計的教區都在正午敲響鐘聲,召喚教區居民一起祈禱阻止土耳其人的進襲,[⋯⋯] 它使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不祥的預言容易為人輕信,占星家僭取了高位,握有前所未有的離奇權力。輕信的人民歡迎各種各樣的啟示和有關奇異徵兆的佈告。”(5) 同時,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方興未艾,伊比利亞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開始了波瀾壯闊的地理大發現航海活動,一個嶄新的世界展現在歐洲人的面前。

有學者認為,正是在這種複雜的社會條件下,產生了15世紀後半葉的基督教宗教信仰的復興。( 6 ) 加之羅馬教會在特蘭托大公會議上的提倡,一直延續到16世紀的前半葉。這個復興運動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鼓勵教徒去香火最盛的聖地朝聖。此種朝聖運動被認為帶有向上帝贖罪(補贖) 的性質。其中也包括對於聖母瑪利亞的朝聖和敬拜:例如在德意志境內,人們在“1489年前往朝拜阿爾特延的‘穿黑衣的聖母瑪利亞’;1499年前往朝拜格里門塔爾的聖母瑪利亞畫像;1519年前往朝拜雷根斯堡美麗的聖母瑪利亞”。(7)

顯然,朝拜聖母是一種突出的風氣。因此,不論羅耀拉多年後是否皈依天主教,是否創立耶穌會,在他的生活中是離不開時人聖母崇拜之風的影響的。

在今天的羅耀拉家族的城堡中,有二十六座表現他一生重大事件的立體景觀模型,參觀者幾乎立刻就會被其中表現的羅耀拉對聖母的虔誠情感所打動。(8)

有關羅耀拉的聖母經驗和崇拜,從他決心皈依到生命的終結,大體上集中在如下事件中:

一、羅耀拉負傷休養期間看耶穌傳時,用紅墨水寫基督的言談,以藍墨水寫聖母的談話,表示他對聖母已相當注意,並細心地把耶穌和聖母連在一起。(9)

二、羅耀拉曾經“清晰地看見了聖母和聖嬰耶穌的像”。並且 “他由此神見獲得了極大的安慰,致使他對過去的整個生活 —— 特別是肉慾的事 —— 如此厭惡,好像由他的靈魂將以前所有的一切印象全剔除淨盡了”。(10)

三、羅耀拉未皈依之前,有做一名苦修士的傾向。一旦身體有了力量,他便開始行動,走上了尋找天主的道路。他遇見一位穆斯林,穆斯林對聖母雖也很尊敬,但是對她的童貞並不相信,羅耀拉與那人在這點上起了爭辯。那人離去後,羅耀拉為了捍衛聖母的榮譽,認為必須殺死他替聖母雪恥才對。這件事使羅耀拉心煩意亂,無所適從,於是“他把韁繩搭在騾子的頸上,任騾由韁地讓它走向路的岔口;倘若那騾子走上去農村的路,他便尋找那個穆斯林,給他一匕首;倘它遵循大路而不走上去農村的路,他便讓那事過去算了”(11)。

四、1522年2月,羅耀拉離開家鄉去往耶路撒冷朝聖,途經西班牙著名的聖母朝聖地蒙特塞拉特 (Montserrat) 山上的聖本篤會修道院,他向一名叫做查農 (Jean Chanon) 的法國本篤會修士回顧了自己的前半生,並作了一次總的懺悔。這位懺悔神師給了一本當時人們經常使用的懺悔手冊。耶穌會歷史學家達瑪塞斯 (Cándido deDalmases, S. J.) 認為,此書很可能就是1500年在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出版的由本篤會修道士改革家加西亞 (García Jiménez) 編著的《靈修生活的訓練》(Exercise for the Spiritual Life, Ejercitatoriode la vida espiritual)。在3月25日聖母領報瞻禮日前的整夜,羅耀拉脫下華麗的長袍,穿上樸素的朝聖服,點着燈,跪在著名的黑聖母聖像前作守夜祈禱,並將寶劍掛在聖母像前,象徵自己的奉獻。(12)

五、在羅耀拉的《心靈日記》中,有許多他向天主聖三和聖母祈禱並在神秘經驗中體驗到聖母臨在的記述。如他在二月十五日記載:“去舉行彌撒,開始唸經文時看見相似聖母的形像。”二月十五日的日記中記載說:“在彌撒前、彌撒中及彌撒後,清楚看見聖母在天父前轉禱,因而使我在向父、子祈禱及在成聖體時,不能不感到並看到她,似乎她是我靈魂上所有恩寵的一部分,或恩寵之門。在成聖體時,她顯出她的身體也在她聖子的身體內。”他說這是一種“非筆墨所能描繪的巨大光明”。(13)

六、羅耀拉在曼雷薩城 (Manresa) 整理他的靈修筆記,初步開始寫作《神操》(SpiritualExercise),以後,他不斷地擴充這本著作 (14)。在《神操》中,聖母佔有重要的地位。舉例來說,在第一天的靈修提示中,緊接着“天主聖三”以後,就提到天使加百列拜訪瑪利亞的事蹟;在同一天的靈修提示中,在談到“天主聖三”俯視芸芸眾生以後,再次談到瑪利亞和她問候天使,並要求默想者深思“天使和聖母的行動:天使奉行其被派遣的任務,聖母謙虛自己”。在《神操》以後的章節中,聖母一再出現。(15)

羅耀拉在皈依路上所經歷的聖母體驗,按照天主教內人士的看法,“是按照進步的路線進行的,從聖母在我們得救的角色的模糊觀念,進到清晰健全的觀點,將聖母視為在基督奧跡中間的轉禱者”。而聖母轉禱者的身份,又成為理解耶穌會修行、崇拜、藝術等行為活動的關鍵。

耶穌會神學家和領袖對聖母崇拜的提倡

如果說羅耀拉在成立耶穌會之前對聖母的崇拜,是出於當時社會宗教風氣的影響和個人的虔敬,那麼在耶穌會成立之後,聖母崇拜就成為耶穌會的集體行為和對抗新教的手段之一。

在“因信稱義”、“唯有聖經”的原則下,聖母崇拜、聖人崇拜遭到以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人為代表的新教領導人的反對。天主教聖母學被認為是褻瀆和迷信,在新教控制的地區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他們將羅馬天主教徒崇拜聖母描述成瑪利亞主義 (Marianism)。新教領導者指責天主教所推崇的所謂聖母轉求、聖母中保(Mediatrix) 等沒有聖經支持。他們強調,祈禱的對象應該是上帝,而不應是人—— 瑪利亞。

在這種情形之下,羅馬天主教會則針鋒相對,在特蘭特大公會議上確定了聖母崇拜的合理性,而耶穌會竭盡全力提倡各種形式的聖母崇拜。該會諸位總會長和神學家們均著書立說,在神學上捍衛各端聖母敬拜的教條,並建立數量眾多的聖母崇拜團體。

1577年,耶穌會神學家彼得•卡尼修斯 (St.Peter Canisius, 1521-1597) (16) 的五卷本《聖母瑪利亞,無與倫比的神之母》(De Maria VergineIncomparabili, et Dei Genetrice sacrosancta, OpusMarianum) 在英戈爾施塔特 (Ingolstadt) 出版。這五卷書非常詳細地描述了天主教聖母學的基礎,並為被新教所攻擊的那些信仰辯護。(17) 卡尼修斯認為,新教徒將聖母瑪利亞稱為“基督的母親”而非“天主的母親”,此種觀點與古代的聶斯脫里派異端是非常相似的,歷次大公會議都譴責了這些異端的觀點;加爾文的反聖像主義以及拜占庭的反聖像主義在本質上都違背了教會的習俗和傳統。聖母應該受到禮敬,“聖母聖像是合乎教會習俗的,也是被古老的教會所尊敬的,有時它們是會行神機的”。“為甚麼不盡可能美麗地裝飾聖母瑪利亞 (聖像),不讓她的瞻仰者認識她作為天主地母親的尊貴?”(18)

天主教會認為,這套書是關於聖母敬禮最好的護教論。( 1 9 ) 卡尼修斯還提出“應用聖母學”(applied Mariology),在天主教地區普遍流行。他提倡在聖母頌中加入“聖母瑪利亞,天主之母,祈為我等罪人禱 (Holy Mary, Mother ofGod, pray for us sinners)”。這句話第一次出現在他1555年出版的教理問答中,十一年後即1566年列入《特蘭托大公會議教理問答》(Catechismof the Council of Trent) 中。卡尼修斯的著作代表了16世紀羅馬教會對於瑪利亞崇拜闡述的最好的神學成就之一。在卡尼修斯看來,雖然有很多道路可以通向基督耶穌,而崇拜聖母瑪利亞是最好的方式。(20)

西班牙耶穌會士神學家蘇亞雷茲 (Franciscode Suarez, 1548-1617) (21) 在其《論耶穌一生的奧跡》一書中,提及聖母的無染原罪、聖母陞天以及普世之母的信理,並朝着一套完整而獨立的聖母學發展。耶穌會士與樞機主教羅伯特•貝拉明(St. Roberto Francesco Romolo Bellarmino, 1542-1621) (22) 也是維護聖母信理的重要人士,他著《又聖母經》來攻斥新教徒。(23)

耶穌會士普拉西多 (Nigido Placido, 1570-1650) 於1602年在巴勒莫 (Palermo) 出版《聖母論大全》(Summa Mariologiae) 一書,這是聖母論(Mariology) 一詞在歷史上首次出現。(24)

除了撰寫聖母崇拜的書籍之外,耶穌會士還在各地組建聖母崇拜團體。比利時耶穌會士若望􀁯樂尼 (John Leunis, 1532-1584) 於1563年左右在耶穌會羅馬學院創立聖母會 (Sodality of OurLady or Marian Congregation, confraternity)。在學生、工人以及職業團體中推動聖母敬禮,其目的是特別恭敬聖母並以言行讚揚聖母。(25) 無論耶穌會建立學院還是傳教,聖母會都很快在各個地方成立。在葡萄牙,聖母會的成員們到鄉村各地宣講,抨擊公眾生活中的各種不道德的現象,把是否能夠爭取到國王和主教的支持作為他們是否成功的標誌。(26) 在歐洲天主教會控制的大城市,但凡耶穌會士已經站穩腳跟的地方,他們建立了多達二十個不同的善會團體。而這些善會團體通常與耶穌會居集地和教堂相連,會員都是耶穌會的在俗信徒,多至幾十萬,其作用如同中世紀方濟各會的“第三會”。而聖母會是耶穌會各類善會團體中最重要的一個。(27)

1574年,雅各布􀁯雷姆 (Jakob Rem, 1546-1618) 在迪林根 (Dillingen) (28) 創辦了德意志第一個聖母會。聖母聖會專注於年輕男子的教育和道德發展,每週的聚會上提供了一個論壇,進行公共禱告、討論、懺悔以及慈善活動等。(29) 1577年,在卡尼修斯的建議下,在德意志的南部巴伐利亞英戈爾斯塔特的耶穌會大學也成立了聖母聖會,並迅速蓬勃發展。在德意志,見習修士被要求每天背誦聖母祈禱書。

 

耶穌會歷任總會長也一直重申對於聖母的崇拜。早在1557年以前,第三任總會長博尓吉亞(Francis Borjia, 1565-1572年在任) (30) 就做出一系列的指示要點,要求會士按照玫瑰經的內容進行默想,且非常樂意見到青年學生們戴着玫瑰經唸珠並唸誦玫瑰經。(31) 1584年,耶穌會第五任總會長阿奎維瓦(Claudio Acquaviva, 1581-1615年在任) (32) 指定聖母為所有那種大多數人員為見習修士的耶穌會團體的守護神,“當加入一個團體,新成員發誓:聖母瑪利亞神之母,我 [⋯⋯] 今天選擇您為夫人和情人,保護人和支持者,我會全心奉行,永不離棄。永不說、不做有損您榮譽的言行。因此我懇求您,摯愛的聖母,請讓我做你永遠的僕人,在我所有的行動中幫助我,不要拋棄我,直至死亡來臨。”(33)

年輕的學生和修士就是未來的耶穌會士,肩負傳教使命,“是播灑信仰種籽的農夫”。聖母崇拜將經由他們傳往世界各地。歷史事實也證明,耶穌會士們在世界各地的傳教活動中,亦像在歐洲本土一樣,不遺餘力地宣揚聖母崇拜。

耶穌會在藝術中對聖母的禮敬

耶穌會士自建立修會起就將藝術作為其重要的靈修和傳教手段。他們除了著書立說闡發有關聖母的信理、建立聖母善會團體、傳播聖母崇拜的宗教觀念之外,在藝術中對於聖母的推崇也是不遺餘力的。耶穌會士們動用各種視覺藝術手段,諸如壁畫、油畫、版畫以及雕刻等,創作各種聖母藝術形像,突出對聖母的禮敬。

在天主教傳統中,禮敬聖像,包括耶穌基督、聖徒和聖母聖像,是通過聖像將敬仰之情獻給聖像所代表的原型。在宗教改革時代,由於天主教與新教文化上的截然不同,關鍵是對《聖經》完全不同的詮釋,有關聖像問題的分歧最終演變為新教的反偶像運動。

路德、加爾文以及慈運理均對反對偶像崇拜一事發表過文章。1525年,慈運理在〈對於瓦倫丁􀁯康帕爾的回答〉(An Answer to ValentinCompar) 一文中表明,所有表現上帝、耶穌和聖徒的畫像和十字架,統屬於神像。而聖經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都禁止偶像崇拜。他認為教堂是做得最為過火的地方,所以必須摘除或銷毀教堂中的畫像。即使是懸掛上帝畫像,也是對戒律的違背,因為它會馬上取代上帝而被人敬奉。(34)

1525年路德撰文〈在形象和聖體上反對那些天上的先知〉(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 inthe Matter of Images and Sacraments) 聲稱,他不贊成胡亂和激烈的暴行。他認為從人們的心中徹底摧毀偶像比僅從外在拆除更為重要。(35)

加爾文在他的《基督教要義》中也強調,禁掛畫像是重大原則問題,並特別將其歸納到十誡中的第二條誡命。因此,在他看來,從教堂中取走畫像是絕對必要的。按照他的觀點,原則上應禁止懸掛上帝和耶穌的畫像。這不僅適合於教堂,也適合於每個教徒,他們不可擁有或製作這些畫像。因此上帝是無法用畫來表現的,上帝祇是通過說話來顯現自己。出於這個原因,無論是對他還是慈運理來說,摧毀所有教堂中的畫像,在神學上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36)

在這種形勢之下,新教徒開始摧毀歐洲和英格蘭北部教堂中的宗教藝術品,包括聖母像。這場聖像破壞運動席捲現為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地區,引發了持續的騷亂:蘇黎世 (1423年)、哥本哈根(1530年)、明斯特(1534年)、日內瓦(1535年)、奧格斯堡 (1537年) 和蘇格蘭 (1559年)。在荷蘭,“聖像破壞運動”被稱為 Beeldenstorm,或 Bildersturm,Iconoclastic Fury。(37) 但是,對天主教徒來說,恰恰是這些圖像,即雕像和畫像,是裝飾上帝之家的重要元素;應該用圖像頌揚上帝,並通過它們在塵世創建天國。(38)

因此,1566年夏,特蘭托第二十五次會議的決議則堅持了天主教的聖母崇拜、聖人崇拜傳統:“基督的聖像、上帝之母童貞女瑪利亞的聖像以及其他聖徒的聖像是必須要有的,尤其是在聖堂之中更是必須安放着他們的聖像;而且,必須給予它們以應有的敬重與景仰。之所以要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我們相信在聖像之中包含着甚麼神性或功效 [⋯⋯] 我們的景仰之情雖然是顯示給聖像的,但 (實質上) 卻是獻給那些聖像所代表的原型的”。(39) 特蘭托會議確定了天主教教堂畫作與其它藝術品的作用,也促進了聖母藝術的長足發展。

 

耶穌會士利用並發揚巴洛克藝術,作為使天主教廣泛贏得信眾的媒介。耶穌會的聖母崇拜可以說在藝術方面得到了集中體現,聖母一生的事蹟諸如無原罪始胎、聖母誕生、聖母往見、聖母領報、聖母昇天等都是耶穌會藝術家熱愛表現的主題。如在羅馬耶穌會母堂 Gesu 教堂左邊有一座重要的奉獻聖母瑪利亞的小教堂 (the Chapel ofthe Madonna della Strade),1884年由羅馬望族卡塔尼家族 (Caetani family) 的三名貴族婦女出資建造 (40),其中的建築和壁畫來自原先同名的一座教堂。(41) 該小教堂供奉了一幅15世紀的靈跡疊現的“指路聖母像”(the image of Madonna della Strade)。(42) 小教堂中有瓦勒里阿諾 (GiuseppeValeriano) 創作的七幅有關聖母生平的畫:1)無原罪始胎 (Immaculate Conception)、2) 聖母的誕生 (Birth of Virgin) 、3) 聖母出現在聖殿(Presentation of the Virgin at the Tample)、4) 聖母的婚禮 (Marriage of the Virgin)、5) 天使報喜(Annunciation)、6) 聖母往見 (Visitation)、7)聖母的昇天 (Assumption)。(43) 波佐 (Giovanni BattistaPozzo) 在小教堂的穹頂上則畫了天使歡慶聖母的壁畫;在祭壇的另一側則有兩幅17世紀的壁畫“聖母昇天”(Assumption of the Virgin) 和“約瑟昇天”(Assumption of St. Joseph)。

這里在不勝枚舉的耶穌會聖母藝術中選取三例:(一)“羅馬聖母大殿聖母像”複製與傳播;(二)“諸聖女王瑪利亞”藝術;(三) 為煉獄罪人代禱的“聖母中保”藝術。

(一)“羅馬人民守護神聖母像”的複製與提倡

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天主教學者以及神學家們通過促進崇拜聖母和耶穌聖像,有效抵制了新教的攻擊和質疑。耶穌會士卡尼修斯、保羅􀁯安吉利斯 (Paolo de Angelis,活動於1621-1646年)和威廉 (Wilhelm Gumppenberg, 1609-1675) 等人的文章,載有中世紀歷史淵源的聖像,描述了與崇拜儀式有關的奇跡事件,展示了他們的重要論述核心:聖母為人類的代禱者。(44) 聖母的這一身份是理解耶穌會聖母藝術的非常重要的基礎。

1596年,第三任總會長博爾吉亞提出要複製羅馬聖母大殿 (Basilica di Santa Maria Maggiore)[圖1] 的聖母像 (該聖像在19世紀時被命名為 SalusPopuli Romani, Protectress of the Roman People,羅馬人民的守護神)。該聖母像保存在大殿中為教宗保羅五世博尓吉斯 (Pope Paul V Barghese,1605-1621年在任) 所建的小教堂中 (the Chapelof Borghese),又被稱為博尓吉斯聖母 (BorgheseMadonna)。

此像可能作於6世紀以後,也有藝術史家認為是10世紀以後的作品。聖像經過裝飾在聖母像的表面飾以王冠,成為意大利-拜占庭風格 (theStyle of Italo-Byzantine)。畫中聖母右手抱着小耶穌,小耶穌作祈禱狀,聖母手中握着象徵身份的繡帕。稱為 mappa 或 mappula 的禮儀繡帕,原是領事 (consular) 的象徵,後來成為帝王的象徵之一。這意味着這一形像可能是聖母天堂女王的形像。(45) [見圖2]

據說此像最後由使徒路加 (St. Luke of theEvangelist) 完成,所以又被稱為“路加聖母像”。在漫長的歷史中,此聖像備受羅馬人民的尊敬。如590年蠻族入侵時,教宗大格里高利

 

(Gregory the Great, 540-604) 令宗教界率領民眾高舉此聖像畫在羅馬舉行了盛大的遊行。從12世紀至1566年,每年8月15日聖母昇天節的前夕,羅馬民眾都要舉行守夜彌撒。1571年,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在地中海上的勒班陀擊敗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海軍以後,羅馬教宗庇護五世 (Pius V,1504-1572) 將此勝利歸於向聖母大殿的此聖母像的祈禱。(46) 羅馬人民普遍認為此聖像具有保護他們免於瘟疫、饑荒和戰爭的功效。(47)

博爾吉亞本人極其重視這幅聖母像,經常使用它進行佈道。他意識到,由於此聖像被認為是源自聖路加的手筆,是聖母和聖子的的真實寫照,有可能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傳教工具和宣教手段,在耶穌會開闢全球傳教區的情形之下,提倡該聖像的重要意義是將羅馬的禮儀空間擴展至全球化的環境之中。(48) 所以他請求讓畫家臨摹這幅聖像。他最初的請求遭到聖母大殿教士們的拒絕,後經教宗庇護五世的介入,在羅馬聖母大殿總司祭波羅米歐 (Carlo Borromeo, 1564-1572年在任) 的監督之下,1596年,由一位“傑出的畫家”初次臨摹了這幅聖像。博爾傑亞將這幅摹本移到耶穌會總會院中。(49) 這幅臨摹的聖像使用的是當時流行的晚期文藝復興風格,耶穌會的畫家再以此幅聖像為原型臨摹了許多摹本,專門用於耶穌會的傳教事業。(50)

從1569年至1570年,博爾吉亞大量地贈送此聖像的摹本。他在1569年贈送給耶穌會士阿茲維多 (Ignacio de Azevedo) 兩幅最早的臨摹像,讓他帶往巴西傳教區。不幸的是,阿茲維多與另外三十九名同伴去南美洲的途中,被加爾文教徒殘殺扔進了海裡,此像的最初摹本也隨之葬身大海。另一些早期複製品作為祝賀歐洲王室成員加冕禮的外交禮物送出。在一封1569年7月2日的信中,博爾吉亞將此像送至葡萄牙,他說此像是最珍貴的財富之一,並督促王后把圖像放置在她的禮拜堂中;隨後一些複製品還送給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奧地利伊莉莎白以及德意志的王子和君主們。(51)

隨後,此摹本又產生出大量的二次複製品。在1570年代,該畫的摹本已經出現在日本、澳門、中國大陸以及菲律賓等東亞偏遠的耶穌會傳教地區,當地的藝術家再根據此摹本不斷地繪製了許多摹本,用於耶穌會的傳教事業。到17世紀的早期,該畫的另外一批摹本被耶穌會士帶到埃塞俄比亞、波斯、巴拉圭、秘魯和新西班牙(即墨西哥)的傳教區。(52)

本文謹列舉以下地區的重要摹本:

A、德意志南部——“ 令人敬佩的瑪利亞像”(mater ter admirabilis)

1570年, 在卡尼修斯的請求下, 博爾吉亞將摹本送至位於巴伐利亞的英戈爾斯塔特(Ingolstadt) 德意志耶穌會大學所在地。英戈爾斯塔特當時是德國天主教的大本營,也是德意志反宗教改革活動的中心,本由英戈爾斯塔特大學的 Johann Eck (1486-1543) 牽頭,1549年耶穌會到達之後則由耶穌會士領導。(53)

當此像到達英戈爾斯塔特之後,聖母崇拜迅速在巴伐利亞地區高漲,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卡尼修斯與雅各布􀁯雷姆的支持。

雅各布􀁯雷姆表現出了對英戈爾斯塔特聖像的非凡的熱愛,部分原因是他在羅馬見習期間在聖母大殿見過原作 (即路加聖母像)。英戈爾斯塔特的摹本,置於出入方便的神學院樓上,吸引了眾多的學生陪同雷姆在此像面前祈禱。(54)

1 5 9 5 年雷姆在學院建立了一個名為“Colloquium Marianum”的精英團體,他們經常在聖像前討論有關聖母的話題。1604年4月6日,在一次這樣的聚會上,雷姆在聖像之前陷入迷惘,朗誦了洛雷托禱文 (litany of Loreto),此禱文有可能是由卡尼修斯在1550年末自引進德國並流布開來。當該團成員誦唸禱文時,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雷姆奇跡般地懸浮在空中,當他清醒過來時嘴裡正唸着“美妙的母親”(Maria admirabilis),雷姆吩咐他們全體重覆了這個詞三遍。

 

這次非同尋常的事件使英戈爾斯塔特聖像命名為“ 令人敬佩的瑪利亞”(Maria ter admirabilis),在學校和周圍地區,更是增加了對此像的崇拜。(55)

“令人敬佩的瑪利亞像”的出現,代表了從一系列無名的“羅馬人民守護神聖母像”摹本中,開始形成新的聖母崇拜。[見圖3]

此像吸引了眾多參觀者,包括巴伐利亞的公爵們和其他政要人物。考慮到此像安置在神學院的小禮拜堂內,普通訪客並不容易朝拜,因此產生了無數的雕刻、繪畫和複製品,這反而有助於傳播此圖像的崇拜和建立其他當地的朝拜之所。

儘管“令人敬佩的瑪利亞像”被認為象徵性地連接了英戈爾斯塔特城和羅馬這一天主教精神中心,在圖像學上亦連接到它的羅馬聖母大殿聖母像的原型,但英戈爾斯塔特的聖像仍然發展成為一個區域性的新的崇拜形象。

在德國南部,羅馬和英戈爾斯塔特的兩幅聖母像均被載入巴伐利亞天主教的歷史。聖像摹本不僅祇是提供一種接近羅馬原型的視覺形象,圖像的力量延展到受新教追隨者們威脅的地區。許多在英戈爾斯塔特受訓的耶穌會士把這個新聖像的副本傳播到新教地區或隨他們遠征東方以及西印度群島。此像在那些地區發生的神跡也被報導出來,如複製品被用來作為保護神在戰鬥中反對異端 (敵方):1683年的維也納戰役,官兵們在他們打擊土耳其人的戰鬥中就帶着此像。(56)

B、埃塞俄比亞地區

17世紀初,“羅馬人民守護神聖母像”隨着耶穌會進入埃塞俄比亞而傳播。雖然此像進入埃塞俄比亞沒有書面記錄,但是兩位埃塞俄比亞學者都指出,此像不可能在1603年前出現在埃塞俄比亞。它一出現在埃塞俄比亞,立刻廣為流傳,並被認為是最合適的聖母子像。這種範式遠超其他類型的聖母像。(57) [見圖4]

幾個世紀以來,埃塞俄比亞藝術家們忠實地再現原型的特徵,在這個模式基礎上做出了以下調適:

1) 根據埃塞俄比亞長期建立的傳統,埃塞俄比亞畫家在聖母兩側增加了站立的天使長米迦勒和加百列 (58);

2) 她的披風斗篷間或以十字架點綴在她的額頭位置,在她的肩膀上點綴一顆星,斗篷有着豐富的圖案和色彩。(59)

3) 隨着時間的推移,埃塞俄比亞藝術家相繼推出進一步的修改和補充。聖母不是站着的,通常表現為坐在一個埃塞俄比亞風格的座椅上,墊着裝飾過的地毯。另外在聖母額頭與臉兩側的披風下,有一組白色的帽褶,這個細節是從克里特聖母 (Cretan) 或意大利克里特風格的聖母像

 

(Italo-Cretan) 借鑒而來。(60)

4) 聖母腳下加了一輪彎月,但這種類型的像非常罕見。(61)

5) 在1630年代後期,貢德爾 (Gonder) 建立後,將近兩個世紀以來,貢德爾成為帝國的首都、文化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在17世紀上半葉,平行線風格發展到頂峰,一種新形式出現,它被稱為前貢德爾風格 Pre-Gonder style。(62) 這種風格反映在聖母像中。

 

C、遠東地區

1583年,耶穌會遠東視察員范禮安 (AlessandroValignano) 決定在現有的耶穌會在日本開辦的神學院的體制之下設立一個藝術學校或稱為畫坊,指派意大利耶穌會士畫家尼克祿 (GiovanniNiccolò, 1563-1625) 為負責人,培養了一大批日本本土的耶穌會年輕的修士畫家,他們臨摹的作品中即有路加聖母像。(63)

1582年,利瑪竇 (Matteo Ricci) 將從歐洲寄來中國的“羅馬人民守護神聖母像”的複製品安置在肇慶耶穌會教堂的祭壇之上。1599年,他得到另一幅彩色的更大的繪製精良的路加聖母全身像 (64),將其送給了萬曆皇帝。現在收藏於美國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 (Field Museum) 的聖母像,即為“羅馬人民守護神聖母像”的中國風作品。這幅著名的画像是設色紙本,畫芯長120釐米,寬55釐米,編號為116027。畫中聖母通體白袍,正面站立,赤足,懷抱耶穌,頭後有紅色圓光。耶穌目視聖母,身着紅衣白褲,桃狀髮型,右臂夾經書,左手作祈禱狀手勢。落款“唐寅”。此像是1909年由勞弗爾博士 (Berthold Laufer) 在陝西西安購得;1910年博士將其帶回芝加哥。(65) [見圖5]

另外,在澳門聖若瑟修道院 (St. Joseph’sSeminary) 藏有一幅珍貴的雙面聖母像油畫摹本。一面畫上聖母面容恬靜端莊,懷抱耶穌,身着深藍色斗篷,額頭部位點綴金色小十字架,右肩點綴一顆八角星,手持繡帕。小耶穌面容稚嫩可愛,目視聖母,他身着褐色長袍,腳穿涼鞋,一手夾書,一手作祈禱狀。另一面畫為金底色,畫上聖母、耶穌的神情動作與前一幅畫非常相似。(66) [見圖6]

另外,現藏法國圖書館的《救世主實行全圖》(出版於1869年,法圖編號6814)一書中,有一幅題名為“利瑪竇與徐閣老論救世之道”的版畫 [見圖7]。畫像前方身着漢服衣冠的利瑪竇與徐光啟,似乎正在討論救世之道。他們身後的檯案上供奉着耶穌受難苦像,牆上則醒目的懸掛着一幅通景屏字畫,畫中中國畫风格聖母像即為“羅馬人民守護神聖母像”。像的兩邊題着四行詩句“死候之來免不得,審判之嚴當不得,地獄之苦滅不得,天堂之樂比不得”。這幅19世紀的中國版畫,部分反映了在利瑪竇時代就有成熟的中國畫風聖像在傳播。

(二)“諸聖女王瑪利亞”的藝術在耶穌會藝術中,以聖母瑪利亞為諸聖女王的題材是極具代表性的藝術形式之一。瑪利亞諸聖女王的名號由洛雷托禱文 (Litanyof Loreto) 廣為傳播;洛雷托禱文,由諸聖禱文(Litany of All Saints) 等常見的禱告文本補充而來。它是16、17世紀德國天主教最流行的禱文。此禱文與耶穌會士和卡尼修斯都有密切關聯,卡尼修斯在1558年將其出版。而耶穌會則推動天主教會官方將其採納,最終,1587年由教宗克萊門特八世 (Pope Clement VIII) 批准使用。(67) 與瑪利亞諸聖女王名號相關的禱文內容如下:

諸天神之后 (Queen of angels) ⋯⋯

諸聖祖之后 (Queen of patriarchs) ⋯⋯

諸先知之后 (Queen of prophets) ⋯⋯

諸宗徒之后 (Queen of apostles) ⋯⋯

諸殉道之后 (Queen of martyrs) ⋯⋯

諸精修之后 (Queen of confessors) ⋯⋯

諸貞女之后 (Queen of virgins) ⋯⋯

諸聖人之后 (Queen of all saints) ⋯⋯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主赦免我等。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主垂聽我等。

 

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主憐憫我等。

 

祈為我等禱,天主聖母。[⋯⋯] (68)

致力於榮耀聖母瑪利亞的不同稱號的做法很可能是耶穌會訓練的一部分。路易 (LouisRicheome) 在他的《靈修的繪畫》(La peinturespirituelle, 1611出版) 一書中,描述了裝飾在羅馬的聖安德烈􀁯奎里納尓耶穌會見習修院 (S.Andrea al Quirinal) 不同房間內的裝飾畫,這些畫現已遺失。其中見習修士宿舍的五幅畫,完成於1606之前:諸先祖與先知之后 (Mary ,Queenof Patriarchs and Prophets);諸宗徒之后 (Mary,Queen of Apostles) ; 諸殉道者之后 ( Mary,Queen of Martyrs);諸精修之后 (Mary, Queen ofConfessors),真福品之后 (Mary, Queen of Blessedof the Society)。上述這些群體都在聖母瑪利亞的保祐之下,為見習修士提供精神鼓舞;這些聖徒們也為耶穌會學生所熟知。(69) 這五幅畫像的內容分別是:

1) 諸先祖與先知之后。畫面上聖母的靈魂伴隨着象徵美德和榮耀的光,被天使包圍。下方描繪着一排長老,如諸侯王公、先祖、先知和最古老的神的子民,包括亞伯拉罕、以撒、摩西、大衛和受洗者約翰。(70)

2) 諸宗徒之后。這幅像涉及耶穌會在17世紀中世界範圍的傳教,因為使徒是第一代傳教士,耶穌會士相信他們中的一些的人最遠行至亞洲甚至非洲。Richeome 提及多馬 (Thomas) 如何到印度和秘魯的蠻荒之地傳教,其他使徒則往小亞細亞、埃塞俄比亞、美索不達米亞和伊朗。到17世紀時這些地區均有耶穌會士活動。(71)

3 ) 諸殉道者之后或諸殉道者與貞女之后(Madonna and Child as Queen of Martyrs andVirgins)。(72) 這是耶穌會士心中珍貴的主題,聖母在十字架下忍受着耶穌受難的痛苦,畫中的男女殉道者包括教宗、主教、修道士、國王、王公諸侯、地方長官、警察、工匠、工人等,男人在右邊,女人在左邊。殉道者和貞女兩者都要求具有忍耐的精神。(73)

4) 諸精修之后。畫面上按照世俗與神聖世界分為兩邊,一邊是教宗、教父、修道士、隱修士、紅衣主教、先祖、修道院長、神父等,另一邊是皇帝、國王、諸侯、紳士、士兵、法官、工匠和勞工等。每個人都用他自己獨特的方式事奉上帝。這個主題的多樣性與神操的靈活性相似,強調修行必須與人的年紀、受教育程度以及天賦相適應。(74)

5) 真福品之后。這幅畫再現了其它幾幅畫中對耶穌會來說特別關鍵的主題。畫中眾多的父兄、英雄、聖徒,均與年輕的耶穌會士有直接的關聯。這張畫代表了聖徒地位和耶穌會的認同感。畫中人均是耶穌會士中的精修者和殉道者,每個人都可成為這些畫中的一員:如果你像羅耀拉那樣成為一個組織的創始人,你就是先祖;如果你像羅耀拉和沙勿略那樣得到神聖感召能預見未來,你就是先知;如果你像沙勿略和其他傳教士們那樣,給無知的人們帶去新律法和基督的信仰,你就是使徒;如果你為信仰流血,你就是殉道者;如果你精進苦修,你就是精修者;如果你保守貞潔,你就是貞女。(75)

以上繪畫中的人物直接與耶穌會修行相關,基本與聖徒禱文一致。無論個人還是團體都可以誦唸聖徒禱文,反映了通過聖母、天使、使徒、先祖、殉道者和貞女的代禱向聖三轉求的天主教神學系統。(76)

雖然新教徒極力譴責除基督之外任何人的精神權威,天主教徒則宣導聖母和聖徒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特蘭特會議明文宣佈:通過聖像,信徒們可以得到提醒,這樣就可以為這些事情而感謝上帝,就可以效法聖徒的樣子而修身律己,而且還可以受到鼓舞,從而 (可以進一步) 敬愛上帝,培養虔誠。需要注意的是,不論何人,祇要他宣揚或持有與這些教令相左的觀點,就要對之處以絕罰。(77)

聖母瑪利亞諸聖女王名號所表現的神學思想也在羅耀拉􀁯依納爵的《心靈日記》中得到了清楚的闡明。“[⋯⋯] 救贖的正道乃是通過有序慎思的代禱層次。最主要是中保基督,神人之間的調停者。依納爵認為那是因為神性的聯合。接下來是瑪利亞,聖子的母親,堪稱偉大的恩寵之門。瑪利亞是通往耶穌,跟隨耶穌的道路,是向天父的中保。然後是天使、教父、使徒、聖人等等,最終,所有這些人,是上帝確立的,通往救贖之路的中保。依納爵靈修也因此被認定為‘中保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of mediation)。”(78)

耶穌會團體在每週不同的時間會崇敬不同的聖徒。如羅馬的德國—匈牙利學院 (German-Hungarian College) 的學生,在節日之外每天崇拜不同的聖人:週一,天使 (有時與先祖一起);週二,使徒;週三,殉道者;週四,教父或主教;週五,修道士、隱修士;週六,貞女;週日,聖母。這種方式揭示了圖像與耶穌會機構崇拜修行之間的關係。(79) 這些繪畫作品不斷地向人暗示,其所描繪的聖人和天使的角色在基督教生活中作為同伴、榜樣和代禱者,成為改革後天主教會的中心原則。類似的結構也出現在德國慕尼克皇家教堂 (Munich Residenz)。(80)

可見,耶穌會用藝術作為一種教學工具從來就沒有動搖過,當年輕的傳教士們離開見習期面對世界時,提倡聖母子與其他基督教徒典範的目的、遵照聖徒禱文、每週迴圈的靈修、不畏受難的信徒和殉道者的例子都是對未來挑戰的令人痛苦的暗示。(81) 而瑪利亞的生平就是年輕修士們的榜樣,是見習修士們將來承擔偉大任務的榜樣。

三、為煉獄罪人代禱的“聖母女中保”以基督、聖母、聖人、天使等為中保的體系不僅適用於人間,也適用於煉獄。而聖母為煉獄罪人轉求代禱的藝術表現形式,是耶穌會藝術中非常重要的題材。

煉獄 (Purgatory) 理論是在宗教改革中引發新教與天主教分歧的教義之一。天主教信徒相信罪人能從煉獄得救,一旦他在經歷煉獄的折磨後,那痛苦的時間可通過活人的代禱而減少。這種信念是教會手中強大的工具,不僅給予教會精神力量,而且還帶來相當的收益。(82)

16世紀初,教宗利奧十世 (Pope Leo, 1513-1521在位) 以修繕聖彼得大教堂為名下令在天主教各國售贖罪券,聲稱購買贖罪券,可以減除親友靈魂在煉獄中痛苦。“錢幣落入錢櫃底聲叮噹,靈魂瞬間脫離煉獄昇天堂”。而現在普遍被認為是新教宗教改革運動標誌的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正式名稱即是“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indulgentiarum),抨擊了羅馬教廷的贖罪券和教宗的赦罪權。

由於煉獄沒有直接來自聖經的依據而不被新教所接納。新教徒神職人員所表達批判的做法和信仰有深遠的影響,這觸及到了天主教禮制的本質。因信稱義的路德學說,免除了煉獄、懺悔和贖罪券的需要。這就意味着整個教會的建立與說情的系統:教宗、教會機構、神職人員等都不再是必要的。(83)

作為回應,在1563年12月4日結束的特蘭特第二十五屆會議上,煉獄的學說被批准頒佈為教理。

在聖靈的教誨之下,同時根據《聖經》以及眾教父們創立的那一古老的傳統,在諸次聖公會議上,天主教會都一直在教導說:煉獄是真實存在的,通過信徒們的代禱,尤其是通過祭壇上那一可蒙 (上帝) 悅納的獻祭,被拘留在煉獄裡的靈魂因此而得到幫助;[⋯⋯] 正因如此,本聖公會議向眾主教提出以下要求:對於由聖潔的教父以及諸次聖公會議傳承下來的與煉獄有關的那些純正教義,主教們要竭力讓基督信徒們信奉、堅守和宣教,而且要讓信徒們在各地公開宣揚那些純正教義。(84)

該法令肯定,保持與聖經和古代教父保持一致,煉獄是存在的,在其中的靈魂可以通過祈禱和善工得到幫助,主教必須教導煉獄信仰。也就是說,此時期天主教與新教衝突的基本神學問題,被宗教改革領袖否認,但由羅馬教會重新認可,並成為信仰不可分割的部分。

耶穌會在煉獄問題上表現出對羅馬教會的支持,是煉獄學說的大力推動者。(85) 一些神學問題如煉獄的位置、痛苦的性質和持續時間,都在耶穌會神學家的著作中得到討論。如貝拉明和蘇亞雷斯等均從《舊約》和《新約》引用證據,支持煉獄學說。(86)

在此背景之下,煉獄、懺悔聖事和贖罪券之間的關係也在藝術作品中得以體現。具有代表性的是耶穌會“耶穌堂”(the Church of Gesú, orChiesa del Gesú, Rome)教堂中的壁畫。該壁畫包含了說情系統的五個層次,即基督、聖母、聖人、天使、教會,分級說情以表現人類救贖的天主教信仰。(87) 而煉獄也是瑪利亞有特殊影響力的領域。(88)

1580年代初,羅馬耶穌會最重要的教堂即該會的母堂 ——“耶穌堂”竣工。[見圖8] 該教堂由建築師諾維拉 (Giacomo Barozzi da Vignola)和波塔 (Giacomo della Porta) 設計,具有“真正的巴洛克式樣的正立面”,對於耶穌會在全世界的教堂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該教堂由羅馬教宗保祿三世的孫子亞歷山大法內塞 (AlessandroFarnese, 1520-1589) 資助建立。他是那個時代羅馬最富有和最有影響力的藝術贊助人。整個教堂竣工之後,耶穌會士設想為它的小聖堂整體的繪畫規劃。小聖堂分配給提供裝修資金的私人贊助者,但他們在繪畫內容上沒有發言權。耶穌會士顯然在題材選擇上行使主控權,以確保他們的方案得以維持。

在其中的天使小禮拜堂中,有兩幅與聖母有關的壁畫作品:一幅位於天使小禮拜堂左壁,名為“呈於天堂的淨煉靈魂”(Souls Purified inPurgatory Presented in Heaven);另一幅為圓頂壁畫,名為“聖母昇天加冕”(The Assumption ofthe Virgin Towards Her Coronation)。該繪畫的目的就是為了說明天主教信仰中通過說情的等級制度,通向救贖道路。(89)

在〈呈於天堂的淨煉靈魂〉一圖中,畫面最下方,有罪的靈魂匍匐在煉獄中受苦,幾位姿態各異的天使。他們都指向天主和瑪利亞,似乎在告訴煉獄中的靈魂應該去向天主與聖母求助。在畫面中最高處,聖母瑪利亞跪在基督身邊,看向基督,右手指向煉獄,左手則指着胸部。從中世紀後期,這是表明瑪利亞為人類代禱者的普遍的藝術表現方式 —— 瑪利亞女中保 (MariaMediatrix)。 這煉獄壁畫表明瑪利亞在救贖的過程中的顯著作用。

自從12世紀聖母崇拜以來,瑪利亞作為一個母親的圖像,其作用是幫助取得神的恩典和憐憫,聖母形像已取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而瑪利亞中保是基於瑪利亞的協同救贖 (coredemptrix)學說,因為她願意充當道成肉身的工具,在救贖人類的罪中成為女中保並承擔協助的角色。共贖學說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聖母昇天。作為人類救贖的典範,聖母昇天戰勝死亡,為所有的凡人提供得救的希望。

對在煉獄中受苦的亡靈來說,昇天節這天聖母會帶來最重要的恩典。就在那一天,聖母欣允這些靈魂進入榮耀的天堂。 因此,表現聖母為女中保的繪畫題材還有聖母昇天與聖母加冕。

在天主教的這種模式中,位於穹頂的壁畫被視為加強了瑪利亞代禱的重要性。圓頂上描繪着聖母昇天,朝着為她加冕的聖三。瑪利亞正在上昇,坐在雲裡,她的左手向上伸,右手向下,指着下面煉獄中的靈魂。瑪利亞的頭向上傾斜,她看着她上面的聖三。聖父聖子正拿着冠為她成為天堂的皇后而加冕。(90) 而瑪利亞加冕不是由耶穌基督單獨進行,而是由聖三加冕,從而重申她的崇高地位和她說情的功效。瑪利亞憑藉她是彌賽亞的母親,為煉獄中的靈魂懇求她的獨生子,又憑藉她如天上的女王地位,為了全人類而懇求聖三。(91)

結  語

在16世紀教會大分裂的時代,耶穌會聖母崇拜之風,體現於耶穌會士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著述立說、海外傳教、訓練修士,還是修建教堂,無一不將虔誠的聖母崇拜與天主教神學思想貫徹其中。無怪乎有人評論這種崇拜已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人們常常不無道理地聲稱,聖母崇拜就是耶穌會士所信奉的真正的宗教 (92),聖母在神、俗兩個世界均成為撫慰天主教徒的慈母。也正是在這樣的信仰之下,耶穌會藝術家們為後人留下了令人歎為觀止的聖母藝術;這藝術又隨着耶穌會的傳教擴張活動傳遍世界,與各地傳統藝術相結合,成為天主教藝術中不可多得的珍貴遺產。

 

【註】

 

(1) 張春申:《依納爵靈修與聖母瑪利亞》,輔仁大學《神學論集》第89期,1991年,頁369-380。

 

(2) [法] 埃德蒙􀁯帕里斯著,張茄萍、勾永東譯《耶穌會秘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70。

 

(3) John W.O’Malley, S.J, The First Jesuits, Joseph A.Munitizand Philip Endean, Saint Ignatius of Loyona: Personal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 Margo J. Heydt and Sarah J. Melcher, Mary, the HiddenCatalyst Reflections from an Ignatian Pilgrimage to Spainand Rome, Jesuit and Feminist Education: Intersections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edited by Jocelyn M. Boryczka and Elizabeth A. Petrino,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Louis A.Bonacci, S. J, The Marian Presence in the Life and Worksof Saint Ignatius Loyola: From Private Revelation toSpiritual Exercises The Cloth of Loyola's Allegiance.Doctoral Thesis in Sacred Theology, International Marian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Dayton, 2002. 此外張春申神父還提到,耶穌會在羅馬的一位總參贊德克祿神父寫了《依納爵靈修中的聖母》一書,把依納爵著作中與聖母有關的資料提供出來,並加以解釋。張春申:《依納爵靈修與聖母瑪利亞》,輔仁大學《神學論集》第89期,1991年,頁369-380。

 

(5) (6) (7) [英] 托馬斯􀁯馬丁􀁯林賽,孔祥民、令彪等譯《宗教改革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115;頁115;頁114。

 

(8) Margo J. Heydt and Sarah J. Melcher, p. 40.

 

(9) (10) (11) 侯景文,譚璧輝合譯《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臺北,光啟文化事業,2012年,頁31;頁30;頁37。

 

(12) Cándido de Dalmases, S.J., Ignatius of Loyola, Founder of theJesuits, His Life and Work,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St.Louis, 1985, pp. 52-53. 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 本篤會修道院位於巴賽羅納以西四十八公里的高山上面,修道院中建有聖母小教堂,其聖母聖所 (camara angelica deNuestra Senora) 中供奉着古老而神奇的黑聖母報小耶穌像,據說有使徒路加 (St. Luke) 於西元50年左右雕刻。自13世紀被一名牧童發現以後,前來朝聖者很多,至今仍是西班牙最繁榮的朝聖地之一。

 

(13) 侯景文、譚璧輝合譯《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

 

(14) (15) 在1539-1541年間,羅耀拉在羅馬大體完成了《神操》的最後修訂,1548年出版。羅耀拉著、剛斯 (George E.Ganns) 註釋、鄧兆沅譯《神操新譯本》,臺灣光啟文化事業,2011年,頁37;頁81-84。

(16) 卡尼修斯 (St. Peter Canisius, 1521-1591),耶穌會著名的神學家,早年在科隆和緬因茲學習神學,並與新教人士爭論。1594年以後,他前往巴伐利亞、維也納和布拉格佈道和講學,專門反對新教。他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任命為布拉格的主教,但是耶穌會的長上要他不要接受這個任命。1556年,他成為耶穌會上德意志地區的省會長,負責建立奧古斯堡、慕尼克以及因斯布魯克 (Innsbruck) 的耶穌會學院,在南部德意志地區反宗教改革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還致力於將耶穌會擴展到波蘭。1925年,他被羅馬教廷封為聖徒,被稱為“教會博士”(the Doctor of Church)。F.L. Cross,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Chur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p. 229.

 

(17) Kristina Noreen, “Replicating the Icon of Santa MariaMaggiore: The Mater ter admirabilis and the Jesuits ofIngolstadt”, Visual Resources, Vol. 24, No. 1, March2008, p. 25.

 

(18) Steven F.Ostrow, Art and Spirituality in Counter-Reformation Roma, The Sistine and Pauline Chapel inS. Maria Maggio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 156, p. 234, p. 249.

 

(19) 陳宗舜〈回應〉,《神學論集》第78期,臺灣輔仁大學,頁520。

 

(20)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Canisius#cite_ref-Stegm.C3.BCller.2C_1052_8-1. 查詢日期,2015年5月10號。

 

(21) 蘇亞雷茲 (Francisco de Suarez, 1548-1617),西班牙耶穌會士神學家,從1564-1570年他一直在薩拉曼卡(Salamanca) 學習神學,後在西班牙的耶穌會學院教學。1580-1584年在羅馬的耶穌會羅馬學院教授阿奎那的《神學大全》。1585-1593年在阿萊卡 (Alacá)的耶穌會學院裡教授道成肉身以及聖體聖事。1597年,菲律普二世將他派往葡萄牙的科因布拉大學,他一直在那裡教書,直到1616年。F. L. Cross, The Oxford Dictionaryof th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Press, p. 1317.

 

(22) 貝拉明 (St. Roberto Francesco Romolo Bellarmino, 1542-1621),天主教著名神學家和論辯家,出生於意大利托斯卡尼的普西阿諾 (Monte Pulciano)。1560年進入耶穌會,1570年陞為神父。同時他在魯汶大學教授神學,以學問淵博和善於雄辯著稱。1576年回到羅馬,在耶穌會新成立的“羅馬學院”任教。1599年成為樞機主教,1602-1605年成為卡普阿 (Capua) 的總主教。晚年一直從事靈修方面的著述。他在1627年被教廷封為“可敬的人”,1930年被封為聖徒,次年獲得“教會博士”的稱號。F. L. Cross,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Chu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52.

 

(23) 《聖母學》,頁50-51。參鄒保祿著〈聖母敬禮的演變——為慶祝聖母年而作〉,《神學論集》第73期,頁462-463。

 

(24) Machel O’Carroll, Theotokos, A Theological Encyclopedia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Delaware:Michael Glazier,Inc., 1983, “Mariology”.

 

(25) (26) John W.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96-197;p. 197.

 

(27) Hilgers, Joseph, “Sodality”,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Vol, 14,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28) 雷姆 (Jakob Rem, 1546-1618),奧地利籍的耶穌會士。早年從奧地利移居德意志的迪林根 (Dillingen),1556年去羅馬成為耶穌會的見習修士,結識了卡尼修斯和博尓傑亞,並與阿奎維亞成為好朋友。他回到巴伐利亞以後極力推進反宗教改革事業,創立聖母善會,並擔任第一任會長。

 

(29) Kristina Noreen, “Replicating the Icon of Santa MariaMaggiore: The Mater ter admirabilis and the Jesuits ofIngolstadt”, Visual Resources, Vol. 24, No. 1, March2008, p. 25.

 

(30) 博爾吉亞 (St. Francis Borgia, 1510-1572) 是西班牙甘第亞公爵 (the Duke of Gandia) 的兒子,於1543年繼承公爵爵位 。不過他在早年就顯示出對於宗教生活的熱愛,哈布斯堡王朝國王查理五世 (Charles V) 任命他出任卡泰隆尼亞的總督,但是他在妻子列奧諾亞 (Leonorade Castro) 去世以後於1546年加入耶穌會,1551年陞為神父,並散盡家產。他是羅耀拉的好朋友和顧問。他建立了許多耶穌會學院和學校,並使耶穌會在法國贏得了聲譽。他還被任命為耶穌會在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印度的省會長。1556年,他成為耶穌會第三任總會長。1671年被羅馬教廷封為聖徒。F. L. Cross, 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90.

 

(31) John W.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p. 270.

 

(32) 阿奎維瓦 (Claudius Acquaviva, 1543-1615年) 出生於意大利貴族世家,父親為阿特里公爵 (Duke of Atri)。他早年在佩魯賈學習民法和教會法,1567年進入耶穌會成為見習修士,以後又擔任那不勒斯以及羅馬的省會長,1581年被選舉為耶穌會第五任總會長。他在任期間領導耶穌會克服許多困難如英格蘭對於耶穌會的鎮壓、威尼斯驅逐耶穌會以及西班牙耶穌會的分裂等等。阿奎維瓦重視耶穌會的教育,頒佈了《耶穌會教學大綱》(Ratio Studiorum) 以及對於羅耀拉《神操》的解釋。他非常強調將靈修與宗教實踐聯繫起來。F. L. Cross,ed., Oxford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Church, pp. 78-79.

 

(33) Jeffrey Chipps Smith, Sensuous Worship: Jesuits andthe art of the Early Catholic Reformation in Germa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9.

 

(34) [德] 哈特曼著,劉新利、陳曉春、趙傑譯《神聖羅馬帝國文化史1648-1806,帝國法、宗教和文化》,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頁87。

(35) 雷雨田主編《路德文集》,第二卷,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4年。英文版名為:Against the HeavenlyProphets in the matter of Images and Sacraments.

 

(36) [法] 約翰·加爾文著,錢曜誠等譯《基督教要義》,上冊,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na Religion,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

 

(37) http://en.wikipedia.org/wiki/Beeldenstorm。查閱日期,2015年4月8日。

 

(38) [德] 哈特曼著,劉新利、陳曉春、趙傑譯《神聖羅馬帝國文化史1648-1806,帝國法、宗教和文化》,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頁85。

 

(39) [英] J. 沃特沃斯編,陳文海譯註《特蘭特聖公會議教規教令集》,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257。

 

(40) 她們的名字是 Portia Anguillara Orsini Cesi, GiovannaCaetani Orsini 和 Beatrice Caetani Cesi. GauvinAlexander Bailey, Betwee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Jesuit Art in Rome, 1565-1610, p. 214,

 

(41) 教宗保祿三世在批准羅耀拉成立耶穌會以後,就將位於羅馬城 Piazza degli Alitieri 的 S. Maria della Strade 小教堂贈送給羅耀拉,這個地方離當時的教宗宮殿 PalazzoVenezia 很近。這座小教堂坐落在十字路口,位置很好,離市政廳很近,周圍居住着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職業的人民,極其有利於耶穌會士佈道以及從事社會慈善事業。但是該教堂面積太小,不敷使用,所以耶穌會士決定在原地建立一座大教堂即“耶穌堂”。GauvinAlexander Bailey, pp. 191-192.

 

(42) (43) Gauvin Alexander Bailey, Between Renaissance andBaroque, Jesuit Art in Rome, 1565-1610. p. 214; p. 248.

 

(44) Kristina Noreen, “Replicating the Icon of Santa MariaMaggiore: The Mater ter admirabilis and the Jesuits ofIngolstadt”, Visual Resources, Vol. 24, No. 1, March2008, p. 19.

 

(45) Mayke de Jong, F. (Frans), Topographies of Power in theEarly Middle Ages, Theuws, Carine van Rhijn, p.64.

 

(46) Steven F,Ostrow, Art and Spirituality in Counter-Reformation Roma, The Sistine and Pauline Chapel inS. Maria Maggione, pp.122-124.

 

(47) (51) Kirstin Noreen, “The Icon of Santa Maria Maggiore,Rome: An Image and Its Afterlife”, Renaissance Studies,Vol. 19, No. 5, 2005.

 

(48) Kristina Noreen, “Replicating the Icon of Santa MariaMaggiore: The Mater ter admirabilis and the Jesuits ofIngolstadt”, Visual Resources, Vol. 24, No. 1, March2008, p. 22.

 

(49) Stenven F. Ostrow,1996 , p. 128.

 

(50) Gauvin Alexander Bailey, Arts on the Jesuit Mission in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42-1773, p. 70.

 

(52) Steven F. Ostrow, 1996, p. 127. Gauvin Alexander Bailey,Art on the Jesuit Mission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1542-1773, p.70.

 

(53) (54) (55) Kristina Noreen, “Replicating the Icon of SantaMaria Maggiore: The Mater ter admirabilis and theJesuits of Ingolstadt”, Visual Resources, Vol. 24, No. 1,March 2008, p. 23, p. 25.

 

(56) Kirstin Noreen, Replicating the Icon of Santa MariaMaggiore: the Mater ter admirabilis and the Jesuit ofIngolstadt. p.25.

 

(57) (58) (59) (60) (61) (62) (63) (Patrona Bavariae) EthiopianIcons: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Ethiopian Studies Addis Ababa University / StanislawChojnacki; in collaboration with Carolyn GossageAddis Abab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thiopian Studies.Stanislaw Chojnacki; Carolyn Gossage 1933-Milano: Skira:Fondazione Carlo Leone Montandon. 2000. p. 35.

 

(63) John E.Macall, “Early Jesuit Art in the Far East, I, ThePioneer”, in Artibus Asiae, No.10, 1947, pp. 124-130.

 

(64) Gauvin Alexander Bailey, Art on the Jesuit Missions in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42-1773, p. 91.

 

(65) Berthold Laufer, the Chinese Madonna in the FieldMuseum, the Open Count, 1912, 1, No. 688.

 

(66) 陳浩星;澳門藝術博物館:《海嶠儒宗: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文物特集》,2010年,頁196-197。

 

(67) (68) (69) Jeffrey Chipps Smith, Sensuous Worship:

Jesuits and the art of the Early Catholic Reformation inGermany. 2002, p. 145; p.145-146; p.148.

 

(70) (71) (72) (73) (74) (75) (76) (79) (85) Gauvin AlexanderBailey, Between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Jesuit Art inRome. p. 72; p. 72; p. 72; p. 72; p. 73; p. 73; p. 73; p. 73. p. 245.

 

(77) (84) [英] J. 沃特沃斯編,陳文海譯註《特蘭特聖公會議教規教令集,頁256;頁255。

 

(78) Golda Balass, “Five Hierarchies of Intercessors forSalvation:The Decoration of the Angels’ Chapel in theGesu”. Artibus et Historiae, Vol. 24, No. 47 (2003), p. 178.

 

(80) Jeffrey Chipps Smith, p. 148.

 

(81) Miri Rubin, Mother of God, A History of Virgin Mary.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Group Books, 2009; p. 408,

 

(82) (83) Golda Balass, Five Hierarchies of Intercessors forSalvation: The Decoration of the Angels’ Chapel in theGesu, p. 178; p. 180.

 

(86) (87) (88) (89) (90) (91) Golda Balass, “Five Hierarchiesof Intercessors for Salvation:The Decoration of theAngels’ Chapel in the Gesu” Artibus et Historiae, Vol.24, No. 47 (2003), p.180; p.180; p.182; p.182; p.182;pp.183-184.

 

(92) [法] 埃德蒙􀁯帕里斯著,張茄萍、勾永東譯《耶穌會秘史》,頁69。

* 張蓓蓓,上海師範大學哲學院宗教學基督教方向博士研究生,現任職於江蘇省泰州學院美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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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於本冊的 77-9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