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選集

從澳門公共圖書館外文館藏探究20世紀前澳門的鉛活字印刷

李淑儀*

1588年,天主教神父使用鉛活字在澳門印刷了中國第一本拉丁文書籍,從此奠定了鉛活字印刷術在中國發展的基礎。19 世紀初葉,英、美基督新教傳教士相繼來華宣教。為了宣教的需要,他們一方面學習漢語,一方面編著中外文雙語字典,由此產生了同時使用中外文字印刷的需要。為了逃避清政府對華人參與印刷的管制,英國東印度公司起用澳門土生葡人負責鑄字、排字、印刷和釘裝等工作。1822年第一份葡文官報誕生,更成為澳門土生葡人在澳門開辦印刷和出版事業的里程碑。筆者透過澳門公共圖書館的外文古籍及珍貴的舊報紙,證實澳門首先用鉛活字凸版印刷取代了傳統的雕版印刷,促進了中國印刷出版業的工業化,帶來了近代中國印刷業的新局面。

中國第一本外文鉛活字書在澳門誕生

早在1041年,中國的畢昇已經發明了木活字印刷術,四百多年後的1450年德國古騰堡開始使用活字印刷技術印製《古騰堡聖經》,而在中國土地上第一次用外文活字模印書,則可回溯至明朝萬曆十五年 (1588)。

明清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多以西方傳教士為媒介,其中以天主教耶穌會士為主。他們以方濟各•沙勿略神父(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 為首,先後到印度果亞、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日本鹿兒島等地傳教。1552年沙勿略嘗試入華,惜於同年12月卒於上川 島。1578年,繼沙勿略神父之後,范禮安神父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偕同三十八位耶穌會會士,由葡國里斯本來到澳門。他在澳門考察後又轉至日本視察。1582年,范禮安組織日本使節團前往羅馬覲見教宗。1588年,“天正遣歐使節團”回航,日本使者準備把由歐洲帶來的西洋活字模和一臺印刷機帶回日本,其間得悉豐臣秀吉已於1587年開始迫害日本的天主教會,使節團為了慎重起見,不敢馬上回日本,決定停留澳門。范神父便利用這個機會,在他們居留澳門的兩年期間,搶先使用這批活字模和印刷機,組機印製了 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意譯:《天主教青年教義》) 和 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日語譯本書名“天正年間遣歐使節見聞對話錄”) 兩本書。這是中國土地上第一批使用活字模印刷的書籍,極具歷史價值和意義。澳門公共圖書館藏有由澳門文化司署在1988年出版的 Christiani PueriInstitutio 複製本,以及由 Otsuka Kogeisha 公司於1935年出版的 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的複製本 [圖1] [圖2]。

筆者根據馬托斯 (Manuel Cadafaz de Matos)在文化司署出版的 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前言,追蹤得知用來印刷以上兩本書的活字模在1590年曾被帶去日本,後又於1611年送回澳門,並存於巴托 (André Botto) 的家中直到1620年。其間耶穌會天主聖母堂書院 (Colegio da Madrede Deus) 曾於1615年使用這些活字模在澳門印刷了Arte Breue da Lingoa Iapoa (意譯:日本語小文典) 。[ 圖3]讀者可以在該書的封面上看到“Em Amacao no Collegio de Madre de Deosda Campanhia de IESV”,這印證了澳門第一個出版機構是“耶穌會天主聖母堂書院”。Madrede Deos 即 Mader Dei ,大三巴牌坊前壁就刻有“Mader Dei”。1620年起該批活字模的下落不詳。馬托斯文中提到,羅德利斯 (Rodeles) 神父認為已轉賣到馬尼拉的聖奧古斯定堂 (Ordemde Santo Agostinho de Manila),但謝林 (Shiling)神父則不認同。這批活字模四百年來究竟去了哪裡,直到目前,仍沒有任何線索。

自活字模於1620年在澳門失蹤之後的二百年間,澳門幾乎沒有活字印刷活動。一方面由於自1582年利瑪竇來中國之後,傳教士們利用西方的科學技藝成功地叩開朝廷之門,自此澳門便成為耶穌會士前來中國和遠東各國傳教旅途的首站和學習漢語的基地。由於在澳停留短暫,因此再沒有機會留下他們的著作付梓印刷。另一方面,進入18世紀,天主教在華傳播逐漸褪色。初到中國的多明我會 (Dominicans) 及方濟會 (Franciscans)教士反對耶穌會教士容許中國教徒祭天、敬孔、祀祖等禮俗,認為這是迷信,向羅馬教廷告發,引致教廷反對祭祖,也導致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決定禁教。最初禁教措施並未嚴格執行,直到傳教士捲入清朝王位爭奪戰後,雍正開始嚴厲執行禁教令。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規定在北京的傳教士,除司欽天監等職務者,其餘皆逐出中國,出版印刷活動也因禁教而趨於平淡。

若瑟堂書院開辦書塾印字館

耶穌會於1594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 (Colégiod e S . P a u l o ) 及1728年創辦的若瑟堂書院(Seminario S. José),原是西方教會遠東和本澳傳教人材的培訓基地。1758年葡萄牙國王若瑟一世被刺受傷,仇教的葡萄牙龐巴爾首相 (Marquêsde Pombal) 認為此事與耶穌會有關,遂下令驅逐耶穌會會士。1762年澳門驅逐耶穌會,沒收教產,聖保祿學院及若瑟堂書院被封。1773年羅馬教宗格萊孟十四世下令解散耶穌會 。葡萄牙政府於1774年改派敵視耶穌會會士的祁羅沙神父 (D. Alexandre da Silva Pedrosa Guimarães) 來澳門任主教 (1773-1789)。根據澳門文化局世遺網“Seminario S. José”所載, 直到1800年,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 (Rainha Dona Maria I) 才將若瑟堂書院提陞為遺使會所(Casa de Congregaçãodas Missões) (1),由遣使會會士管理,以 C. M. 為遣使會會士的簡稱,同時批准若瑟堂書院再度開放招收學生。

1818年2 月29日, 澳門判事官眉額帶歷(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ria) 去信葡國王廷,要求在若瑟堂書院設立印字館。信中稱:歷屆若瑟堂書院的負責人因為教學需要,急需將已翻譯好的中文書籍梓印出來,以便在學的傳教士使用,而當時的遣使會江沙維神父最能勝任這份工作,因為他可以將已故耶穌會會士曾德昭神父(Álvaro Semedo, 1585-1658) 未出版的中文譯稿補充到其著作中,這樣就有足夠資料印成一本重要作品(字典)。至於印刷品的內容審查,可由若瑟堂書院負責,因為院中有多位稱職的有識之士,可以把關,保證不損皇室的美譽。翌年(1819)收到來自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葡國秘書長亞古士伯爵(Conde dos Arcos at the Palace of Rio de Janeiro)席爾瓦􀂰佛雷達斯 (Jozé Joaquim da Silva Freitas的回信,代表葡王批准若瑟堂書院設立書塾印字館 (Typographia do Seminário de S. José)。(2) 其實若瑟堂書院早於1815年已利用中國傳統木板進行印刷書籍,其中有一套二十四冊的“聖人生活”(The Lives of the Saints) 叢書在未取得葡王的批文 (1819) 之前已印好了。(3)1828-1841年,遣使會會士江沙維 (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1781-1841) 編撰的多部中、葡、拉丁語教科書和字典,都是由若瑟堂書塾印字館所印刷的。書塾印字館以印刷若瑟堂書院的教學用書為主,1887年始曾印過一份葡文宗教週報《信徒之聲》(A Vozdo Crente),至1894年結束。[圖4] 其後的《教區月刊》(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已由1903年新設立的 Tipografia do SeminárioEpiscopal de S. José 印刷。

澳門慈幼會孤兒院印刷所 (Imprimerie del’Orphelinat Salesien),又名慈幼印書館 (Tipografi aSalesiana),1906年由意大利籍的雷鳴道神父 (St.Luigi Versiglia) 在澳門設立。1910年慈幼會將之提陞為“無原罪工藝學校”,開辦了排版、印刷、釘裝等與印刷業有關的工藝課程,自此書塾印字館的印刷和培育印工的使命也隨之而結束。

政府印字館 (Typographia do Governo)

中世紀的葡萄牙是一個政教 (天主教) 合一的國家。1367年,葡國第九任國王費爾南多 (D.Fernando) 即位後,為了統一管理人民思想,與當時的教皇格里戈利十一世 (Gregorio XI) 合力制定法律,限制言論和文字出版自由。1789年法國大革命牽動了葡萄牙人的自由思想,立憲派與保皇派的角逐促使出版的報刊捲入政治鬥爭之中。保皇派當政時,出版的審查就較嚴緊;立憲派當政時,檢查就比較寬鬆。1820年波爾圖的革命導致巴西獨立。1821年佛朗西斯科 (Francisco SoaresFranco) 提交的〈新聞自由法案〉獲通過,龐巴爾首相 (Marquês de Pombal) 在1768年制定的新聞檢查制度被廢除。澳門議事會 (Leal Senado da Câmara)遂於1822年撤銷出版的檢查。(4) 從這個時期 (1822)開始,澳門的報紙、書刊發行迅速地興盛起來。

當時取得政權的澳門議事會希望印報,但鑑於當時澳門擁有印刷設備的祇有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於是議事會秘書卡羅斯 (Carlos José Pereira) 致函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商借印刷機,印出第一期的 A Abelha da China

(《蜜蜂華報》) (5),並以 Typographia do Governo名義 (政府印字館) 梓印。[圖5] 自由派出版《蜜蜂華報》兩年後,專制主義者復辟,改以 Gazeta deMacau (《澳門鈔報》1824-1826) 取代《蜜蜂華報》,但依然以政府印字館梓印為刊語。[圖6]

1829年政府印字館將所有印刷設備 (鉛字與印刷機) 贈予若瑟堂書院, 由若瑟堂書院院長栢朗古接收 (D. Nicolau Rodrigues Pereira de Borja)。(6) 由此推測政府印字館的設備是由澳門政府後來自行購置的,但其購置於何時,歸屬哪個政府部門管理,暫時未得文獻證明。祇知道當年印刷“憲報”的編輯任務,是交由輔政司署 (Secretaria Geral doGoverno) 負責的。(7)

由於1829年政府印字館的印刷設備已轉交若瑟堂書院書塾印字館,筆者透過 Boletins Ofi ciais deTimor 官網 (8),以“憲報”副本為準,發現該“憲報”一直以來都交由私人印字館印刷。曾經參與印刷《澳門憲報》的印刷所有以下名家:

1838 Typographia Macaense

1839-1845 缺資料

1846 Imprensa do Boletim

1847-1850 Typographia de Silva e Sousa

1851 Typographia Albion de Jno Smith

1852-1853 Typographia Manuel Cordova

1854 -1869 Typographia de J. da Silva

1870 -1901 Typographia Mercantil (鏡海印務總局)根據文德泉神父《遠東地區的葡語期刊》(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所載,衛三畏在澳門期間開辦了一個名為 Typographia Macaense 的印字館。為了符合澳門的法律規定,他委任土生葡人皮加多 (ManuelMaria Dias Pegado)為其持牌負責在1838年間梓印《澳門憲報》。(9) [圖7]

筆者發現,當年澳督彼亞度 (José GregórioPegado,1843-1846 在任) 與Typographia Macaense的持牌人同姓 Pegado。土生葡人 Pegado 的族譜顯示,該家族的第二代 Pedro de Gouveia Pegado是一位在里斯本出生的葡國騎兵,約在1720年來澳門,並在1733年落戶澳門,曾是澳門議事公局的監督官(almotacé)。Pegado 的後代多涉足軍政界,到第五代 Manuel Maria Dias Pegado 娶了與印刷業有關的斯汀家族的後代 Leonor Joana Steyn 為妻,是唯一一個涉足報業的後人。Tipographia Macaense印刷《澳門憲報》的時期與彼亞度當澳督的時期相脗合(1838 -1846),是恰巧還是另有原因,則有待進一步查究。

英國東印度公司屬下的印字館

除了澳門本土的印刷企業外,也有英國和美國來澳開辦的印刷出版企業。英國在澳印刷企業,要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說起。該公司由一群有影響力的英國商人組成,1613年獲得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授予其在印度貿易的特權。1662年,葡萄牙公主凱瑟琳 (Catherine of Braganza) 嫁與英王查理二世,以印度孟買 (Bombay,今 Mumbai)作為嫁妝送給英國,因此孟買也歸屬東印度公司經營管理的商貿地區,此後更成為該公司的總部所在。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印度和英國之間建立了一條三角關係的貿易航線。英國在孟加拉(Bengal) 生產的鴉片,由加爾各答 (Calcutta) 轉運到中國出售,再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絲綢轉運到歐洲。這使中英貿易形成了龐大的逆差,最後更引發1840年的鴉片戰爭。

19世紀初,來自英國的基督新教宣教士開始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入中國。他們中有些人在該公司工作,如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有些則是英國政府派駐的代表,如英國駐華商務副總監戴維斯 (Sir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馬禮遜於1807年來華。為了更好的推廣基督教,他努力學習漢語,並編撰字典。1814年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成立 ,專程從英國運來印刷機及西文鉛活字,同時也請來印工湯姆斯 (Peter Perring Thoms) 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將中外字體印於同一版面上。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初期僱用華人協助刻字。但由於私人印刷在滿清政府的年代是受到監管的,在清政府多次揖捕中國刻字工後,馬禮遜改僱土生葡人協助刻字和印刷。根據1816-1817年的“Canton Consultation”所載,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開始僱用第一位土生葡人斯汀 (G.J. Steyn) 協助刻字。(10) 澳門公共圖書館所藏1834年《漢文詩解》(On the Poetry of Chinese) 的書名頁上印有 G. J. Steyn and Brother 作刊語 (colophon)。

[圖8] 馬禮遜用了十餘年的時間編纂了一套三冊的《華英字典》,而戴維斯也翻譯了一些中國的文學作品,都是在澳門東印度公司屬下的印刷所付梓並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贊助出版的。其中的刊語在1814-1824年間都以 P. P. Thoms 為主,當湯姆斯離開澳門後,則以 G. J. Steyn and Brother 代之 。

壟斷了二百餘年東印度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終於在1833年喪失了專營權。1834年馬禮遜辭世,同年印字館的設備也隨之搬到廣州。183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將設備賣掉,同時結束了其二十年在澳門的印刷使命。 (11)

美部會的香山書院

美國公理會差會 ( American Board of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 於1812年正式創立,簡稱美部會,是美國基督教第一個海外傳教機構。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 1830年首來廣州,是第一位來華的美部會傳教士。1831年,美部會開始將鉛印和石印機運到中國廣州並設立印刷所, 1832年創辦英文月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 。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是一位來自美國的俗家傳教士 (lay missionary) (12),1833年被派往廣州擔任印刷工作。

1834年, 首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 1786 -1834) 與中國清廷兩廣總督盧坤因衝突而發生擦槍走火事件後,美部會的傳教士就感覺在廣州印刷不安全。為此1835年12月衛三畏將印刷所從廣州搬到澳門(1835-1845) 暫避,並以“香山書院”為其在澳印刷所命中文名,外文名為“Office of TheChinese Repository”。這可從澳門公共圖書館所藏衛三畏1844年在澳門梓印的 《英華韻府歷階》(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Dialect) 一書中的英文書影“Macao: printed at the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和中文書影“香山書院梓行”得到證明。[圖9]

衛三畏所經營的印刷所自1835年開始借用馬禮遜個人在廣州成立的 “馬家英式印刷所” (TheMorrison’s Albion Press,1832設立,1834年結束) 的英文鉛活字,並借用東印度公司的中文鉛活字,印刷雙語的刊物。直到1856年,這些活字在廣州十三行那場大火中全被焚燬。(13)

鏡海印務總局 (Tipographia Mercantil)

廣為中國人熟悉的澳門印刷業佼佼者還有飛南弟 (Fernandes) 家族。該家族的 NicolauTolentino Fernandes 早在1855年已創立了Tipographia Mercantil 印字館。根據《1879年澳門指南》(Directorios de Macau) 的資料, 當時其中文名字為 “大印字館”,設於高樓街4號 (Ruada Padre António),業權人為 N. T. Fernandes,Lourenço G. da Costa 為經理,館中有三名印工,其中一名姓羅薩里奧 (Rozario)。根據《1885年的澳門指南》,印字館加入了兒子 Jorge CarlosFernandes (1861-1929) 為業權人,印字館名字改為“Typographia Mercantil de N. T. Fernandese Filhos”,其中文名字也隨之改為 “鏡海印務總局”(Keng-hoi-yen-mu-chung-koc),地址沒有變。但印刷廠的人員則增加到十名,廠長則由貝拉米諾 (Bellarmino V. Rodrigues) 擔任。到1890年仍僱有八名印工,廠長依然由貝拉米諾出任。

鏡海印務總局優異的印刷品在不同的國際展覽上獲得多次獎項。它曾在1887年的“美國國際樣品交流會”(International Specimen Exchange dosE. U. A.) 上代表葡萄牙,以其“書畫刻印藝術”脫頴而出,取得唯一一個獎項。再如,1900年在“巴黎的全球展”(Exposição Universal de Paris) 中獲榮譽獎 (Menção Honrosa);1926年在“澳門工業展”(Exposição Industrial de Macau) 中獲金獎(Medalha de Ouro);1931年在“巴黎的國際殖民展”(Exposição Colonial Internacional de Paris) 中獲榮譽獎 (Diploma de Honra)。(14) 為此當年的《澳門政府憲報》和官方出版物也是由鏡海印務總局負責梓印。但是鏡海印務總局傳到 NicolauTolentinoFernandes 的孫女 Maria Georgina Fernandes (1911-1948) 就沒有接班人。估計隨着澳門政府在1901年設立“官印局”後,鏡海印務總局就失去了優勢;加上印刷業的普及化,引來劇烈的競爭,鏡海印務總局的印刷生涯也隨之而結束。

大家熟悉的中文版《鏡海叢報》和葡文版的 Echo Macaense 是澳門少有的雙語版報紙。它創刊於1893年,葡文報名為 Echo Macaense:Seminário Luso Chinez,可見它是一份葡中雙語的報刊。葡文版的出版時間較中文版長,到1899年才結束,而中文版則早在四年前的1895年已結束。 按 Fernandes 的族譜所示,第一代的兒子娶了姓 Senna 的女子為妻,而這一房的後人就用Senna Fernandes 為姓,與印刷業的 Fernandes 其實都源出一族。

澳門公共圖館藏有一本由鏡海印務總局在1911年印刷的《更新的拱北關稅表》(RevisedTariff of Dues and Duties for Use at the LappaCustoms),所用的紙張也是帶有水印的外國進口手抄紙。筆者將有關水印圖案與《大清國大西洋國和好通商條約》一書的紙張相比,發現它們都有相同的水印圖案,但造紙公司名字則不一樣。《更新的拱北關稅表》造紙公司名為 D. A. W.& Co., 與《大清國大西洋國和好通商條約》 的Dorling & Co. 1887 不同 。許多歐洲的造紙商都會為皇室或政府機關做專用的手抄紙,用於信箋、請柬、公文等不同場合,而浮水印除了印有造紙商的名字之外,也會加入訂紙機構的標誌[圖10]。澳門政府訂做的手抄紙,就以一個固定的皇室標誌加上造紙商的名字,完全符合了當時專用手抄紙的特徵。

土生葡人與澳門印刷業

19世紀初東印度公司印刷所僱用第一位土生葡人斯汀 (G. J. Steyn) 協助刻字。根據土生葡人族譜,Joahnnes Steyn 的第一代來自南非開普頓,其第二代後人 Elbert Lucas Steyn 娶了AnaAraújo Rosa de Magalhães。此女子的第一任前夫是 Homem de Carvalho 的望族。其第三代的António José Homem de Carvalho Jr. 娶了澳門印刷業巨子的後人羅莎􀂰馬亞 (Rosa Maria deNoronha), António José Homem de Carvalho Jr. 曾擔任葡國駐上海領事,開辦上海望益紙館 (A. H.de Carvalho)。由此可見,澳門土生葡人透過通婚的關係,造就了他們傳承澳門印刷史上的角色。

土生葡人從協助馬禮遜在澳門辦印刷開始,經若瑟堂書院書塾印字館的學徒式培育,使他們全面掌握印刷的技術。二十多年的實際印刷經驗,使澳門擁有了中青兩代的印刷業專業人材。中年的一代可以開辦自己的印字館,而年青的一代可直接參與印刷事務。雖然接下來的澳門總督[圖10c] 印 於 Revised Tariff of Dues and Duties for 亞馬留 (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1846-1849在任) 極為專制 ,其對印刷出版的管制更加嚴格,但該時期的《澳門憲報》也第一次落實到土生葡人開辦的 Typographia de Silva e Sousa 梓印 (1847-1850)。其後《澳門憲報》也交由其他土生葡人開辦的印刷所梓印,其中有 Typographia de Joséda Silva (1854-1869)、鏡海印務總局 (TypographiaMercantil, 1870-1896),直至澳門官印局在1901年成立後才正式交由官方機構印刷。

英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與江沙路里(Beco do Gonçalo)江沙路里 (Beco do Gonçalo) 又名三角亭圍,是位於澳門龍嵩街轉入栢寧停車場的一小段路。白樂嘉 (Jack Braga) 認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的地址從來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但根據他看過的澳門檔案,似乎曾一度設在龍嵩街的一所業權人是 Gonçalo Perreira da Silveira (1762-1818) 的房子裡。[原文:No Record seems to have beenkept of the address of the printer. It seems, fromreferences in the Macao archives, to have been atone time just off Rua de Central, in a house ownedby Mr. Gonçalo da Silveira]。(15) 根據這個註文,以往的研究者多認為 Gonçalo da Silveira 將其位於上指地址的房子租予英國東印度公司作印工Peter Perring Thoms 的居所和印刷所。

但臺灣學者蘇精則有另一種看法。他認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印刷所應在聖安東尼區基督教墳場入口的一間小屋。蘇精引用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的“Canton Consultations 1814-1830”的文獻,很清楚地證明了印刷所的所在地:

1814年9月湯姆斯抵達澳門,大班即向葡人租屋作為印刷所和湯姆斯家居,地點在聖安東尼區,每年租金二百五十元。到1821年大班獲得葡人富商 São José de Porto Alegre 男爵 (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 1759-1825)同意,由男爵買下印刷所房地與緊鄰的大塊空地,再由英方支付兩千元給男爵,設立永久性基督教墳場。而位於墳場入口的印刷所房屋則單獨訂立新租約,每年一百二十五元,為期九年。到1830年男爵逝世,英方一次支付八百七十五元給新房東 António Perreira 取得永久使用權。從上述可知,從1814年設立到1834年結束的二十年間,東印度公司印刷所的房屋產權數易其主,但房屋一直是由印刷所使用。(16)

1951年11月4日的葡文報《澳門消息報》(Notícias de Macau) 內有介紹澳門官印局的資料。其文稱:“在賈梅士花園傍坐落着東印度公司領導的住所,內設有多間特大的房間,昔日用作舞會的地方,今日改作為官印局不同功能的工作房。”據此筆者可以確認東印度公司的印刷所是在聖安東尼區;而龍嵩街的房子可能祇做過短暫印刷事務。

江沙路這個名字與印刷業頗有淵源。根據Silveira 的族譜,江沙路 (Gonçalo Pereira daSilveira, 1762-1818) 的兒子 Francisco AntónioPereira da Silveira (1797-1873) 曾擔任官印局局長至1825年。江沙路之孫 Albino Pedro Pereirada Silveira (1823-1902) 為軍政界的名人,從事多方面的社會公益,是葡萄牙駐上海副領事,也是上海第一份的葡文報紙 O Aquilão (報名意譯“北風”) 的創辦人。澳葡政府鑒於他們歷代的輝煌史跡,便以江沙路的名字命名了一條巷里。

 

Noronha 印字館與魯子高街(Rua do Noronha)

1841年香港開埠後,澳門經濟下滑,有部分澳門土生葡人選擇遷往香港發展。他們憑着多年在澳門辦報的經驗優勢,逐漸掌控香港的印刷業,成為香港開埠後印刷業的主要力量。其中開業最早而影響最大的是 Tipografia de Noronha (音譯“囉郎也印字館”),由澳門土生葡人 DelfinoJoaquim Noronha (1824年生於澳門,1900年歿於香港) 創立。其第四代 Delfino Joaquim de Noronha負責印刷《香港憲報》 (Hong Kong GovernmentGazette),而第五代 Henrique Lourenço de Noronha是由香港總督推薦給星加坡英皇政府負責印刷星加坡憲報 (Singapore Government Gazette) 。其第六代 Alexandre Maria de Noronha 在1926-1947年擔任澳門官印局局長。為此澳門也有一條魯子高街 (Rua do Noronha) 以其名命名。澳門公共圖書館藏有十一本由該印字館在香港出版的書籍,其中包括著名德國籍港英政府官員羅存德宣教士(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0) 所編撰的1871年版《漢英字典》。

1843年上海開埠後,Delfino Joaquim Noronha意識到該地商機無限,配合英商對印刷業的需求,又到上海設立印字館。澳門公共圖書館藏有三本由其出版的古籍,其中一本是《大清國大西洋國和好通商條約》。此條約1887年12月1日在北京簽訂,而印字館隨即於翌年用中葡英三語出版。由於此書的重要性,澳葡政府特意訂做印有浮水印的手抄紙去印刷此書。[圖10]

鑑於 Delfino Joaquim Noronha 有不少後人從事報業,其家族事業得以延續,在香港出現了Tipografi a de Noronha & Co [見 The Tourist’s Guideto Canton; the West River and Macao by R C Hurley,1895版],而在上海則出現了 Tipografi a de Noronha& Sons [見《上海文理學會會報》Journal of the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 c Society]。Noronha公司的外文名字加入了“& Sons (父子)”、“&Co. (伙伴)”這些字眼,是因為隨着印字館的業務擴充,Delfino Joaquim Noronha 先後帶領四個兒子加入其印刷王國。此外澳門人都熟悉的歷史學家 José Pedro Braga 是 Delfino Noronha 的外孫,曾為外公在港管理其印刷廠。他於1919年獲港英政府頒發騎士勳章,1929年更獲港督金文泰頒發 OBE 勳銜。

Tipografi a do Correio 與巴冷登街(Rua de Brandão)

澳門有一條街也與一位印刷業從業者有關,那就是巴冷登街 (Rua de Brandão)。從澳門土生葡人的族譜來看,Brandão 的第二代 PetronilaBrandão 與印刷業界的 Domingos Gomes deNoronha 結婚;第六代 José Severo Teles Brandão也與另一印刷業界的 D. Otília Maria Hyndman結婚。最顯赫的是第三代 José Gomes Brandão。他是一位成功的大商家。根據《澳門郵報》(OCorreio) 葡文週報所示,該報印刷館的業權人是第六代 Francisco Xavier Teles Brandão (1867-1929)。他除了辦報還是氹仔海島市公局(市政委員會級別)的秘書長,為當年政商界重要人物。為此,澳葡政府以 Brandão 這姓氏來命名巴冷登街。

 

澳門官印局與官印局街(Rua da Imprensa Nacional)

澳門官印局於1891年由財政部監察委員巴波沙 (Artur Tamagnini de Abreu da Mota Barbosa)建議創辦,1901年1月1日成立運作,曾經數易其址。成立之初館址,設在山水園巷三號Leo先生的居所樓下,同年搬到紅窗門街舊鴉片廠內,1910年8月搬到卑第巷慈幼會一樓,同年又搬到番人醫院 (Hospital S. Rafael) 內,1927年再搬到賈梅士花園內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舊大樓。最後,1954年才結束其流離失所的日子,落戶現今的官印局街,擁有自己的大樓和先進的印刷設備。印務局大樓所在之街道則於大樓落成啟用當日被命名為官印局街。1985年5月,官印局易名為澳門政府印刷署。1999年12月20日隨着澳門回歸,澳門政府印刷署易名為印務局。

結  語

傳統澳門印刷業的參與者除了印工之外,也包括負責雕刻文字的刻工、釘裝書籍的釘工、排版的排字工人等。印刷不可或缺的是紙張,為此澳門當時也有多間造紙廠和售買紙張的店舖與印字館共同成長。我們可以透過《1932年澳門指南》一書看到以上職業人士應繳納的鈔稅 [圖11]。

筆者希望讀者透過閱讀澳門公共圖書館的以上西文古籍和報刊,能對澳門在近代出版史上所擔當的角色有所認識,同時歡迎國內外學者使用我館所收藏有關澳門領域的藏品,以便共同努力提昇澳門研究在國際學術上的地位。

[本文所有圖片由澳門公共圖書館提供]

【註】

(1) 澳門文化局世遺官網:http://www.macauheritage.net/pt/HeritageInfo/HeritageContent.aspx?t=M&hid=56

 

(2) (3) (4) J. M. (José Maria) Braga, The Beginning ofPrinting at Macao, Separata de Stvdia, revista semestral,no. 12, julho 1963. Lisboa, Portugal: Centro de EstudosHistó ricos Ultramarinos, pp. 136-137; p. 69; p. 69, note 79.

 

(5)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頁61。

 

(6) Padre 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Extremo-Oriente, Macau: Noticias de Macau, 1965, p. 13.

 

(7) 澳門印務局官網:http://cn.io.gov.mo/Links/record/2.aspx

 

(8) Boletins Oficiais de Timor 官網:http://btimor.iict.pt/

 

(9) Padre 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no Extremo-Oriente, Macau: Noticias de Macau, 1965.

 

p. 28, nota 1.

 

(10) (11) (12)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頁50;頁40;頁88。

 

(13)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頁46,註37。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市:臺灣學生,2000年,頁107。轉載自:Samuel W. Williams,“Movable Types for Printing Chinese.” Chinese Recorderand Missionary Journal, Jan – Feb 1875, pp. 22-30.

 

(14)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Macau: InstitutoInternacional de Macau, 1996, p.542801es tolentino .

 

(15) J. M. Braga, The Beginning of Printing at Macao, p. 57,note 54.

 

(16)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頁36。

* 李淑儀,文藝學博士,澳門文化局高級技術員,專責澳門公共圖書館外文古籍研究。

本冊第 131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131-15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