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

關於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點滴思考

張 兵*

     澳門是一個創造奇跡的地方!在這座著名的博彩之都,社會各界在特區政府的領導下齊心協力,以獨有的睿智和理性,在回歸後短短數年裡,呈現給世界一個嶄新的都市意象,成為世人嚮往的文化之都!

     2005年7月15日“澳門歷史城區”成功申報世界遺產,成為我國第三十一處世界遺產。這一行動極大地推動了澳門民眾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認同,也提高了內地民眾對於澳門歷史文化價值的認知。過去十年,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蓬勃發展。“澳門歷史城區”沿線整理出一些新的具歷史氛圍的空間,場所感和整體感不斷加深。來澳門的遊客無不感受到這種發展變化,澳門當地的居民一定也會從城市環境品質整體提昇的事實中,體悟到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對於澳門城市發展的價值。

     誠然,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發展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莫過於2013年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的頒佈,而且在同年通過的澳門〈城市規劃法〉中有許多條款涉及文化遺產保護。後者開宗明義,強調保護文化遺產同“提高居民生活質素”和“謀求公共利益”的密切關係。兩部重要的新法律在同一年通過,這也是澳門的奇蹟。〈文化遺產保護法〉和〈城市規劃法〉相輔相成,共同構建出文化遺產保護的制度框架,相信會使澳門的城市發展和歷史文化傳承進入一個更加和諧的歷史階段。

     在慶祝澳門申遺十週年之際,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 (ICOMOS) 前副主席郭旃先生吩咐我參加這次筆談,這給了我一個認真思考的機會。下面我就從一名城市規劃師的角度,談談自己對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兩點粗淺想法,請方家指正。

     開展整體保護構建澳門城市文化遺產體系

     回想申遺的過程中,特區政府在聽取各方意見後,將“澳門歷史建築群”擴展成“澳門歷史城區”,歷史建築由原來的十二處,增加到二十二幢,並增加了八處廣場空間,將申報範圍連接成一片完整的區域。( 1 ) 在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正式列入世界遺產時,世界遺產組織將其價值定位為:“作為歐洲國家在東亞建立的第一個領地,城區見證了澳門四百多年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互相交流、多元共存的歷史”;“見證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國乃至遠東地區的發展”;“見證向西方傳播中國民間宗教的歷史淵源”;“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築遺產,是東西方建築藝術的綜合表現”。可以說,這個精心組織串聯起來的地區非常典型地展現了澳門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共生的歷史。

明信片中的澳門昔日風景:聖若瑟修院聖堂 (約1890年) 香港 Graça & Co. 出版 澳門歷史檔案館供稿 (AH.012)

 

     2014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文化遺產保護法〉開展了〈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框架的公眾諮詢,對澳門歷史城區的景觀管理監督、建築限制條件、城市肌理的維護和改造限制以及建築修復準則制定了更加詳盡的管理措施。我們從這些行動中可以看出澳門保護“澳門歷史城區”的決心和意志。

    “澳門歷史城區”是澳門城市文化遺產的精華所在,這是毫無疑問的。但與此同時也要看到,“澳門歷史城區”不是澳門文化遺產的全部。“澳門歷史城區”能夠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主要在於其對人類文明發展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一般意義上講,“自16世紀到現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東西的融化,或者我們應該說,是全世界的歐化”(2)。“澳門歷史城區”正代表和再現了這段重要歷史。但同時我們會想到,發生中西文化相遇之前的澳門歷史如何呢?見證的歷史文化遺存何在呢?在中西文化交流四百多年的長期過程中,還有沒有“澳門歷史城區”無法承載的其它歷史文化價值呢?澳門社會各個階層生活生產的歷史狀態中有沒有一些影響深遠的價值和遺存,值得我們從區域社會發展史的角度做出新的認知呢?這些假想是否能夠站得住腳,當然需要歷史證據來證實。不過多年前參觀澳門荔枝碗地區造船業遺址的經驗,讓我相信答案大半是肯定的。

    路環的荔枝碗地區留下不少廢棄的造船廠,它提示大家,造船業曾是澳門歷史上的傳統產業。根據史料記載,1699年以東印度公司商船麥克斯菲爾德號為開端,清朝政府在氹仔島上丈量船隻,收取噸稅,後來在珠江口地區澳門先於廣州黃埔成為船隻修造基地。不少福建人被吸引到澳門從事造船業,而且他們當時被認為是南中國最好的修船造船能手。所以澳門造船工業的早期歷史很有可能就是我國嶺南地區造船工業發端的歷史。

     誠然,澳門造船工業集中的地區在歷史上有個不斷變遷的過程。我不瞭解早期那些船廠集中的地區現在保存得如何,還有無歷史痕跡。但無論如何,即便荔枝碗地區祇是1960年代到1990年代澳門的造船基地,算不上是最古老的地區,但作為澳門重要傳統產業的空間載體,它的歷史文化意義是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荔枝碗的工業遺產應當納入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體系中。相信在澳門還會存在不少這樣的歷史文化遺存,值得我們加以發掘整理。

     在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法〉中,“文化遺產”是指“凡作為具重要文化價值的文明或文化見證、且應特別加以維護和弘揚的財產”,內涵遠遠超出“澳門歷史城區”本身,這證明澳門社會對於文化遺產的保護已經擺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將維護和弘揚文化遺產“作為實現人類尊嚴的重要舉措及基本權利的標的”(第四條)。所以,專業工作者在不斷發掘整理一批批有價值的歷史文化遺存的同時,需要考慮逐步構建起澳門文化遺產的保護體系,更全面地評估澳門城市的歷史文化價值,進一步展示出澳門城市歷史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使澳門更廣大的民眾獲得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認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1年發佈了〈關於歷史性城市景觀的建議書〉(36C/41/2011)。“歷史性城市景觀”(Historic Urban Landscape)是指“文化和自然價值及屬性在歷史上層層積澱而產生的城市區域”,其超越了“歷史中心”或“行政區”的概念,其中包括:更廣泛的城市文脈及其地理環境,其建成環境 (不論是歷史上的還是

東望洋燈塔(彩墨) 謝舸作 (見《謝舸澳門畫輯》,澳門紫凝軒畫院1992年出版) 澳門歷史檔案館供稿 (AH.317-06)

 

明信片中的澳門昔日風景:玫瑰堂 (約1890年) Mee Cheung 攝製、出版 澳門歷史檔案館供稿 (AH. 059)

 

當代的),其地上地下的基礎設施,其公共空間、土地使用模式和空間安排,其感覺和視覺聯繫,其城市結構的所有其他要素,其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實踐和價值觀、經濟進程以及與多樣性和特性有關的無形遺產等方面。這個概念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和研究澳門城市文化遺產體系的方法和視角,其意義遠遠超出“視覺景觀”的層面。

     用“層積”的觀點再去解析和研究澳門的城市歷史,我們可能會有意識地去研究1553年 (嘉靖三十二年) (3) 前後澳門歷史地理的變化,發掘萬曆二年 (1574) 中國築起的閘牆和關口,研究那條連通澳門與內地之間唯一一條通道 (蓮花莖)的位置所在。當然對於近現代的澳門城市變遷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地加以發掘整理,特別是進入到澳門當地社會基層的發展史中搜尋澳門地域文化的細部,我想其中必定會有更多了不起的發現和認識。通過不斷深入的工作,我們不僅要着眼“澳門歷史城區”的價值認知,而且應該對澳門這座歷史性城市的歷史文化價值給予更為綜合的評估,這將有利於製訂出符合澳門實際、更加全面綜合的保護和發展策略。

     借助城市發展戰略推進遺產歷史環境的保護

     2010年由上海同濟大學張松教授領銜完成的〈澳門歷史性城市景觀保護專題報告〉提出:“世界遺產核心區的教堂和街道景觀雖然進行了整治,但是周邊居住建築環境亟待改善。”“世界遺產周邊地區的高層建築對澳門歷史城區重要的眺望景觀和天際線帶來了影響和破壞。”(4) 報告道出了在人口過於密集、土地高強度開發背景下澳門文化遺產歷史環境保護的難題。

     澳門人口高度集中於半島部分,土地開發的強度大,而且大量土地歸私人所有。特區政府未來要發佈的〈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就是希望通過嚴格的規劃管理手段,使澳門歷史城區的歷史環境得到全面的保護,其難度可想而知,要完全實現理想狀態則需要一個漫長的調整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視覺景觀的控制和城市街巷肌理的保存都非常必要,但就政策目標而言,這些手段又是遠遠不夠的。

     首先我們認識到,文化遺產歷史環境的保護同文化遺產本身的保護同等重要。在保護“環境”的主題下,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大會2005年通過的〈西安宣言〉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做出了新的、有深度和廣度的闡釋。正如郭旃先生所言:“完整性過去主要是指世界遺產本體,但是遺產結構上不可能是完整的。現在完整性的概念發展了,要綜合代表一種文化內涵。”(5)通過拓展“環境”(setting) 的意義,歷史文化遺產本體同環境在時間與空間、物質與非物質、有形與無形、外在與內在意義上的廣泛聯繫得到強調。由於“環境”本身包含了遺產本體歷史文化價值存在的邏輯和理由,要保護遺產本體的歷史文化精髓,就必須將“環境”作為遺產的一部分來加以保護。“環境”的價值和遺產本體的價值密不可分,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講,保護“環境”就是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靈魂。

     同時,現代城市規劃的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城市系統的良性迴圈根本上取決於城市功能與結構關係的優化和完善。歷史性城市要得到成功的保護和發展,必須在歷史城區和新城區之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從整體上減輕歷史城區的開發壓力和人口壓力,通過人口和功能的有效疏解,為更好地提昇歷史城區的宜居性創造條件。也就是說,從城市發展戰略的層面上,在城市功能、人口、交通、用地等各方面做出更多適合於歷史文化保護要求的空間部署,逐步營造出有利於“歷史環境”保護的城市結構關係。

     正如行政長官崔世安 (2014) 所言,“〈文化遺產保護法〉、〈城市規劃法〉及〈土地法〉的生效,相信有助完善規劃和建設工作”,“在空間資源制約下取得城市發展與文遺保護的平衡 ”。(6)在新的法律框架下,應當在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層面上加強戰略性和結構性的內容,重點處理澳門半島、氹仔、路環以及填海區 (新區) 之間的功能關係和空間佈局,塑造出有特色的山 - 海 - 新城 - 舊城一體的城市形態,並且針對各個地理單元內歷史地段的保護要求,從戰略層面為保護文化遺產的歷史環境尋找出路。

    “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7) 是澳門的發展目標和路徑。要增強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吸引力,不僅要“通過加強區域合作,發揮特區獨特作用,以彰顯服務平臺優勢”,而且更要立足深入挖掘澳門歷史的豐富性和文化的多樣性,營造高品質的文化遺產歷史環境。可以通過城市發展戰略的制定,將社會高度關注的住房問題的解決 (8)、填海A區公屋單位的建設和澳門半島人口和功能的疏解結合起來做深度研究和綜合考量,制定綜合性和有針對性的住房政策,將現代化的宜居城市建設同文化遺產及其歷史環境的保護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改善居民居住和公共活動條件的同時,展示澳門獨特的多元文化魅力。

     小 結

     澳門成功申遺十年,我感到澳門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恰逢天時地利人和,成就卓著。在澳門歷史城區,在望德堂文創園區,在路環小鎮,人們可以不斷體會到澳門文保、規劃、歷史、考古等多學科領域的專業工作者兢兢業業,通力合作,不斷進取,營造出一個又一個讓來訪者流連忘返、回味無窮的空間場所,令人敬佩不已。文

明信片中的澳門昔日風景: 聖安多尼教堂(花王堂) 1993年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澳門歷史檔案館供稿 (AH. 326-11)

 

化遺產保護事業決不是一個孤立的事業,通過各界的努力,可以同社會發展、民生改善、經濟繁榮、城市建設充分地結合起來,在文化傳承的同時,將澳門城市推向一個更加宜居、更可持續的美好未來。

【註】

(1)〈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摘自中國網(news.china.com.cn),2009年12月6日。原作者:林發欽:《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 (2008-2009)》。

(2)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武漢出版社,2012年,頁130。

(3) 正是在嘉靖三十二年,“番舶拖延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暴諸水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許之。初僅菱舍。商人牟奸利者漸運瓴甓榱棟為屋,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久之遂專為所據。”蔣廷黻:《中國近代史》,頁141。

(4)張松等:〈歷史性城市景觀的保護規劃研究——以澳門歷史城區為例〉,WHITRAP Newsletter, no. 21, March,2012, pp. 4-8.

(5) 郭旃:〈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里程碑 —— 專家解讀“西安宣言”〉,《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特刊。

(6)崔世安表示希望澳門取得城市發展與文遺保護的平衡,2014年9月26日,國際線上網,http://gb.cri.cn/42071/2014/09/26/5931s4707805.htm

(7)崔世安作〈特區政府2014年財政年度工作總結及2015年財政年度預算安排報告〉,2014-12-20, http://news.cnr.cn/native/gd/201412/t20141210_517058914.shtml

(8)“澳門街坊總會日前公佈的“澳門青年對二○一五年施政報告的期望”研究結果顯示,受訪青年認為今年施政報告中首五項重點工作範疇依次為房屋、交通、醫療、抗通脹及文化教育,其中房屋問題連續四年居首。崔世安在施政報告中稱,今年住屋、交通、環保處於施政優先位置。在這其中,住屋又處在“優中之優”,崔世安表示:“今年全面檢討公共房屋政策,加速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全面審視和規劃填海A區及其相連區域的交通配套、社區設施等,落實28000個公屋單位的目標,抓緊施工進度,按計劃完成填海工程”。引自〈澳門特首崔世安發表2015年度施政報告〉,2015-03-23,國際線上網,http://ucwap.ifeng.com/4g/news/xinwen/pdetail?aid=97225232&mid=3O8b2x&all=1&p=2

* 張兵,博士、教授,現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20世紀遺產科學委員會中方投票委員 (Voting Member, ISC20C/IC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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