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

1637年澳門圖景

(原載於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London 1907-1936)

荷蘭出版的早期澳門地圖

(約16世紀40年代繪製) 澳門歷史檔案館複製

在東亞古代城市發展史上，澳門城的興起乃一特殊的奇蹟。一個位於香山海岬頂端的小海島，在短短的幾十年中，竟發展成為四方商賈輻輳、天下奇貨匯聚的國際性貿易城市。為了探索其發展軌迹，本文擬以明代為限，考證其早期城市的發展與建置。(1)

澳門城區的形成與發展

嘉靖三十三年，在葡萄牙船長索薩(Leonel de Sousa)與廣東海道副使汪柏達成口頭協議後，澳門半島開始對外國商隊開放，澳門正式成為各國商人聚居貿易點。汪柏對葡人應允的條件究竟有哪些? 所承諾澳門開放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今日均無文獻可憑。據有關資料推測，汪柏應允澳門對夷商的開放應是有限制的。所以，夷商初在澳門上岸時“僅蓬累數十間”(2)。後大概夷商們見明朝守澳官員並沒有對澳門進行嚴格管理，遂採用行賄的辦法，強行在澳門半島蓋屋建房。王士性記載當時情況較清楚:

其〔夷商〕初上舟居，以貨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陸而拓架者，諸番遂漸傚之。(3)

剛開埠時，這些來澳門貿易的夷商都住在船上，後有一兩個人帶頭上岸建屋居住，由於明守澳官員沒有及時制止，“姑息已非一日”，於是，“諸番遂漸傚之”(5)。商人都開始上岸建築自己的房屋倉庫，以便貿易。此即《澳門記略》所言: “商人牟姦利者漸運瓴甓榱桷為屋。”(6)據龐尚鵬言: “近數年來，〔澳夷〕始入濠鏡築室居住。”(7)龐文成於嘉靖四十三年(1564)冬，“近數年”約指近三至七年間，也就是嘉靖三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一年(1557-1562)。所以，可以斷言，澳門開始有夷商之定居建築物，最早不會超過嘉靖三十六年，即澳門城區始建於嘉靖三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一年間。

澳門城區發展很快，據龐尚鵬言: “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8)一區為一幢住屋，在上岸建築房屋的第二年就已發展到“數百區”，到嘉靖四十三年時，則發展到“千區”了。假定一位夷商建一區，則這時在澳門已有一千個夷商居住了。嘉靖四十四年遊澳門的葉權則稱: “今數千夷團聚一澳，雄然巨鎮。”(9)這一時期記載澳門居住人口:1562年800人，1565年900人(10)，但這800人、900人均指移民澳門的葡萄牙人，而當時的葡萄牙人均蓄有奴僕，據博卡羅言，大約每一位葡人蓄奴6-10名。(11)故又有資料稱:1569年時澳門有5,000-6,000基督敎徒。(12)如果平均每位葡人蓄奴六名的話，則900位葡人蓄奴總數再加葡人數大致相合。這一時期中文資料已有報導。龐尚鹏言: “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人矣。”(13)吳桂芳言: “況非我族類，下不萬人。”(14)這“萬人”，應是包括當時進入澳門的華人，除掉6,000夷商及其僕隸，則華人約有4,000餘人進入澳門。這是澳門城區初始期之原型。

澳門地圖

不列顛博物院收藏 原載《東印度城鎮防禦工事圖冊》/(A. Bocarro，1634)

隨着澳門對外貿易的繁榮，澳門成為了“遠東最有名的城市之一，因為各種財富大量地從這裡運往各地交易；它有大量的貴重物品，它的市民比該國其它任何城市都更多、更富有。”(15)不僅海外貿易發達，在城市與華商的交易亦很發達。《明史·佛郎機傳》稱:

閩粤商人，趨之若騖。(16)

郭尚賓在萬曆中亦言:

閩廣亡命之徒，因之為利，遂乘以肆奸。有見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仰於廣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焉；廣州之刀環硝磺銃彈等物盡中於夷用，則不特私買往販，而投入為夷人製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貲，每歲不知其數，而藏身於澳夷之市，劃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17)

這些材料表明，澳門不僅僅是當時葡萄牙人與日本、菲律賓貿易的中轉站，而且在澳門城內與華人的貿易也很繁榮，即已有“澳夷之市”的出現。

荷蘭繪製的澳門地圖

(1780) 澳門歷史檔案館複製

住宅區的成片形成及市場的出現，街道亦隨之出現。據白樂嘉言，1555年時，葡萄牙人即開始在澳門進行探測建城。所經路線，自媽閣廟前地起，經萬里長城、高樓街、風順堂街、龍嵩正街至大三巴，而後轉向嘉思欄山。當時的街道全鋪上碎石，名曰“石仔路”(18)。澳門最早的一條街道即“十字街”，是一條“中貫四維”的十字大街。郭棐《廣東通志》卷六九載:

陳督撫又奏，將共聚廬中有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棚，榜以“畏威懷德”四字，分左右定其門籍。以<旅獒>“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爾，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東西為號，東十號，西十號，使互相維繫譏察，毋得容奸，諸夷亦唯唯聽命。(19)

這一條街，實際上是一條縱街與一條橫街交叉而成的十字街，被明廷分別命名為“畏字街”、“威字街”、“懷字街”、“德字街”。這條十字大街原本全是“諸夷”居住，但由於華商進入澳門者與日俱增，至萬曆乙已(三十三年)時，其中“德”字街已為華商入居，至崇禎己已(二年)時，華商則進一步發展至“懷”、“德”二街。有考古材料為證，今澳門媽閣廟原神山第一亭正面石横樑上仍刻有:

明萬歷乙已年德字街眾商建

崇禎己已年懷德二街重修(20)

今考古材料不僅可以確言明萬曆時澳門已有一條“中貫四維”東西各有十號的十字大街，而且還可以證明街旁居民除夷商外，到明未至少有一半居民是華商。因為要出錢修媽閣廟者應祇是華人。

荷蘭繪製的澳門地圖

(約1665年) 澳門歷史檔案館複製

這條街出現在甚麼時候? 考郭氏書中所言“陳督撫”，當指兩廣總督陳瑞。據郭棐《廣東通志》卷一○，陳瑞為長樂人，“萬曆九年以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任”(21)兩廣總督，則知這條澳門歷史上最早的十字大街應形成於明萬曆九年(1581)之前。澳門前輩學者章憎命先生就早期的澳門街有所考證，稱:

考澳門街，古祇稱大街，即今之營地大街也。昔時該街之兩端，各設閘門一度，東曰“石閘門”，西曰“紅窗門”，中國設關扼守。所以，石閘門外，今有關前街，而紅窗門之街名，今葡人譯作Alfândega-Rada，即關卡也。且李家園內，其壁上舊有“澳門”兩個擘窠大字，所以標示此外方為澳門，但今已湮滅矣。當日澳門街之區域，祇限於此。(22)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亦稱:

1573-1575年，澳門僅有一條兩旁設有木柵的通向四個街區的大街。(23)

這應祇是反映萬曆初年澳門街道的情況。隨著澳門商業的持續繁榮，入居澳門的人口進一步增加，澳門街道當隨之拓殖。據林家駿神父記載，17世紀初今龍嵩街即已成為商業中心，葡人至今仍稱之為中心街，當時龍嵩街多為官紳士庶的居所。(24)

望德聖母堂

(錢納利鋼筆畫/1832年/澳門) Toyo Bunko收藏

到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日本人入居澳門者日漸增多。王以寧<請蠲稅疏>載:

(澳門)藉口防番，收賣健闘倭夷以為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25)

其<條陳海防疏>又載:

濠鏡澳夷來自佛郎機諸國，從未有口倭雜處其間者。有之，自萬歷二十年後始。<(26)

萬曆二十年(1592)後，日本人開始入居澳門，因為1587年，日本政府“下令驅逐傳敎士，禁止信仰基督敎”(27)。1597年豐臣秀吉將26名傳敎士與日本信徒釘死在長崎十字架上(28)之後，大批日本天主敎徒避難澳門。1614年1月27日，德川家康又下令所有傳敎士離開日本，當時日本天主敎徒分乘五艘大船，其中兩艘去馬尼垃，三艘去澳門和暹羅。1636年又有嫁給葡人的日本婦女及其子女287人流放澳門。(29)這批日本人大多在三巴門一帶居住，“其中有不少建築家及藝術家，因此，耶穌會士認為是一個好機會，利用以工代賑方法，招集此等日本敎徒，來建築敎堂(指大三巴寺)及宏麗之前門石壁。”(30)據博克塞記載:

澳門的日本基督徒由於1614年、1626年和1636年日本流亡者和被驅逐者的湧入而激增，就自然組成了一條街，除了有葡萄牙人的妻妾、奴僕外，還有商人、敎士。(31)

這一以日本基督徒為主的居住區即“三巴廬寺街”。萬曆四十年(1615)廣東巡按田生金<辨問矜疑罪囚疏>:

三名嗎吁囉、嗎吱囉、嘽囉招稱，與監故俱朝鮮國釜山人，幼被擄賣與佛郎機，帶至廣東香山澳，俱在三巴廬寺下街住。(32)

“三巴廬寺”即聖保祿敎堂(該堂1602年動土，1603年即建成，但前門之大牌坊則至1637年才完成，牌坊前石級則在1640年完工)。既有“三巴廬寺下街”，當還有“三巴廬寺上街”。這就是當時日本天主敎徒在澳門居住的街區。日本人在其居住區內還於1623年建起了一座神學院。(33)

除了日本人居住區外，華人居住區在明萬曆中後期亦應形成。博克塞稱:

1642年，當勃拉艮薩公爵繼承葡萄牙國王位登上約翰四世寶座的消息傳到澳門時，(……)市民們為新國王的登基舉行了為期幾週的慶祝活動，特別是中國基督徒街區和日本基督徒街區。(34)

據1689年的資料，當時澳門城市已分為大堂、風順堂、聖安多尼堂三個堂區(35)。據1632年的澳門圖，可以推斷，這三個堂區大致在明末即已形成。(36)

Manuel Godinho de Eredia約於1615-1622年繪畫的澳門平面圖，圖中標明，當時葡人租居的澳門城區--“Macao”主要在靠近南灣的澳門半島中部地區，半島西南部及東北部均為中國官方控制的地區(37)；而據保存在海牙的一幅繪於1665年的早期澳門圖則顯示，澳門半島中部及南部地區已形成一片一片建築群區，各建築群區之間則組成了縱橫交錯的街道。圖中所示較大的建築群區有二十幾處，街道則難以數計。(38)這即可表明，澳門城區從17世紀初到17世紀中葉即明朝滅亡之前已獲得了很大的擴充和拓展。

據博卡羅1635年報導，當時澳門城方圓約半里格，最窄處為50步，最寬處為350步。(39)至於居民人口則增加更快。萬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言:

今則高居大廈，不減城市，聚落萬矣。(40)

一聚落當指一戶，16世紀末，澳門人口發展已達萬戶。萬曆二十九年(1601)遊澳門的王臨亨亦言:

今聚澳中者，聞可萬家，已十餘萬眾矣。(41)

又稱:

香山之夷，盤踞澳中，聞可數萬。(42)

“十餘萬眾”恐怕有點誇大，“聞可數萬”應較接近事實。據博卡羅記錄1635年澳門人口數字:

澳門有850户葡萄牙人家庭，還有同樣多的土著家庭，他們全是基督徒。(43)

據林家駿神父記載，到1644年時，澳門人口增至四萬。(44)大量人口流入澳門，不僅是“四方商賈，輻輳咸集”(45)，而且“百工技藝趨者如市”(46)。所有這些資料均可説明，大約在明朝萬曆中期，即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澳門，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商貿城市已發展成熟，正如乾隆<重修三街會館碑記>所云: “遂成一都市焉。”(47)所以，於公元1585年(萬曆十三年)葡萄牙國王正式命名澳門為“阿媽神”之城，並將澳門陞格為擁有埃武拉市同等自由、榮譽和顯著地位的城市。(48)

澳門公共建築的出現與發展

公共建築的大批出現與迅速發展促進了澳門城市的發展規模，而澳門公共建築的最重要表現形式則多與天主敎的傳播密切相關。

澳門開埠的第一年即1554年，就有耶穌會天主敎士來到澳門，隨後，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的敎士紛紛來澳，並先後設立會院，建築敎堂。可以說，澳門城市中最早出現的公共建築就是敎堂。岡薩雷斯(Gregório González)神父寫於1570年的信札稱:

索薩(Leonel de Sousa)與中國人達成協議的那一年(1554)我恰在島上，並搭建了一座茅草屋頂的敎堂。(……)翌年，我又搭建了一座敎堂，那些葡萄牙人則蓋起了一些房屋。(49)

這應是澳門最早建起的敎堂，但由於這兩座敎堂均是用茅草搭起來的屋棚，故沒有保存下來。

一般人都認為聖拉匝祿堂(望德堂)、聖老楞佐堂(風順堂)及聖安多尼堂(花王堂)是澳門最古老的三座敎堂，這三座敎堂在荷蘭人狄奧多·德·布里於16世紀末繪製的<早期澳門全圖>中均有記錄。(50)

望德堂(lgreja de São Lázaro)，又稱聖拉匝祿堂，發瘋寺。林家駿神父認為建於1568年(51)，潘日明同(52)；文德泉神父認為建於1569年(53)，鄭煒明認為建於1562年(54)，郭永亮據1748年10月12日澳門葡人致北京主敎書則認為建於1557年(55)。

錢納利: 聖·彼得堡壘

澳門賈梅士博物館藏

老楞佐堂(lgreja de São Lourenço)，又稱風順堂、風信堂。林家駿神父認為始建於1558年，1618年重修(56)，郭永亮認為建於1558-1560年間(57)，黃啟臣認為建於1575年(58)，李鹏翥認為建於1569年(59)，鄭煒明認為建於1562年(60)。

花王堂(lgreja de São António)，又稱聖安多尼堂。林家駿神父認為建於1565年前，亨利格認為建於1600年，黃啟臣採此説(61)，鄭煒明認為建於1562年，郭永亮則採亞拿以斯《澳門》一書之說，稱聖安多尼堂建於1558年至1560年之間(62)。

《澳門記略》亦記錄了這三座敎堂:

西南則有風信廟，蕃舶既出，室人日跂東歸，祈風信於此。(……)北偶一廟，凡蕃人男女相悦，詣神盟告畢，僧為卜吉完聚，名曰花王廟。(……)東南城有發瘋寺(因其後設痳瘋病院而得名)，內居瘋蕃，外衛以兵。(63)

但《澳門記略》並未説明三堂建立的時間。前引岡薩雷斯神父寫於1570年西班牙文抄本記載，葡人進入澳門不到十二年，就在那裡建起一個非常大的居留地，內有三座敎堂。(64)葡人正式入居澳門為1557年，下推十二年，則可以推斷，上述三堂均始建於1569年之前。據傑瑟斯馬里神父言:

1558年至1560年間，曾有數名耶穌會神父在此居住，商談籌建三座小敎堂，即望德堂、老楞佐堂及聖安多尼堂。(65)

據嘉靖四十四年(1565)吳桂芳言: “(澳夷)私創茅屋營房，擅立禮拜番寺。”(66)同年到澳門的葉權也見到“(番人)三五日一至禮拜寺”(67)。這就可以證明，在1565年之前，澳門已有了敎堂，當時澳門葡人居留者已達900人，再加上信仰天主敎的眾多僕役，初期極為簡陋的敎堂一座是無法滿足信眾需要的。因此，我認為這三座敎堂大致均應設立在1558年至1560年間，亞拿以斯《澳門》一書及傑瑟斯馬里神父、林家駿神父的記載較為可信。

但必須説明的是，這時建起的三座敎堂均為木棚搭起的簡陋結構，而真正能為澳門城市增添輝煌的石質結構的巍峨的西洋敎堂均建成於17世紀。老楞佐堂建於1618年，聖德堂建於1637年，花王堂則建於1638年。(68)

16世紀建成的敎堂還有嘎斯蘭廟(lgreja de São Francisco)。《澳門記略》稱: “東隅噶斯蘭廟。”(69)亞拿以斯神父稱，噶斯蘭廟建於1579年，為聖方濟各會士建，乃聖方濟各會之修院。(70)林家駿神父、施白蒂均認為建於1580年，鄭煒明從亞拿以斯説，黃啟臣從林家駿説。還有龍嵩廟(lgreja de Santo Agostinho)，《澳門記略》稱: “龍鬚(嵩)廟在澳之西北。”(71)龍嵩廟即聖奧斯定堂。亞拿以斯神父認為建於1575-1578年之間，由奧斯定會士海拉達與馬林二人建(72)；林家駿神父認為建於1588年，成於1591年(73)；黃啟臣認為建於1584年；施白蒂認為建於1586年(74)，鄭煒明同此説。還有板樟廟，《澳門記略》稱“有板樟廟，相傳廟故庳隘，貧蕃析樟板為之。”(75)板樟廟，即聖多明我堂(lgreja de São Domingos)，又稱聖母玫瑰堂，為西班牙多明我會士建。林家駿神父認為建於1588年(76)，郭永亮同；施白蒂認為建於1587年10月23日(77)，黃、鄭均同此。還有瑪爾定堂，方豪先生認為建於1580年(78)，文德泉亦持此説，該堂即為聖保祿大敎堂的前身。

至於大廟，《澳門記略》和《香山縣志》均認為是澳門最早的敎堂。《澳門記略》稱:

大廟者，夷人始至所建也，在澳之東南。(79)

祝淮《香山縣志》卷四亦載:

大廟在澳之東南，即望人寺，夷人始在澳所建也。(80)

大廟即大堂，亦即為主敎座堂。澳門開始並無主敎堂，直至1571年卡內羅主敎在望德堂內搭一間木屋，作為主敎公署，所以，望德堂一直是澳門的主敎堂。然而，望德堂並不在澳城之內，而在澳城外望廈一帶。(81)林家駿神父認為，1576年元月23日，敎宗額我略十三世下諭成立澳門敎區，立望德堂為第一座主敎座堂。(82)施白蒂稱，1576年元月23日，敎宗將原有聖瑪利亞敎堂陞格為主敎座堂，不過不是現在的主敎座堂。(83)很可能是1571年在望德堂建屋作主敎署，但經敎宗批准陞格為主敎堂則在1576年。《澳門記略》及《香山縣志》均言大廟在“澳之東南”，而望德堂則在澳城之北，很明顯，上言之大廟不是指望德堂。

據《澳門記略》之<澳門正面圖>(84)，大廟位於南環稅口附近，嘉靖十三年兩廣總督吳熊光奏折所附<澳門圖>(85)，大廟亦在南灣，故知《澳門記略》及《香山縣志》中的“大廟”實指今澳門大廟頂的“大堂”，葡文名Sé Catedral，亦即今日之主敎堂。據郭永亮言，今之主敎堂始建於1622年(86)，林家駿則稱，大約在1581年前後，便另建立敎堂於大廟頂(87)，並非“夷人始至所建”。可證，《澳門記略》及《香山縣志》均將1571年以望德堂作主敎堂之事與1581年另建主敎堂事混淆。(88)

17世紀建起來的敎堂最著名者就是聖保祿大敎堂(lgreja de São Paulo)，亦即聞名遐邇的“大三巴”。大三巴追源應始於開埠之初。文德泉神父稱:

1563年在報告葡國的耶穌會士信中説:(……)除了到其他敎堂，還有300葡國人到耶穌會聖堂興祭。這大約是原來的聖保祿堂，以木板和磚蓋成倉房型式，這是葡國習慣蓋的式樣。(89)

文神父還説:

敎皇額我略十三世在1576年澳門建立敎區時説，這裡存在著一個聖母瑪利亞敎堂。(90)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亦載:

他(卡內羅主敎)於1583年8月19日在澳門去世，葬於城中心的聖保祿敎堂。(……)1591年10月17日，麥安東神父在廣東省韶州〔原譯作潮州，當誤〕去世，他的遺體被運至澳門，埋葬在聖保祿敎堂。(91)

明代戲劇家湯顯祖萬曆十九年(1591)到澳門時亦曾見聖保祿敎堂。《牡丹亭》中有“香山嶴里巴”及“多寶寺”之言。(92)“巴”當“三巴”之略，“多寶”亦為“聖保祿”之轉譯。足見16世紀時聖保祿敎堂即已建成，祇不過不是今天這麼宏偉壯麗之大三巴，當時其規制甚小，結構簡陋。1595年一場大火將這一敎堂化為灰燼，後修復，1601年又一場大火再次焚燬。於是，就在這一年，澳門葡商及市民決定第三次重修。據花奴利剌年報載，當時捐款達3,130年巴度金元。1602年正式動工，1603年時，先在後面建成一敎堂，而後來加建的保存至今的大三巴牌坊則完成於1637年。這一次工程歷時三十餘年，僅牌坊一項耗資就達銀三萬兩。(93)其建築之雄偉，修飭之華麗，設備之完善，皆堪稱遠東敎堂之冠。清初人龔翔麟云:

其寺曰三巴，高十餘丈，於屋側列啟門户，石作彤鏤，金碧照耀。(94)

1637年到澳門的彼得·芒迪説(Peter Mundy)説:

附屬神學院敎堂之屋頂是我所記得、所見過的最優美的建築，製作精巧，木雕出自中國工匠之手，描金彩漆。彩漆有朱紅、天藍等，斑斕絕倫。屋頂為方格組成，方格結合處則為一碩大的玫瑰，辮葉重疊，進而逐漸縮小為一小圓球，垂懸於屋頂之下一碼。此外，敎堂前面尚有精美的牌坊，可循寬闊的多級臺階而上。(95)

大三巴不僅是一座敎堂，而且是一規模宏大的公共建築群。《澳門記略》稱: “僧寮數十區”(96)，可證大三巴的規模。大三巴的建成，立即成為當時澳門城市的一大象徵。

1740年澳督高甸玉(Manuel Pereira Coutinho)關於澳門城防的批示

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資料

17世紀除了重建的望德、老楞佐、花王三座最古的敎堂外，還有1602年始建，1634年重建的阿巴羅敎堂(lgreja de Nossa Senhora do Amparo)，亦即《澳門記略》中的“唐人寺”(97)。1622年建東、西望洋山炮臺時，亦建起了東、西望洋兩座敎堂(98)(鄭煒明認為西望洋建於1662年，當誤；而以東望洋建於1638年(99)。1633年，還建起了聖家辣敎堂，亦即尼寺(100)。到明朝滅亡之前，澳門城中敎堂的興建情況大致如是。

這一時期在澳門城中完成的公共建築為西洋式的還有一些工廠、醫院、慈善機構、監獄及學校。澳門工廠的出現在開埠之初:

澳門具有世界上一流的銅鐵炮廠。銅炮廠開始很早，而鐵炮廠則是在果阿總督利尼亞雷斯伯爵的命令下開辦的。(101)

據<澳門界務説帖>:

1557年，中國政府方准葡人建設工廠於該島之東。此為葡人在澳實行建築之始。(102)

1557年就在澳門建工廠，可見，葡人剛正式入居澳門就開始建設工廠，而最早就是波加羅(M. Tavares Bocarro)鑄炮廠。該廠建於西望洋山半山間(103)，至明萬曆時，澳門鑄炮廠已發展有相當規模。據施白蒂書，1642年時，澳門為了表示對葡國新國王的效忠，一次運去澳門所造銅炮達200尊，足見當時澳門鑄炮廠的規模。(104)

早期澳門除了鑄炮廠外，當還有一些其它手工業工廠。既有“百工技藝，趨者如市”，又有“投入夷人製造”“刀環硝磺銃彈”(105)者，還有在澳門生產“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瑰貨”(106)。刀環硝磺銃彈及澳門之玻璃鏡、自嗚鐘及筊文〔紋〕蓆等均為當時澳門的手工業生產產品，這些當有工廠專門進行生產。據有關材料，早期澳門還設有專門生產刺繡畫像的作坊。(107)

澳門的第一間醫院和第一間慈善機構均由卡內羅主敎創辦。他在1575年11月20日的信中説:

甫抵澳門，即開設醫院一間，不論敎徒與否，一律收容。(108)

卡內羅主敎1568年5月到澳門，所以，一般人均稱這間醫院創建於1569年。(109)這座醫院華人稱為“醫人廟”，西人則稱“聖辣法耶醫院”，又稱“白馬行醫院”。據文德泉神父稱，澳門第一間慈善機構仁慈堂與醫人廟同時建成。(110)仁慈堂，《澳門記略》稱“支糧廟”，早期主要的任務是收容孤兒棄嬰，其經費由政府及富商資助，但創辦人亦是卡內羅主敎。大概到17世紀時，澳門已發展至兩座醫院，據雷戈(D. C. Rego)1623年成書的《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稱:

慈善堂出資建立了兩所醫院。(……)這些修道院、敎堂、慈善堂、醫院、慈善機構組成的整個系統靠日常和特殊的施捨以及當地人自願規定的某些捐贈建成，並支撐著這座城市。(111)

據有關資料，聖保祿公學最遲在1565年時已在澳門開辦，到1577年時，已有學生150人，到1584年則發展到200人。1594年公學陞格為大學，成為遠東地區第一所西式敎育的高等學校。大學有圖書館、印刷所、診所、藥房和天文觀象臺(112)，與聖保祿大敎堂組成一規模宏大的公共建築群。1623年還擔任澳門市政廳書記官的雷戈還稱: “這所學院在建築物及人員數量和質量方面都是東方最大最好的敎徒學院之一，並且作為許多傳敎團的神學院，接納的人數達六七十人或者更多。”(113)

此外，在龍嵩廟右側還建成一座監獄。《澳門記略》稱:

獄設龍嵩廟右，為樓三層，夷罪薄者置之上居，稍重者繫於中，重則桎梏於下。

當時澳門監獄亦建有三層高樓，聖保祿敎堂之牌坊亦不過三層，可以反映這一建築物的規模。

一座座西式敎堂的出現，一幢幢西洋風格公共建築物的完成，再加上形形色色的西洋式民居，一座完全歐化的城市出現在大明帝國的南海之濱。1601年曾到過澳門的荷蘭人范·納克(J·Van Neck)説:

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遍佈西班牙風格的建築。山頂上矗立著一座葡萄牙敎堂，敎堂頂端有一個巨大的藍色十字架。(114)

1640年到過澳門的卡爾丹神父亦説:

澳門是一座建築優美的城市，因商貿和日夜繁忙的交通而十分富裕。(115)

從目前保存的一幅應是作於16世紀後期的澳門城市鳥瞰圖，作者狄奧多·德·布里(1547-1598)在旅澳後所作。圖中反映了16世紀後期澳門城市的真實狀況，島上約有數百幢高低不同的西洋建築物，高者約三層，矮者為二層，多為磚瓦結構。建築形狀一般為“人”字型屋頂，敎堂或鐘樓則為尖頂，有圓椎尖頂，亦有五角、六角之尖頂。圖中有縱橫交錯的街道，行走著抬轎的、騎馬的及撐著洋傘走路的西洋人。(116)從這幅圖看，當時的澳門城市建設已初具規模。

再從保存在博卡羅《東印度國家的所有要塞、城市和村鎮平面圖冊》中被白樂嘉(J. M. Braga)認為是繪於1632年的<澳門城市鳥瞰圖>看，明顯較上引16世紀後期的澳門圖不同，房屋建築成區成片，公共建築規模擴大，各種軍事防禦設施已基本完成，城市格局亦大大擴充。(117)可以表明，到這時，澳門城市的發展已完全成熟。故時人稱澳門“高棟飛甍，櫛比相望”(118)“雄然一巨鎮”。屈大均則稱澳門建築“其居率為三層樓，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菓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尚”(119)。這些中文資料與早期澳門城市圖中表現的實況完全相合，反映了明朝時期澳門城市公共建築及居民的宏偉氣勢與多姿多彩。

明代澳門城的公共建築除了西人所描繪的具有西洋風格的建築物外，還有一部份中國式的公共建築物，主要是明朝官方在澳門的行政衙署和祠廟，雖然數量不多，但頗具特色:

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今唯議事亭不廢。(120)

從這一條材料即可看出，明朝在澳門城至少建有四座政治性機構，即提調衙署、備倭衙署、巡緝衙署，這三座衙署明時位於何處，今已無考。但澳門議事亭則一直保存至清中期拆毀改建。據《澳門記略》保存的一幅<澳門議事亭圖>，議事亭乃一檐牙高椽鳥翬羽飛的中國古建築群。(121)吳歷《三巴集》詩注稱:

凡海上事，官紳集於亭中，名議事亭。(122)

可知，議事亭乃明朝駐澳官員與澳葡商議貿易及辦理居留事宜之地點。議事亭始建於何時，郭永亮言，建於萬曆十三至十五年(1583-1585)(123)。乾隆《香山縣志》卷六亦稱:

(王)綽卒，設位議事亭，番人春秋供祀事。(124)

王綽出鎮澳門在萬曆五年(1577)後，卒亦在萬曆中。可見，議事亭之設當在萬曆中，與郭説相合。

澳門北城門

(鉛筆畫) 錢納利繪於1830-1833年 Toyo Bunko收藏

這一時期的澳城之內還有兩座華人的公共建築，一為澳門東南海角的媽閣廟，一為沙梨頭的永福古社。媽閣廟，根據確切資料應始建於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由澳門德字街華商捐建。(125)據<沙梨頭永福古社重修碑志>，則知永福古社建於明季。(126)明代澳門城內之公共建築有確切資料者僅此兩座，至於建於明代的蓮峰廟及觀音堂等均在望廈村內，當時俱在澳城之外，故不在此論列。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後期澳門葡人對青洲的開發也是採用中國式的園林建築。焦祈年<巡視澳門記>稱:

青洲，草木蓊翳，有亭榭廊宇，土人指為鬼子園囿。(127)

吳歷《三巴集》亦稱:

青洲多翠木，為納涼休浴之所。(128)

屈大均《廣東新語》亦稱:

青洲，林木芊森，桄榔檳榔之中為樓榭，差有異致。(129)

今保存在《澳門記略》中的<青洲山圖>，島上一完全的中國古園林式建築(130)，可反映這一時期，澳門城市建設中明顯接受了部份中國傳統的建築方法(大三巴牌坊建築木雕出自中國工匠之手亦是一例)，以中西融合互補的方式來完善其建築藝術。

澳門城垣及堡壘的置廢

澳門城垣的建築始於何時，各種文獻記載均無確切時間。據張維華先生的研究，澳門築城“似自1607年始，而防禦工事之完備，似在1622年。”(131)此説並不確切。祝淮《香山縣志》:

澳城之建，年月無確證，諸書所載，大率在嘉靖時。(132)

祝氏所言大抵是指嘉靖時澳門即已開始築城防禦，此説頗有道理，葉權嘉靖末遊澳門時即稱澳門為“雄然巨鎮”(133)，當是在澳門見過城牆。施白蒂《澳門編年史》載:

1568年(隆慶二年)，經中國駐澳門官員同意，特里斯佟·瓦斯·達·維依加艦隊司令下令在chunambo建起第一道城牆。(134)

據福魯圖奧佐(Gaspar Frutuoso)《懷念故土(第二篇手稿)》載:

1568年，由於中國海盜侵擾澳門，特里斯佟·瓦斯下令在澳門建一道土坯圍牆。他把葡萄牙人組成每五人或每六人一組，編成二十個連隊，每個連隊建一段土牆。在十六天中，完成了二百七十一英寸長的土牆。葡萄牙國王們後來在那一帶的許多城堡和城牆就是從這裡開始的。(135)

隆慶二年與嘉靖末年僅一年之差，可知澳門築城之始最準確的説法是嘉隆之間。故陳吾德隆慶三年(1569)上疏(136)時言:

佛郎機、滿剌加諸夷，性之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乃開濠鏡諸澳以處之，至乃結廬城守，據險負隅。(137)

“結廬城守”則可明確證明，在隆慶三年(1569)之前，澳門葡人已經開始築城，這一點應該是可以確證的。

然而，在繪於1598年的<早期澳門全圖>中，我們卻看不到一堵城牆，亦看不到一座炮臺或堡壘。(138)在1582年呂宋總督桑德(Francisco de Sande)的報告中亦説:

澳門至今沒有武器與防禦工事。(……)僅有500間房舍與一位葡萄牙總督和主敎在哪裡。(139)

1568年築城時葡人就擔心中國人不會看好，前引《懷念故土》稱:

他很想把這項工程幹完，但又想到中國官員對他們建成城堡不會好眼相看，(……)還是先停止施工。(140)

據此，我們可以推論，嘉隆之時澳門築起的城牆很可能被明政府派人拆毀:

往歲總兵俞大猷調諸夷剿平叛卒，許免抽分一年。至期，夷眾負功不服抽稅，此其負信在我，毋怪其然。然〔海道〕副使莫抑因而舍之，下令嚴戢，官兵把截，船不得通，路不得達，夷遂困服。(141)

此事發生在隆慶三年之前。之後，明政府又下令對澳門嚴加管理，“各處把海把澳官兵嚴戢百工商賈，遇有闌出，多方設法偵捕。緝獲略賣男婦一口者，官縣重賞”(142)，在這種情況下，澳葡所築城牆很可能就被入澳之明軍拆毀，故在16世紀末的澳門圖上沒有城牆的痕跡。

澳門再次築城乃源起於對荷蘭人的防禦。1601年9月，荷蘭人有兩艘貿易船進入澳門，其中有部份水手被扣留，並將其17人當作海盜處以死刑，導致葡荷結怨。1602年，荷蘭人在馬六甲海峽截擊澳門船，1603年葡船“聖卡塔利娜”號再次被劫，1604年6月，荷蘭海軍上將麻韋郎(Wybrane Van Warwyck)率領艦隊進逼澳門。(143)在荷蘭人的威脅之下，澳門葡人再次修築城牆，以保衛澳門。《明神宗實錄》:

萬歷三十三年(1605)，〔澳夷〕私築城垣，官兵詰問，輒被倭抗殺。(144)

“私築”，即表明這次築城是未經明朝政府同意的。《萬曆野獲編》亦有記載:

丁末年〔萬曆三十五年(1607)〕，廣東番禺舉人盧廷龍，請盡逐香山嶴夷。(……)其時嶴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雜沓居住。(145)

據路易斯·達·席瓦爾約於1607年繪製的澳門地圖來看，圖中的城牆已大體建成，與漢文資料時間相合。(146)

這一次澳城的修築很可能在張嗚崗任兩廣總督時又一次被明政府拆毀。《全邊略記》:

(萬曆四十三年)十月，粵督張鳴崗奏: 粵海旦夕以濠鏡澳夷為競競，多蓄倭奴以為羽翼。臣令道臣喻安性、香山縣令但啟元躬視澳中，宣上威德，獻出倭夷一百二十三名，待以不殺，令歸本國，已載舟而掛帆矣。夷目咩吵唧等，立狀為之永禁。(147)

既然可以入澳將“私築牆垣”的倭奴“押送出境”，又稱“數十年澳中之患，一旦袪除”(148)，可以推論，這一次“私築”的城牆應為明政府拆毀。再從萬曆四十二年(1614)，海道副使喻安性對澳夷訂立的<海道禁約>來看，其中一款明確提出:

禁擅自興作。(……)此後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興一土一木，定行拆毀焚燒，仍加重罪。(149)

這很可能即是在拆毀澳夷城垣訂立的禁款，力圖以法令的形式禁止澳夷私造城垣。

但是，澳門葡人並沒有完全遵照執行這一禁約，1617年(萬曆四十四年)即開始興建著名的“三巴炮臺”及北部牆垣。(150)這次築城是“通賄中國官吏，使其不加干涉”(151)而偷偷進行的。到1621年荷蘭入侵澳門之前，澳門築城的速度大大加快。道光《香山縣志》:

時徐如坷署海道副使。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垣墉。(……)已而，夷警寂然，而澳夷日築百丈。(152)

“日築百丈”，反映當時澳門為了防禦荷蘭人的入侵，其築城工作步伐極快。1621-1622年間，不僅三巴炮臺還在繼續修建，而且媽閣炮臺、燒灰爐炮臺、嘉思欄炮臺及東、西望洋山炮臺均已開始修建。(153)同時，青洲也修建了堡壘。而澳門東北之城，遂於1622年完成。(154)《皇明法傳錄》亦載:

舊年紅毛報警(指天啟二年荷蘭犯澳門)，則與規劃地基，鳩工築城，名為防禦紅毛，其實沿海一帶，並無堆土，依山為墉，屹然成建瓴之勢。(155)

這一次築城之事亦遭到明政府的干涉。道光《香山縣志》載:

如坷遣中軍領兵戍澳，諭之曰: 墉垣不毀，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糞除殆盡。(156)

徐如珂署海道副使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離澳則在天啟元年(1621)，這應是他在離澳前的一次對澳門的行動。上文稱“糞除殆盡”恐怕僅指青洲，並沒有將整個澳門城垣毀除。《明史·佛郎機傳》稱:

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為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洲城，番亦不敢拒。(157)

西文資料亦稱中國官兵將青洲島上的建築物全部拆毀。1622年的荷澳之戰，那些保存下來的澳門炮臺和堡壘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荷澳之戰結束後，1623年5月，馬士加路也(Don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出任澳門兵頭，他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澳門牆的建設和軍事防禦體系。施白蒂稱:

他於同年(1623)7月17日就職後建起了城牆，並完善了堡壘體系。(158)

博卡羅則稱:

澳門市的城牆基本上是由首任總督馬士加路也完成的，他修建了這些防禦設施中的大部份。(159)

達爾波則稱:

葡萄牙人利用於1622年被俘虜的荷蘭人以築城牆，作為防禦外來入侵。城牆起大炮臺山之東偏北，直達方濟各會修院遺址: 至1626年，全部工程遂告完成。(160)

澳門防禦工事(1740年):(上)堡壘防牆(下)燒灰爐炮台/聖彼得炮台/加思欄炮台

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資料

《明清史料》乙編載:

〔上缺〕環架大銃數十門，外望皆曰銃臺，其實中虛，非壘基也。偵者屢報夷人築城費銀二十萬，報知該國王，謂已據中朝一方地。該國王遂遣親侄名噥咈為呶嘮，赉敕前來鎮守。夷言呶嘮，即華言兵頭也。兵頭因築此垣，處中聳外，欲規劃為殿基，後建塔，請封一王子居守，故兵頭盤踞此中，護惜城臺，每有存亡與俱之意。幸蒙本部院指受方略，首絕接濟，以扼夷之咽喉；既縶攬頭，以牽夷之心腹，官兵密佈，四面重圍，嚴拿姦黨，招回亡命；又用間用諜，挑窮夷鬼婦，與兵頭為難，浸成內變。番哨闌出，又一鼓成擒，不能得志。於是，夷始坐困，受命叩關，甘認拆城毀銃，驅姦滅哨，歲加丁糧一萬兩，編附為氓，寫立認狀在案。當督夷人攬頭役夫自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三月初四止〔下缺〕(161)

這一份檔案由於殘缺，沒有明確繫年。其中提到國王侄兒噥咈，當即1623年澳門兵頭的葡國王室貴族Dun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162)，噥當即Don，咈即Francisco之漢譯。其中又提到“又用間用諜，挑窮夷鬼婦，與兵頭為難，浸成內變”，正是《歷史上的澳門》一書所記:

馬士加路也更加為所欲為，他還亂闖民宅，侮辱紳士們的妻女，嚇得婦女們不敢上敎堂做禮拜。1624年10月10日，忍無可忍的市議員和耶穌會士終於發動政變。(163)

其中“甘認拆城毀銃”，則又當指天啟五年(1626)四月毀城之事。見《明熹宗實錄》卷五八:

(天啓五年四月)總督兩廣何士晉疏報: 濠鏡澳夷邇來盤踞，披猖一時，文武各官決策防禦。今內姦絕濟，外夷畏服，願自毀其城，止留濱海一面以禦紅夷。(164)

博卡羅所載亦相吻合:

然而，中國人十分多疑，認為修建這些設施是為了對付他們的，因而迫使我們拆掉了朝陸那一邊自三巴炮臺起的大部份防禦設施。結果，祇有大海對面、城堡西邊以及薩西利亞斯海濱狹長地帶的設施保留下來。(165)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馬士加路也出任澳督後，澳門的城牆及軍事防禦體系已基本完成。上引明檔中所言“虛中聳外，欲規劃為殿基，後建塔，請封一王子居守，故兵頭盤踞此中”又“環架大銃數十門”的銃臺，考諸當時之澳門城圖，則非三巴炮臺莫屬。可知，三巴炮臺在當時不僅是澳門之一軍事要塞，而且為澳督居留之地。檔中稱“夷人築城費銀二十萬”，反映這一次築城規模不小。據博卡羅介紹:

這些城牆高度為2英尋，到胸牆地段厚度祇有8拃。此外，由於地面不平，城牆的高度隨上下坡的變化而不同。這些城牆也是以泥土與石灰和稻草混合而成，整個牆被擂在一起，因而特別堅固。(166)

又據《三百年前的澳門》一書介紹:

該城牆其底闊為20指尺，漸向上收窄，至城牆頂闊為15指尺。城牆高度50指尺(每指尺約為9吋)。全城牆為泥土及白灰摻以草根槌椿結成，甚為堅固。(167)

天啟五年(1626)在兩廣總督何士晉強力干涉下，其北部城牆(即應包括三巴炮臺在內)全部拆毀，但保留東南濱海一帶城牆。故《澳門記略》稱:

加思欄及東望洋防禦工事

(鉛筆畫) 錢納利繪於1833年 里斯本地理協會收藏

澳城固而庳，明所毀餘地，今在聚廬中，與西北圍牆不相屬。(168)

北部城牆被拆毀後，澳葡並未完全放棄。不到五年，澳葡再次提出復築城臺。《崇楨長編》卷四一載:

(崇禎三年(1630)十二月)丙辰，禮科給事盧兆龍上言: 彝人擅築城臺，曩用大兵臨之·拆不及半。今要挾曰: 必復築城臺而三百人始肯應調。(……)仍申諭澳中，城臺永不許復築。(169)

雖然明政府明令“不許復築”，但澳葡政權並沒有聽命。從繪於1632年的澳門城市圖看，澳門北部城牆及炮臺已經復築完成。從這張圖上看得十分清楚: 當時澳城西起海邊至沙梨頭，在沙梨頭建炮臺一座；復稍南至三巴寺，在三巴寺東高地上建頗具規模的三巴炮臺，從圖上看就標出炮位11門；復向西至山頂，建仁伯爵炮臺；又在仁伯爵炮臺的北面東望洋山上建炮臺；城牆從仁伯爵炮臺復南折沿海濱至嘉思欄炮臺，復南折至西望洋炮臺、燒灰爐炮臺，最後至媽閣炮臺。並在東望洋北麓海濱建一城垣。(170)整個澳門城除西部內港外，北部、東部及南部均建有城牆，並於諸要塞處建置炮臺，使澳門城成為一座在軍事上防範甚為嚴密的城堡。

明代時澳門城建有四個城門。《澳門記略》稱:

大門一: 曰三巴門。小門三: 曰小三巴門，曰沙梨頭門，曰花王廟門。(171)

很明顯，這四道門均設在北部城牆，主要是為了方便對北部中國內地進行交往而設。到後來，三小門俱塞，僅三巴一門為出入之口，俱因禁海及清王朝對澳門嚴加控管之故。直至道光時，方開水坑尾門和新開門，以方便澳門與內地交往故。(172)

至於澳門之炮臺，諸書多有記載。據《澳門記略》、薛馧<澳門記>、陸希言<門記>及暴煜《香山縣志》諸書均稱當時澳門有六座炮臺。即:

三巴炮臺，又稱大炮臺、漫地炮臺(Fortaleza do Monte)、聖保祿炮臺(Forte de São Paulo)。1617年開始興建，1626年全部完工。(173)該炮臺是澳門最大的炮臺。炮臺位於一小山丘頂，成正方形城圍，城圍中部為一座三層樓房，每一層均架設大炮，共分佈有18門青銅榴彈炮。該炮臺早期一直作為澳門兵頭居所，直至18世紀。(174)

東望洋炮臺，又稱基亞炮臺(Forte da Guia)，位於澳門最高點東望洋山上。該炮臺始建於1622年。(175)據博卡羅稱，當時明朝“同意以7,000銀幣的酬金”拆除這座炮臺。(176)這就是説，在1635年之前該炮臺已被拆除。但據今保存的該炮臺碑志稱: “此炮臺乃由澳門市民出資興建，炮兵頭是安多尼·黎伯碌。始建於1637年9月，而完成於1638年3月。”(177)可見是拆毀後重建。炮臺面積約800平方米，臺牆高6米，建有塔樓4座，安置大炮5門。

西望洋炮臺，又名竹仔室炮臺，西人稱佛蘭姍聖母炮臺(Forte de 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亦當建於1622-1623年間。在1622年馬士加路也的建炮臺防衛計劃中有西望洋炮臺(178)，當時架設2門青銅炮。

媽閣炮臺，又稱娘媽角炮臺、罷辣炮臺(Forte da Barra)，還稱聖地亞哥炮臺(Forte de Santiago)。1622年，荷蘭人進攻澳門時，該處即架設一尊大炮。1623年馬士加路也擴建該炮臺，遂成為一座長150米、寬50米的甚為壯觀的炮臺。炮臺內建一水塘，可蓄水3,000噸，共架炮18位。(179)

燒灰爐炮臺，又名南環炮臺，蓬巴而底臺(Forte do Bomparto)，還有一別名“聖母炮臺”。1622年荷蘭人襲澳時，該炮臺即已存在。炮臺呈三角形，當時置有6門大炮。(180)

嘉思欄炮臺，又稱噶斯蘭炮臺、法蘭濟斯炮臺(Forte de São Francisco)，還稱聖方濟各炮臺。該炮臺呈橢圓形，1622年荷澳戰爭中即已存在，重建於1629年(181)，共設有7門炮(182)。

除了上述六座諸書均有記載的炮臺外，還有兩座炮臺不知何故未見於上述諸書。在1632年的澳門地圖上，明確標出了八座炮臺(183)。博卡羅《1635年澳門》與納瓦雷特(D. F. Navarrete)修士《中國王朝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敎論》二書中均稱澳門有八座炮臺(184)，比上述諸書記載多出兩座。一是在沙梨頭處建有炮臺，當即沙梨頭炮臺，又稱聖若奧炮臺。郭永亮言，該炮臺“為澳門最古的炮臺之一，但其建築年代不可考”(185)。據《澳門编年史》: “1562年，第一座敎堂--聖安東尼奧(聖若奧)小敎堂以居民點之門為要塞，置以火炮(沙梨頭要塞)。”(186)可知沙梨頭炮臺應是澳門最早建立的炮臺。據圖則可知該炮臺至1632年前，共架炮3門，是澳門較小的炮臺之一。(187)二是仁伯爵炮臺，又名伯多祿炮臺或耶路尼炮臺，俗稱山頂炮臺，位於今山頂醫院附近。炮臺同澳門城牆同時建成，約在1626年。(188)據圖中所示，當時炮臺僅安炮兩門，亦是澳門較小的炮臺之一。(189)

明代澳門城牆和炮臺的建設經過幾建幾拆的過程，但最終仍在1632年(崇禎六年)之前將全部工程完成。很可能是明王朝北部邊疆形勢日漸危殆，政府無暇顧及澳門築城建臺之事；亦可能是明政府準備同澳葡合作，考慮到荷蘭人東來入侵澳門的危險，而同意澳門葡人重建城牆及炮臺。總之，在1632年澳門城牆及炮臺重建完工之後，直至明朝滅亡，雙方再也沒有發生過拆建城垣的爭執。

江邊古剎

關喬昌(藍閣)作(19世紀中期) 香港藝術館收藏

【註】

(1)關於澳門城市史的研究，目前尚是一個被專家們忽視的問題。1994年，葡萄牙學者Jorge Manuel Flores在《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十九期<澳門16-17世紀歷史: 正在進行中的某些考證>一文中呼籲這一方面的研究，本文算是一種嚐試。

(2)(19)(明)郭棐《廣東通志》卷六九<外志>。

(3)(5)(40)(明)王士性《廣志繹》卷四<江南諸省>。

(4)(明)俞大猷《正氣堂集》卷十五<論商夷不得恃功恣横>。 (6)(149)(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官守篇)。

(7)(8)(13)(明)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卷一<撫處濠鏡澳夷疏>。

(9)(67)(133)(明)葉權《賢博編》附<遊嶺南記>。

(10)(12)(23)(27)(48)(74)(77)(83)(91)(134)(186)(葡)施白帶(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之《十六世紀的澳門》(中文版)，澳門基金會，1995年。

(11)(15)(39)(43)(101)(159)(165)(166)(174)(176)(179)(葡)博卡羅(Ant´onio Bocarro)<1635年的澳門)，載C. R. 博克塞《17世紀澳門》頁14-38,1984年香港版。

(14)(66)(明)吳桂芳<議阻澳夷進貢疏)，載《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二。

(16)(118)(157)(清)張廷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機傅>。

(17)(105)(明)郭尚賓《郭給諫疏稿》卷一<防澳防黎疏>。

(18)(葡)白樂嘉(J. M. Braga)《西方開拓者及他們對澳門的發現》，1949年香港版。

(20)譚世寶<澳門媽閣廟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載《文化雜誌》第29期，1996年。

(21)(明)敦棐《廣東通志》卷一○<秩官>。

(22)章憎命《澳門掌故》之六<澳城記>丙<澳城擴展經過>，載《澳門日報》1961年6月13日。

(24)(51)(56)(73)(76)(82)(87)林家駿《澳門敎區歷史掌故文摘》之<澳門聖堂史略>(打印本)。

(25)(明)王以寧《東粵疏草》卷一<讀蠲稅疏>。

(26)(明)王以寧《東粵疏草》卷五<條陳海防疏>。

(28)(29)(33)(95)(115)(葡)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門的日本人>，載《文化雜誌》第十七期，1993年。

(30)(93)章憎命《澳門掌故》之一<大三巴牌坊詳考>，載《澳門日報》1959年9月1-5日。

(31)(34)(美)C. R. 博克塞<16-17世紀澳門的宗敎和貿易中轉港之作用)，載《東方學》第46輯頁1-37，中文譯本，載《中外關係史譯叢》第5輯，上海譯文出版杜。

(32)(明)田生金《按粵疏稿》卷六<辨問矜疑罪囚疏>。

(35)(52)(葡)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十一章<地租>中介紹了市政廳內保存的1689年的五本交租人員登記冊。

(36)(葡)雷曾德(Barreto de Resende) <17世紀澳門圖>，詳見注(117)。

(37)(葡)愛雷迪(Manuel Godinho de Eredia) <澳門平面圖>，載《文化雜誌》第29期頁112,1996年。

(38)(葡)阿爾傑門·里卡契夫<早期澳門地圖(1665)>，原載《約翰·文彭士地圖集》之手繪圖，見《文化雜誌)第13、14期合刊頁21,1993。

(41)(42)(明)王臨亨《粵劍篇》卷三<志外夷>及卷四<九月十四日夜話記附>。

(44)林家駿《澳門敎區歷史掌故文摘》之<日漸茁壯的澳門華人地方敎會>。又《崇禎長編》卷二四: “(崇禎三年五月)禮科給事中盧兆龍言: 閩之奸徒，聚食於澳，敎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粵之盗賊亡命，投倚為患者，不可數。”崇禎三年為1630年，當時聚居澳門的閩粵之人就有如此之數，可證所言不虛。

(45)(47)乾隆<重修三街會館碑記>，載章憎命《澳門掌故》之十一<會館談往>，甲、<三街會館>，見《澳門日報》1962年9月11日。

(46)(137)(141)(142)(明)陳吾德《謝山樓存稿》卷一<條陳東粵疏>。

(49)(64)博克塞(C. R. Boxer)<佛郎機東來>，載《中外關係史譯叢》第4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

(50)(荷)狄奧多·德·布里(Theodore de Bry)《早期澳門全圖)，載《文化雜誌》第26期，1996年。又參見徐新<荷蘭畫家筆下的澳門--16-17世紀兩幅銅版畫考證>，載《澳門日報》1997年10月12日。

(53)(89)(109)(110)文德泉(Manuel Teixeira)《耶穌會士於澳門開敎四百週年》中譯本頁11,1964年澳門版。

(54)(60)(99)鄭煒明<宗敎信仰>，載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二版。

(55)(57)(62)(65)(68)(72)(81)(86)(108)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五章<澳門早期敎堂>。

(58)(61)黃啟臣《澳門歷史》第八章<澳門宗敎>頁258，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版。

(59)李鵬翥《澳門古今》頁150，澳門星光出版杜，1988年。

(63)(69)(71)(75)(79)(96)(113)(168)(171)(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

(70)(葡)亞拿以斯《澳門》第五章<澳門方濟各會>。

(78)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

(80)(132)(152)(156)(172)(清)祝淮《香山縣志》卷四<海防>。

(84)(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書後附<澳門正面圖>將大廟標在澳之東南，而另一幅<澳門側面圖>則在三巴堂緊連處標“大廟”，側面圖明顯有誤。

(85)《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二冊<兩廣總督吳熊光等奏澳門船尚未退去遵旨用兵驅逐未即攻剿情形並將澳門繪圖貼説呈覽奏>。

(88)黄啟臣將龍嵩廟作大廟，參見上引黃氏書；章文欽將大廟作陸希言<門記>中伯多祿堂，參見章氏<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頁91。但不知二人所據為何?

(90)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門的敎會》，載R. D. Cremer《澳門》，1987年香港版。

(92)(明)湯顯祖《牡丹亭》第二十一齣<謁遇>。

(94)(清)龔翔麟<珠江奉使記>，載王士楨《池北偶談)卷二一<香山嶴>。

(97)參見章文欽<澳門與明清時代的中國天主敎徒>頁135注(14)，載《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黃啟臣書採《澳門記略》康熙十八年(1679)説。

(98)東西望洋山炮臺與敎堂興建同時。據文德泉書引首任澳督馬士加路也信函稱，1623年到澳門時，東西望洋山炮都已具雛型。而西望洋炮臺葡文碑銘稱該臺原建於1622年。文德泉神父則認為，西望洋炮臺1620年時即已存在，1622年4月29日是舉行開放儀式的日子。轉引自郭永亮前揭書。

(100)林家駿、郭永亮上引書均作1633年，黃啟臣、鄭煒明上引書均作1634年。

(102)<澳門界務説帖>。成書於嘉靖末年的《日本一鑒》亦稱: “又聞<佛郎機夷>市銅鑄造大銃”。可證1557年建廠説不虛。

(103)布衣《澳門掌故》，廣角鏡出版社1979年。

(104)(154)(158)(162)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之《17世紀澳門》中文版，澳門基金會，1995年。

(106)(119)(129)(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澳門>。

(107)李瑞祥<澳門美術發展的四個時期>，載《濠鏡》創刊號，1986年。

(111)(113)（113）雷戈(D. C. Rego)<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1623)，載《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

(112)劉羡冰《澳門聖保綠學院歷史價值初探》(單行本)，澳門文化司署，1994年。

(114)(143)(荷)包樂史(L. BIusse)《中荷交往史》第三章<前往中國>(中譯本)，路口店出版社1989年版。

(116)(138)(荷)狄奧多·德·布里<早期澳門全圖>，載《文化雜誌》第26期，1996年。

(117)(170)(183)(187)(189)(葡)雷曾德(Barreto de Resenda)

<17世紀澳門圖>，載《文化雜誌》第10期，1992年。白樂嘉(J. M. Brage)《Hong Kong and Macao--A record of good fellow ship》頁29認為，該圖成於1632年，當以圖中已建起的聖保祿敎堂尚未見完成於1637年的大三巴牌坊之故。1960年香港版。

(120)(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形勢篇>。

(121)(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附<澳門議事亭圖>。

(122)(128)(清)吳歷《三巴集·粵中雜詠》。

(123)郭永亮《澳門香港早期關係》第三章<澳門舊城牆界考>。

(124)(清)暴煜《香山縣志》卷六<宦績·王綽傳>。

(125)前引譚世寶文錄媽閣廟弘仁殿銘文: “明萬歷乙已年(三十三年)德字街眾商建”。關於媽閣廟起源問題較為複雜，當另撰文辯論。但媽閣廟正式建廟(即已成正式規模的建築物)當為萬曆三十三年無疑。

(126)民國十三年<沙梨頭永福古社重修碑志>稱該廟“曩自明季，以迄於茲，由嘉慶重修，久矣。”見章憎命《澳門掌故》之十<古廟小志>甲<沙梨頭土地廟>，載《澳門日報》1962年6月30日。

(127)(清)焦祈年<巡視澳門記>，載暴煜《香山縣志》卷九。

(130)(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附<青洲山圖>

(131)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頁50，上海古籍出版1982年。

(135)(140)福魯圖奧佐(Gaspar Frutuoso)<懷念故土(第二篇手稿)>，載《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

(136)《明史·陳吾德傳》。

(139)P. Pastells ，轉引自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頁253-254。

(144)《明神宗實錄》卷二五七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條。

(145)(148)(明)沈德潛《萬曆野獲編》卷三○<香山嶴>。

(146)(葡)路易斯·達·席瓦爾<十七世紀前半葉的澳門>，載《卡里勃萊地圖集》，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之附圖。

(147)(明)方孔炤《全邊略記》卷九<海略>。

(150)施白蒂《澳門編年史》之《17世紀澳門》稱三巴炮臺動工於1617年，鄭煒明上揭書稱動工於1612年。

(151)(155)龍思泰(A. Ljungstedt)《葡萄牙在華居留地史網》頁22-23，波士顿，1836年版。

(153)馬士加路也信函稱: “我們在1623年抵達澳門時，三巴炮臺、東望洋炮臺、噶斯蘭炮臺、西望洋炮臺、媽閣炮臺及燒灰爐炮臺都已有了雛型”。見郭永亮前揭書。

(明)高汝式《皇明法傳錄續紀》卷十三<陳熙昌奏疏>。

(160)(葡)達爾波《東土之寶》，轉引自郭永亮前揭書。

(161)《明清史料》乙編第七本頁614<澳夷築城殘稿>。

(163)(葡)徐薩斯(M. Jusas)《歷史上的澳門》，香港，1902年版。

(164)《明熹宗實錄》卷五八天啟五年四月條。

(167)《三百年前之澳門)一書轉引自章憎命《澳門掌故》之六<澳城記>，載《澳門日報》1961年6月3日。

(169)《崇楨長編》卷四一崇禎三年十二月丙辰條。

(173)(175)(177)(178)(180)(181)(185)(188)郭永亮《澳門香港早期關係》第四章<澳門早期炮臺>。

(182)上述六座炮臺諸書記載炮位數目歧異:

炮臺名	《1635年澳門》	《澳門記略》	《廣東海防匯覧》
三巴 東望洋 西望洋 媽閣 嘉思欄 南環（灣）	18門 5門 2門 18門 7門 6門	28門 7門 5門 26門 7門 3門	47門 20門 13門 29門 18門 5門

博卡羅《1635年澳門》乃記明末澳門炮臺之數，《澳門記略》乃記乾隆時各臺之位，而盧坤《廣東海防匯覽》卷三十二<方略>二十一則是記道光時各炮臺之炮位，故數目歧異較大。但從上表卻可以看出，除南環(灣)炮臺之炮位設置是逐漸遞減外，其餘各炮臺均是愈往後愈有增加。

(184)前引博卡羅書除上述大炮臺外，還有聖伯多祿及聖若奧兩座炮臺，而納瓦雷特(D. F. Navarrete)<中國王朝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敎論>稱澳門有一座大炮臺、七座小炮臺，載《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

*湯開建，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所敎授。本文為作者獲澳門文化司署獎學金所做課題研究的論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