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澳門建築史

科斯塔*

蓮峰廟鳥瞰(由此可以瞥見庭院神殿座落)

第一篇 歷史

局 限

在提及遙遠的歷史事實時,我們往往難保證其細節及發生時間地點的準確無誤。即使是同時代的歷史學家也往往有各種各樣的記載,使用的名稱和日期也不盡相同。澳門的情況也不例外,我們在回顧澳門歷史上的建築遺產和城市建設及其幾個世紀以來的發展時就可以看到這一點。現今的研究者們對於葡萄牙人到達這個半島的確切年份和本地區名稱的起源方面就遇到若干假設。但是,本文不準備過份關注純歷史性的事實,而是僅限於探討在不同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對建築產生影響的事件。由於受到這種限制,我們祇粗略地談一談澳門的歷史。這要追溯到大發現時代,那時葡萄牙人從一個小小的長條形國家擴張到五大洲,讓中世紀的西方世界瞭解了當時尚且一無所知的土地。

市政廰前地(80年代)

開 始

在一次又一次的發現之後,我們的先人到達了印度,從印度又到了嚮往已久的遠東。16世紀上半期,葡萄牙水手抵達中國沿海,有些商人馬上在那裡安頓下來。1553年,一次該地區常見的颱風過後,一艘葡萄牙船在一個小漁港靠岸,想在陸地上晾曬被大雨淋濕的貨物。他們問當地人這兒是甚麼地方? 得到的回答是“媽閣廟”,即“阿媽女神之廟”;因為當地人以為問的是當時已存在的那座漂亮廟宇的名字。於是這次誤解形成了“Macau”的名稱。當然,還有其他的不同説法。

葡萄牙人在本地區居留從此開始了。當時澳門半島比現在小得多。大海就在山麓,海岸線由於海水沖刷和淤塞經常變化。半島上衹有兩個小村莊: 圍繞着媽閣廟的媽閣村和觀音廟附近的望廈村。另外,沙梨頭一帶的菜園旁邊和流入內港的同名小河兩岸還居住着一些人家,他們在河上或者擱在海灘的船上居停。

最早的居民生活方式一定相當原始,其建築物不過是些用蘆葦蓋的棚屋。可以設想,棚屋由竹竿支撐(至今竹竿仍然是一種用途廣泛的材料),用必要時非常便於更換的稻草覆頂。

葡萄牙人在感到生活安定並且生意取得進展以後,馬上開始以結實一點的材料取代那些極為原始的材料--用木板作牆壁,屋頂鋪上當地商人運來的瓦片。不過這些建築仍然簡陋,因為他們不會忘記在寧波和漳州的遭遇: 房屋被當地人搗毀,僅有五百來個歐洲人得以死裡逃生。

隨着中國歷史的發展,當然還有世界歷史的影響,澳門半島本身的歷史在不斷進步。1555-1557年,應當地中國官員要求,也出於自身利益,葡萄牙人與騷擾中國沿海、燒殺搶掠、破壞和阻礙商業活動的海盗進行了戰鬥。人們認為,卡蒙斯(賈梅士)可能參加了其中幾次海戰,當時他擔任澳門“死者及不在者財產管理官”的職務,由此亦可知那時候已經有了行政機構。

打敗海盗以後,嘉靖皇帝授權已在本澳定居的葡萄牙人留下來,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建造必要的房屋。這種局勢提供的安全保障使新的建築物逐漸出現了: 使用磚瓦材料。這樣,不到二十年,棚屋消失了,代之以一個規模相當可觀的居民點。居民點有圍牆--作為保護手段的木樁圍柵,還有一條中心街道連接四個街區及幾座公共建築。

澳門繁榮引起其它在海上活動的外國人等的注意。他們幾次試圖奪取澳門,最突出的是1622年荷蘭人發動的進攻。該次進攻被本市守衛者擊退了。因此,即使違反中國的意願也須建造炮台了。1607年菲力普二世就曾命令建築城牆,1614年又要求建造炮台,於是在未獲得中國當局允許的情況下就開始動工。中國方面擔心葡人的兵力是針對中國的,所以直到上面提到的進攻之後才認識到確實需要時才同意建造。

衰 落

我們可以稱之為澳門“黃金時代”的光輝和繁榮的階段過後,本市從17世紀30年代末開始衰落。造成這種狀況有各式各樣的原因,主要是與中國關係惡化,尤其是韃靼人進入中國之後,喪失了日本和馬尼拉的貿易,不斷與海盗作戰,內部衝突和帝汶的鬥爭。當時澳門的經濟大部份依靠帝汶,壟斷該地區的檀木運到澳門出售。1688年,當地一個國王起來反對葡萄牙當局,鬥爭持續了近十五年,澳門因介入其中而在財富和人員上遭受鉅大損失,這是使本地區陷入貧困的重要原因。

中國於1684年在澳門半島建立海關,首先在內港碼頭設立“大税館”,接著設立附屬的位於外港南灣的“小税館”。更重的税收落到了錢財耗盡的澳門居民頭上。17世紀末本市僅有150戶葡萄牙人家,而在世紀初曾達到600戶。在這種情況下,建設新房舍的工程停止了,原有的建築已經破敗不堪,因為缺錢無法修理。當時澳門市的面貌一片悽涼。

18世紀的情況並無好轉。由於葡萄牙和荷蘭停戰,澳門水域恢復了平靜,但澳門市沒有平靜下來,因為敎徒和非敎徒之間,甚至他們各自內部的紛爭,愈演愈烈。最糟糕的是,幾次大颱風在澳門半島肆虐,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海水湧進本市,大片地區被淹沒,使原已破舊的建築物更形殘敗。

中國當局已驅逐了天主敎士,禁止在帝國傳播基督敎義,對澳門居民的壓力越來越大。如在1749年宣佈未經批准不得在澳門造新房,衹允許進行一些諸如中國廟宇等的必不可少的小工程。

19世紀開始還是不妙。英國人堅持要“幫助澳門”,駐扎在本市。英國人和美國人不顧中國堅決反對,通過澳門進行鴉片貿易,造成了新問題。非洲黑奴越過關閘到邊界那邊滋事,影響極壞。中國當局雖然答應恢復澳門人原有的特權,但仍然在本地區發號施令。中國官員的告示一個接着一個,事情不論大小都加以禁止,從開闢街道或建築一個簡單的圍牆到向基督敎徒出售銅製器皿或者基督敎徒乘坐中國人抬的轎子,統統加以禁止。

另外,幾次火災使本市遭到更加嚴重的燬壞: 女修道院聖嘉辣堂的火災、1825年聖保祿敎堂的火災、1834年燒燬幾片中國人街區的火災。1835年,又一場大火燒燬了聖保祿敎堂,祇剩下現在作為本市標誌的敎堂前壁。

反作用

但是,由於外部的原因,澳門恢復元氣的時期就要到了。英國東印度公司正在進行甚囂塵上的鴉片貿易,從英國領地孟加拉進口鴉片,運往廣州附近的一個商站。雖然中華帝國禁止販賣鴉片,但一些中國商人仍與英國進行合作。在取消該公司的壟斷權之後,鴉片貿易仍繼續進行,直至1839年兩廣總督沒收鴉片把英國人驅逐出境。正如人們所知道的,英國不能忍受這等奇恥大辱,就於1840年佔領香港,發動所謂“鴉片戰爭”。中國不得不承認技術水平落後,面對西方現代軍事實力束手無策,被迫於1842年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向外國人支付賠償。滿清王朝這次失敗重新燃起了漢人的民族自尊感,導致1850年爆發了太平天國起義。起義歷十四年,滿清王朝才在當初西方敵人的幫助下把起義鎮壓下去。

蓮峰廟外觀
(1930年攝影) Dr. João Loureiro收藏

由於中國衰弱,一些國家佔領了它的不少地區。有的以保護為名,有的則明目張膽地強取豪奪。這樣,對澳門的壓力明顯地有所減少了。葡萄牙是在該地區擁有利益而又沒有利用這一局面的唯一國家。恰恰相反,為了保持對澳門的所有權和劃定本地區的邊界,葡萄牙政府放棄了對望廈島、大小橫琴島和灣仔的企圖,以此為代價換取對關閘以內的澳門、青洲島、氹仔島和路環島擁有權的確認。根據高丁玉總督(Pedro Azevedo Coutinho)1872年6月的一份報告,澳門省的領海以下列方式劃定: 北面,無論是內港還是淺海區,以青洲島與阿婆石之問的緯線為界;西面,沿灣仔海岸直至其東南端,以此為起點至横琴島東北端之間劃一條直線,再以該島海岸在馬騮洲水道與穿過其東北端的緯線連接,然後延至萬山島海岸,從該島海岸至路環島南岸與萬山島形成的海灣的中間線相連,這一段構成領海的南部邊界線;東南的領海邊界根據國際法原則確定。關閘與拉塔石炮台之間的地段被視為中立地區。

還有一些因素也有助於新的繁榮時代到來:1849年撤銷了“税館”,不再向中國交納税收;廣東省的富商們為逃避那一地區爆發的起義跑來澳門,帶來了他們的資本和開創能力,促進了商業的發展;開放博彩吸引外地人到賭場賭錢--其税收為實施各項公共工程提供了資金。

最後,不能不強調指出英據香港對澳門產生的積極影響。當然,也有其令人不快的、在某種意義上消極的一面--澳門當年的特權與實力已不復存在。香港飛速進步全面發展,成為一個“大”地區,擁有優良的港口、飛機場、良好的內部交通網,工商業蒸蒸日上,而澳門現在祇能處於次要地位。不過,用不著失望,因為迄今重振雄風的幾項大型工程幾乎全部竣工投入運行,例如外港新客運碼頭、澳門國際機場、與各離島聯結起來的新橋友誼大橋、氹仔垃圾焚化爐中心、澳門污水處理站、九澳深水港(路環島)和新漁港等,此外,還有越來越稠密越來越高聳的民用建築。

第二篇 城市建設

自發的城市建設

作為以方便人們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安排的可居住空間形式,城市建設是人類主要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一,依不同的文明程度而有別。澳門最初的城市建設是按照首次碰撞的兩種文明的標準進行的: 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前者和後者都為這座新興城市打上了自己的印記,因為開始的時候衹有三個各在一方、相互隔絕的居民點,後來才逐漸成為一個統一的空間。

傳統的中國建築是由木柵欄圍起的空間,後來木柵欄改為高牆,裡面有一座正房和幾座廂房,還有較為寬敞的院子。一座座建築物無規則地排列,中間形成一些小廣場和彎曲狹窄的街道。雖經幾個世紀的變遷和一次又一次的規劃,這種佈局的痕迹至今猶存。至於西方人,他們孤零零地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難免面臨種種危險,所以都在位於小山丘頂上的敎堂或修道院四周安身,形成一個個居民點。開始的時候這些居民點互不連接,採取的是中國人封閉院落與從家鄉帶來的沿街築屋的體制相混合的原則。可以想象,葡萄牙人佔據區域的城市建設初期是何等混亂。

17世紀頭幾十年,建起了幾座炮台以保衛澳門不受一些企圖奪取本市的其它民族的侵襲。在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這種狀況阻礙了城市建設的發展,使之局限在連接各炮台的堅固的土坯城牆之內,祇能靠城牆上每隔很遠有一座門與外界地段相通。

儘管有這些局限,城市還是在發展。起初留下的空地上逐漸蓋上房屋。曲折而傾斜的街道把各個地區連接起來,主體建築前面有寬廣的空地,最雄偉的住宅所在地南灣沿海岸形成了一條大道。華人居民點的數目增加了,他們仍然保持中國村莊的傳統結構。聖玫瑰堂與水坑尾城門之間叫做“大集市”(大墟),它可以被稱為本市第一個商業中心,由各種售貨攤位組成,一些在露天,一些在傾斜的或者中國竹笠形的茅草頂棚。出售的物品有的放在地上,有的放在籃子裡,還有的放在可以搬動的粗糙的桌子上。動物在各攤位之間悠閑地走來走去,等待被宰殺出售。集市上有幾個賭博攤位--從那時起賭博就一直存在。

該世紀中葉,位於燒灰爐街的早期工業區已經有兩種製造業: 石灰工場(當地稱為燒灰爐)和著名的曼努埃爾·塔瓦雷斯·博卡羅鑄造工場,後來那裡又出現了一些別的工業門類。

17世紀末和整個18世紀,由於財政狀況惡劣,本市幾乎沒有甚麼發展;直到1840年,由於上一章提到的原因才有所起色。困難時期過後,本地區的發展重新開步了。

城牆內歐洲人的居民點非常擁擠,逐漸向外廓大;到大段大段的城牆被拆除時,整個半島漸漸地就都有了新居民區及其相應的服務機構。原有和新建的居民聚居點漸漸連成一片,形成一個不斷擴展的統一的城區。在大碼頭一帶出現了第一批人工填海地段。這樣,經過調整之後,整個地區分為排列有序的十個街區--這是半島第一個城市建設的局部規劃。城市人口從1840年前後的25,000人增加到世紀末的65,000人,這就要求拓擴新的居住區。

通過歷史上繪製的一些地圖,從原始的透視圖到19世紀相當精確的地圖,可以看到本市建設的發展、不斷填海造地和出現新的居民區。海岸線不斷變化,碼頭的船橋出現在陸地與海水相接之處,建了一些墓地,種植了幾片林區。1871年開始了城市照明工程,設置了兩千盞油燈,這是那個時代的一個重要進步。

第一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工業進步是在該世紀80年代開始的,建立了十五家鞭炮工場,兩家玻璃和水晶工場;在各處建立了至少十五家絲織工場和一些製茶或編蓆工場。1866年在青洲建了一家水泥工場。

進步充其量相當微小。不錯,但它們也許是導致當今巨大進步的前奏曲。

亞馬留政府期間建立的道路系統把中心區與北面的街道連接起來,後來不斷擴展,建立起通關閘的現代化道路,從而提供了新的建設地區。

最初的法規

1869年開始在葡萄牙海外領地建立的工務司加強了澳門的改造。在此之前1864年12月31日的一項命令就確定了街道寬度與建築物高度之間的比例,根據1833年7月28日海外省訓令建立的負責研究“改善城市物質條件”的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重申了這一比例。可以認為,該報告中規定的措施是一個城市建設規劃的意向,甚至可以説是一個沒有繪製出來但用文字表達出來的名副其實的城市規劃圖:

為改善澳門狀況將採取的任何重要措施最基本的一點是,必須刻不容緩地立即制訂未來城市的總體規劃,該規劃應以目前城市的詳細平面圖為依據。

人們等了八十年才看到執行澳門第一個指導性規劃! 上述委員會主要負責工務司和衛生委員會的工作,還負責直接瞭解本市各地區的情況,其任務有以下十二點:

崗頂劇院

1)街道寬度和建築物高度。根據當時的法律規定,一般説來難以在原來已建有房屋的地區實行: 街道“彎曲、狹窄,幾乎在每座建築前寬度都不一樣”;街道“走向極為糟糕,令人煩惱的曲折竟然把兩個天然相近的地點分割開了”。關於最後一點,尤其強調必須在南灣和內港之間建立“直接和通暢”的道路,與議事會相通,還規定該道路的寬度必须足以進行綠化。

在道路方面還有一個建議,即開闢一條從南灣炮台到媽閣炮台的街道,“要麼繞過西望洋山沿海邊修建,這樣效果極好但花費極大,要麼在山上開闢,這樣風景較佳而且費用較低。”

為執行1864年的命令,曾有人建議徵用土地,不過當時實際上無法實施。衹有在華人居住區可能按希望把街道拓寬到至少六米,因為那裡的建築物不夠堅固,而且已約有十五年的歷史,可以根據規定重建。為此必須“立即劃定未來街道的線路,而這又必須在制訂出上面提到的規劃之後才能確有把握”。還建議公共財政部門徵用“為使新建築物退至劃定的界線之外所需要的地段,在短短幾年之內在其他地區照此制度辦理,徹底消滅現有街道所有不規則的狀況”。

該委員會承認,實行這些措施“需要堅韌不拔的巨大決心”,可惜這種決心並不存在,所以直至今天仍然能見到寬度小於規定標準的街道。

2)清除糞便,鋪設管道,建造廁所。為解決這一與公共衛生關係極大的嚴重問題,曾提出過一些辦法。把糞便用於當時微不足道的農業行不通(也不可取),最好的辦法是設法使之流入大海,“為此要在街道寬度允許的情況下建造適當的管道”。然而,得出的結論是,“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因為在本市大部份地點,尤其是華人居住區,街道狹窄彎彎曲曲,幾乎每一步都有拐角,拐角形狀各式各樣,難以鋪設管道,即使鋪設了也不可能暢通,所以建立下水道體系似乎無法實施”。該委員會最後選擇使用活動糞池每天清除。可惜我們不瞭解這個辦法是否曾經使用,是否曾經取得預期效果。

原有的廁所也是傳染源,因此建議用衛生條件好的新設施代替,還建議建立公共小便池,但兩者都“需要大量供水,水成了清潔衛生的根本因素。”

3)供水。澳門水源一直有限,尤其是可飲用水。因為“供居民用的水井含水層幾乎都與海水處於同一平面,互相滲透,所以井水都有些鹹味,並且夾雜着有機物,不適合飲用”。二龍喉公園的高處有三個泉眼,流量不大但水質很好,富裕人家都派人去挑水。另外還有亞婆井和媽閣井,但衛生條件不如前者。沙梨頭的小河一直是重要水源,但僅能滿足沙梨頭居民的需要和向抵內港的船隻供水。隨着時間推移,它完全被四周稻田的廢水污染,這使新橋渠成了條污水溝,後來由於衛生的原因把它填平了。

委員會提出了兩條建議: 淨化原有的水源,在山上尋找新泉水,或者把灣仔非常豐富的水引到澳門。不過它提醒人們注意後一種情況: “不敢實施這種主張,因為有不妥之處,會導致澳門供水依賴一個強大的外國的好心或惡意”。

4)不衛生的街區。被認為是不衛生的街區有: 菜園坊、和隆街和聖保祿街;瘋堂街、沙梨頭和新橋街的一部份以及“街市”的許多地點。為徹底清除這些傳染源而提出的建議是: “全部拆除現有建築,確定擁有良好地下管道的新街道”。

另外一些建議是,廢棄舊碼頭,將其移至海上;覆蓋新橋渠,“中間留一個用於稻田排水的壕溝,覆蓋後在上面修建一條與原渠同樣寬的林蔭大道,使連勝街與海相接”。

5)市場。當時的市場,地方小,衛生條件差。“所謂營地街市場位於一個既狹窄又陰暗的地方,肉、魚和各種蔬菜堆放在一起,毫無秩序,沒有最起碼的整潔觀念”,在一個入口處還有一個“骯髒不堪的廁所”。委員會認為,“有三個市場即可滿足本市的供應,在現在的玫瑰堂市場附近達一個大規模的中心市場,在魚網里和沙梨頭各建一個較小的市場;另外,美基街和燕主敎街之間的填海地段正在建造一個新市場。”

6)屠宰場。現有的屠宰場不具備最起碼的衛生條件,因此建議將其遷至馬交石炮台附近的海邊,並主張“建立附屬工場加工肥油和血、腌製肉皮”以及“建造對牲畜觀察四十八小時的畜圈”。

7)監獄。鑒於監獄不具備安全和衛生條件以及讓囚犯獲得新生的社會氣氛,委員會認為應當遷移,建議搬到聖保祿敎堂遺址後邊不遠的地方,那裡有“寬闊的地段可以建立附屬工場,也可建立花園讓犯人們養花植樹”。

8)其他不衛生場所。這一項中包括各種設施,例如沙梨頭製革工場以及晾曬魚和儲藏骨頭和羽毛的地點等等。委員會建議把這些都遷移到馬交石炮台和望廈之間的地方或者媽閣炮台附近。

9)清除垃圾。各建築物和道路的垃圾都堆放在居住區附近,尤其是公墓旁邊,二龍喉和連勝街之間,或者通往關閘的路上。“有一個簡單的辦法可以徹底解決這些困難,即強迫清潔工人把小車運來的全城所有垃圾統統用船運出本半島”。

10)居屋之擠迫及清潔。從社會角度進行的某些考慮反映了對民眾福利的關心。建議到各戶巡查以促使其改善內部衛生條件,房屋內外牆每年粉刷,檢查每所房子內空氣體積是否符合所居住人數之需要。

11)農村衛生狀況。在制訂改善城市衛生環境計劃的同時也考慮到了農業地區。“在河流和從北到南穿過澳門的山脈之間的窪地是農業地區;這裡條件特殊,主要著眼於不衛生的種植方式。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委員會建議“規定一些改善農村衛生條件的法則”,例如更換稻田用水;菜地每天僅澆灌一次;不再從水坑內取水澆灌,改為用手動水泵或風車從小口井內提水。

12)綠化。委員會充份意識到綠化的必要性,認為其益處是“淨化大氣,排出土地表層多餘水份,調節氣候”,還説綠化可以“美化城市,在炎熱的時候向行人提供舒適的條件”。為達到這一目的,委員會建議進行兩種綠化: “首先是市內、花園和道路的綠化,其次是讓附近的荒山禿嶺重新披上綵裝。”

白樓--“寶血”修道院 在那個時代人們還沒有論及生態學,但他們以不尋常的自覺意識提倡植樹種灌木,使本半島逐漸有了綠色區域: 綠化了東望洋山,建立了得勝街、嘉思欄、二龍喉、螺絲山、燒灰爐街、白鴿巢、盧九(現稱盧廉若)等處的公園。還規定在塔石街以北開闢新街道時,各個住宅前面必須帶小花園。 從這個報告中可以看出,早在羅沙(Tomás de Sousa Rosa)執政期間便對城市衛生作出了規定,這位總督發出訓令開始了這項工作。 天窗大樓(Edifício Skyline) 海 岸 海門海岸淤塞導致兩個結果: 半島東部和西部增加並加固填海地段,為以後城市建設規劃創造條件;促進了建造可停泊大排水量船隻新港口的研究。1869年燒灰爐附近的填海工程開始,使這一地區得到整治。填海造地後原來那條從市中心通來的道路於1873年延伸到南灣炮台,沿路蓋起了當時最好的建築--住宅、豪宅和公共部門,這條漂亮的林蔭大道至今尚可辦別出來。 在內港方面,1868年開始的西望洋山旁邊的填海工程通過由於曼杜科和大碼頭小海灣被填平形成的通往沙梨頭的道路為出入媽閣區提供了方便。1873年,澳門總督歐美德子爵(Visconde de S. Januário)下令在內港和媽閣炮台之間填海,並在市場區各街道鋪設管道,這些工程於1881年完成。沙梨頭碼頭在1887年竣工。 1884年,阿道弗·洛雷羅工程師(Eng°. Adolfo Loureiro)制訂了一個澳門港口方案,其內容主要是通過在沿岸興建種種工程疏導海流、建造碼頭、通過築堤和填河形成連接青洲的填海區,在地峽上建設一條馬路和數條街道,從而形成幾個居民區。這一方案的原則在很久以後才部份地得以實現。 青洲地峽是王家法官布渣(Borja)任總督期間於1890年通過訓令建設的,其目的是: --通過取消一條次要航道增加河水流量,使海潮有助於保證其他航道通暢。 --促進清除海邊各種廢物。 --把本半島與青洲島連接起來,當時中國當局正爭奪青洲島的所有權。 這些工作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年,當時一個包括敷設上下水管道在內的本市總體衛生計劃已經付諸實施。 曾於1918-1927年作為港務司司長和護督在澳門服務的水利工程師、海軍上將烏戈·卡爾瓦略·德·卡斯特洛·布蘭科(Hugo Carvalho de Lacerda Castelo Branco)在一份報告中介紹了那一階段進行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并且提到了一些未能實現的計劃。除了這裡無須提及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問題外,該報告還提到在氹仔修水庫儲存雨水和泉水的想法,但未能實現,然而今天不僅在氹仔,而且在東望洋山和路環都有了儲水池。 報告還提到在那些年裡為改善澳門的港口狀況進行的幾次時斷時續的嚐試,特別提到計劃在南灣和馬交石之間建造拉達人工港,東面和南面有兩道防波堤。但總督計劃更為宏大,打算在澳門與氹仔之間形成一個大人工島,即拉達島,包括一個擁有航道、碼頭、防護堤等設施的系統。為了保持進出港口的航道暢通,必須經常進行疏浚,疏浚物用於填海造島,它的存在有助於改善水流,保護已疏浚部份,防止重新淤塞。但這一計劃像許多其他計劃一樣未能實施,至今不瞭解未能實施的原因。 1929年制訂的一個詳細計劃從不同的前提出發,提出了不同的解決辦法。 局部計劃 先後實施了一些局部計劃,尤其是關於沿岸地區的計劃;1900年實施了高士德大馬路和亞馬喇馬路地區計劃,該計劃包括了其他一些後來顯得很重要的街道。建成了望德堂區,建立了巴波沙社區屋和跑馬場社區屋。在南灣和外港繼續填海,為建設提供了新的土地。到本世紀中葉,本市的城區面積是上個世紀末的兩倍。 規劃 但是,尚缺少一個聯絡各區囊括整個半島的規劃。直到60年代才出現了加里索·多·卡爾莫制訂的第一個總督計劃,其要點是保護舊城區、利用空置空間和在黑沙環與外港之間建立一個工業區,並為此建立相應的道路系統。保持傳統的港口業務、商業和貨棧地區以及低等住宅的地區,建議南灣和外海的新填海地區用於建造豪華商店、飯店和重要機構駐地。 從那時開始到今天,提出了許多關於城市建設規劃的建議。70年代制定的一些規劃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決辦法-- 1976年,建築師托馬斯·塔維拉(Arq°. Tomás Taveira)提出一個計劃,主張通過各離島開闢新地區來改造本市,以減輕原來城市中心的擁擠狀況。該計劃還確定了新的工業區,建議建立新的公屋社區。 1970年,海外部開始制訂<澳門地區規劃>,但這一規劃在1978年完成時已不由該部的工務總署負責,而是改由代替它的機構--國際合作部主管。該規劃被提出時已經過時,因此澳門政府於1979年交給Profabril設計公司修改,以便能有一個從城市建設角度指導其決策的本地區建設規劃。 這項“澳門總體整治計劃”旨在成為城市發展的基本原則,為以後的詳細計劃提供總體參數。該計劃規定對半島各地段進行大規模整治,從長期觀點看也要對各離島進行整治。制定該計劃的着眼點是進行社會-經濟規劃、保護文物、安排綠色空間和確定總體交通政策,而這一切都取決於現有的技術、財政資源和必要的立法程序。該計劃最基本的內容之一是在半島填海地區建立一座嶄新的城市。 同一年,建築師若澤·卡帝塔(Arq°. José Catita)制訂了另一份<總體整治計劃>,提出優先改造道路系統,建議採取一系列緊急措施,例如執行局部或總體計劃、修改原有計劃、基礎設施研究、建設二龍喉隧道及其交通樞紐、進行景觀研究。該計劃還包括填海造地及如何分期進行,規定進行海港和飛機場等工程,土地的使用應按照規定比例,還規定了住宅區的佔有率。 澳門街景: 普通組合建築外貌
錢納利作於1830年 Toyo Bunko 收藏

第三篇 建築物

先前的建築物

要想瞭解初始澳門的大致情況及其建築樣式,我們應當對中國傳統房屋的示意圖稍加研究。

如果今天在原來的華人居住區看到一些孤零零的古老建築,那肯定是當年四合院殘留下來的房屋。四合院是全中國最普遍、數量最多的建築群,各地大同小異。

四合院有四座房子,分別位於一個四方空閒的四邊,各個房子的門均朝着中間的院子。至今,在高層建築中仍然可以看到這一習慣的痕跡:各房間的門都朝着客廳,客廳代替了當年的院子。

一般説來,位於北面的房子正面朝南,向着院子,因位置最好(冬暖夏涼)而稱為正房,供家長或最老的家庭成員居住。其他家庭成員則住在位於兩邊的廂房,孩子和傭人住在南邊的房子裡。大門一般在院子的東南角,進門後要通過兩邊牆壁形成的封閉空間到第二道門,兩道門之間類似院子的前庭。

在中國各地區,四合院的樣式因氣候、材料和習慣不同而有異。北方冬天乾燥寒冷,夏天涼爽,地廣人稀,所以院子相當寬敞,四面的房子不直接相連,在冬天陽光也能照到各個房間。但南方炎熱潮濕,人口密集,空間狹小,所以院子不能很大,四面的房子連成一體,靠這小小的院子採光通風。如果四面都是兩層的房子,院子就顯得更加狹窄了。人們有時根據其樣式稱之為“官印式住宅”。

四合院的大小根據其主人的經濟能力不同而不同。有的在南北方向增加一個院落,但是,若非迫於沒有空地,很少在東西方向建造。無論是哪種情況,最主要的房子總是位於這個對稱的建築群軸線的頂端。這種佈局符合中國古老的儒家倫理道德,因為老少要分開,主人和奴僕要分開,以體現出“上”與“下”的等級關係。

在本半島定居初期

葡萄牙人來到澳門時看到了兩座廟宇,一座在媽閣,一座在望廈,每座廟都位於一個村落中間。位於媽閣的媽祖廟始建於明朝,於1573-1621年統治中國的萬曆在位期間改建。因受當地山勢條件所限,四合院的建築體制在這裡發生了變化,各院落從低處往山上建,位於不同高度。大門口有帶雕刻圖案的花崗岩牆,從兩邊有石獅子護衛的台階上去之後是另一道門,這裡供奉“Sin Fong”〔先鋒? 〕,即先知先覺;右邊是供奉娘媽女神的主殿,旁邊有一座在一整塊花崗岩上雕出的圓形門。後面是用於焚燒供品的塔形建築。兩座殿之間的兩塊巨石上雕刻着那位福建姑娘來這裡時所乘的船,據傳説她在上岸時幻化成了女神。沿花崗岩台階上去便進入第二座神廟,即天后廟。沿巨石和樹木之間台階再往上走就到了第三座神廟,那是建於清朝的觀音廟,供奉普濟眾生的觀音女神。

望廈的觀音廟後面靠山,沒有發展餘地,所以衹有一座院落,僅僅在後邊有個小觀音廟,左邊有座“城隍殿”。這座廟的始建時間不詳,衹知道曾於17世紀擴建。

葡萄牙人最初到澳門時肯定住在西岸內港的媽閣廟附近,建造的住處非常簡陋。他們戰勝海盜之後,中國皇帝允許其在半島定居,於是開始在北面建立新居民點。

傳播基督敎敎義是大發現的動力之一,各敎派的代表都隨遠征隊前往,所到之處都留下了他們的腳印。和其他地方一樣,他們也在澳門建起了敎堂、修道院、學校和醫院。

本半島的第一座基督敎堂是1558-1560年建造的聖安東尼小堂,當時澳門屬於根據保羅四世敎皇的4-2-1558號訓諭建立的馬六甲敎區。該敎堂最初為木建築,在1608、1809和1874年三次燬於火災,每次都得以重建。根據敎堂邊上一塊花崗岩石碑上的銘文記載,現在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落成於1875年,其前壁和塔樓於1930年重修。

同一時期還建起了聖老楞佐堂。該敎堂於1618年用土坯重建,1801-1803年修繕,後來在1844-1846年由出澳門土生建築師若澤·托馬斯·德·阿基諾(José Tomás d'Aquino)按那個時代的喜好徹底改建,其歐洲特色有别於本市其他敎堂,主要是中殿寬敞,中殿內僅兩側各有一個側堂,形成一個小小的十字架形空間。1897-1898年和1954年又進行過修繕。

第三座基督敎敎堂是木結構的聖母誕辰小敎堂,根據格列高利十三世敎皇1575年1月23日“Super Specula Militantis Ecclesiae”訓諭建立澳門敎區後於1576年成為主敎堂;1622年或者1623年改為土坯建築後,主敎堂於1844年由托馬斯·德·阿基諾建築師在原地重建,但形狀有了改變,其正面朝北(原先正面朝西,遮住主敎府的一部份)。1847年破壞性的颱風之後又進行了大修,特別是頂樓和屋頂,但沒有改變建築物的樣式。

耶穌會敎士們的第一個住處於1565年建立,是位於聖安東尼小敎堂附近的幾間茅屋。唐·梅爾希奧·卡內羅主敎(D. Me1chior Carneiro)1585年來到澳門,在有自己的住處之前一直在那裡暫住。該住處於1595年燬於火災,1597年在與聖保祿敎堂相鄰的一地段重建和擴建。

梅爾希奧·努內斯·卡內羅·萊唐主敎原為尼西亞主敎、埃塞俄比亞敎長,未擔任過澳門主敎,卻是中國、日本、朝鮮及附近島嶼主敎的署理主敎。他在澳門期間為改善本市狀況作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甫抵澳門當年便建起了慈善敎友會、聖拉法艾爾醫院和拉扎羅醫院。

慈善敎友會是慈善堂的前身,一直致力於幫助最窮苦的人,開始時其建築物中有一座聖母訪問敎堂,1833年坍塌後被拆除。19世紀初,按當時的喜好為其建造了一個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前壁。

聖拉法艾爾醫院是為基督敎徒和俗民建立的,不論貧富,一概診治。議事會醫生是該醫院醫療和藥房的第一位負責人,亞洲地區第一次接種牛痘疫苗就是在這裡進行的。醫院的建築經多次修建和改變用途,最近則成為澳門貨幣監理署的所在地。

澳門南灣的屋宇外貌
錢納利繪(1834年) HKMA收藏

聖拉扎羅醫院專門治療痳瘋病人,在醫院附近建起了一座望德聖母小敎堂,俗稱聖拉扎羅敎堂。醫院於1900年和所在的街區一起拆除。現在的敎堂是1885年在原來敎堂的地方重新建造的,原敎堂衹剩下了一塊表明它建於1637年的石碑。

1572年,耶穌會敎士住處附近一所初等學校開學,即聖保祿學院的前身,它後來於1594年發展成為高等學院。它的第一座用茅草蓋的敎堂被燒燬之後,耶穌會敎士們又蓋起一座木結構草房作敎堂,這座敎堂於1573年被用土坯建造的聖母敎堂代替,後來兵頭唐·安東尼奧·德,維利納出資蓋上了瓦屋頂。

羅明堅神父於1580年在住所後面的小山上、學院的一角建起了一所房子,其中有供華人新敎徒居住的禪房和一座聖馬蒂紐·德·托斯小敎堂,小敎堂位於現在的聖保祿敎堂遺址。

聖母敎堂再次燬於火災之後,耶穌會敎士們決定離開這裡,於1586年把它遷到上述小敎堂。但又一次被燒燬,又重建了一座土坯牆茅草頂的敎堂。再次重建的聖母堂於1603年聖誕節前夕竣工啟用,舉行了隆重的儀式。但是,挫折並末停止: 耶穌會敎士們被逐出本地區之後,軍隊把學院和敎堂變成了兵營;1835年,其廚房引起的一場大火把學院和敎會全部燒燬,衹剩下了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敎堂前壁。

1574年建起了關閘,上面是中國守關士兵的住所。關閘倒塌後於1674年重建,士兵們住在旁邊建造的房子裡。現在的關閘是澳門與中國之間邊界的一部份。

沙梨頭地區曾有一座炮台,叫沙梨炮台或帕蘭希卡炮台,其建造時間不詳,估計是在1695年。它位於從內港到炮台山的城牆中,目的是防備中國可能入侵本市。炮台由三個平台構成,每個平台有一門大炮,這在當時的圖畫中可以看到。1640年前後,炮台與城牆一起被拆除。

16世紀最後幾十年,葡萄牙人不斷建造房屋,並與當地人結婚。據當時文獻記載,1578年有一萬居民、五座敎堂,葡人的房屋共二百座左右。

1579年,西班牙的耶穌會神父們建起了天使聖母修道院。該修道院位於南灣最南端,三面環海,海水清澈,風景秀麗,北面的小山崗上又建起了玫瑰聖母小敎堂,位置就在今天的仁伯爵醫院所在地。在一段時間裡那裡還有一所神學院。從1633年到19世紀末,那裡還有一座附屬於該修道院的來自馬尼拉的第二聖方濟各會修女們建的修道院,並有專用敎堂。

隨着澳門陞格為市,於1583年建起了議事會,當時可能衹有一層的房屋,後來被現在的市政廳大廈替代,這一點下面我們還要談到。

1586年,奧斯定會的西班牙敎士們買了一所小房子,建成了後來的恩寵聖母修道院。和方濟各敎士們一樣,他們於1589年被葡萄牙人替代,該修道院於1591年遷到本市的高地,位於現在的聖奧斯定敎堂前地附近,那裡還建起了恩寵聖母敎堂。

多明我會敎士們於1587年到達本半島。主敎區總管給了他們幾間小木房,他們在那裡建立了澳門玫瑰瑪利亞敎院,包括一個同名木築小敎堂。多明我會的葡萄牙敎士們接管了這些設施後,在那裡建了一座接待途經澳門的敎徒客房,還建了一所敎授“讀、寫與拉丁文”的學校,該學校後來還設立了藝術課程。他們於1590年又建起了聖多明我敎堂(玫瑰聖堂),根據本地氣候並限於當時的建築材料,這座敎堂融合了西方的與本地的建築風格。經修道院院長若澤·達·克魯斯敎士提議於1721年重修。

朝向燒灰爐堡壘方向的一段南灣景色
(鉛筆/鋼筆畫) 錢納利繪(1833-1836年) HKMA收藏

1592年在望廈山腳下關閘橫路一側建起了蓮峰廟,當年前來澳門的中國高級官員在該廟下榻,中國傳統的建築佈局在這裡被廣泛應用,全都是南北走向的院落。

澳門街景
(鋼筆畫141x185mm) 錢納利繪·1837年 Toyo Bunko收藏

議事會和居民捐資於1594年重建了聖保祿學院,它是澳門乃至整個遠東的第一所大學。當年十二月一日即開設“聖母學院綜合課程”,計有文學院、哲學院、道德學院、敎規學院和神學院授予俗人藝術碩士學位,授予敎徒哲學和神學碩士學位。附屬於這所大學的還有聖伊納爵日本神學院、一所為葡萄牙子女開設的神學院和日本敎區代表處,以及擁有數千冊書籍的圖書館和1585年建立的木版印刷所和1588年啟用的活字印刷所。本市金庫也設於此,因為這裡被認為是這個半島最安全的地方。

在當時稱為"鬼島"的青洲,耶穌會敎士們於1603建成了一所房子和一座茅草屋小敎堂,在以後的年代裡這些房屋屢遭磨難--根據當時中國官方的意願多次被拆除和重建。1617年,他們獲准建造幾所有閣樓的房子和兩座小敎堂--聖母小敎堂和聖地亞哥小敎堂,這些建築於1621年根據議事會命令拆除,後來又加以重建。

1625年,澳門有一座由兩位西班牙人管理的鑄造工場,在那裡實習的曼努埃爾·迪亞斯·博卡羅於第二年開始管理這座位於燒灰爐街的鑄造工場,他後來成為“非常著名的鑄造家”。該場製造的銅炮和銅鐘廣泛用於葡萄牙在東方的各個據點,甚至還運到王國。

位於原觀音古廟附近的觀音堂是1627年建成的。從1573-1620年統治中國的萬曆年間那裡就已有普濟禪院,這座廟宇後來多次擴建,增加新殿堂,形成內外三層一座比一座高的院落。該廟用青磚建造,有花崗岩台階和扶手,裡面雕樑畫棟,牆壁上部、綠瓦屋檐下和沿椽樑的檐壁上的彩釉浮雕表示着一個個佛敎活動的場面。

據當時的澳門土生敎士保羅·德·特林達德記載,在1630年,澳門是(僅次於果阿)葡萄牙在東方的第二大城市,有許多“豪華的建築和住宅、寬闊的院落和大菜園”。

1633年,西班牙修女們建起了聖嘉辣修道院,現在僅存聖羅撒學校附近的一段圍牆。同一年,耶穌會神父皮馬羅在聖保祿學院圍牆外不遠的地方為華人新敎徒修建了安帕羅聖母敎堂。耶穌會敎士們於1728年在莫非諾街(Mato Mofio)聖老楞佐堂附近建造了聖約瑟修院。

從山水圍眺望的澳門住宅
錢納利繪(1836年) Toyo Bunko收藏

炮 台

如果説16世紀是建造第一批敎堂的世紀,那麼17世紀可以稱為炮台時代,其中一些炮台還與新敎堂建在一起(同時,原有的一些敎堂進行了重建: 聖保祿敎堂在1609年;聖東安尼敎堂在1608年;聖老楞佐敎堂在1618年;主敎堂在1623年)。最早的防禦設施應屬聖東安尼小敎堂附近的上述沙梨頭炮台(帕蘭希卡炮台)。

大部份炮台是從1622年起在原來構成第一道防線的幾座堡壘的地方建立的。當時本市已有一道土坯城牆,從被稱為聖東安尼或聖保祿拱形城門開始,沿內港海岸線走向往西,然後延伸到炮台山三巴炮台的西北小堡壘;從該炮台的東南小堡壘往下到水坑尾或拉扎羅城門附近的聖若奧堡壘;接着轉向聖熱羅尼莫堡壘,到南灣北端的嘉思欄炮台結束。

另一段城牆在半島南部,從南灣炮台開始沿西望洋山西山坡往上到西望洋山弗蘭薩炮台,然後從東山坡往下,直到內港附近。

根據在其他地方作戰的經驗,葡萄牙人在澳門建造炮台時使用了那個時代最先進的方法: 城牆依地勢而建,高度不超過五米,厚度在三到四米之間,兩端有台階;有平台、小堡壘、暗堡和前沿陣地,以防禦外面進攻;城牆用土坯修築,上面有磚頭胸牆。其建設者--葡萄牙軍事工程師們--擅長根據當地的材料和建築方法利用其巳有的知誠。

南灣炮台於1622年建成,但其準確的始建時間不得而知。它所在的地方原來有一座奧斯定會敎士們的隱修院。炮台的土石圍牆建在地基的岩石上,岩石上面是平均1.2米的花崗岩牆基。這座炮台的火力覆蓋外港,同時也用於保護內港入口及內港和外港澗的地區。它起初為不規則的四邊形,後來因擴建有所改變,擁有一座彈藥庫和守軍兵營。胸牆上有八個放置大炮的垛口,與胸牆相連的城牆向西延伸到西望洋山頂的炮台。

另一座最古老的炮台是西望洋山弗蘭薩炮台,曾被拆除,重建後又被拆除。在它城牆內建造的聖母小敎堂於1629年4月29日竣工啟用。這座炮台位於西望洋山山頂,被視為海岸炮兵陣地,因為其主要目的是防禦海上入侵。六門大炮發射的炮彈能覆蓋整座城市,火力達到本半島周圍大部份地方。

1617年,開始按照熱羅尼莫·羅神父(Jerónimo Rho)和卡拉斯科兵頭(Francisco Lopes Carrasco)的設計建造澳門最大、最重要的炮台: 三巴炮台。該炮台位於聖保祿敎堂旁邊,離耶穌會敎士學院不遠,直到1626年才建成,但在1622年擊退荷蘭人進攻中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它位於從內港那邊延伸過來的城牆與到東南邊的聖若奧堡壘和聖熱羅尼莫小炮台的城牆之間的連接點上,火力可覆蓋半島周圍的全部海岸,因為當時山腳下便是海水。這座炮台是本市防衛系統的軸心,既可以防禦中國方面可能的威脅,又可以打擊出現的海上進攻,因為其射程覆蓋東、西、南三面海岸,還能掩護沿城牆一帶的陸上軍事行動。炮台呈四邊形,各角有碉堡,還有守軍住的一所大房子、彈藥庫和一個三層炮塔。後來又建起了炮台指揮官住宅、兵營、貯水池以及一個通到南面的城牆,一座朝當時居民區開的城門台階。

媽閣炮台是在1622年已有一座小炮台的地方建起來的,於1629年竣工。像本市其他一些炮台一樣,這座炮台是本地區首任總督下令、在西班牙炮台專家唐·費爾南多·德·莫拉萊斯指導下建造的。它位於半島西海岸南端,用來保衛內港和控制內港進出口,與從南灣炮台到內港的城牆相連,城牆裡邊有它的指揮官住宅和兵營、倉庫和一些民宅,看上去像一個村莊。後來那裡又建起了一座聖地亞哥小敎堂。修建媽閣一帶沿海馬路時佔去了靠海一邊約三分之二的地面。

當時建造的炮台中還有聖彼得羅小炮台,它位於南灣的中點,即現今歐維士石像所在的地方,有一道不高的城牆與南灣炮台和嘉思欄炮台相連,其主要目的是保衛內港海岸。該炮台最初呈三角形,後來幾經擴建和加固,用磚和四五噸重的石塊築成。沿山坡而下的城牆與地下的岩石相連,岩石上面是石頭牆基。

同時,還在俯瞰嘉思欄炮台的小山頂上建起了聖熱羅尼莫小炮台,以加強後者的防衛能力,並可以支援陸地上的軍事行動。小炮台由兩塊放置大炮的三角形平地構成,以大炮台山為起點的城牆在這裡拐彎90度,向西南延伸到嘉思欄炮台。

聖熱羅尼莫山下在1622年時還有一個古堡,1629年在該地點建起了嘉思欄炮台。嘉思欄炮台與三巴炮台以及聖若奧小炮台和聖熱羅尼莫小炮台形成一條圍繞當時居民中心的防線。炮台旁邊曾有嘉思欄修院及敎堂。這座炮台是防禦海上進攻的前線,其大炮射程可達氹仔雞頸山,覆蓋兩岸間的全部空間。由於其圍牆沿山勢修建,炮台形狀不規則,東西兩邊各有一座炮塔,圍牆內還有指揮官和士兵住房、一座彈藥庫和一座敎堂。

在本半島的最高處,即94米高的東望洋山,於1637-1638年建起了東望洋山炮台。這座炮台位於城牆以外,其炮火衹起輔助作用,但也用於觀察有無船隻開來或颱風之逼近。建造這座炮台的目的是為了對付中國,因為其火力可以覆蓋整個半島。由於地形所限,它形狀很不規則,有一座兵營,一個地下貯水池,還有一座建於1622年的東望洋山聖母小敎堂。

危 機

在蕭條時期,澳門幾乎沒有出現新房屋。政府部門在原有的建築物內安置,其中有些是離開澳門去尋找更好的生活條件的主人走後留下的房屋。

根據帝國1730年的命令,允許蜑民沿河建屋,在此之前不准這些被視為非中國人的居民建房。於是內港沿岸出現了新的居民點,開始是用木樁支撐的水上房屋,後來才改為類似於當地住戶的住宅。

雖然禁止建房,但在那個世紀還是建起了幾座廟宇,顯然是為了乞求上天幫助這座處境艱難的城市。乾隆年間,大概是1736-1796年,在離賈梅士岩洞不遠的沙梨頭山腳下建起了一座土地廟。1730年,板樟堂市場西邊建起了關帝古廟,成為澳門最早的救濟組織“三街會”所在地。1789年前後在沙梨頭河邊建起了蓮溪廟,青磚綠瓦石柱飛擔,牆壁上方為彩繪雕刻,大門上方有一塊浮雕匾額,屋脊兩邊有獅子雕像護衛。

但是,葡萄牙人僅在1740年建起了媽閣炮台的小敎堂、1748-1758年建起了聖若瑟修院聖堂。

19世紀前幾十年的建設仍然祇限於一些建築物的維修和改建工程。1801年重建了聖老楞佐堂,1814年重建了聖奧斯定敎堂,1824年重建了聖嘉辣修道院。此外,還建造了幾座非天主敎墳場:1821年建新西洋墳場,1829年建白頭墳場,1849年建華人墳場。

風 格

澳門一直是一座獨一無二的城市,一個包括中國人和葡萄牙人的世界群體,資源有限卻能生存下來,渡過一個又一個困難時期。16-17世紀發展起來的獨有的特點給我們留下了它光榮歷史上燦爛的建築遺產,這些遺產是幾個世紀文化相互滲透的見證。

澳門傳統的窗欞及露台樣式

葡萄牙人到達這裡及以後的幾十年中,澳門原有的房屋都是中國式的,隨後一個時期葡萄牙風格明顯佔了上風,稍有一些相互影響的痕跡。這些影響是由不同生活方式造成的,在建築的各個方面(設計、建造、裝修和裝飾)所起的作用不盡相同。葡萄牙建築方式本身就源自不同的影響,在這裡又由當地人施工,自然又吸收了當地的因素。

當時的一位中國作者曾這樣描繪那個時代的住宅,有些地方説得正確,也有些地方不乏誇張之處:住宅往往有數層,有些為三層,依山而建或者建在山頂或山麓;有的是四方形,有的是圓形、六角形或者八角形,類似花或者水草的形狀,屋頂像蝸牛殼一樣。所有這些房屋都非常漂亮。牆壁用磚或土坯壘成,厚四五科瓦杜,四面開窗,窗上塗以石灰。窗戶和門一樣大小。屋裡有兩扇開的門,外面的小窗戶用百葉窗封住。各層的門都在兩邊開,爬上十幾階的樓梯從後面進到屋子裡邊。主人住在樓上,奴僕們住在樓下。

在本市發展的自然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特有的風格,即以"雜交"為特點的風格;在幾年時間裡,“折中主義”的建築盛行。相互衝突的兩種建築--中國建築和西方建築--完全融合了。這樣形成的新風格和諧宜人,既有東方情調又有西方情調,還適合澳門特有的氣候條件、建築材料、人工,因為地方狹小不得不建樓房。

除了諸如敎堂這類為數不多的痕跡之外,在澳門還談不到“殖民地建築”,因為在這裡看不到非洲或巴西非常普遍的建築特點。

中、葡建築風格的混雜主要表現在非常重視美觀的民居上。中國廟宇保持了固有特點,未受西方的影響,而用於政府各部門的建築則基本上未受任何中國建築的影響。這説明交融並沒有妨礙兩種風格在有所創新時仍然保持了各自相對的純潔性。

今天還有那個時代留下的典型建築,衹不過剩下尚未被那些毫不關心保留一個民族的遺產的根本特點的糊塗蟲們拆毀的那麼屈指可數的寥寥幾座了。

19世紀歐洲風行的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在世界各地都有所發展,對澳門的建築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澳門民居和廢墟

(斯比亞顏料畫210x298mm) 錢納利繪(1840年) 不列顛博物館收藏

除了上面提到的融合之外,澳門建設的指導原則來自不同的風格,即設法從根本上模倣古典式建築,同時又賦予它以新形式和新思想。源自在各殖民地普遍應用的西方現代建築的帶有異國情調的細部與在西方影響下產生的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國新形式”的風格結合起來,同時另一些細部又具有復古主義特徵。澳門19世紀以來的建築受到了所有這些影響。

位於沿南灣及其山坡上的澳門最有影響的家庭住宅是這種混合型建築的總匯,但全市各處也都能見到一些,例如沿各條街道和大大小小花園裡都建有新式住宅,但用的是傳統材料,例如用磚壘的牆壁和柱子,中國瓦,用貝殼粉刷牆,窗戶上飾以珍珠串組合的簾子。

華人的住宅簡化了一些,但仍保持祖上住宅的典型格局:雙重門,有的是三重門;裡邊是主前廳,四周的房間均有門通向主前廳;第二道門通向僕人院子和四周有柱廊的大院子--住宅的中心。

為了應用新原則而又不拆除原來的建築,人們往往採用在最主要的建築前壁彌合一個假前壁的方法。慈善堂便增建了一個兩層拱門,市政廳前地、南灣和內港的一些建築物也照此辦理。此後的新建築在設計時乾脆增加了拱門和相連的涼台,在下面形成供行人來往的道路。這是個很好的主意,可以為行人遮陽避雨。

聖珊澤宅邸是1846年為當時的塞卡爾男爵建造的住宅,後來陸續被用作巴黎外國傳敎團神父們的別墅、一家英國公司的總部和婦產醫院,1926年成為總督官邸。這座具有當時新古典派風格的建築正面中間凹進去,形成一個陽台和欄杆之下的大門,上面是半圓形的拱頂。

議事亭前地(1927)

João Loureiro提供

曾往里斯本學習“數學、設計和商業”的澳門土生葡人若澤·阿戈斯蒂紐·托馬斯·德·阿基諾按照19世紀的經院式古典派風格為大量建造、重建和改造工程進行設計:1839年,建造葡英劇院,1844-1850年,重建聖老楞佐敎堂和主敎堂;1848年,聖多明我修道院由他改建為軍人醫院;第二年,建造塞卡爾子爵府(現在的政府大廈);1850年,建造塞卡爾新男爵宅邸;1851年,嘉思欄修道院被拆除,由他設計在原址上建起一座兵營。毫無疑問,他是第一位澳門土生葡人建築師。

由於政府設施簡陋,官員們住在租來的或者臨時寄居的房子裡,與其職位很不相稱,所以南灣子爵基馬拉士總督(lsidoro Francisco Guimarães)於1851年下令在南灣馬路聖彼得羅小炮台對面建造一座大廈。這座兩層的大廈非常寬敞,許多政府部門在裡邊辦公。1872年,按當時的喜好在大廈中間部份增建了一個突出的柱廊,柱廊上面有帶欄杆的陽台和支撐陽台頂的柱子,陽台頂上還有欄杆及各種裝飾。繼大廈之後又建造一座供衛兵居住的單層房屋,房屋四周也有柱廊。1884年,政府遷到塞卡爾子爵府,直到大廈被拆除在原址蓋上現在的政府辦公樓之前,大廈衹供各公共部門使用。

亞馬留總督(Ferreira do Amaral)於1849年下令加強望廈山的工事,使之成為本半島的第一道防線。由於他遇刺身亡,工程停止,幾年後才重新開始,炮台於1866年建成。望廈山炮台呈長方形,擁有彈藥庫。1852年建成馬交石炮台可向前者提供火力支援。馬交石炮台呈六角形,圍牆外有壕溝,通過吊橋進出。這兩座炮台與澳門先前建造的炮台都是按傳統風格建造的。

澳門的宅院

(鉛筆畫195x260mm) 錢納利·1827年

亞洲太平洋海岸上第一座燈塔位於東望洋山,於1865年啟用,由亞馬廖(Coelho do Amaral)總督下令建造。燈塔呈八角形,高13.5米,開始用煤油燈,1910年改用現代化的旋轉燈光設備。

幾年以後,另一位設計師塞卡爾男爵(Cercal)也為澳門的建築作出了貢獻。他的新哥特派風格的設計在本市多座建築上可以看到,其中最突出的作品是崗頂戲院於1872年增建的前壁。崗頂戲院是二十年之前由佩德羅·熱爾馬諾·馬爾克斯(Pedro Germano Marque)融合葡萄牙建築風格與希臘和羅馬古典式影響而設計的。塞卡爾男爵另一項重要設計是若憲山頂上的仁伯爵醫院。經過削平山頂加固地基之後,開始按照那個時代最新的原則建造適合這一目的的房屋。工程於1872年竣工,約長75米寬34米的長方形地段上矗立起五座兩層樓房,各樓房之間以花園式院子隔開。除行政部門辦公地點外還有各專門醫療室、醫生和牧師房間、小敎堂和服務設施。建築物均為受阿拉伯影響的新古典式風格--當地的工匠也給這種風格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當年稱為軍人會的陸軍俱樂部成立於1870年,成立後不久便有了由塞卡爾男爵設計、面朝嘉思欄花園的專用設施。建築為一層,體現了設計者的風格--新古典派的線條,柱子和壁柱支撐着上面帶欄杆的檐廊,正面是半圓形拱門,樓道兩端均有寬大的陽台。

意大利建築師卡蘇托(Cassuto)設計的摩爾兵營於1874年建成,其風格超出了“新阿拉伯式”,我們可以稱之為“新印度式”,因為它的主要特點體現了英國建築在印度的影響。兵營位於媽閣山西北山麓,寬闊的正面朝着內港。據當時的記載,兵營寬敞的營房通風條件很好,駐有“二百名兵士”,還有軍官房間,從大廳可以看到“建築物四周的空地,風景極為優美”。

議事會所在地是1583年造的一所小建築物,據《澳門記略》記載,它在1751年衹是一座帶圍牆的飛檐平房,後來才由一座新建築代替。由帕特里西奧·德·若澤神父(Patrício de S. José)設計的新建築於1784年完工,當時有人這樣描述它: “政府各部門所在的公共建築是稱為議事會的兩層樓房,地基為花崗岩,包括柱子在內的其他部份由石灰和磚建成。(……)屋頂和飛檐上飾以琉璃瓷瓶,(……)主廳內有無原罪聖母小堂。”1874年可怕的颱風給這座建築造成嚴重破壞,衹得重建,兩年後竣工,與原建築特別不同的是前壁改為當時喜好的風格,正門和底層三扇與帶欄杆的陽台相通的窗戶上部呈拱形,其餘窗戶皆為長方形,上面有很小的三角窗楣。

望德堂區的望德聖母堂也於1885年徹底重建以代替16世紀的老敎堂。新望德聖母堂一邊有鐘樓,走廊兩端為拱形,牆柱上端飾以柱楣。在這裡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又趨向於那個年代的時尚了。

在望德堂區還有幾座該世紀末的民居,例如敎堂旁邊兩個對稱的房屋和一座平面為三角形的臨街房屋。這些建築佈局簡單,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建造民居的興趣。敎堂對面有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它與上述幾座房屋都被規定為“保留建築”。

另外,該世紀未建造的一些較為簡樸的風格混雜的民居在全城都能看到: 從關閘到市政廳前地、媽閣區和主敎堂前地、營地街、風順堂街、大三巴街、龍頭里巷和一些新街道,一些非民居性建築也體現了那個時期的風格,帶有塔樓及其本身特點。特別突出的還有海邊新街的廣州酒店和盧廉若花園大廳等等。

1900年峰景酒店在一座有二十年歷史的建築物開業,這座三層樓房體現出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的全部特點: 拱廊、圓柱、欄杆、拱門、花邊和三角形窗楣。酒店內部裝飾豪華,在國際上享有盛名。

中國廟宇仍保持着其古老的特點。在這一時期建造的中國廟宇有師傅廟、天后廟、竹林寺、土地廟、包公廟、哪叱廟,還有世紀末建造的同善堂。

軍事設施方面,可以説這個時期拆得多建得少。城牆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與其附屬的次要的防禦設施一並拆除了。祗是於1872年在嘉思欄炮台下面建造了“十二月一日”小炮台,用於保護南灣入口處,但其主要作用供遇到風暴的船隻避風。小炮台為圓形,上面有五個炮位,圍牆隨山勢傾斜,以便於防守;內有士兵居住的營房、彈藥庫和其他倉庫,還有一條地道與嘉思欄炮台相通。

20世紀

水泥時代來到了。一開始用鋼筋混凝土建造的房屋還盡量保持古典派的線條,當然新材料的特點導致的風格也隨之而來。建築物越來越簡單,澳門固有的風格逐漸淡化,最後被線條形建築物所取代。

本世紀前五十年,沒有建築師的建築物如雨後春笋般湧現出來。小型樓房--兩層、三層、四層充斥全市,居住條件不佳,有時卻着意模倣最雄偉的古建築的前壁,陽台花里胡哨,細部上使用大量曲線。隨便甚麼人,衹要會用鉛筆和尺子,就把他們的設計呈交工務司,居然也獲工務司批准。甚至有的設計僅畫出前壁的"裝飾",然而前壁也往往一個不如一個。

高士德馬路的設計圖開創了把各種風格的居民樓密集地排成行建築的先河,這種模式很快在從荷蘭園正街到罅些喇提督大馬路的各個新街道泛濫,先是一層或兩層建築,後來無規則地增長,今天正在被三十至四十層的建築同樣無規則地取代,一些七層的“侏儒”樓房仍羼雜其間。

為開闢新馬路,徵用並拆除了妨礙街道規範走向的舊建築。新馬路於1918年建成,引起了用鋼筋水泥建造帶拱門的建築物的新設計浪潮。帕爾海-杜爾內公司於1983年制訂的<亞美打利卑盧大馬路(新馬路)建設改造計劃>為該地區的建設方針提出了一項細則,其目的是在保持原有建築物和風貌的框架內進行城市改造,認為有四種改造方案:在空置地段或拆除後勝出的地段實施建設的方案;修建已毀壞之建築物的方案,應恢復其有特點;改造方案,應保持原有建築的基本要素,但允許修改;修改方案,即進行小修,保持原有結構。在各種方案中都要確定建築物的價值、位置、主體和垂直佔用空間,佔用限制、有無拱廊和拱廊大小。1984年對這一細則進行修改,使之更加詳盡,對每項將進行的工作都分削加以説明。

受新古典式風格影響的傳統附加立面式建築(1918)

應當提一提那些循規蹈矩的建築,例如寶血(Precioso Sangue)修院的“白樓”,由約翰·萊恩建築師(Arq°. John Lemn)設計、1916年建成;同年建造的水坑尾街的一座住宅,由凱爾·克拉克建築師(Arq°. J. Caer Clark)設計;若澤·弗朗西斯科·達,席爾瓦建築師(Arq. José Fancisco da Silva)設計於1917-1918年建成的“好景”建築群,現為嶺南學校校舍,這是那個時代由建築師設計的屈指可數的幾座建築。

20-30年代在歐洲發展起來的德科藝術風格很快傳到了澳門,在建築物的輪廓上體現出來,例如慈幼學校等敎會學校,以及一些公用建築,例如由儒利奧·阿爾貝托·巴斯托建築師(Arq°. Júlio Alberto Basto)設計、1934年建成的紅街市。

從前一種風格發展而來的現代主義風格在30-40年代傳到了澳門,其平面幾何式結構和不帶任何裝飾的平滑外觀在本市的一些建築物上得到應用,例如商業學校和何東葡中學校。把現代主義建築風格帶到澳門的是若奧·卡納瓦羅·諾拉斯科工程師(Eng°. João Canavarro Nolasco),他於1936-1950年在本市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相對蕭條在澳門也有所影響,戰後本市又一次復興。本世紀中葉,由於中國農民和漁民的湧入導致本市人口增長,人口增長促進經濟發展,兩者又使本地區城市建設導致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原來空置的地段被佔用,低層建築被拆除,蓋起了高層建築,但當時沒有一個指導性規劃為這一切劃定必須遵循的標準。

1903年澳門內港之建築

引自《一個海員在澳門,1903年旅遊畫冊》 (澳門海事博物館出版)

在這個時期,城市設備和基礎設施方面有所改進,例如1936年建起的供水系統。西望洋山和媽閣山一帶的菜地上蓋起了富裕人家的住宅,最窮苦的人家則聚居在青洲附近的內港。另外,還在跑馬場舊址地區為難民們建造了木屋區。

從1950年開始,葡萄牙建築師們“發現”了澳門。受海外部派遣到達這裡或者來來往往的“旅遊者”們喜歡上了這座城市,意識到在這裡有機會一試身手,漸漸在本市定居。開始的時候他們並不被當地所接受,因為任何人都可以“繪圖”,但他們最後終於佔了上風,開創了“建築師建築”的時代。後來中國或香港的技術人員壯大了建築師隊伍,有幾位澳門土生建築師也嶄露頭角。

在這兩個時代之間的過渡階段還有一些60年代被認為是現代建築的六七層居民樓,沒有電梯,直至現在建築師們還違心地設計這種樓房--為的是利用每一平方釐米空間,煙囱全都通到小小的天井,窗戶和陽台都裝上護欄,因為擔心有雜技本領的小偷光顧(據説他們能利用外牆上最小的突出物爬上最高一層)。

這個時代還建造了一些重要建築,例如1950年的營地街市、1951年的政府辦公樓、60年代的仁伯爵醫院和殷皇子中學。葡京酒店是由Liang Tat Man〔梁達文〕設計,於1970年建成的。

這時候蕭朗·拉馬略建築師(Arq°. Chorão Ramalho)正與幾位年輕建築師建學校,後來他們繼續單獨或一起進行設計。商業學校、聖母幼稚園和公務員住宅樓都是他設計的。

澳門風順堂街景

(彩色平版印刷) C. Graham 《Sketches in China》 倫敦1840/Derwent收藏

轉載自《An American in Canton(1825-1844)》,William Hunter,Derwent Communications Ltd,HK,1994.

1982年建立的澳門文化司署旨在保存本地區各方面的葡萄牙文化成份,其目的之一就是保護建築財富,保存和修復重要建築物。為此制定了一個應保持的建築、環境區域和保護區域名單,認為這些都是前輩們留下的遺產。根據文化司署提議,修改了從1976年以來這方面的法律,並提出了為保證達到目的而採取的新措施。1983年通過的一個新法規確定了應保存的紀念性建築、建築群和地點,隨後又提出旨在使這些措施得以實行的法案,包括在税收方面的鼓勵和向以可用於建設的空置地段交換重要建築提供方便。對於其中一些,這些規定來得太晚了,因為對利潤的追求已經使它們不復存在,被大型房產所代替。但另一些現在完好無損,正在用作諸如博物館、圖書館、公共部門等目的。

1986年,由澳門政府發起,制訂了一項把澳門歷史中心列入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保護的歷史名勝名單的建議。這一文件是根據本地區關於保護建築遺產的現行法律由Partex設計公司在托馬斯·塔維拉建築師(Arq°. Tomás Taveira)主持下撰寫的。

為此,本市根據城市建設和建築方面的特點劃為七個地區,它們代表着至今仍保持着其典型特點的澳門歷史上各個發展階段:

歷史中心:(基督敎城區;葡萄牙人傳統居住區;中國人市場);內港區;南灣區;媽閣和西望洋山區;荷蘭園正街/東望洋街;望廈和高士德馬路/美副將大馬路。

在這份文件中,歷史中心被規為最重要的建築、歷史和文化區,一般來説仍保留看原有的建築特點。它相當於一直保存到19世紀第二個25年的“城牆內城區”,與城牆外的華人區不同。經19世紀初整治後的內港區以底層石柱廊前壁和一層層陽台為主要特點,至今在該區重建中仍必須保持這些特點。

南灣區的建設主要是在18世紀進行的,那裡曾是主要外國公司的駐地,還有獨具特色的雄偉住宅和公共建築,這些都應當保護。媽閣和西望洋山區原來是農田,後來逐漸被沿街而建的房屋佔用,但至今仍保存着大量綠地。其他地方就屬於20世紀了,也有自己的特點,不同於最古老的城區。

在最近的民用建築“爆炸”中,澳門各個地方都出現了新建築物,這勢必導致各區均喪失其特點,即使在規定必須保持其前壁式樣的地方也不例外。發展無情,多愁善感的保守主義者們逐漸失勢,導致Partex設計公司制訂建議的那個夢想即將化作雲煙。現在衹保持着幾座孤零零的建築,而這些建築中有的已被部份改建,有的處於被遺棄狀態,這都不利於修復了。既然這座歷史城市已無可能全部保留,那麼祇能靠文化司署設法保留僅存的部份了。

從70年代後半段起,許多建築師來澳門定居,本市規定所有新設計圖必須有建築師簽字方可施工。詳細列出從那時起建成的工程實屬不易,有些好一點,有些差一些,但它們都為澳門這座城市的今天和明天作出了貢獻。

在這裡,我們僅從本地區尚存的私人建築中列出一些最新的例子:

項目: 西望洋山住宅

阿達爾貝托·滕雷羅(Adalberto Tenreiro),1955年生於聖多美,1980年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1983年到澳門。

項目: 氹仔酒樓/文第士街23號住宅大廈(1989-1890)

安娜·博爾熱斯(Ana Borges),1956年生於安哥拉,1980年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1982年到澳門。

項目: 內港航海學校(1979-1989)

安東尼奧·布魯諾·蘇亞雷斯(António Bruno Soares),1947年生於里斯本,1973年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1978年到澳門。

項目: 內港海事博物館/望廈社會住宅區

卡洛斯·博尼納·莫雷諾(Carlos Bonina Moreno),1945年生於科維良,1979年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1982年到澳門。

項目: 南灣街/卑第巷辦公樓(1990-1991)

Chan Ca Tong,1959年生於澳門,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1986年返澳門。

項目: 住宅棲

Eddie Wong,1952年生於澳門,畢業於(美國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大學,1979年返澳門。

項目: 路環聯合訓練中心衛士之家(1985年故居,1990年完工)

愛德愛多·弗洛雷斯(Eduardo Flores),1954年生於羅安達,1981年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1982年到澳門。

項目: 路環住宅/郵電司一號社會住宅區(罅些喇提大馬路/雅廉坊大馬路)

愛德華多·利馬·蘇亞雷斯(Eduardo Lima Soares),1945年生於里斯本,1971年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1977年到澳門。

項目: 南灣住宅棲

曼努埃爾·維森特(Manuel Vicente),1934年生於里斯本,1962年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美國Pensilvânia大學建築學碩士(1969),1962年到澳門。

項目: 公共行政培訓中心(馬交石炮台馬路100號樓,1989年第七層和第八層內部建築設計)/罅些喇提督大馬路住宅樓

馬利亞·達,孔塞森,佩里(Maria Da Conceicção Perry),1954年出生,1980年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1983年到澳門。

項目: 沙梨頭海邊街住宅樓

埃萊娜·平托(Helena Pinto),1956年生於穆爾托西,1979年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1983年到澳門。

項目: 假日中心/衛生中心/青年活動中心(貢士誕甸奴街)

保羅·桑馬富爾(Paulo Sanmarful),1950年生於卡爾卡韋盧什,1977年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1979年到澳門。

項目: 澳門電力公司(新雅馬路)

維森特·布拉沃·費雷拉(Vicente Bravo Ferreira),1946年生於安哥拉,1974年畢業於葡國里斯本高等美術學校,1981年到澳門。

敎育設施

正如在前幾章中提到的那樣,長期以來,澳門的敎育一直是由這裡的各敎派承擔的,尤其是耶穌會敎士。1572年他們在聖安東尼奧小敎堂旁邊建起了第一所學校。1594年,該所學校改名為聖保祿學校,成為澳門第一所高等學院。在同一所學校裡,還設立了一個日本神學校,在幾年時間裡還辦了一個繪畫學校。然而,1835年的一場大火焚燬了整個大三巴(聖保祿)的敎育及宗敎建築群。

另一些敎育機構分別設在玫瑰聖母堂和聖奧斯定堂,敎授“讀、寫與拉丁文”,有時也敎授繪畫或音樂。

由於馬克思·龐巴爾決定驅逐耶穌會士,澳門的敎育急遽衰落。1784年以後,澳門衹有一位優秀敎師,其他授課的都是一些普通神父。到1834年,一些宗敎派別在澳門消失,又一次惡化了澳門的敎育狀況。那時,衹有聖約瑟神學院和一般市民在家中授課的所謂“慈善學校”。

1797年建立的啟蒙學校於1847年成為第一所公共敎育學校,後來在1872年又改成官立小學,男生部和女生部分别設在兩座樓內。1862年建立了私立的“澳門新學”。

為收留葡萄牙人的孤女,仁慈堂於1718年設立了收容部,不過在八年後才開始敎學,主要敎授“一個女人必須掌握的家政藝術”。1792年該機構改成“孤女收容和敎育之家”,後來更名為“聖羅撒收容所”。該所當時臨時設在“16柱大院”(即今日的聖母往見會),後移至聖奧斯定修道院和聖嘉棘修道院,1875年併入聖羅撒學校。

1951-1972年間的庇護七世學校和1953-1975年間的Stella Matutina學校,如今仍是聖羅撒學校的組成部份。

為了改變缺少學校的狀況,1871年成立了澳門土生敎學促進會,1878年又成立了商業學校。這所取名為Pedro Nolasco的學校也衹是在1920年才在夜母斜巷有了自己的敎育設施,1966年遷入約翰四世大馬路由蕭朗·拉馬略建築師設計的大廈。

聖·約瑟神學院於1728年就有了自己的校舍。可以説,這是澳門維護得很好、至今還保持着原來面貌的最古老的敎育設施,不過也已被廢棄,衹是被一些神父當作住宅。

在澳門也曾設立過若干航海學校。第一所是在1786-1801年間由私人開辦的,後來在1814-1822年間又建了皇家航海學校。根據1862年的法令,在神學院設立了航海課程。根據1905年的新法令又成立了另一所航海學校,該校一直運作至世界大戰爆發。1820年還成立過一所炮兵學校,不過存在的時間不長。1835年又有過一所短期的軍事學院或“數學班”。最近又在內港開辦了一所新航海學校。

觀音堂

(1930年攝影) Dr. João Loureiro收藏

1859年從香港逃難過來的聖保祿修院的修女們帶着她們的孩子來到澳門。於是創辦了一所敎授法文、英文、葡文和自由藝術的學校,也就是後來的無原罪聖母學校,於1864年開設,中途短暫關閉,1872年重新運作,直至1894年。二戰後,這個敎派在澳門有了自己的設施聖約瑟敎堂,其中設有幼稚園和收留香港女童的學校,直至1967年該敎會撤離,才把設施交給了澳門敎區。

卡諾薩會修女們於1873年抵達澳門,在大炮台附近為貧窮兒童開設了一所中國學校。1885年,創辦了收留被遺棄兒童的聖因方希婭收容院,該院後來被取消,改建為修女學校。該派修女分別在澳門和離島開展活動,對葡萄牙女學生的敎育一直持續到1974年。前面提及的培正學校當年使用的就是該敎派慈善堂的設施,後來才在原聖因方希婭收容院院址上蓋起了新樓,並取名為“卡諾薩”學校。1959年在該派慈善堂內又為沙梨頭區的兒童開辦了免費學校。

在一段時間內,即1889-1903年,卡諾薩會修女們還管理聖羅撒學校。後來因聖方濟各會修士們來到澳門,並有了現已不存在的聖嘉辣修女院,聖羅撒學校才改由後者管理。卡諾薩會修女們開始管理設於“十六柱院”內的“恆心學校”,該校七年後遷至慈善堂,1910年關閉。重新運作的慈善堂在1938年還曾作為聖心書院的院址,不過該院第二年就搬到自己在連勝馬路的設施內,現在佔有連勝馬路、雅廉坊大馬路、羅約翰神父街和美副將大馬路之間的整個街區。

卡諾薩會修女們還於1907年在望廈區聖方濟各收容院(1973年開辦)設立了一所學校。現在他們管理着從幼稚園到中學的四所敎育機構。

澳門利宵學校是根據1893年法令創辦的,設在聖奧古斯定修道院內,1900年移至總督斜巷,後來又遷至風景酒店(1923),1924-1958年在塔石(當年的殘疾人收容院),後來又遷到自己建於殷皇子大馬路的設施內,最後搬到由托馬斯·塔維拉建築師設計的並於1986年建成使用的利宵中學。這所學校包括殷皇子中學、若澤·戈麥斯·達·席爾瓦預備學校及中葡高美士學校。

於1906年到澳門的往見會在同年創辦了聖孔塞桑孤兒院。該院後來從簡陋的建築裡移到“十六柱院”內,擴建為聖·孔塞桑往見會學院。儘管十六柱曾經被傳頌,但它們已不再被人們注意。不過的名字依然存在,無論開始時它作為私人住宅建築,還是後來移作它用途: 總督官邸、東印度公司及多所學校。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1943年起在澳門開設了聖路易斯·貢薩卡學校,這是繼南灣之後在風順堂街創辦的第一所學校,主要接收香港難民。二戰結束後,這些人返回香港,該校也就關閉了。

1955年,從中國逃出來的耶穌會傳敎士在西灣街開辦了利瑪竇學校,該校現在祇有小學部。後來在燒灰爐街建造了另一棟樓宇,於1959年啟用,並於1965年擴建。該校的中學部設在1962年建成的學校內。

取潔中學建於1961年。它包括幼稚園、學前班、小學和中學部及商務班。建校初期衹租有一座不大的建築,現今在大炮台附近的大三巴巷擁有自己的幾座樓房。

本世紀中葉返回澳門的耶穌會士們也重新投入到敎育事業中,聖約瑟敎區學校1931年在風順堂上街的一幢樓內成立,後來在本市幾個地方設有分部。1954年在草堆街為貧窮的孩子開辦了一所規模不大的學校。該校於1966年遷到大三巴街,1973年在原地建起了自己的設施,取名為聖玫瑰學校。

海星學校於1955年於高樓街敎區的設施裡開辦,後來擴建了新校舍,開辦相當於中學部的敎育,但中學部後遷到風順堂上街與神學院一起的校舍裡,並再次進行擴建。

位於得勝馬路的粵華學校於1928年在澳門創辦,1942年改由往見會管理。現在在消防隊巷的部分衹是學前班和小學部。

從1975年開始,往見會修女們管理着擁有幼稚園、小學部、中學部和商務班的永援學校。

1949年鮑斯高小學奠基,由建築師安東尼奧·巴斯托斯設計,於1951年開學,後來一再擴建。

按照愛德華多·塔瓦雷斯·達,席爾瓦工程師的設計,為大三巴學校建造了一棟敎學樓,於1970年起用,也是由往見會管理。

澳門曾經有過不少的護士敎學班,首先是聖方濟各修女會於1932年在聖拉法艾爾醫院創辦的,後來分別遷移到仁伯爵醫院和聖羅撒學校,但1967年最終在白頭馬路的醫院中有了自己的技術學校。

現在設在仁伯爵醫院的衛生司護士學校是根據1957年訓令創辦的。另外在鏡湖醫院還有一所護士學校。

在不同時期,澳門曾經設有其他類型的學校,如印刷及裝訂學校(1900-1920),中國公務人員學校(1905-1968),新學校(1918-1919),公立速記學校(1920-1923),小學敎師培訓學校(1965-1974),酒店業培訓班(1975-1978)。現在在望廈迎賓館設有一座新的旅遊酒店業學校。

本書要對澳門現在的80來所敎學機構一一描述是不可能的。但我還是要提及1981年在氹島創辦的澳門大學(原東亞大學)。該校是由José Pereira Chan設計的。該校除擁有一所預科大學課程學院外,還敎授多種高等敎學課程。

19世紀初澳門風行建築風格遺存: 新蓬巴爾式舊宅

(澳門文化司署存檔照片)

西望洋山-住宅前壁

綠色植被區

現在還有些……是的,無論在澳門半島還是在離島,今天還保存着一些錄色植被區域。但是,由於不斷被砍伐,拆除綠色庭院,為拓寬街道砍挖兩旁樹木,綠色植被越來越少。曾經立有禁止為建築新樓宇而砍伐樹木的法律無法得以實施,衹在後來的《城市建設總章程》第323條中輕描淡寫地規定了新建樓宇佔地批准條件,提及“不得影響綠化……”,但在多種情況下,僅僅是紙上談兵!

19世紀末開始在山頭植樹,後來又在離島掀起植樹運動,建造了綠色植被,有些一直保存至今。今天的東望洋山、西望洋山及各大公園成了這座城市之肺。

上世紀後半葉,本市一些有名望的家族在郊區建造了房屋,也稱新別墅。這些簡陋的物業大部份現已隨着城市的擴建而消失,剩下寥寥無幾。

這種現象同樣也在菜園發生。過去澳門的菜園裡種植着城市所需要的各類蔬菜(現在都是從世界各地運來的冷藏蔬菜)。按照城市擴建要求,這些菜園地區都蓋起了大樓。剩下的一些,很快也將因為城市的擴建而遭到同樣的命運!

不過,公園的存在還算彌補了一些損失。得勝公園從原有的“公共休憩地”擴展至華士古公園。這兩座公園裡各有一座紀念碑:得勝公園裡的是為1622年戰勝荷蘭人豎立的得勝碑,華士古公園裡的是紀念到達印度的航海家達·伽馬的銅像。當年建在海邊的嘉思欄公園今天已遠離海岸,與東望洋山頭相連。與嘉思欄相對的山坡另一頭是二龍喉公園,那裡一度曾是澳門總督的夏宮。那裡的植物,尤其是木本和草本植物均分類標明,從而成為一座規模不大的“植物園”。東望洋山上有一條人們用於體育鍛煉的環山林蔭道。

另一座“植物園”是賈梅士公園,它是本市最大的公園。進入公園拾級而上,即可到達賈梅士洞。據説,詩人的部份著作就是在此完成的。當初,這裡祇是曼努埃爾·佩雷拉請倫敦的花匠設計的別墅式花園,後來英國植物學家從中國選擇了上千株植物種在那裡。就這樣,在上世紀初它就變成了向歐洲移植植物的苗圃。即使到了現在,公園裡還有一些珍貴的植物品種。園內建築早已被澳門政府接管,曾經作為賈梅士博物館,現在成為東方基金會所在地。

然而,澳門公園之最毋疑要數當初稱為盧九公園的盧廉若公園。富商盧廉若在此修建了各種亭台樓閣、假山,洞穴、池塘、九曲橋,栽種了很多植物。這是一座典型的中國式園林。原本規模龐大的物業,現在祇剩下原來面積的四分之一,還被周圍現代化的大樓團團包圍。不過,它的最精美部份被保存了下來。

望廈區的螺絲山公園主體是一座小山頭。因山道盤旋而上,從而取名螺絲山公園。在半山腰的綠色叢林中建有一座餐廳和一個兒童娛樂場。

主要街道兩旁已經綠樹林立,在街頭巷尾、大馬路中間,甚至在最近新建的立交橋下這樣一些不大的空間裡,都有一塊塊綠地、花圃。各大廈前面也逐漸出現了小塊花壇,甚至在平台和鐵欄杆圍着的窗台上也出現了各種小型的綠化園地。

離島氹仔

現在已作為澳門領土部份的氹仔和路環島受葡萄牙管理的歷史不長。

提及氹仔的資料最早見於17世紀末。當時一艘英國“防衛”(DEFENSE)號船在該島停泊,其船員受到島上居民的不友好對待。

當地人稱該島為氹仔,意思為“小湖”。它由一條海水分開的兩個小島嶼一一大氹仔和小氹仔組成,後來經過因泥沙淤積和陸續的填海工程,兩島連成一體。該島位於半島以南近三公里處。島上的兩個山頭高度分別為111米和160米。在大氹仔的山谷裡,有依山而建的居民住宅。

17世紀末,沿珠江而上前往廣州的外國船隻,必須在氹仔停泊後在澳門接領水員和翻譯登船,才能獲准前往。為此,氹仔為所有海員所熟悉,甚至在一些航海圖上把澳門標為“氹仔港”。載重量超過500噸的船隻,都必須在那裡停泊,這是從1717年開始對所有船隻所作的規定。港口旁的小鎮從而也就變成了轉口貿易地。原來小鎮上的居民大部份是漁民和船工,另一部份是農戶、養雞養鴨戶和養豬戶。但由於港口的存在,商人漸漸多了起來。1845年,氹仔島被宣佈為自由港。

1847年,根據當地居民要求,當時的亞馬留總督下令批准在小氹仔島由居民出資建造了一座炮台,用以防範當時不斷騷擾該島的海盜。炮台由澳門港兵頭佩德羅·若澤·達·席爾瓦·洛侖索設計建築。這座位於島嶼西端的炮台,控制了氹仔島和橫琴島之間的海上交通,特別是保衛了海灣附近的漁港和村莊的安全。葡萄牙的旗幟就是那年在炮台上昇起的。炮台原來建於海邊,由於珠江口泥沙沉積,現在它離海邊已經很遠。炮台臨海一面的磚牆圍着炮台和後面的山丘相連。

炮台擁有自己的水源、彈藥庫和士兵宿舍。1872年炮台進行了一次修建,改善了通往炮台的道路狀況,同時修繕了鎮上的中國警員住處。炮台的主建築曾經一度作為澳門總督的夏宮,現在是警察大隊的駐地。建築物正面的古典式裝飾是後來增加的,在圍牆上還加了牆檐。

炮台附近是一座1851年建造的紀念碑,以紀念在此前一年發生的唐·瑪利婭二世號船爆炸事件中的罹難者。據記載,在此災難中共有240名船員和正從附近路過的當地漁民死亡。紀念碑位於氹仔島公園石頭台階的最上端。

氹仔島最早的廟宇是在1488-1505(弘治年間)建造的關帝廟。這是一座黑磚砌成的極其簡陋的小廟。還有一座非常破舊的天后廟,內部與前者相連。17世紀末,明朝時期,又建造了北斗亭,起先是三座小屋,現今衹有賈梅士前地的一座用於敬神。

1840-1845年間,為紀念在同海盜作戰中的200位陣亡者,又建造了一座天后廟,也就是巴波沙總督前地的天后廟。當初建在庭院裡的三座殿堂,衹有一座用作敬神。

同一時期還建有三婆廟,現已破爛不堪。該廟也有三座殿,其中一座至今保存着刻有1844年字樣的大鐘。

19世紀中葉,在大氹仔面對澳門半島的一側山腳下建造了觀音岩廟。該廟建在海面上方十米高處,外側有堅實的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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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最短的(也是最華麗和保護甚好的)是菩提庵,這是島上的一位男子為紀念他的母親而捐錢建造的。1925年建造的這座廟堂位於小氹仔的西頭。供奉主要神像的是大雄寶殿,還有其它幾個殿堂,用以存放祖先的靈位,供僧人唸經,供奉六祖禪宗、觀音和北斗星圖。

1853-1858年間,氹仔鎮發生了多次火災,因那裡的房屋為木板屋,火勢迅猛蔓延。為此,居民可以在規定的期限內免交税收,包括那些往那裡運送建築材料的船隻。從1868年起,鎮上有了公共照明,但在1879-1882年間,發電廠每年都進行拍賣,後來才歸政府管理。

根據當地居民的要求,從1864年起用了三年時間,在天后廟和三婆廟之間的小塊海面上進行填土,用來建造商業區。在後來的年代裡,又陸續在面向大陸的海邊進行填海造地,為小鎮添蓋不少建築。氹仔島的天然海岸線就這樣漸漸消失。隨着今天的新城建工程的進行,在不久的將來完全消失。

離島議事會於1869年組成,十年後才作為離島的政府,所在地從炮台遷至氹仔鎮上的建築裡。議事會由一個軍事指揮部和一個當地民眾委員會輪流管理,直到1964年穩定後才產生離島市政府。

離島市民每年為改善其設施自願繳納税金,有時也為一些特殊項目需要募捐。從1873年起,上述繳納形式由固定税收代替。這樣可以提前考慮新的工程計劃,如建造公共設施和公園等。

1874年的大颱風把該鎮居民點夷為平地,造成上百人死亡。作為當地居民主要生產工具甚至也是許多人的生存居所的無數船隻被捲走。隨後不但重建了被摧毀的房屋,還新建了不少住宅。

由於拉法艾爾醫院條件所限拒絕接收從離島送來的病人,1875年當時的亞威拉總督建議,在氹仔一座小山上建造一座醫院。為此除政府出資外,在全澳門掀起了除繳納税收外的一次捐款運動。工程由工務司在炮台指揮官的領導下設計。醫院設有數間兩個床位的病房,設有一精神病科,醫院中央還建有一個中國式廟堂。醫院完工後,中國居民並不感興趣,也沒有利用它。為此,該設施於1876年改為氹仔衛隊駐地。1883年的大颱風嚴重摧毀了這些建築,從而交財政司歸政府所有。1965年,經過一番修繕和改建,此處成為社會康復中心。

1875年,氹仔居民在鎮上建造了一棟房子作為醫院,但後來作拘留所使用了。直到1958年,氹仔才建造了今天仍在運作的一個醫療衛生站。

1875年氹仔的兵頭對政府陳述了在每個離島建造小敎堂的必要性。然而,政府和敎會衹是同意在氹仔建造,後來根據工務司於1882年制訂的方案付諸實施。這所位於鎮中心高地的嘉謨聖母堂,也包括敎會的設施。

1878年,為了方便選民登記,曾對各居民區的住戶數和有關街道名稱進行調查,從而使我們瞭解了離島居民區的確切數字,即氹仔島上氹仔鎮、三家村、林家村、上沙、卓家村、西沙和路環島上的荔枝灣、大灣、石排灣和九澳。

氹仔島上的大部份民宅又在1878年的一次火災中燒燬。第二年,那裡建了一座街市,後來鋪上了石子路面,兩旁還種植了樹木,而且還選了一塊墳地。施理華總督在災後視察該鎮時,下令建一條大馬路,以替代過去窄小的街道。消防部門到1883年才在離島設立。

植樹造林及建造苗圃的建議是1882年提出的,並於翌年開始實施,從而有了今天如此賞心悦目的綠色植被。

1882年還在氹仔和路環各開設一所中文學校。氹仔島的中文學校設在天后廟的一座殿堂裡。第一座葡文學校是1891年開始在敎區設施內由埃斯特旺·歐塞比奧·希圖管理執敎的。四年後嘉諾撒會的修女建立了一座孤兒和被遺棄兒童的收容院。她們在1901年還接管了另一所為澳門聖因方希婭收容所和向男童授課的學校。但正如其他修女一樣,嘉諾撒會的修女在1910年被驅逐出澳門,孩子們也就轉到了其他學校。

1911年,氹仔有一所由一位非敎會女敎師管理的女子學校,一所由傳敎團支付校舍費用的男子學校和一位敎師在敎堂的一間房子裡辦的男生班。後來這幾個學校合併成聖善學校,並於1967年遷至附屬於嘉謨聖母幼稚園專門為它建造的設施內,由聖方濟各修女會負責管理,包括學前部和小學部。1958年,成立了葡中小學,至今還是包括學前部和小學部。氹仔島的另一所坊眾學校現在也包括學前部和小學部。

澳門半島和離島之間的電報業務始於1884年。從那年起還有每天通過郵舶的正常書信傳遞。到了1954年才有了郵電部門及其大樓,大樓由溫貝托·羅德里格斯工程師(Eng°. Humberto Rodrigues)設計。

由於衹有專門渡船和漁船來往於半島和離島之間,離島上不可能怎麼繁榮。由埃德加·卡多佐工程師(Eng°. Edgar Cardoso)設計的嘉樂庇總督大橋在1974年才竣工。大橋的通車不但將半島和氹仔連接在一起,還通過早在1968年建成的地峽與路環島相連。用五年時間建成的這座大橋全長3,450米,橋面雙向行車,大橋中部凸出的龍脊式設計別有風格。從大橋通車之日起,離島就隨着澳門市一起發展。

1982年為小氹仔南坡制訂了“里斯本花園”(海洋公園)建設計劃,佔地4.38公頃。這項計劃要求盡量保持當地的環境特徵,即保持山坡曲線及周圍的綠色植被。計劃中有500戶居民的住宅區,商業中心,一座酒店和一家私人俱樂部。這一工程建在山坡上,與原來的環境融為一體。這項計劃是由城市規劃集團與若澤·弗洛里亞諾·佩雷拉·張建築師(Arq°. José Floriano Pereira Chan)合作制訂。

1984年,中福公司與上述設計師合作,根據當地地形特點提出另一項新主張。很明顯,這項規劃對環境會帶來很大變化,但盡量設法利用梯形體系對環境適當處理以保護原來的自然面貌。

上述規劃於1987年重新審議,增加了停車場。考慮到該地段曾經發生過山體滑坡,1988年重新進行加固,改動了商業中心和停車場的位置,改動了大部份住宅樓的設計,為充份利用地皮,減少樓宇數,增加每棟樓的建築面積,從9層增為15層。正像經常發生的那樣,規劃中的美好想法在現實中不可能完全得以實現。儘管如此,該項目被列入氹仔城建總規劃。

海事博物館

卡洛斯·博尼納·莫雷諾設計

1988年底亞洲設計顧問有限公司根據該島土地登記情況和原有建設方案,提出一項<總體規劃>的草案計劃。

當然,氹仔任何一項城建計劃都取決於它與周圍地區城建的銜接,即交通網問題,另一重要方面是填海問題--填海的地點及面積。

上述規劃就是考慮到了將要在外港碼頭和北安填海區西頂端新建澳氹大橋,並據此規劃了氹仔的交通,以及與路環填海區東邊現有公路的連接。

該規劃建議城市發展集中在三個地區: 大氹仔和小氹仔的山坡,位於史伯泰海軍將軍馬路和北安海灣之間的地區及澳門機場填海區地段。另外,也考慮到了在離島之間和海灣區填海的必要性。

機場造成的噪音對其他一些可能的項目帶來了影響,從而限制了對土地的利用。

另外,1987年森美建設顧問有限公司還提出了一項“新氹仔”規劃,至今已幾經修改。

離島路環

路環,或稱"過路灣",是距離澳門半島最遠的一座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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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一考古學家小組對該島一些古代遺蹟的研究,認為路環島四千年以前就已有人居住。然而它的近代歷史僅始於上一世紀,即1851年的被佔領以及根據當地居民的要求於1864年在那裡駐扎軍隊。1884年,根據當地元老的要求,為對付海盜,臨海建造了一座炮台。這座簡陋的炮台位於西岸,面朝橫琴島,控制着兩島之間的海域。炮台衹有一塊六邊形對開場地,一個崗亭和一座地下彈藥庫。

那時,島上已有了1738年為媽祖娘娘建造的“天后古廟”。該廟位於當時被認為是風水寶地的海島東南角,那裡被人稱為“漁民下網之地”,然而如今已經荒蕪。

島上其他的廟宇都是19世紀所建,有1862-1865年間建在中街的觀音廟、十月初五街上的譚公廟及船人街上的三神公廟。這些廟宇都歸四廟慈善會管理。除此之外,有九澳約三聖廟、石排灣的師傅廟和黑沙的大王廟。

1864年聖誕節前的一場大火把路環島的市區全部燒燬,後來用了一年多時間進行重建和擴建,從而有了非常平坦並設有照明裝置的街道。

1867年通過了一項建造政府大樓的方案,第二年就在那裡設立了財政部門。還用從舊建築中拆下的磚頭和木材建造了兩棟小房,可見在該島籌備建築材料是多麼艱難。

1873年,路環島的警隊和路環碼頭進行了修繕,第二年通過了新碼頭和訓練場的建造計劃。

路環島的植樹造林始於1882年。同年建起了兵營,並在市區街道鋪設了石子路面。1893年建造了街市,由布渣總督宣佈開業並用他的名字命名。同年在憲報上刊登了一條關於離島房屋建造和重建的法令。

路環島的第一座學校於1882年開業,學生為華人兒童。由於路環島距澳門市較遠,葡國人一般不在該島居住。1915-1924年之閒,那裡還有過一所廣東話男子學校。1916年才在九澳建起了路環學校。

40年代澳門建築

(水彩畫) 史密諾夫繪(賈梅士博物館藏)

聖方濟各學校的建造計劃始於1927年,於第二年開學,1959年增開了男生班。1974年,敎會在聖方濟各會址建造了一棟兩層樓宇,開辦技術學校。該校後來改為往見會的兒童敎養院。

路環島現有五所學校: 擁有學前班和特殊班的黑沙學校;1958年成立的擁有學前班和小學部的中葡小學;1958年創建的葡中小學唐·路易斯·維爾希利婭小學;1957年開業由嘉諾撒會修女管理的擁有學前班和小學部的聖心小學;另外一所是1974年開業、擁有學前班和小學部、由鮑斯高志願者管理的九澳聖約瑟學校。這些鮑斯高志願者1971年在九澳就有了收養被遺棄兒童的幼稚園。

聖方濟各敎堂1928年在學校旁邊建成。敎堂前的花園裡樹立着看紀念路環1910年擊退海盜入侵的紀念碑。市中心街市附近還有一所花園,近處有郵電大樓和圖書館,還有澳門中心監獄。

1968年,路環和氹仔之間填海建造了連貫公路,再加上1971年澳氹大橋的建設,從而促進了該島的發展。島上的黑沙灣和竹灣也成了澳門和離島居民休閑的好地方,現在那裡又建造了新的大樓。治安警察在黑沙灣開闢了海灘浴場,旁邊還建造了一座餐廳。附近建有屬離島市政廳的娛樂中心,包括公園、游泳池和酒吧。在竹灣現有一座路環迎賓館、住宅區及水上活動中心,附近山坡上還在不斷進行城建工程。

路環島的發展速度比較快。在連貫公路附近的城建填海項目中,計劃建設一個延伸至氹仔的工業區,擴展市區,建造一條從市區外通向海灘的新馬路;黑沙灣旅遊中心工程已經實施,部份已開始運作,該中心包括高爾夫球場、游泳池和酒店等;根據新的城建計劃,將在黑沙山坡上建造能容納366戶人家的19棟塔樓、一個商業區、一個俱樂部及停車場。石排灣將建設工業區和小型商業區。那裡的中心地段建築高度不得超過28米,其餘山坡上的建築不得超過9.6米。

原始建材

顯而易見,自從葡萄牙人到來以後,半島的建築有了很大發展。原來的住宅都是些木結構和竹結構,牆壁為蘆葦掛蓆,外面用稻草覆蓋。用好木頭建造的房子稱為"木屋",具有獨特風格,當時木材資源尚很豐富。

一部份居民(漁民和船工)住在自己的船上。那裡的船最初是竹筏的,後來發展為用好木頭製造,如柚木、樟木和大圓木。船帆最初用草蓆做,後來用帆布或麻布製造。竹子是中國有象徵意義的植物,也是各個時代繪畫作品中的題材。它的用途極其廣泛,從房屋的頂樑到經常當作牆壁的竹編蓆。船上有竹子製成的桅杆、橫樑、遮蓬、撐杆,甚至船帆。文塞斯勞·德·莫賴斯普經説過: “如果説大米是中國的麵包,那竹子就是一切。它是房子,是建築材料,是船上的桅杆,是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是家具,也是食品。”今天,竹子仍然是建築工地的腳手架、傢俱和日用品的常用材料,也是造紙、農業生產、烹調和醫藥方面的常用原料。廟宇的建築材料一般是磚、木材和花崗岩,綠色的琉璃瓦用來做屋頂和圓筒房檐。流線型房頂的兩端用木頭或石頭做成翹角,具有特殊風格。

廟宇建築中使用質量最好的木材,如紫樟木作橫樑,昂貴的酸脂木作柱子,用棗木做門窗。後來又有了灰沙(泥漿),即一種用土、草和貝殼粉合成的混合物,用木頭做樁,一層一層夯實,以增加其支撐力。這種棕色的建築材料非常堅固耐用,主要用來建築炮台圍牆。

貝殼粉的質量非常好,顏色雪白,因而經常用於最後的飾面工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用在牆上,用這些貝殼的精細部份作平面,非常明亮。

木材

木材中最便宜,因而在建築中得到廣泛使用的是下列幾種杉木: 西貢杉、tung cóng杉木、柳州杉木、白杉木,其中白杉木價格稍微貴一些。它的用途很廣,從樣子到地板、門窗,甚至棟樑。

柚木也用於建築。柚木產於新加坡,價格更加昂貴。

椽和樑根據不同的標準一般使用紅柚木,黑柚木,chêng sáu木和sün mui黑木,或者用molave,也稱為呂宋黑木,有條件的家庭也用此種木材做地板、樓梯和門窗的。

地板按不同的價格用下列木材製造: cháu cháp 木,câm pât木,白柚木,馬尾松木和柚木(柚木的價格幾乎是前幾種木材價格的兩倍,即使如此,也祇是molave的一半)。

做椽的木材分别cháu cháp木,câm pát木,白柚木,thit sáu木,cai ngho các木,對於經濟富裕的人家來説,經常用quán ilu黑木,椽子是用質量更好的cât li lông木來做;橫樑一般保持木材的原始圓形形狀。

門窗外框一般用石頭砌成,內框用紅杉木,製作門的木材價格不等,最貴的是最便宜的四倍。它們分別是pá má chau木,cháu cháp木,cam pat 木,白柚木,cai nghó các木,tong queng東京黑木,pôn ti花梨木,柚木,白花梨木,紅花梨木或紫檀木,呂宋花梨木和價格較貴的molave。

儘管建築上廣泛使用木材,但在中國由於擔心颱風災害,因此很少簡簡單單地使用。柱和木和樑都是短間隔固定。木材的粗細決定牆壁的位置,決定隔牆的寬度。為增加前廳的和客廳的使用面積,樑柱的間隔不大,連接得很牢固。

下列木材被廣泛使用,它們的質量和特性也是眾所周知的:

杉木,質輕,無結,易加工,光滑,美觀耐用。其中幾種價格昂貴的使用得不多,便宜的多用於椽子、地板、門窗和三角橫樑。

柚木,暗褐色,堅硬,不易腐蝕,耐磨損,經常用於製作地板和門窗。它比其他所有木材更受用戶歡迎,這是因為它耐用,而且不易被白蟻啃掉。

紫檀木分為來自暹羅、馬尼拉和廣東的三種。前一種為紅色,後兩種為黃色。此種木材質地堅硬,耐磨損,一般富裕家庭喜歡用它來做樓梯、門窗及裝飾雕花。

tamarindo(羅望子木)也是紅顏色,質地堅硬,耐磨損。由於價格昂貴,應用不廣,主要用作中國式廟宇建築的門窗材料。

molave產於馬尼拉,是木材中價格最貴的一種,因此它衹是被少數顯赫家庭用作樑、地板和門窗的材料。這種黃色木材質地堅更,光滑,堅固耐磨。

其他材料

青磚,用中國南方的灰色細黏土拌上一種被稱作野豌豆的植物製成。因這種植物的汁能增加黏性,所以青磚堅硬牢固,使用壽命長。這種通常52x35.5x7.5厘米規格的磚頭用焦碳燒製而成,因燒製充份,所以能發出金屬般的響聲。有的生產者還在磚上印上自己的專用章。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裡青磚是廣泛使用的建築材料,直到出現今天的堅硬的紅磚以後才逐漸被淘汰。

在房屋建築中,石頭衹用作牆基,再在上面砌磚牆或前面提到的黏土牆。也有的用質量上乘的花崗石和大理石,當然一般都是內部裝飾用。在宗敎建築及一些民用建築中,也有的用這些加工過的優質石料作柱子、門框及各種碑碣。

瓷磚,雖然非常適用於潮濕的氣候,但由於需要從葡萄牙進口,價格昂貴,所以並不廣泛使用。人們衹把它用在屋檐上或建築物內的主要通道上。

牆面塗料價格便宜,一般建築都廣泛使用。

屋檐上常常能見到各種色彩鮮艷的雕像。屋檐上的雨水排水道呈竹節形,用筒狀磚頭做成,一般每塊直徑為10厘米,長70厘米至1米,外層塗上塗料。

一般的屋脊用兩邊微微翹起的半圓形瓦片交錯排列而成,用水泥粘連,也有琉璃瓦屋脊。有些屋脊兩端是翹起的,有些是平的,還有的裝飾有雕像。

水泥的應用始於1886年。一個名叫克瑞斯·伊支斯的英國人那年在青洲島的長堤上建造了一座水泥廠。由於水泥的質量很好,在東方,無論是澳大利亞還是日本都廣泛使用,被稱為Portland水泥。製造水泥的原料是從廣東省採集的一種石灰石和落潮時從內港挖掘的淤泥。這種石灰石含93%的石灰碳酸鹽和7%的石灰碳酸鎂,經粉碎後與淤泥和12%的水混合攪拌,製作成一定的形狀,在陽光下曬乾,然後放進特製的水泥窯中,用從日本進口的炭燒製。最後將燒製成的水泥塊用專門的粉碎機磨成細粉,從而保證了水泥的質量。

我們今天的建築物都使用鋼筋水泥,下面有好幾米的椿柱,牆壁為10厘米厚的預製板。這樣建築周期短,即使最後的裝潢不算上乘,起碼結構堅固。比如要建造一棟30或40層高的樓宇,從建造開始籌備到竣工並交付使用,時間不會很長,當然一般來説需要對工程評估時間也不長。為此,對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建築熱也就不難理解了。

與民用建築相呼應的是,公共行政部門也相繼建造自己的行政管理或技術設施。馬交石炮台馬路電力公司大樓就是土地公務運輸司、地圖繪製暨地籍司及公共行政輔助廳的辦公樓的一部分。嘉思欄公園對面就是敎育司大樓,而塔石區的另一棟新樓就是一座衛生中心。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技術設施外,還有為全澳門服務的建於路環的電力公司新大樓,現已投入運作。

范維信譯

* Maria de Lourdes Rodrigues Costa,曾任澳門土地暨工務運輸司建築師,現任葡國里斯本市政廳建築師。此論文之寫作曾獲澳門文化司署學術研究獎學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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