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延千年的絲綢之路的終結，轉成“茶葉世紀”，其中棉花經濟的崛起是重要的內在原因。在地理發現開闢新商道之後，各國為了交換中國茶葉，先是使用遙遠美洲的白銀；白銀減少後，傳統對華貿易國大批退出中國市場，祇有英國和美國較好完成了對白銀的替代，他們利用的不獨是本國產品，而是來自全球範圍：在北美方向，有西洋蔘、皮毛等；在太平洋諸島方向，有香料、檀香木等；在印度方向，有棉花、鴉片等。這些貨品前後相繼，舊去新來，為那時中外貿易的大宗，攪動整個國際市場，為我們提供了替代經濟學研究的典型歷史範本。
中國的歷史範本
從西元前2世紀西漢初年直到明代的一千五百餘年間，有條橫貫東西、連接歐亞、總長度七千多公里的交通幹道及支線，曾把古老的黃河、恒河、希臘、波斯等幾大文明逭結。西元15世紀後，中西交通由陸地向海洋挪移，海上絲路興起。在這漫長時段，中國絲綢始終是主打產品，悠遠商道，因此享名“絲綢之路”。隨着地理發現後的海道開闢，西方商人逐步替代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商人，絲綢同樣是其中意的商品。“泰西之來中國購絲，始於康熙二十一 (1682) 年，其時海禁初開，番舶常取頭蠶湖絲，運回外洋。”(1)海道開通後的絲綢貿易改由西人為運送主角，流向愈發無遠弗屆，在舊有的絲路外，更新了若干新賣區。在亞洲方向，自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便操縱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蠶絲貿易幾達一個世紀，此間每年輸往日本的蠶絲約為4,000-6,000擔。(2) 在美洲方向，西班牙殖民者扮演了重要角色。1565年，“聖巴布洛號”駛往墨西哥，標誌着歷時二百五十年之久的“大帆船貿易”啟航，此洲際貿易以馬尼拉為轉運站，西聯美洲，東連中國，支點伸及歐洲。由於美洲和歐洲市場的需求，中國絲品出乎其類，從而在國際市場上演出了一幕絲綢流向世界，白銀流向中國的貨物對流大劇，被學者稱為“絲銀之路”。(3)
但到17世紀，中國的絲綢出口出現下落。內中反映着深刻的歷史變遷：即與棉花經濟的崛起有密切關聯，也就是說，棉布的出現及其在世界範圍內的普及是絲綢地位相形見絀的最重要原因。在棉織品出現之前，人們的穿着主要是皮毛、大蔴、亞蔴織品以及葛布等，這些材料有一個共同缺點，就是質地粗糙，刺扎皮膚，特別是舊時的鞣紡技術差欠，使其貼身穿用很不舒服，而絲綢恰好彌補了這個缺陷，其纖維柔軟，是那個年代不可多得的適合貼身穿用的衣被材料。衣着為人們日常所需，這也正是中國絲綢在世界範圍內長期盛銷不衰的原因所繫，是絲綢之路千年存續的奧妙所在。轉過來說，也正因為此，棉花的普遍栽種和利用在服裝史上堪稱劃出了一個新時代，它使人類找到了一種生產成本更低卻又貼身穿用非常舒適的材料。可資印證的是，絲綢意義的降低與棉布經濟的興盛在時間上大致重合。棉業在中國的發展大約始自宋代：“木棉，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元代黃道婆發明改善彈棉紡紗工具，棉品加工更上樓階。迄明朝，棉花“乃遍佈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蓋百倍矣”(4)。棉布已取代蔴絲成為中國人最重要的衣被材料；到清代，布代替鹽成為佔主導地位的工業品，原棉及製品也成了僅次於糧食的第二大流通商品。
絲綢與棉花間的新陳代謝造成的影響巨大而深遠。突出點便是綿延千年的絲綢之路的終結。歷史上的絲路旋起旋落，一脈相承，不絕如縷。漢代確立，魏晉衰減，唐代鼎盛，但西元751年的怛邏斯戰役和755年的安史之亂，使唐帝國元氣大傷，退出河西，絲路中落。及至北宋，與北方的遼、金、西夏處於對抗情勢，南宋建都杭州之後，國家經濟文化中心南移，西域各國亦分裂割據，絲路幾度中斷。到13世紀蒙古大軍西征中亞、西亞，絲路復通。明朝鄭和七下西洋，船隊風帆蔽日，極一時之盛，卻也是迴光返照，自永樂帝死後，在西北方向上採守勢，退入嘉峪關自保，西域大部分地區先後為察合台汗國與葉爾羌汗國統治，絲綢古道真正衰落下來。明代中葉以後，西方殖民主義浪潮連波而至，海上絲路漸被西人取代。凡此種種，均為外部原因。絲路之所以總能衰而復振還有商品屬性的內在因由，那就是各國對絲綢的不可或缺。中古年代，若需要貼身穿着的舒適性，捨絲綢外難尋它物，絲綢是不二之選，具有某種“唯一性”。待棉花興起後，絲綢的貼身屬性終得替代品，棉花對絲綢的補缺或補差不可阻擋。此處，商品的生物屬性至關重要。棉花普及後，絲綢貿易缺乏海外需求的強勁拉動，國內也因此減少了原生性動力，絲路終難繼續，這是絲路衰落的內在因由，是根柢上的，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
好在絲綢外貿地位下降後，茶葉異軍突起，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首宗。於是乎，到18世紀20年代， 絲綢出口貿易的霸主地位被茶葉取代。1722年，在壟斷英國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已佔有56%的比例，與絲綢的進口值相比具有了較大優勢，1761年更達92%。1825年後，茶葉乾脆成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出的唯一的東西，[⋯⋯] 以至國會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須保持一年供應量的存貨”(5)。而美國在1837年茶葉佔中國輸美貨物總額的65%，1840年是81%。(6) 生絲出口在中國外銷貨品的佔比已然很小，無法與茶葉等相比，絲綢之路轉成“茶葉世紀”，這在中國出口商品的歷史上是一個具界標意義的轉換。絲綢、棉花、茶葉的交互居重，成為替代經濟學的一個典型歷史範本。
外國的歷史範本
中國茶葉在西方贏得愈來愈廣泛的市場，西方人卻拿不出相應的交換物品，但有一種東西是例外，那就是銀子。自五代以來，白銀作為貨幣的使用醞釀數百年，到明朝成不可遏制之勢。“凡貿易金太貴而不便小用；米與錢賤而不大用；錢近實而易偽易雜，米不能久；鈔太虛亦復有溢濫。是以白金之為幣，長也。”(7) 1436年明政府改行以銀為主的幣值，清朝繼承此法，而銀的產量比之需求在中國更顯匱乏。(8)外商所能做的就是以白銀來購買中國貨。據統計，僅是英國人，在1721-1740年間，用來償付中國貨物的94.9%是金銀幣，祇有5.1%是用貨物來衝抵。(9) 入華白銀的最大來源地是當時世界銀的最大產出地—— 美洲。秘魯和墨西哥兩地的銀產量在16世紀時佔世界產銀總量的73%，17世紀佔87.1%，18世紀佔89.5%。(10) 但再豐饒的富礦也是有底限的，長期的惡性開採使得美洲銀礦日漸枯竭，到18世紀末，美洲銀產量開始下落，進而拉動世界銀產量下挫，世界銀產量在1781-1800年是28,261,77957 文化雜誌2016專題替代經濟學的範本古絲路的衰落與新商道的開闢盎司，到1821-1830年跌到14,807,004盎司。(11) 再加上此時美洲殖民地獨立運動的開展，停止向歐洲宗主國提供白銀；還有1779年後，西班牙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其銀元市場被封閉。所以從1779-1785年“沒有一塊銀元從英國運到中國”(12)；幾相夾擊，歐洲白銀的缺口愈益加大。在嚴峻形勢下，除了英美兩國外，大部分歐美國家祇能淡出中國市場。以進口來說，1764年，在歐美各海上貿易國對華出口總值中，英國佔比63.3%，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瑞典、普魯士等其他歐陸國家總合起來佔比36.7%。此時的美國尚未形成獨立國家。英國雖佔大頭，他國的份額也不為小。而到1825-1829年，歐美各海上貿易國年均對華出口總值中，英國佔比82.9%；美國佔16.7%，而其他所有歐美海上貿易國祇佔0.4%，連百分之一的份額都不到。再看出口，1764年，歐美各海上貿易國從中國輸出貨物總值中，英國佔46.7%，其他歐陸國家總合起來佔53.3%。到1825-1829年，歐美各海上貿易國年均總值中，英國佔71%；美國佔28.6%，其他所有歐美海上貿易國所佔份額與出口值同樣為0.4%，同樣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13)
英美之所以例外，耐人尋味。其中的關鍵點是這兩個國家在白銀短缺的情況下，不失時機地解決了對華貿易的替代產品。先看美國，主要是依靠以下幾種替代貨品：
花旗蔘：最早見於西方人描述人蔘是在1696年於巴黎出版的來華耶穌會士李明 (Le Comte) 的考察記：“‘人’即男人女人的‘人’，‘蔘’就是植物，或草藥。這稱呼為人蔘的草藥，是因為草藥的外形像人。[⋯⋯] 而僅此幾個字就蘊涵着詞語的真正的意義。中國的學者們在他們的著作中給予它一些別的稱呼，足以表明他們的重視，如稱它是精神上的草藥，土地的純潔精華，海的油脂，通向長生不老的藥，以及其他很多此類性質的稱呼。”(14) 可見，至晚在此時已有人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人蔘，強調了人蔘在中國藥譜中佔有的頂級位系。略後，另位來華耶穌會士杜德美 (Pierre Jartoux) 於1709年7月底不僅見到了人蔘，甚至還親口嚐試了療效：“服用了半支未經任何加工的生人蔘；一小時後，我感到脈搏跳得遠比先前飽滿有力，胃口隨之大開，渾身充滿活力，工作起來從沒有那樣輕鬆過。”杜德美將這次與人蔘的際遇寫在與西方修會同工的通信中，並在信中繪出人蔘圖樣。該信寫就於1711年4月12日的北京；兩年後，信劄被英國皇家學會《哲學匯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713,Vol. 28)轉載。(15) 該信最有價值之處是對人蔘在中國之外的可能產地進行了預測：人蔘生長在“位於北緯39O與47O之間、東經10O與20O (以北京子午線為基準) 之間”，產地氣溫不能過高，並大膽指認： “若世界上還有某個國家生長此種植物，這個國家恐怕主要是加拿大，因為 [⋯⋯] 那裡的森林、山脈與此地的頗為相似。”果不其然，1716年，首先在加拿大森林中發現與中國人蔘同種的植物，即所謂西洋蔘。1718年，耶穌會傳教士拉菲特爾 (Joseph F.Lofitare) 在巴黎將西洋蔘的發現公之於眾。此事“被傳得沸沸揚揚”(16)。後來又在美國的東部森林中發現了這種人形草根的植物的成片野生，美國遂成為主要的產蔘、運蔘國。美國舊譯“花旗國”，“花旗蔘”由是得名。獨立後的美國立即將對世界上人口最眾的國家 —— 中國貿易提上日程，“就美國人對革命前貿易所知道的情形來說，在中國也有一個市場，至少可以供一種美國產品的行銷 —— 那種產品就是人蔘，中國人作為藥材之用的一種植物根”(17)。
1783年9月3日美英和約簽訂後，波士頓的商人便於12月派遣單桅船“哈利提號”(Harriet)運蔘駛往中國，行至途中，“事為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所悉，英人深忌美國參加對華貿易，乃以兩倍重的熙春茶與人蔘交換。船長祁勒迪 (Hallet)貪其重利，遂自好望角折回”(18)。1784年2月22日，另一艘船“中國皇后號”(Empress of China)從紐約放洋，該船8月28日到達廣州黃埔停泊，是為美國建國後第一艘來到中國的商船。運來貨物有：人蔘、毛皮、棉花、鉛、羽紗等，貨物總售文化雜誌2016 58專題替代經濟學的範本古絲路的衰落與新商道的開闢款136,454銀両，而473擔人蔘售得款80,410両，遠超其它所有貨物的綜合價款。(19)自此起始，人蔘成為美國輸華的重要貨品，“花旗蔘”漸在中國消費者的心目中歷久不衰地奠定了鼎鼎大名。
皮毛：曾隨庫克船長探險的黎亞德 (John Ledyard) 1782年返美後，遍告多地商人，在“西北海岸”以6便士購得的一件海獺皮在廣州可賣100美金。對此，人們將信將疑，但隨後的實踐部分證實了他的說法。“中國皇后號”運入毛皮2,600張，售銀約5,000両。(20) 試航表明外國毛皮在中國具有市場。因為有利可圖，迅速出現了很多經營單位，形成了多個對華貿易港，諸多公司的“船隻由撒冷、波士頓、斯通寧頓、哈得福、新倫敦、新港、紐約、菲列得爾菲亞出發，照例是由許多人出資的”(21)。到1798年，美國入華優質毛皮首次超過十萬張的水準，兩年後，一舉突破四十萬張的量級。“其地產皮”也塑造了國人對美國的最初印象。(22) 皮毛生意直接刺激了美國“開疆拓土”的歷程，為了尋蹤皮毛，美國人進入哥侖比亞河，還到達了加里福利亞海岸，甚至遠赴夏威夷，美國商船的蹤跡幾乎遍歷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廣大範圍。李定一先生如是評斷：“早期中美貿易，是促成美國向太平洋岸拓殖的唯一因素。美國從偏居北美大西洋之一隅，於短短數十年間，便儼然成為橫跨北美大陸，雄踞兩大洋岸，更進而發展成為太平洋上的大帝國。”(23)列為美國向太平洋岸拓殖的“唯一因素”，或許還不能說，但視之為重要因素則可以肯定。在1817年以前的二十五年間，美國年均銷往中國的海獺皮約14,000張，年值350,000美元；而從1793-1807年，單從馬薩夫洛島就有350萬張海豹皮被運到廣州出售；在整個毛皮貿易過程中，美商入華的毛皮價值在1,500萬至2,000萬美元之間。(24)
檀香木：中國人對檀香木的推崇與檀香一般悠遠深厚，及至臻於“迷信”的程度。唐玄奘赴“西天”求法，至“南印度境 [⋯⋯] 有秣刺耶山，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香樹、旃檀你婆樹，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高遠矚，其有大蛇縈者，於是知之，猶其木性涼冷，故蛇盤也，既望見已，射箭為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25)以蛇為記，確乎“神木”。16世紀初葉，西人對入華檀木就有關注，1510年在羅馬出版的瓦爾塞瑪 (Ludovico di Varthema) 的《行程記》記述了主要面向中國貿易的麻六甲港口“有大量的檀香木”(26)。來華西人對中國的檀香市肆亦有描繪，葡萄牙冒險家平托 (Fernão Mendes Pinto) 於1580年完成的《遠遊記》述北京市場有大量的檀香出售，“數量如此豐盛，似乎找不到辭彙來形容”。(27)葡萄牙人最早染指此項生意。繼後，其他西人介入此項買賣，有荷蘭人、英國人等。隨後美國人成為主體。有學者稱：“在中美商務中起作用的第一種物品是檀香。”(28) 這自然不是事實。實際上，1784年抵達中國的“中國皇后號”的貨品中並沒有檀香木。(29)但不久就發現中國人對檀香木的“需要”。(30)最早可以確定的是1792年3月10日，美商已運檀到廣州，他們大概是從事皮貨貿易的美國船，在夏威夷島停留時發現了檀香樹。(31)夏威夷群島也因檀香木而聞名於世。“波士頓的威廉‧台維斯和約納桑‧溫喜薄在1793年左右開始裝運檀香，後來就取得了經營這種貿易的專利權”，1794年英國航海家威廉‧布朗 (William Brown) 抵達夏威夷。自此，凡經“西北海岸”駛往中國的商船，多在此停泊，不僅為了水煤的供應和船員休息，更重要的是獲取檀木。19世紀初夏威夷的檀香木貿易大興，外來移民日增，首府火奴魯魯 (Honolulu) 因此被華人名副其實地稱為“檀香山”，“華人初至其地，見檀香山之木最多，遂呼此名”(32)。上列均為美國成功開發的替代產品，一度在中美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個獲得發展對華貿易的西方國家是英國。白銀缺乏後，作為對華的最大貿易國，替代產品同樣成為問題，棉花與鴉片緣此“應運而出”。自明代，棉紡織成為中國產值最大的手工業；而印度則是當時世界棉花的主產國，於是有59 文化雜誌2016專題替代經濟學的範本古絲路的衰落與新商道的開闢了英人將印度棉鎖定為主要的替代產品。1704年7月2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曾運入廈門1,116擔原棉(33)，此乃西方輸印度棉花入華之始，帶有“試銷”性質。二十年後，英國開始規模性地向中國轉售印度棉，1735年，東印度公司從孟買裝運棉花605擔運往廣州，自此，孟買成為“印棉出貨之總機關埠”(34)。到1770年代，轉折呈現，印棉就此在中英貿易中取得決定性地位。此時，中國發生災荒饑饉，政府鼓勵種植糧食作物，不得已減少植棉，導致中國對進口棉需求的陡然增長，印棉乘虛而入，取代日漸減少的白銀，成功實現替代經濟的轉型。1775-1779年間，在廣州貿易的主要輸入品中，印棉的價額是年均288,334銀両，首次超過英國毛織品(年均額277,671銀両)，定位於英國輸華第一大貨品；1785-1789年印棉的輸華價值是年均1,698,001銀両，遠超同期英國毛織品的年均價額801,879銀両。此後，印棉輸入更有了驚人躍進，1804年輸入棉花232,368擔，“棉花已成為印度貿易上的一種重要貨物”。(35)1814年輸入317,022擔，1816年達到463,867擔。(36) 價值方面，1817-1819年，年均昇至4,527,211銀両，已是1775-1779年均額的十餘倍。(37) 此局面延續到1819年，印棉一直雄踞英國輸華貨品的首位。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模化的外來原料輸入。棉花之所以能夠成為近代的國際貿易產品，除了滿足人們日常穿用的廣泛性之外，還與其生物性有關，棉株對自然條件的要求非常寬泛，耐鹼性在所有主要作物之上，自南緯25O至北緯42O30’之間的廣闊地帶均可種植。而印度正是棉花的最早原產地，因為地處熱帶，棉作生產期短，產量較高，品質穩定，種類繁多，其主要棉類從纖維長度來看又與中國棉最接近，而其天然捲曲度卻優於中國棉，印棉每寸可達150個捲曲，而中國棉僅66個(38)；中國棉紡成的紗抗牽強度很低，除非與其它棉類混揉，便很難紡成高支紗，印棉品質雖不足以紡織細紗，卻適宜粗紗紡織，而中國正是粗紗紡織的大國。棉花在印度適得其地還因其栽培加工需要密集型勞動，這正好符合印度國情，充沛的廉價勞動力帶來印棉最大的優勢是價廉，加上運輸成本，“廣東一帶人民從印度購棉比買江浙的棉花運費要低一些，廣東地區的印棉價格大約能比國產棉花每擔低一両銀子之譜”(39)。中國是世界人口最眾的國家，棉花又是人人都需穿用的物品，棉花在中國有着極廣闊的市場是毋庸置疑的。於是，中方有需求，印方有供給，中方有市場，印方有貨品，供求關係賴此搭建。《海國圖誌》記述及孟買“鄰地豐產棉花，大半運赴中國”(40)。按常規，本是供求方，祇應是雙邊貿易，因為印度方面橫插了一個英屬殖民地的身份，使得中印雙邊貿易演生成中英印三角關係。如此這般，一個新貿易體系開始興盛 —— 英國貨賣到印度，印度棉賣到中國，中國茶賣到英國，三角貿易由此呈現。
屆1820年前後，商情逆轉，減少實際上從兩年前就已開始，印棉輸華量，1817年為438,397擔，1818年為392,650擔，1819年為253095擔(41)。印棉衰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受中國和英國雙方市場的制約。在中方，進口印棉祇起着一種補缺作用，沒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國的棉花生產。中國棉市主要依賴自產棉，所以，印棉輸華受中國國內棉市的影響很大，也可以說，價格的波動與中國棉花的收成息息相關。如1805年，“麥尼克商號”按照與行商“浩官”的約定運來棉花，卻趕上棉市滯漲，賣不出價錢。誰知，第二個貿易年度，因為中國棉花歉收，棉花轉成俏貨，這年輸入了大約十四萬包(三十一萬擔)，正常年景約輸入六萬包，價格也好得驚人，過去不太好銷的孟加拉棉創下每擔十四両銀子多的新高，這還祇是廣州價格，在缺棉的南京可以賣到三十二両。(42)但幾年後，“廣州市場上的棉花又幾乎等於是死貨”(43)。這一切造成價格和輸入量波動不定，供求關係成了最大的影響因數。據估算，鴉片戰前中國棉花的年商品量達到255.5萬擔(不包括進口棉)，商品量佔整個棉產量的26.3%，而外棉進口量僅為60.5萬擔(44)，根本無法撼動中國自產棉的地位。在英方，印棉入華形成與英國本土棉紡業的原料 60專題替代經濟學的範本古絲路的衰落與新商道的開闢競爭。英國不產棉，其棉紡織業自始就建立在進口原棉之上。蘭開郡的溫濕氣候極宜於棉紗紡織，棉花在工業革命時代得以迅速普及，東印度公司“在短短的幾十年裡讓英國的工業、商業、時尚和社會階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該公司在這一商業革命中的武器就是棉花”(45)。棉花是產業革命最重要的原料，紡織業迅成工業革命的先導，1733年飛梭的發明使織布速度加快一倍，造成紗供應的不足和技術改造的急需；突破隨後發生，1764年，“珍妮機”問世，為多錠結構開闢了路徑；1785年，機械織機誕生；1793年，軋棉機的發明使棉紡業的最大瓶頸 —— 清除棉籽的問題得以解決；1803年，蒸汽動力織機產生，英倫的動力織布機“1813年為2,400架，1820年為14,150架，1829年為55,500架，1833年為100,000架”(46)。紡織業由此率先實現小手工業向近代工廠的過渡，進口棉花的供應對象也從手工作坊轉向大機器工業，因而幾何級數地增長，隨之帶出“棉荒”，“英國壤地褊小，棉花出產無多，勢必取之他國”(47)。為獲得原棉以供英國紡織工業需要，印度迅成世界棉花的最大出口國。1701年，輸入英國的原棉不過100萬磅；1802年達到6050萬磅；1816年達500萬立方碼 (yard)，“二十年後又增加到每年7,300萬立方碼”(48)。英國人也經歷了從皮毛着裝到棉布服飾的歷史性易代，其中，不增加本國土地供給(“羊吃人”的“圈地運動”)，而依賴海外棉拉動國民經濟起飛是理解英國近代工業化的一把密鑰。既然英國本身的棉花都不夠用，又豈能坐視印度原棉大量流入中國？
既然英國人不可能將大量棉花輸送來華，那麼， 拿甚麼來維繫對華貿易？ 鴉片即成替代。1820年是關鍵年份，英國輸華棉花和鴉片的份額有了逆轉，鴉片輸出值首次超過棉花。1819年英國向廣州進口棉花價值4,004,726元，鴉片價值為1,531,800元，棉花進口額仍比鴉片保持了較大優勢。但1820年，英人輸華的鴉片價值6,486,000銀元，棉花總值不過是3,239,931銀元。(49)情況有了根本性轉變，其後亦復類似，1822年鴉片進口值9,220,500元 (此數尚未包括算在英國名下但可能是美國船從土耳其運入的178,500元的鴉片)，棉花2,984,998元(未包括當年美國輸入的9,876元)。(50) 鴉片已遠超棉花進口值的兩倍。棉花為英國所急需，鴉片為英國所不需，兩者替代有着內在的難於遏制的經濟衝動。“棉花市場衰落的最顯著的以及最重要的結果，是全力經營鴉片。在其他進口貨的利潤 ——即使不是數量 —— 縮減的時候，鴉片的進口大量地和穩定地擴張了。”(51) 在1835年前的十年中，鴉片使印度的“土地價值提高了四倍”，使印度對英國製造品的消費量增加了十倍；鴉片收入提供英印政府全部財政收入的七分之一，“而且用不着使印度貧困就給英國每年帶來600萬鎊”的純利進入國庫。(52) 我們明瞭這一切，也就能明白殖民者選擇鴉片打開中國市場的內在推力，明白為甚麼他們要選擇毒品和選擇中國。鴉片與棉花的易位，從深裡說，反映着中西經濟關係由單純的國家經貿關係向世界殖民經濟體系的轉變，由基本平等互利的經濟關係向非互利的變相奴役性質的經濟關係轉變，以及工業革命開展和美洲開始獨立進程後世界秩序的重組和殖民體系的重構。鴉片堪稱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中期英—中—印三角貿易的基石。進而可解，為甚麼在1838年清政府實行嚴厲禁煙政策後，英國政府要作出如此強烈的反應 —— 為邪惡的毒品貿易不惜打一場國際戰爭，因為這個基石在英國殖民者是萬萬不能抽動的。
餘 論
本文主要論證中國外貿物品的新陳代謝。古絲路的衰絕與棉花經濟的崛起，相互間有一物品的替代關係；絲綢部分被棉花替代後，中國很好地實現了外貿物品的替代 —— 茶葉，從1720年代開始，茶葉成為中國首宗出口商品，至1886年，出口量達到歷史最高水準。絲綢之路斷續存在了幾近兩千年，而“茶葉世紀”獨領風騷不過百多61 文化雜誌2016專題替代經濟學的範本古絲路的衰落與新商道的開闢年，其它的主流替代貨品壽命更短，說明替代經濟呈加速度，經貿愈發展，時代愈進步，替代產品的輪換速度也愈快。在國際商務中，誰抓住了替代商機，誰就拔得頭籌。古代絲綢之路主要由中華民族所開闢和經營，外來人為次要或是中轉傳遞；近代新商道的開闢和經營主要是西方人，從那時起，西人握得了先機。其後商業革命、工業革命在西方的先發絕非偶然，英美兩國前後稱霸世界數百年也非偶然，個中凸顯了替代經濟的重要性。
在地理發現開闢新商道之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快，“採天下之物”為己所用成為替代經濟的明顯特點。各國為了交換中國茶葉，先是使用遙遠美洲的白銀。白銀減少後，傳統對華貿易國大批退出中國市場，祇有英美兩國較好完成了對白銀的替代，實現了對華貿易貨品的多元，他們利用的不獨是本國產品，而是來自全球範圍，在北美方向，有西洋蔘、皮毛等；在太平洋諸島方向，除了香料等外，還有異軍突起的檀香木等；在印度方向，有棉花、鴉片等。這些貨品前後相繼，舊去新來，為那時中外貿易的大宗，攪動着整個國際市場。物流、人流背後反映了世界大市場的盛衰興替，從中凸顯貨品的多元化是古代國際貿易向近代世界貿易轉進興革的必由之路。
工業革命完成之前的國際貿易主要是依賴傳統的資源類產品，此類產品的最大缺陷是再生能力緩慢弱小，在人類漫無節制的開發衝動下很容易面臨資源的枯竭，例如花旗蔘，到19世紀後半期，由於採挖量過大，加上美國東部的森林大部分被砍伐，破壞了人蔘生長的自然條件，使野山蔘的分佈密度銳減，野蔘遂成鳳毛麟角；直到多年後人工栽種成功，中國市場上的花旗蔘亦從野生原種換成了人工栽培。又如檀香木，清代中期的進口規模是最大的，在謀利的驅使下，世界各地的檀樹被爭相採伐，西方殖民者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依靠技術的力量大規模地戡天役物，造成對生態的致命性毀敗。“1810年在馬貴撒斯群島發現的檀香實際在七年中全部出口了”；大約在1830年，檀香木在夏威夷群島上絕跡了；在斐濟群島上的檀香樹差不多也在這個時候被採伐淨盡。(53)百年樹木，況且檀樹的生長期極為緩慢，檀香木交易盛極一時之後遂而衰落。再如皮毛，無盡的貪婪與約束的缺乏，年復一年，幾十艘船隻滿載上萬件毛皮離開，但若此光景也不過維持了幾十年。1810年，有人發現“在馬薩夫洛的海豹已經幾乎絕跡了”；1814年，兩年前曾發現大量海豹的福克蘭群島也已“沒有海豹，因此無人問津”(54)；南設德蘭群島 (South Shetland Islands) 或許是海豹捕獵者的最後一塊園地，“1820-1821年，南設德蘭群島迎來了捕獵的高峰，雲集了三十艘美國船隻，[⋯⋯]甚至連英國和俄羅斯的船隻也聞風而至”(55)。隨即，樂土成為荒蕪，北美對華皮毛貿易也不可避免地衰落。前有貨品的衰竭不繼，後來貨品的充抵輪換亦成必然，新舊貨品之間的前卜後繼，支撐着貿易的不斷擴大和人類的持續需求，這也是替代經濟學的應有之義。
【註】
(1) 楊家禾：〈通商四大宗論〉，求自強齋主人輯《皇朝經濟文編》卷四十五，光緒二十七年石印本，頁6。
(2) [美]李明珠：《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徐秀麗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頁75-76。
(3) 何芳川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頁931。
(4)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250。
(5) [英] 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頁3。
(6) [美] 泰勒‧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姚曾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頁41。
(7) 王世貞：《兗州史料後集》卷三七，〈鈔法〉頁6。
(8) 自13世紀以來，雲南即是中國銀礦的最大產區，但明代中葉，雲南年產銀不過35萬餘両；到清中葉，雲南銀礦的年產額也不過46萬餘兩，比需求相差太遠。參見全漢昇：〈明清時代雲南的銀課與銀產額〉，香港《新亞學報》第11卷。
(9) [美]張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爭》，徐梅芬等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3。
(10)[美]萊斯利‧貝瑟爾主編《劍橋拉丁美洲史》第一卷，胡毓鼎等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5年，頁353-376。金應熙主編《菲律賓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52。
(11) 張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爭》，頁47。
(12) 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頁7。
(13) 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頁266-267。
(14) [法] 李明：《中國近世報導 (1687-1692)》，郭強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頁202-203。
(15) 韓琦：〈杜德美〉，杜石然主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下，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頁1328。
(16) [法] 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二卷，鄭德弟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頁50-56。
(17) 泰勒‧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頁4。
(18)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6。
(19) [美]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二卷，區宗華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417-418。
(20)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二卷，頁418。
(21) [美] 賴德烈：《早期中美關係史 (1784-1844)》，陳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35。
(22) 梁廷枬總纂《粵海關誌》，袁鍾仁校註，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476。
(23)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頁30。
(24) 賴德烈：《早期中美關係史 (1784-1844)》，頁26、頁37。
(25) 玄奘：《大唐西域記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校註本，頁856-859。
(26) [英] C. F. 赫德遜：《歐洲與中國》，李申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57。
(27) [葡]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等：《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王鎖英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頁213。
(28) 賴德烈：《早期中美關係史(1784-1844)》，頁39。
(29) 郭衛東：〈西洋蔘：中美早期貿易中的重要貨品〉，《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
(30) 賴德烈：《早期中美關係史 (1784-1844)》，頁25。
(31) 賴德烈：《早期中美關係史 (1784-1844)》，頁39；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頁12-13。
(32) 仲超：〈檀香山之今日觀〉，《教育界》1913年第2期。
(33) 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University, 1926,Vol. 1, pp. 130-131.
(34) 退之：〈外商在華航業之概況(十二)〉，《申報》，1926年6月20日，第21版。
(35)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二卷，頁723、頁725-726。
(36)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三卷，頁203、頁241。
(37) [日] 田中正俊：〈中國社會的解體與鴉片戰爭〉，武漢大學鴉片戰爭研究組等編譯《外國學者論鴉片戰爭與林則徐》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19。
(38) 葉元鼎等《中國棉花貿易情形》，工商部上海商品檢驗局叢刊第四期，1921年4月，頁6。
(39)趙岡、陳鍾毅：《中國棉業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7年，頁127。印棉價廉的情況曾長期存在，到20世紀20年代，也還是“惟印度棉花較中國土產價值極為低廉”。〈九年度通商各口貿易總論(六)〉，《申報》，1921年7月10日，第23版。
(40) 魏源：《海國圖誌》，陳華等校註，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頁746。
(41)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三卷，頁304、頁329、頁346。
(42) 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頁72-73。
(43) 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V, p. 186.
(44)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89。
(45) [美] 威廉‧伯恩斯坦：《茶葉‧石油‧WTO：貿易改變世界》，李暉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年，頁255。
(46) [英] M.M. 波斯坦、H. J. 哈巴庫克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六卷，王春法主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95、頁298。
(47) 賀長齡編《清經世文三編》卷三十一〈戶政九〉，頁618。
(48) M. M. 波斯坦、H. J. 哈巴庫克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八卷，頁8。
(49) 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II. pp. 344, 365,383.
(50) 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V, pp. 20, 67,134-135.
(51) 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頁85。
(52) 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頁271、頁281。
(53) 賴德烈：《早期中美關係史 (1784-1844)》，頁54。
(54) 賴德烈：《早期中美關係史 (1784-1844)》，頁36。
(55) [美] 埃里克‧傑‧多林：《美國和中國最初的相遇——航海時代奇異的中美關係史》，朱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146。
* 郭衛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近代中外關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