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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中國化的中國幽靈
這不是埃薩•德•蓋羅茲第一次寫他不瞭解的事物。他從來沒去過中國，也沒去過日本。然而，對這兩個因同時覬覦朝鮮而交戰的國家，他卻大膽地對其政治和社會狀況發表看法。
早在十四年前，即1880年，埃薩就發表過一個較長的短篇小說，講的是一個葡萄牙人從中國旅遊歸來的故事。很顯然，我們指的是《滿大人》(O Mandarim)。小說中描寫的中國風情，基本依據他讀過的書籍和報紙，也可能取材於他與遊歷過遠東的人的交談。(1) 對於短篇小說，特別是那些充滿想像的作品，這無可厚非。但如果是新聞，那就值得商榷了。新聞一般都要求客觀，以親身觀察、事實證據和權威消息為基礎。埃薩並不打算報導一場戰爭。他以巴黎旅居者的身份，就這場遙遠的戰爭撰寫了一篇專欄文章，面向的讀者群體為歐洲人和美國人：“我們歐洲人，還有你們美國人，應該熱切關注的是戰爭的後果，特別是中國戰敗的後果。”
文章中，埃薩就像一位閱歷豐富的健談者，生動地講述了發生在遙遠地方的中日戰爭，而我們對這場區域戰爭的重要性和意義幾乎一無所知。埃薩沒有試圖去深刻洞察這場戰爭，而是去解讀與這場戰爭有關聯的西方政治因素，並通過常識推斷，以諷刺手法來敍述。他用誇張的百科全書式資料掩蓋知識上的欠缺。譬如當他談到“朝鮮人最奇特的大帽子 [⋯⋯] 帽沿寬闊，帽沿極為寬闊，以至於一名族長帶上它，就可以庇護他的所有子孫、家當和牲畜”時，他沒有以準確的史料核實。他還提及一次與滿大人的正面接觸，講到一些細節，如“身穿一件海藍色緞面鏤金長衫，讓我自嘆弗如”。這些看上去更像是小說創作，而不是確有其事。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認為，在埃薩擔任哈瓦那領事的十個月裡 (1872年11月至1874年3月，其間有四個半月的中斷)，他對中國文化有了一些基本瞭解。那段時間，他在西屬安的列斯群島親身處理過中國移民問題，而這個題幾乎佔據了〈中國人和日本人〉最後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中明確提到了哈瓦那煙草和甘蔗種植園。
文章更多地反映了西方文明及其歷史，尤其是闡述埃薩作為“外國化的葡萄牙人”在這方面的思考，而不是表達他對中國和日本文化的觀點。這個視角使文章在19世紀末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意義深遠。文章主要展開三個層面的批判，由此形成其結構佈局：
(一) 對漠不關心社會和政治現實的批判。鼓動這種漠不關心的媒體把這場戰爭形容為“一幕軍事默劇，在那個幻境，政治上由仙女們說了算，王子們四處流浪”。類似社會雜聞的新聞僅為提供消遣，其功能堪比逃避現實的文學。自《巴奇奧表兄》(O Primo Bazílio) 以來，這類主題在埃薩的作品中一直屢見不鮮。在短篇小說《滿大人》裡，這種批判首次針對有關中國異國風情的解讀：特奧多羅 (Teodoro) 的想像和經歷以幽默的方式揭示了中國如何因其外在的異國風情而被單一地解讀，這樣的解讀祇是為了美化人們已經瞭解的東西，卻無法理解東方文化內在的真正的內涵。(2)無論在《滿大人》還是在這篇文章裡，均體現了這種批判：埃薩塑造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理想化中國人形象，他們“十分聰明，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忍受力和承受力”，他們是“熟練、不知疲倦、準時、聽話”的工人，雖飽嚐艱辛，卻仍然保留着一個“強大而溫和的文明”的標誌 ──尊嚴；這個文明永不悲觀，能夠“面對智慧的雅利安人創造的各種文明”而屹立不倒。帶着這個超級理想化的中國人形象，我們來到了批判的第二個層面。
(二) 從摹擬的中國人視角出發，對當前的歐洲文明的批判。這種摹擬加批判的方式是法國啟蒙主義批判家的典型風格。文章在一開始就引用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 絕非偶然，虛構的信札便是從異國文化的視角去批判歐洲文化的。這篇克羅茲式評論從一個虛構的中國視角出發，表達了對白種人貪婪、虛偽、殘暴和傲慢的種種蔑視，唯一例外就是白種人“在機械方面略勝一籌”。根據文章的論述，正是東方對獲取這種機械技能的渴望以及中日之間的百年宿仇，引發了遠東的躍進式西化：正如在過去十五年裡，“風景如畫的日本”因西化而迅速發展，成為一個“不可思議的日本，從而成為遠東大國”(慕拉士見證了這場巨變並為此深感痛惜)，中國也將倣傚，而且規模會更龐大，從而成為更強大的國家：“不出二十年，中國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大軍事強國。”
然而，歐洲不必恐懼中國人的軍事入侵，而是應該擔憂中國人以和平方式向海外移民。中國人移民的目的是全力爭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被剝削，他們祇要求“通常工資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就肯投入勞動。他們變得“像智慧型機器一樣工作”，這一點在加州已經得到證實，但他們悠久的文明卻絲毫無損。
雖然某些預測尚未應驗，或許以後才會應驗，但對於鴉片戰爭 (1840-1842年) 後中國被迫開埠以來相關歷史進程的重要性及意義，〈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文的判斷是準確的。埃薩強烈批評了鴉片戰爭這樣的侵略行徑。就在1890年，這個“鑿開長城，輸入鴉片”的英帝國主義也曾羞辱過葡萄牙，嘲笑葡萄牙在非洲的歷史權利。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戰爭對整個20世紀的影響已得到當代史學的認同(3)：這是首次一個嚴格意義上西化、工業化並配以現代武器的東方國家，出於帝國主義動機與鄰國交戰，而把這種帝國主義視為純屬傚倣西方則失之膚淺。如果結合隨後的另一場戰爭一併分析，則這場戰爭的重要性更顯突出，因為它在戰場上動搖了西方有關遠東人民屬低等民族的臆想和成見：1904年至1905年，日本軍隊戰勝了此前一直在亞洲大陸東部肆意進行帝國主義擴張的俄羅斯人。在這兩場戰爭中，日本儼然以20世紀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的面貌出現。
面對這樣的政治局勢，埃薩不禁慨嘆，讓長城去庇護一個獨特而寧靜的文明已經不可能了(這也是他後來的〈論門羅主義和本土主義〉(A propósito da doutrina Monroe e do Nativismo) 一文的主題)：那祇是一個構筑在歷史、文化和文學價值觀之上的懷舊烏托邦，就好比幻想回到昔日那個強大美好的葡萄牙，全然不似眼前這般弱小、消極、沒落，並深受全新的外來物質主義價值觀影響。當我們讀到由於歐洲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正面臨他們的天朝帝國被瓜分的駭人威脅，卻仍然被超級理想化時，批判的第三個層面悄然浮現。
(三) 對民族身份話語的批判。這種批判以理想化的中國人作為一面遙遠、模糊而又奇異的鏡子，以此折射作者渴望在本民族文化中尋回一股新的神奇的力量。一些葡萄牙知識分子踏上旅途，前往無人知道位於遠東何處的愛島(Ilha dos Amores)，這絕非偶然。要理解歷史背景下和埃薩作品中的這種自我反省，需要釐清對歐洲文明的批判與葡萄牙民族身份話語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我們不過如此：歐洲的祖魯人。”這是拉斐爾‧博爾達略‧皮涅羅(Raphael Bordallo Pinheiro)一幅著名漫畫上的警句。畫中有一些行為舉止歐化的黑人，鼻子上架着眼鏡。大概埃薩寫《馬亞一家》(Os Maias) 最後一章的時候，想到了這幅出版於1884年12月11日的漫畫。在這部小說的結尾部分，紈絝子弟埃戛與他的朋友卡洛斯‧馬亞在里斯本的街上散步。當他看到一個神情憂傷、面色蒼白的男孩穿着一對極不合身的長靴時，帶着嘲諷與戲謔形容了一下“整個當代葡萄牙”。他把葡萄牙比作“那些來自聖多美的被腐蝕的黑人，他們看到歐洲人戴着單片眼鏡，以為那才是文明人，才是白種人。那他們怎麼辦呢？他們迫不及待地想進步，想做白種人，於是就在鼻樑上架上三個、四個單片眼鏡，有透明的，有深色的，甚至還有花花綠綠的”(4)。這則風趣的自嘲誇大了葡萄牙在歐洲的邊緣地位，好像葡萄牙不屬於歐洲，從而展開了對歐洲文明的深度批判：強國們以業已枯竭的文化話語去支撐它們傲慢的文明使命，這種枯竭的文化話語被賦予價值，並被這些國家 ── 他們更像是帝國主義企業 ── 利用經濟和社會實力的不平等向外輸出。出版《馬亞一家》的同一年，即1888年，埃薩寫了一篇題為“歐羅巴”(“Europa”)的雜文，論證所有歐洲國家都已陷入深層衰退的觀點，指出“歐洲這台機器已經散架，境況慘不忍睹！”(5) 在這可怕的場景中，葡萄牙的負面形象更加突出，就如同這台“正在散架的機器”(6) 的一顆閑散的零件，完全可以忽略。
眾所周知，1890年的最後通牒 (7) 之後，葡萄牙的處境嚴重惡化，甚至可以預言這個國家即將遭遇滅頂之災，國土將被其他歐洲國家瓜分。1892年蓋拉‧容凱魯(Guerra Junqueiro)為其著《祖國》(A Pátria) 寫的一篇後記讓人一目了然：“然而在全世界看來，葡萄牙已經不存在了。[⋯⋯] 歐洲認為葡萄牙已死，是待瓜分的戰利品、待切割的美食。幸虧圍坐在一起的食客們眾口難調，我們尚未被狼吞虎嚥地吃掉。一旦他們商量好了，就會吞噬我們。”(8) 無獨有偶，除了這個野獸盛宴的比喻外，埃薩在1891年8月10日寫給阿諾索伯爵 (conde de Arnoso) 的一封信中也寫道：“每個大國都從古老的盧濟塔尼亞身上拿到了屬於自己的一塊，然後安靜下來，走向各自的角落，細嚼慢嚥 [⋯⋯]。我們將重蹈波蘭不幸歷史的覆轍。”(9)
回到〈中國人和日本人〉這篇文章，中國處於類似的境況。面臨被瓜分的威脅，中國要想倖免於難，就祇能借鑒西方的那些讓人半信半疑的長處。按照埃薩的理想化模式，雖然“天朝子民”因此墮落了，他們仍然能保存他們那美妙強大的文明，不會滋生不良的悲觀情緒。葡萄牙也試圖摹倣那些“真正的歐洲”國家，以此尋求生機，但也祇是局部成功，因為無論怎樣，葡萄牙還是葡萄牙。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最近，一些中歐國家的智識分子將之形容為一種表面上的屈從。用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的話來說，這種表面上的屈從祇不過掩飾了葡萄牙人對“有效構建起來的資本主義”有着天生的抗拒：他們依然堅守自己的那些“不切實際的信念”，儘管“相對於這個奮進的世界，這些信念都是致命原罪”。(10)
埃薩發覺中國人也持類似態度。1890年2月，埃薩指出，修建北京至漢口的鐵路並不意味着中國無條件地接受西方觀念：“我們的工業進步，我們的智慧和科學，均無法對中國人產生強大的影響，不足以讓中國人去中國化。恰恰相反，當中國人越瞭解我們，就越不尊重我們的文明，因為他們會認為，我們的文明極為動盪、貧瘠。[⋯⋯] 前不久，一位學識淵博又比較歐化的中國人聲稱，‘我對巴黎研究得越多，就越欣賞北京’。在他們看來，我們的工人和農民階級十分兇殘，我們社會中的勞資鬥爭是野蠻、粗魯和愚蠢的表現。”(11)
有趣的是，從外部來看，遭遇最後通牒後仍驚魂未定的葡萄牙，在歐洲與遠東的對峙中，立場仍與我們歐洲保持完全一致。這般自豪地表明身份，亦引出了最後一個詰問：祇是表面上去中國化的中國人，其形象難道不是一面奇異卻又敏銳的鏡子，能映照出祇是表面上去葡萄牙化的葡萄牙人？
二、文章背景簡介及校勘說明
這篇文章是埃薩為里約熱內盧《新聞公報》(Gazeta de Notícias) 撰寫的 (12)，於1894年12月1日(週六)至6日 (週四) 以連載的形式刊登於他在該報開闢的專欄。這個專欄原名為“巴黎回聲”(Ecos de Paris)，1893年更名為“巴黎家書”(Cartas Familiares de Paris)。“中國人和日本人”是文章刊登時的副標題。(13)由此而見，稿件是埃薩從巴黎 (納伊，Neuilly) 或昂熱 (Angers) 寄出的。
當時，埃薩已是《新聞公報》的讀者們非常熟悉的作家。自1878年11月起，即費雷拉‧德‧阿拉烏茹 (Ferreira de Araújo) 創立該報僅三年時，埃薩就開始長期在該報發表文學作品和專欄文章。
除了在《倒鉤》(As Farpas)月刊上發表的文章被收入兩卷本《樂活運動》(Campanha Alegre)外，埃薩為報刊撰寫的所有文章都是在他過世後被彙編成文集的，主要由他的朋友路易士‧德‧馬加良斯 (Luís de Magalhães) 完成。〈中國人和日本人〉是路易士‧德‧馬加良斯將連載登出的相關專欄文章全文收入文集《巴黎家書及便箋》(Cartas Familiares e Bilhetes de Paris) (14) 後選擇的標題，該文集曾多次再版 (15)。
後來，〈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文被收入《埃薩‧蓋羅斯文集》(Obras de Eça de Queiroz) (16) 第十二卷〈巴黎信箋〉(Cartas de Paris)，該《文集》由伊萊娜‧席達德‧莫拉(Helena Cidade Moura)校註。她在“最後註釋”裡 (17) 指出，鑒於《新聞公報》上發表埃薩的文章沒有經過他本人校閱，所以《文集》也無意改動。然而，無論是路易士‧德‧馬加良斯在1907年版《巴黎家書及便箋》中添加的各個副標題，還是埃薩本人設定的文章副標題，一律被刪除 (18)，因此〈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文沒有任何標題，祇用編號III標識。根據《文集》的一項腳註，“由於沒有《新聞公報》的專欄原件，本文的校訂始於第208頁”。換句話說，整篇文章祇有最後九頁經過校訂。(19) 據蓋拉‧德‧卡爾 (Guerra da Cal) (20) 所述，在里約熱內盧國家圖書館的拉莫斯‧巴斯檔案館 (Arquivo Ramos Paz) 內，僅存有12月6日最後一期專欄文章的剪報。
目前，埃薩的報刊文章正由埃爾查‧米奈教授 (Prof. Elza Miné) 作重新校勘，以編入《埃薩‧蓋羅斯文集校訂本》(Edição Crítica das Obras de Eça de Queirós)。(21)
本文中我們採納了伊萊娜‧席達德‧莫拉校改時所用的現代拼寫，並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動。與此同時，我們保留了那些體現作者見多識廣、文風獨特的外來詞彙，還原了“遊客”(touristes) 和“牛頭犬”(bull-dogs) 這類當時葡萄牙人較為陌生的詞語。我們也保留了拉丁語寫法的村莊 (villa)，以及歷史悠久的朗布依埃酒店 (Hôtel de Rambouillet) 的提法，因為朗布依埃酒店並非朗布依埃宮(Palácio Rambouillet)。在伊萊娜‧席達德‧莫拉的版本中，我們認為有三處對路易士‧德‧基馬良斯版本的更改是沒有必要的，於是我們將“制服”(fardas)改回“仙女”(fada)，將“善解人意”(inteligíveis)改回“聰慧”(inteligentes)，還有將“一旦經濟增長”(Quando as economias cresçam) 改回“ 當經濟增長時”(Quando as economias crescem)。
此外，我們將“番鬼”一詞的葡萄牙文由“fan-kuci”改為“fan-kuai”。這一改動主要基於貝阿特麗茲‧貝麗妮 (Beatriz Berrini) 很有說服力的觀點(22)，她認為應該是《新聞公報》在謄寫時出了錯。我們還就文章結尾提及的一些中國書籍，給出了目前的書名寫法。
三、參考書目本文對埃薩文章的引述，除來自《埃薩‧蓋羅斯文集校訂本》已出版的兩卷外，其他均出自里斯本巴西書局出版社(Lisboa:Livros do Brasil)。這兩冊書指《滿大人》(1992)和《報紙文章四》(Textos de Imprensa VI,1995)，分別由貝阿特麗茲‧貝麗妮 (Beatriz Berrini) 和瑪麗婭‧伊萊娜‧桑塔娜 (Maria Helena Santana) 校訂，在下面的參考書目中均有提及。
奧蘭多‧克羅塞哲斯
(Orlando Grossegesse)
中國人與日本人
在中國東北方向，滿洲地區、日本海和黃海之間，有一隅海岸陡峭的半島。自1392年起，已經開始了迄今仍統治那裡的王朝(上個月還在統治)，其名令人微頷，耳目一新，取“晨靜王國”之意。鄰居日本人稱其為高麗(23)，我們則稱其朝鮮(24)。這個國度非常安靜、遠離塵世，甚至與亞洲鄰國也不來往，在日本和中國有“遁世之國”之稱。
在歐洲，我們對這個國家瞭解最多的，就是版畫上看到的朝鮮人形象：男性體態修長，神情嚴肅，長鬚飄逸，戴一頂堪稱時裝史上最奇特的大帽子。這種帽子又高又尖，帽沿極為寬闊，甚至一名族長帶上它，就可以庇護他的所有子孫、家當和牲畜。他們講混着韃靼語的中文，以米飯為食，住在竹子、土坯和紙窗搭成的簡陋房屋裡。
一如中國，那裡也有一批地位較高的文人階層，但脫胎於舊時的封建貴族。這些人主要修習中文書籍，經公開考試獲得學校文憑後，履新就職，指揮軍隊，管理郡縣，撰寫語法，掌管司法，組建朝廷。所有其他工作均由奴隸完成。這個文人階層宣揚一種全然變質的儒道，他們篤信迷信，並視其為道德甚至宗教加以宣揚。鄉下人則崇拜太陽和星星。無論文人還是鄉下人，他們都喝米湯，因為茶是王室的奢侈品。最受推崇的藝術是音樂，這點很像伯里克利(25) 時期的希臘，他們從小學就開始學習音樂。這個國家的工業寂寂無聞，也可能根本沒有工業。至於歐洲派到朝鮮的傳教士，全部都慘遭殺害。首都漢城(26) 老城被朝鮮人視為世界上最奢華的地方，那裡充盈享樂、尊貴，富甲一方。
正是這個“晨靜王國”導致“中華帝國”(27)和“旭日帝國”(28) 捲入戰爭。[⋯⋯] 如此一來(如官方所述)，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如同某個寓言故事的一個魔法情節或故事的引子，出現在18世紀朗布依埃酒店時期(29) 斯居黛里夫人(30) 的《居魯士大帝》(31) 裡，讓人津津樂道。其實，對於普羅大眾，對於職業外交官、社會學家和戰略家之外的所有人而言，遠東地區這兩個強國之間的戰爭不過是一幕供消遣的軍事啞劇。在那個奇境，政治上由仙女們說了算，王子們四處流浪。自庫克旅行社(32) 創辦以來，想必歐洲人一直在旅行，翻閱一些充滿奇聞軼事和對話的遊記，所以他們不會再像世紀沙龍名媛和苛刻的批評家那樣驚呼，“怎麼會是波斯人？”(33) 如今我們已經真正地開始(略有保留地)理解，為甚麼可以是中國人。然而，目前我們對那些遠東地區的人的瞭解，僅限於他們所展現的誇張的異國風情。從版畫裡看到的他們那略顯奇特的外形和衣着，從報紙上(“社會雜聞”版面) 瞭解到的他們的習俗和禮儀細節，特別是從他們那漫畫式的或稱荒誕不經的藝術品中見到的一切，構成了我們對中國和日本社會的印象，簡明卻又深刻。在歐洲人看來，中國人還像是黃色的碩鼠，瞇縫着眼睛，拖着長辮子，留着三寸長的指甲，迂腐守舊，幼稚可笑，頑固不化；一身檀香和鴉片的味道，用兩支筷子扒吃如山的米飯，一生都生活在紙燈籠間，永遠俯首作揖。而日本人則面黃肌瘦，天頂蓋剃得光亮，腰間別着兩把巨大的劍，快樂、輕狂；他們總是一路小跑，喜歡搖扇子，在茶園打發無聊時間，會在有屏風和菊花裝飾的屋內席地盤腿，之後剖腹自盡！兩個國家都有世代相傳的精湛的製瓷和刺繡技藝。這兩個國家的平民有時會虐殺我們的傳教士，由此我們毫無疑問地認定，殘忍也是他們的性格特點。中國人不願意使用鐵路、電報機、煤氣燈等等在我們看來是人類文明的高端產物，於是我們不加掩飾地認為他們是野蠻人。而日本人已經倣製了蒸汽機和電話，祇不過在我們看來，日本人把這些泊來品弄得不倫不類，反而讓他們顯得滑稽可笑，不可救藥。然而，在髮髻和紙太陽傘以及種種頑固不化、異國情調的背後，他們有着穩固的社會和國家機構，有古老豐富的文學、強烈的道德意識、高效的工作方法，還有被忽視的能量。這一點，普通歐洲人都不會懷疑。
可就算歐洲人瞭解上述所有那些實力和美德，他們也不會留下深刻印象，更不會對那些可憐的民族投以更多敬意，相反祇會從中取樂。當一種文明完全倒向物質主義，視物質為所有快樂和榮耀之源後，就總以物質、工業和消費的多寡來評定其他文明。我們的文明便是如此。北京的商店裡沒有電燈，所以北京必定是一個粗俗簡陋的城市。
善於雄辯的艾德蒙多‧愛伯特(34) 特別鄙視阿拉伯人，原因是“那些可憐蟲們甚至沒有有音樂表演的餐廳”。這種諷刺代表了普通歐洲人對亞洲文明的看法。事實上，即使沒有數百萬、至少也有成千上萬的歐洲人仍然認為，羅馬人和希臘人都是不文明的民族，因為他們連蒸汽機、縫紉機和鋼琴都不知道，更不用說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其他發明了。
那我們就帶着輕鬆的心情，時而不時地留意一下這場日中戰爭。這不過是兩個野蠻國家間粗魯的吵鬧，其中一個國家無論怎樣用歐洲人的短裝和武器裝扮自己，還是和另一個國家同樣野蠻。有些喜歡發表悲觀預言的狂想家聲稱，這數億野蠻人有朝一日會在我們面前降臨，使用歐洲文明創造的強大裝備，橫掃歐洲⋯⋯這種想像讓人忍俊不禁。所有歐洲人，祇消環顧一下四周，看看他們的實力和財富，數不清的各類發明和機器，還有已被征服、任憑驅使的大自然，都會愜意地一笑。
以前那些住在美麗的鄉間別墅裡的高盧－羅馬人也曾這樣微笑：他或者正在清涼的大理石門廊下小憩，膝蓋上舖放着一本羊皮書，或者正在長滿老鼠簕的花園裡散步，身旁有被薔薇纏繞的聖人和哲人半身塑像，這時有人向他說起了法蘭克人或哥特人遊牧部落，告訴他這些野蠻人在某個遙遠的沼澤和濃霧密佈的地方襲擊了一個古老的羅馬軍團，他聽後祇會以微笑置之。這些嗜血之徒與他何干？難道高盧、整個意大利不是擁有實力和財富，還有那麼多武器和偉大發明的國度嗎？⋯⋯之後的一個清晨，哥特人或法蘭克人出現了。他們騎着威武的戰馬，僅憑手中的一隻長矛，就讓高盧－羅馬人和他們的大理石門廊、開滿玫瑰花的寧靜的花園、哲人塑像及所有偉大的發明消失殆盡，祇剩下一點血跡和灰塵。
我們對中國人與日本人開戰的起因並沒有特別的興趣。這兩個國家都想統治“晨靜王國”。中國人認為，統治朝鮮是幾百年的傳統；而日本人呢，照他們的外交官的說法，則害怕由於中國的羸弱或事不關己的態度，俄羅斯趁機將勢力擴張至朝鮮，佔據一些毗鄰日本的朝鮮港口(如釜山)，從而控制日本認為屬於該國的日本海，那樣一來，就算威脅不到日本的獨立，也會損害其貿易發展⋯⋯然而，這一切都是遙遠的亞洲人之間的一個政治問題。我們歐洲人，還有你們美國人，應該熱切關注的是戰爭的後果，特別是中國戰敗的後果。如果中國慘敗，其官僚階層甚至高高在上的滿清王朝都會感到蒙受一場奇恥大辱。而如果日本被擊敗，祇不過是一個輕佻大膽的人被揍了一頓，我們西方各國也不會因此而惴惴不安。凱旋的中國將會再次沉睡，但中國戰敗就意味着歐洲將受到威脅。
中國是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民族(近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所有中國人都十分聰慧，他們像螞蟻一樣辛勤，似鬥牛犬般堅忍，簡樸得近乎苦行僧，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忍受力和承受力。那些到過中國的歐洲人還說，中國人除了那些品質外，也很虛偽，謊話連篇，膽小怯懦，小偷小摸，而且很不講衛生。但這些歐洲人其實祇瞭解中國沿海的那些開放給歐洲貿易的港口，即“租界”，例如香港和上海。即便在這些港口，他們也祇瞭解那些中國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如船伕、搬運工、僕人、流動小販等，那些人不識字，而且很粗魯。顯然，透過這類人去看待整個中國社會，無異於透過聚集在馬賽碼頭的大批邋遢漢去審視法國，透過裝卸進出口貨物的搬運工去對巴西的教育、文化和社會實力評頭論足。去過中國內陸的遊客，會觀察到智識階層的一些禮儀和習俗，透過門縫兒或多或少地見到一點兒私人生活、家庭、思想和信仰。不過，這樣的遊客也是屈指可數。在北京居住的外國人都是那些公使館人員，他們對中國社會的瞭解並不深入。他們生活在深牆大院內，像舊時住在貧民區的猶太人一樣，祇熟悉外在的街道、店舖、寺廟大門以及熙熙攘攘的人群。這些外國人中，祇有一位對中國有較深的認識。他是英國公使館的一名秘書，中文說得極好，不僅會老百姓的俗語，還諳熟官話和古文。他留了一條長辮子，已經完全中國化了。三十年裡，每晚他都穿上絲綢馬褂，拖着長辮，搖着扇子，與北京的達官顯貴們聚上幾個小時。他是真正瞭解中國的人，可完全中國化之後，他就像中國人一樣低調，沒寫下他對中國的感受，之後就離世了。
最近，一些中國政府的歐洲僱員，譬如福州船塢局的工程師和教師，也深入地走進了中國社會。他們回來後講述的中國，完全不同於那些早上剛抵達上海碼頭、晚上就妄加評論的遊客們眼中的中國。這些遊客僅僅觀察了把他們行李拎到酒店的苦力，就憑從苦力身上看到的粗鄙、骯髒和奸猾，對擁有六千年文明和四億人口的中國評頭論足。真正融入中國的人，對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是讚歎不已的。他們是去教中國工人製造機槍的，但在與有文化的中產階層相處過程中，他們承認學會了各種為人處世之道，例如要舉止得體、保持秩序，要恪守孝道、重視家庭團聚，經濟上要精打細算，工作中要有條不紊，為人處世要謙卑、正直、講道德等；與精湛的榴彈炮製造和魚雷艇操作技藝相比，這些品質更能造就一個偉大、穩定和幸福的民族。
他們唯一抱怨的是城市衛生比較差，街道髒亂。尤其在外省(其實廣州和北京也不例外)，街道幾乎從未打掃乾淨過，垃圾堆積如山，就像五六十年前巴黎的街道，雖然當時巴黎已經被文學泰斗雨果稱為“光輝城市”— 世界之魂，整個歐洲比現在更膜拜它的風氣、時尚、優雅，甚至惡習。
不管中國人是否祇有缺點或是祇有優點，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打造了文明。這個文明無疑具有超凡的力量，因為它能面對智慧的雅利安人創造的各種文明而屹立不倒；它也一定極富溫情，因為在中國文學中，從哲理名言到民間歌賦，經久不衰的主題都是讚美中國人，頌揚在中國生活幸福無比！
近萬年來，中國經歷過一切，唯獨從未悲觀過。中國從外表上看強大而又溫和，但骨子裡卻自我封閉，這一點大家都知道，畢竟長城一直是西方修辭學裡最鮮活的隱喻。自詡對本世紀文明史耳熟能詳的人一定還知道，英國是如何在法國的幫助下鑿開長城，往長城之內輸送鴉片的。中國政府並不願輸入鴉片，鴉片會摧垮、毒害和毀滅一個民族，因此絕對不能容忍！於是戰爭以“鴉片戰爭”冠名，但堅持鴉片貿易權神聖不可侵犯的一方獲得了勝利。
歐洲人昂首挺入北京後，用古老的阿提拉人(35) 和帖木兒人(36) 的方式，揮舞“上帝之鞭”，大肆掠奪並焚燒了圓明園這座無與倫比的中國皇室藝術博物館，園內的藏書、歷史檔案等各類文學寶藏悉數化為灰燼。隨後，迫使中國簽訂條約，開放五個通商口岸，開放市場給棉花、鐵製品、日用品等歐洲產品，特別是允許每年高達六七百萬公斤的鴉片貿易！
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就如同古老的中國長城城墻上被炸出的大門，經由這些大門，歐洲人來到中國，而中國人也走向世界，回到了他們已離別數千年的大家庭⋯⋯由此，新的中國發生了兩大變化：移民和向歐洲派遣使團學習我們的科學、工業、艦隊和軍隊。
這些使團帶着好奇心離開中國，但也心懷厭惡。中國人覺得歐洲人很恐怖，這種感覺或出自本能或基於理性分析，既有生理因素，也有推斷成分。《天朝編年史》(37)在記錄荷蘭人首次在澳門及廣州一帶出現時有過相關描述：“(帶着嘲諷的語氣)這些人屬於野蠻民族，居住的地域陰暗而又潮濕。他們從未有幸結交中國並向中國學習。他們全身發紅，瞪着愚昧的藍眼睛，大腳長過二英尺。可惜他們看上去極為無知。這般外表，盡可想像沒有比其更面目可憎之異類！”這就是正宗的佛拉芒人(在我們看來他們穩重、健康、乾淨)留給中國人的印象。而那些15世紀末出現在中國沿海的葡萄牙人，以及後來沿着我們帆船航線而來的英國人和法國人，天朝子民也同樣認為決非善類。在他們眼裡，這些外來者全都長得像怪物，身體多毛，行為舉止粗魯又野蠻，而行為和道德方面極為卑劣。到底為甚麼這些人乘風破浪漂洋過海？是來做海盜，還是來做生意的？代表中國智識階層的那些飽讀詩書的中產者們認為，經商是低下的行業，對利潤的貪慾和對金錢的渴望突現了人性的卑賤。那些外來者四處惹事生非，他們表情冷酷、傲慢，大吼大叫，動不動就拔出粗厚的彎刀，對他們而言，生存的藝術就是做生意的藝術。中國人在他們身上找不到好人必備的品質：安靜、禮貌、寬容，追求公平，酷愛文學和書籍，尊重傳統和權威。從那時開始，天朝大國就一直把歐洲人與壞人聯繫在一起。他們通常稱我們是“番鬼”，意思是從外邊帶來邪惡並傳播邪惡的外國魔鬼。即便中國開放港口後，有其他歐洲人前去定居或短期逗留，這種不獲信任和受蔑視的印象也沒能改變。在中國文人看來，歐洲人幾乎都是商人，他們無趣而暴躁，祇顧賺錢，貪圖物質享樂，毫無精神和智識層面的追求，實在可鄙。這種觀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歸因於外國船員的不自律，他們打鬧酗酒，騷擾和激怒了中國人，讓中國人始終感覺，歐洲人除了貪婪以外，祇剩下殘暴。傳教士本應最能代表我們的精神和美德，但他們給中國人留下的全是負面印象。在他們的信仰裡既看不到團結，也看不到高尚。天主教與新教互斥對方為“異端”，相互抹黑，勾心鬥角；各自內部也派系林立，爭鬥不休，加爾文教派教徒與聖公會信徒爭鬥，耶穌會士與多明尼加派修道士爭鬥。在他們的言行中既看不到謙遜，也看不到寬厚。他們個個以歐洲高官自居，排場堪比中國要員(如乘坐四人抬的綠轎子)，藐視天朝法律，挖苦佛教禮儀和僧侶，說一不二，傲慢無禮。此外，他們的教義(尤其道德方面的內容，這是唯一能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影響的)對深受儒學薰陶或以佛修身的人而言，似乎既無優勝之處，亦無新意。中國文人在基督教身上祇看到矛盾、懷疑和模糊，值得肯定之處少之又少。基督教裡的道德觀念他們還算認同，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不屑，認為那些不過是對儒家學說和佛教思想蒼白而拙劣的模倣。
所以中國人對歐洲人不屑一顧，深信在智識、道德和社會上高他們一等，應該是他們的老師才對。不過，中國人也承認歐洲人有一技之長，他們在機械方面略勝一籌。這就是東方人對我們的唯一認可。任何一位印度教祭司或伊斯蘭教學者都會認同，無論從宗教和倫理體系到形而上學，還是從文學到社會學說，我們歐洲人實在平庸無奇，但雙手卻靈巧得可怕，能製造出蒸汽機、電報機和各種精密儀器。想必整個東方都認為，我們的這項才能屬於低等的手工技能，是工匠和奴隸的工作。但他們承認這項技能極為實用(就算是翰林學士這樣的大官，當他想走快些時，也沒甚麼比蒸汽火車更有效)，所以思量着，如能獲得這項技能，在原有的智慧優勢之外，掌握工業優勢，他們將在精神領域和機械領域雙贏，從而成為一個真正全面強大的民族。
基於這個想法，中國往歐洲派出了第一批學習團，開始學習科學。
幸虧中國官員講求國家尊嚴，也幸虧中國與日本有戰事，否則學習安排將會非常零散、隨意，也會因為中國的因循守舊而備受阻撓。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痛恨日本，兩國情況有點類似法國和英國，永遠都在暗中對抗，互不買賬。他們是遠東的兩個大國，都渴望能在那個地區發號施令。他們不僅文學和藝術發展水準相近，而且在某些民族工業領域，還出口同類產品，造成市場衝突。因而兩國之間不僅有文化競爭，還有商業競爭。此外，他們的性格並不相同，就如同英國人和法國人那樣，一個嚴肅、務實，而另一個則喜歡隨意，富於幻想。由此一來，兩個民族在長期交往中，就產生了各種小摩擦，並積少成多，演變為國與國之間的深仇大恨。雙方之間戰事不斷，爭鬥愈演愈烈。中國人和日本人都互稱對方為野蠻人、世界渣滓。之所以到了現在還沒有拚個你死我活，祇是因為他們之間隔着大海，雙方的海軍都不夠強大，還有他們均忌憚歐洲。
眾所周知，日本進行了一場堪稱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巨大變革。這個輕浮而囉嗦的民族憑着一股狂熱，爭分奪秒，幾乎一日之間就摒棄了他們的傳統、機構、法律、習俗、服飾和禮儀，從頭到腳換上了新裝，一套他們付出毀滅性代價從某間“文明成品倉庫”購買的歐洲文明外衣。沒有甚麼比國家元首更能代表一個國家的了。前不久我還在仔細端詳過兩幅版畫，作者(應該是憂傷地)以凸版手法表現了日本新舊交替的蛻變。在其中一幅畫中，至高無上、半人半神的天皇端坐在聖壇般的寶座上，身披麥色絲綢斗篷，白色漆帽上的寶石閃閃發光。他一動不動，眼簾低垂，似一尊神像。與此同時，香爐的上方飄着煙霧，一群舊時的威風凜凜的大名和武士，或錦服華麗，或銅甲閃閃，腰間別有兩把彎刀，頭盔上兩條金色前立微微顫動，他們跪拜在威嚴的天皇面前，額頭貼着淺色的、撒滿花的精緻蓆子。另一幅畫顏色鮮豔，展現的幾年後的同一位天皇，祇是在畫面中的形象小了一些。他上身是紅色英國將軍制服，腋下略微起褶兒，頭戴白色普魯士將軍頭盔，盔簷垂至眼睛，下身是藍色法國將軍長褲，露出腳踝。他側身坐在火車站內的一個椅子上，周圍的立憲政府人員來來往往，戴着粗製濫造的鴨舌帽、大禮帽或圓硬禮帽，裝模作樣。遠處，蒸汽火車冒着煙，正要從一個帆布拱門下面出發，帆布上用碩大的字體寫着口號“憲法萬歲！”這就是新日本，一個陰森可怕的日本。
然而卻是一個強大的日本。除了我們醜陋的鴨舌帽和鑲邊的褲子外，他們還引進了我們的戰艦、勒貝爾步槍、機槍和整個軍事體系和軍事科學。由於他們在採納我們的理念和使用我們的材料方面不乏智慧，他們的軍官也在歐洲的學校、軍械庫、營地學習，一個風景如畫的日本在短期內就變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日本。儘管劣製的制服讓他們看上去像狂歡節裡的化裝小醜，但他們儼然已是遠東強國。
中國帶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厭惡注視着日本的這場社會革命，而且厭惡之餘還有一絲隱約的不安。日本人廢除了神聖的禮教，背祖忘宗，穿起異國短衫，拋棄宗教節慶，在用煤氣燈照亮的賭場裡為頹廢萎靡的馬賽小曲鼓掌，他們無疑應受鄙視。然而他們的港口泊滿了戰艦，武器庫中彈藥充足，教育中融入了新鮮知識。他們雖然下賤，但卻可能是危險之人。“歐洲魔鬼”的文明既詭計多端又頗具威力，日本人學了之後搖身一變，儼然一個亞洲強國。天朝大國最好也掌握這些詭計和威力，以免被小小的“旭日帝國”佔了上風。事實已無情地證明，勒貝爾步槍的殺傷力遠勝先人們手中優雅的、備受推崇的弓箭。
所以，主要鑒於日本的緣故，中國才極不情願地開始摹倣歐洲。邁出這屈辱的一步完全有違中國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觀念，但面對鄰國日本這種下流的歐化，卻又屬無奈之舉。如此一來，天皇的立憲政府又進一步激怒了中國官員。舊日本早已讓中國深感厭惡，裝備了歐式煤氣和電話的新日本更是面目可憎，讓人忍無可忍。在競相學習西方這個獨特的新背景之下，兩國之間由來已久的朝鮮問題亦變得更加複雜，形勢激化。在漢城，朝鮮國王跟前一班可憐的群臣中，親中派與親日派多年來一直勾心鬥角，在此最後時刻，更是互不相讓。一方面，日本帶着新皈依者的狂熱，試圖在朝鮮引進歐洲文明；另一方面，中國滿腔仇視，竭力反對。結果是，日本剛剛促成羸弱和茫然的朝鮮政府開辦一所歐式軍校，中國隨即設法讓軍校撤銷。之後還有一項鐵路計劃，親日派前腳舖上首批鐵軌，親中派後腳就暗中使壞，項目被迫中斷，鐵路最終也被銷毀。
儘管如此，中國仍繼續進口我們的武器，傚倣我們，祇不過這個過程緩慢而艱難。他們一方面對此舉是否有效並沒有太大把握，另一方面依然深信，就算日本擁有歐洲泊來的物品和科學，由身經百戰的漢人、滿人和韃靼人組成的千軍萬馬也必將在戰爭中擊潰他們。
那些純屬幻想。宣戰之後短短幾週，日本就佔領了朝鮮，打垮了朝鮮國王和政府，趕走了中國軍隊，擊潰了中國水師，侵入了中國領土，並向北京進軍，目的是脅迫中國天子在京城接受和平，一個令中國蒙受屈辱並帶來毀滅的和平。
目前日本人仍在前進中，離北京還很遠。但是一切都預示着，當日本人進入北京時，中國將遭受其六千年歷史上最大的恥辱。隨後，無論滿清王朝是轟然倒塌，還是繼續存在，官僚階層 ── 各朝各代都少不了他們，他們永遠屹立不倒 ── 必會理性推斷(這是職之所在)：慘敗的原因祇有一個，就是中國沒有歐洲的武器和策略，而這些武器和策略竟然如此奏效，就算是給日本人這樣卑賤的“世界渣滓”使用，也能戰勝像中華帝國那樣堅不可摧的國家。
這樣的推斷很合理，而且將導致中國至少在軍事上走向歐洲化，掌握歐洲那些最具創造性、最科學和最現代化的東西。日本在近十五年所做的一切，中國都將如法炮製，而且規模更大，因為這個國家有四億人口和多得數不清的美圓，整個民族有智慧、有韌性，注重實效，有條不紊。不出二十年，中國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大軍事強國。
他們無需像我們那樣辛辛苦苦地去發明、去製造，祇要買下來、學一下就行了。以他們所擁有的聰明才智和無數金錢，這很容易辦到。雅利安天才們在歐洲忙於計算和發明，履行他們崇高的天職，而留着長辮子的蒙古人祇需要瞧一瞧、選一選，然後伸手拿來。
一旦中國成為超級軍事強國，歐洲將會陷於一個異常危險的境地。有人擔心甚至預言，來自亞洲的野蠻人將再次入侵。但實際上我們不必恐懼，即使中國出了一個阿提拉，能憑其才能召集東方各民族對西方發動進攻，我們的文明也絕不會被淹沒，甚至連部分文明都不會被摧毀。我們的文明有巨大的凝聚力，無論在社會層面還是在道德層面都團結如一，堅不可摧。俄羅斯宛如一個堡壘，任何國家都無法跨越，就算對方擁有歐洲化的體系和裝備也不可能。
更何況中國已老邁不堪，而要進行這類冒險，體內必須流淌從前匈奴人或哥特人的那種新鮮、充盈的血液。此外，中國人與所有農業民族一樣，骨子裡是愛好和平的。幾個世紀以來，他們的教育一直是反對戰爭的，他們所有的文學和倫理也都教導他們鄙視好戰之徒。中國是個農耕民族，負責管治的是文人階層，這就決定了那裡不會出產桀驁不馴的侵略者。所以我相信，高盧－羅馬人可以在他們鄉間別墅的彩繪門廊下，在花叢和聖賢半身塑像間，安靜地散步。黃種人不會從他們毛茸茸的韃靼駿馬上跳下來，像從前的帖木兒那樣大聲喊叫：“起來！起來！”
然而，黃種人還是會來！他們會謙恭地、安靜地乘坐大型遠洋客輪，扛着行李包而來。他們不是來毀滅的，而是來工作的。對於我們古老的大陸而言，這才是危險的入侵，是中國人無聲無息地大規模入侵。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雖說祇是小小的一個州，但已足以向我們展示，如果不限制中國人的前來，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歐洲大陸會變成甚麼樣子。1852年，第一批共一百個中國移民來到加州三藩市，在煤礦找工作。他們當時忐忑不安，不知道未來會怎樣。十年後，他們的總人數已達十萬。假如加州沒有視他們為蟲災加以驅趕，就像阿爾及利亞驅趕蝗蟲、澳大利亞驅趕兔子那樣，這個數字可能會是一百萬或者數百萬。有人以為，他們因饑餓和貧困被迫從中國逃難出來，但事實剛好相反！這些移民全都來自富裕的中國南方省份，屬於農民中的小康階層，受過中等教育，而且隨身帶着積蓄。他們也並非喜歡冒險和闖蕩，他們是經過仔細盤算，決定前來實實在在地發筆小財，然後就回國。雖然遠在他鄉，但他們一直與留在中國的妻子和親人保持聯繫，忠心耿耿，在中國的家才是他們最穩固的堡壘。整個移民過程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值得稱道。操辦者都是社團(在中國，社團能包辦一切)。這些社團的頭領們早已在加州定居，他們會為移民者提供協助，會接待和安頓移民者，為他們找工作，處理糾紛，給予親人般的關心。於是一條封閉、擁擠的唐人街很快就在外國的城市出現了。唐人街有專有的祭龕、商店、收容所、學校和官員，如同一個小型的中國，各類機構應有盡有。勞工們從那裡走向四面八方，他們從來不缺工作。首先，他們滿足於祇掙白人勞工工資的三分之一。中國人不講究，祇要有件印花布衫或粗毛衣，一輩子就夠穿了；一點米飯加兩口茶，就夠吃了。同一個地方，既貪吃又墮落的白人每天要掙兩千雷亞爾(38)才夠花，而中國人每天有三個托斯通 (39) 就能過得很開心了，還能攢下錢。其次，作為勞工，他們的素質令人讚歎：準時、勤快、順從、工作適應性強。
他們極為聰慧，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忍耐力。加州內華達山脈巨大的填土整地工程，祇有不知疲倦、意志堅強的中國人才能完成。沒有他們，那麼長的太平洋鐵路不可能建得又快又好。在哈瓦那的大片煙草、甘蔗和棉花種植園裡，所有種族，甚至包括黑人，都無法堅持下來, 祇有中國人越幹越起勁，氣色更好了，人也長胖了。無論烈日驕陽還是狂風暴雨，無論泥坑沼澤還是細菌毒素，都奈何不了這個民族。他們彷彿橡膠製品一樣，看起來柔軟，實際上韌性十足。此外，眾所周知，中國人的生理感受性極低，面對中國刑典裡的常用刑罰，如杖刑和枷刑，幾乎可以無動於衷。他們所有的感受都源於道德。在哈瓦那，對於中國人而言最殘忍最痛苦的懲罰就是剪掉他們的長辮子。辮子對於他們，就如同一頭濃密的鬈髮對於哥特騎兵或法蘭西騎兵那樣，是尊嚴的外在體現。
在田裡、礦山或工廠工作的中國人積攢了一筆小錢後，就到城市定居，做園丁、洗衣工、裁縫、鞋匠、廚師或銀匠等等。
在這些行業裡，他們的靈巧、速度和創意無人能比，手藝一流。當經濟增長時，他們就會放棄小營生，闖入商界。他們守信、精明、敏銳，對各種商業手法和策略駕輕就熟，展示了驚人的經商本領。之後一旦發了大財，他們就立刻啟程，帶着從白人那裡掙到的錢，以及比初來乍到時對歐洲文明更加強烈的蔑視，返回中國。
具備這些能力的移民是很可怕的，特別是在工業化國家，能造成工資水準的巨大改變。資本家總是迫切(而且理所當然)地希望減少工資，以此降低生產成本。
當一個熟練、不知疲倦、準時、聽話、不罷工、不玩政治手段、像智慧型機器一樣工作的工人出現在資本家面前，表示願意工作而且祇要求通常工資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時，資本家會欣喜若狂，立刻答應，根本不管這個人是黃種人、白種人還是綠種人。加州的情況便是如此。天朝子民開始慢慢地把美國佬趕出受僱人員行列。在礦山、公路、工廠和企業，凡是需要勞動力的地方，黃種人都會比白種人更受歡迎。中國移民的人數與日俱增，而且隨着他們對接受國越來越瞭解，發展壯大的途徑也增加了。中國人很快在市場上具有了絕對性競爭優勢，工資水準低到可以餓死白人勞工的地步。結果就是，白種人(他們可是工作自由這個崇高理論的創始者) 開始以暴力阻止中國人工作。中國人被同廠的白人勞工到處驅趕、毆打、砍傷，而加州警員卻故意視而不見。不僅如此，在那些手握選票的勞工大眾的影響下，政客們還開始制定壓迫中國人的法律，讓他們的處境變得難以忍受，讓他們永遠討厭美好的加州。然而中國人憑藉他們民族的堅韌性，一直堅持着。每艘穿越太平洋的大客輪在三藩市靠岸時，都會有一千五百至兩千個中國人下船，情形就像《聖經》中描述的一次古代災難。美國工人聲勢浩大地威脅政府要發動革命，政客們則借機把門羅主義發揮到極致，一項禁止中國人踏足加州的法律出臺了！
這樣的法律無恥地踐踏了人類所有各項神聖的權利，居然也制定得出來？原因就是當時羸弱的中國，沒有戰艦也沒有軍隊去確保其國民能像世界上所有人一樣，享有環遊世界、選擇一隅安居樂業的權利。
正如一位中國官員(他是我結識的唯一一位中國官員，氣質不凡，舉手投足間盡顯舊式貴族風範，身穿一件海藍色緞面鏤金長衫，讓我自嘆弗如)親口對我說：“中國人在沒有歐式戰艦護衛前，就不該出國旅行。”那位值得尊敬的官員的言下之意是，當中國準備就緒時，就應該對歐洲以牙還牙：強迫歐洲接受中國勞工，否則就機槍掃射。
被日本用歐洲武器擊敗的中華帝國將重新振作起來，不再麻木、遲鈍，將棄掉韃靼人的弓箭，裝備武器，組建並熟練地操作艦隊，成為龐大的海上軍事強國。到了那時，我們的經濟將受到威脅：黃種人會立刻整理行囊，信心十足地登船，展開探索歐洲之旅。這個過程會很緩慢(就像韃靼遊牧部落進入羅馬帝國一樣緩慢)，但注定會發生，因為這是四億人重新回到人類大家庭的必然結果。曾經散落在加州各地，後被美國佬用佈滿鐵釘的大頭鞋踩在腳下的那一小群中國人，他們將捲土重來，以更大的規模出現在整個美洲和整個歐洲。那時已經不能再頒令迫害中國人了，更別說驅逐他們了。中國移民的身後挺進着中國戰艦。按照美國人的說法，“吃下中國人”，可那將會如此難以消化，如此危險，就如當今在中國“吃下英國人”一樣。
加州發生的經濟混亂將在歐洲重演，而且規模空前。在工廠、礦山和鐵路，將祇能看到沉默寡言、技術嫻熟的留着長辮子的人，他們祇要求一半的工資，卻付出雙倍的勞動。歐洲工人都會被悉數開除，他們要麼等着餓死，要麼發動革命，要麼迫使國家與四億中國人開戰。
讓人恐懼的就是這種入侵，反倒不是那種亂哄哄的、打砸搶式的入侵。還有更可怕的，這種入侵將是正當合法的，而且以武力阻止也決非易事。此外，資本家們會因為貪婪而成為同謀者和慫恿者。隨着我們的工人階級由彬彬有禮變為不服管束(或者說，一味索取且理直氣壯)，隨着歐洲資本與歐洲勞工之間的鬥爭愈演愈激烈，資本家們將不可避免地傾向使用溫順的、很容易滿足的中國人，這樣的勞工每年都會從中國源源不斷地大量輸出。歐洲每個工業中心都將出現殘酷的、永無休止的種族衝突。以類似原因而發生的民族衝突如今就有，法國人毆打意大利人，就是因為來自阿爾卑斯山另一邊的褐色皮膚的意大利人吃肉少，要的薪水也少。
如果中國勞工的入侵沒能成功(因為歐洲工人階級的力量和影響力是強大的，並且仍在繼續壯大)，那麼到了偉大的20世紀，他們的入侵將成為一個巨大的麻煩，夾雜在一大堆棘手的難題間，等待着我們可憐的子孫。
不過，中國人還是別再來了！遠在巴西的朋友們，好像你們很希望中國人去為你們種植和採摘咖啡豆。你們將被中國人淹沒，他們來了一百個，就會再來十萬個。十年後，你們的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將有大片的中國人居住區，那裡有塗着紅黑色塊的招牌和紙燈籠串，有烏煙瘴氣的鴉片煙館，有各種暗地裡孳生的勢力強大的黑社會集團，還有吵吵嚷嚷的長衫長辮子的中國人。但是你們也會有中國廚師和中國熨衣工，你們也會見識到精緻的極品湯羹以及天衣般華麗尊貴的領飾。另一方面，葡萄牙、意大利、德國等所有其他國家的僑民會在不知不覺中被巧妙地排擠出局，回流到他們自己的國家。不出二十年，整個巴西將變成一個中國。
本土主義者對此會深惡痛絕，暴跳如雷。為了讓所有人都能獲得精神食糧，享受精神上的關愛，《新聞公報》有一半的內容應該是中文的。各位，你們最好重讀儒家經典，從最基本的一些經典書籍開始學習：《書經》記載了各類回憶，《詩經》是關於想像力的書，《易經》講述了變化，而《禮記》則關乎各種禮儀。(40)
所有這些中國的東西最多祇會給巴西增加一點點混亂而已。之後的事，又有誰能知曉呢？也許儒家思想會影響這個國家，儒家思想的精髓 ── 崇尚紀律、尊重、寬容、秩序和勤勞 ── 最終會在巴西生根發芽，並枝繁葉茂。
【註】
(1) 參閱 Beatriz Berrini, “A China textual : fontes”, in O Mandarim,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a Moeda [Introdução; Texto Crítica], 1992, pp. 26-40.
(2) 參閱 Orlando Grossegesse, “Das leituras do Oriente à aventura da escrita. A propósito de O Mandarim e A Relíquia”, in Obras Completas de Eça de Queiroz, (Ed.)Beatriz Berrini, Rio de Janeiro: Nova Aguilar, Vol. I,1997, p. 773.
(3) 參閱 Felipe Fernandez-Armestro, Millenium. A Historia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New York: Touchstone, 1996,pp. 618-623.
(4) Os Maias, 703.
(5) (6) Notas Contemporâneas, 149; 148.
(7) Ultimatum. 英國與葡萄牙兩國對非洲大陸的領土衝突，導致英國於1890年向葡萄牙發出最後通牒，葡萄牙最後被迫讓步。──譯者註
(8) Pátria. Lello & Irmão, 208.
(9) 引自 Maria Helena Santana, Textos de Imprensa VI (da Revista de Portugal),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e Moeda [Introdução; Texto Crítica], 1995, p. 42.
(10) Hans Maganus Enzensberger,“Portugiesische Grübeleien”, in Ach Europa!,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89, p. 232.
(11) “Notas do mes”, Revista de Portugal, II/2, 引自 Maria Helena Santana, Textos de Imprensa VI (da Revista de Portugal),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e Moeda [Introdução; Texto Crítica], 1995, p. 60.
(12) 參閱 Manuel Bandeira, “A Correspondencia de Eça de Queiroz para a imprensa brasileira”, in Livro do Centenário de Eça de Queiróz, Lisboa : Dois Mundos,1945, pp. 167-182.
(13) 參閱 Ernesto Guerra da Cal, Bibliografia Queirociana,Vol. I (Bibliografia Activ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1975, p. 271.
(14) Porto: Lello & Irmão, 1907.
(15) 參閱 Ernesto Guerra da Cal, Bibliografia Queirociana,Vol. I (Bibliografia Activ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1975, pp. 335; 197-218; 271.
(16) (17) Lisboa: Livros do Brasil, 1970. pp. 341-343.
(18) (19) (20) 參閱 Ernesto Guerra da Cal, Bibliografia Queirociana, Vol. I (Bibliografia Activ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1975, pp. 335; 197-218; 271.
(21) Coord. Carlos Reis.
(22) Beatriz Berrini, “A China textual : fontes”, in O Mandarim,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a Moeda [ Introdução;Texto Crítica], 1992, p. 30.
(23) Ko-Rai.
(24) Coreia.
(25) Péricles，雅典黃金時期具有重要影響的領導人。
(26) Seul，今首爾。
(27) Império Florido do Meio，指中國。
(28) Império do Sol Nascente，指日本。
(29) Hôtel de Rambouillet，17世紀朗布依埃夫人的巴黎住所，在此經常舉辦文學沙龍。
(30) Mademoiselle de Scudery，法國小說家，文學沙龍創始人之一。
(31) Artamène ou le Grand Cyrus.
(32) Agência Cook，托馬斯‧庫克 (Thomas Cook) 創辦的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
(33) 指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該書以局外人的視角探討了法國生活的不開化。
(34) Edmond About (1828-1885), 法國記者及作家。
(35) Átilas，古代歐亞大陸匈人最為人熟知的領袖和皇帝，史學家稱之為“上帝之鞭”，曾多次率領大軍入侵東羅馬帝國及西羅馬帝國。
(36) Tamerlão，帖木兒帝國的奠基人。
(37) Anais Populares do Império.
(38) Real：葡萄牙舊貨幣。
(39) Tostão：葡萄牙舊貨幣，約合100雷亞爾。
(40) 目前的寫法：《史記》(Shi Ji)、《詩經》(Shi Jing)、《易經》(Yi Jing)和《禮記》(Li Ji)。—— 原文註
韓麗麗譯
* 埃薩•德•蓋羅斯 (Eça de Queirós, 1845-1900)，出生於葡萄牙波爾圖市，1866年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從事律師工作，同時以創作短篇小說開始他的文學創作之路。他有十多部長篇和中篇小說面世，其中以反映葡萄牙現實生活的長篇小說《阿馬羅神父的罪惡》、《馬亞一家》最為著名，也是這兩部著作使其成為19世紀葡萄牙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