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清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中美貿易
——以澳門為中轉港

黃啟臣*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達兩千年,中美貿易的歷史僅有二百三十年。而二百三十年的中美貿易卻是有緣於清代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的廣東省和廣州市,並且以澳門為中轉港。
  本文擬就中美貿易源於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史實作一闡述。

中國皇后號船 (採自《中國皇后號》

 

  航線開通

  海上絲綢之路是東西方國家通商貿易之路,亦是和平交往和文化交流之路。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Henry Kissnger) 在其巨著《論中國》(On China) 一書中指出:“中印兩大文明是通過絲綢之路交易商品、傳播佛教思想。”(1) 同樣道理,18-19世紀,中美兩個大國也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交易商品和交流文化的。據史料記載:自從葡萄牙人於1553年 (嘉靖三十二年) 進入和租居澳門之後,就陸續開闢了廣州—澳門—果阿—里斯本、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巴西、廣州—澳門—長崎等東西方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所以到了18世紀70年代,當美國這個地方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時,就已經以受英國控制的東印度公司 (The Unire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England to East India) 為中介、以倫敦為轉口港來廣州同中國貿易了。殖民地的美國人約翰•戈爾和約翰萊•亞德於1776年 (乾隆四十一年) 6月第一次來廣州貿易,就是從倫敦乘坐詹姆•布克船長的船而來的。
  1775年,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掀起獨立運動並發動獨立戰爭,於1776年7月4日宣佈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成立美利堅合眾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783年獨立戰爭結束,獲得英國正式承認美國獨立。從此,美國擺脫了英國的羈絆,可以自由對外貿易了。於是“每一個小坡小溪容納五個美國人居住的小村,都在計劃到廣州去”(2)貿易。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紐約、波士頓、費城、薩冷等港口城市的商人,紛紛醞釀到廣州與中國進行直接貿易。當年12月,從波士頓啟航的五十噸單桅帆船前來中國,但船航至開普敦後,那裡的英國人害怕美國人競爭對華貿易,立即用高價購買了該船的全部貨物。這條小船祇好從英國人手上購買了一批中國絲綢和茶葉返航美國,未能按原計劃預定的目的地到達廣州貿易。同年7月,英國國會又頒佈法令,大幅度提高美國運至英國貨物的關稅,又禁止美國商船駛入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島地區貿易,掐斷美國商人的財路。於是,獨立了的美國商人更強烈希望到中國貿易。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冬,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獲得“美國革命財務官”桂冠稱號、後任大陸會議代表並參與〈獨立宣言〉簽署和第一任聯邦政府財政部長的羅伯特•摩里斯 (Robert Morris)和以丹涅尼爾•帕駕(Damil Parker)為首的四名投資商人,合資購買了一艘長3.5米、寬10米、吃水深5米、載重量約四百噸 (一說五百噸) 的木帆船,定名為“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請約翰• 格林 (John Green) 為船長,山茂召(Samuel Shaw) 為船貨管理員和商務大班,湯瑪斯·蘭德爾為二班,以及副船長、大副、二副、事務長、文書、醫生等三十名水手,共四十三人。“這是這個新生的國度(美國)開往地球上那個富繞而遙遠的地方 (中國) 的第一艘商船”(3),總投資十二萬美圓,裝載着花旗參、毛皮等貨物於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 2月22日,從紐約港起錨出航,向東行駛,橫越大西洋,到達非洲大陸最西點的佛得角群島 (Cape Verde Islands),然後往南到達南緯40度的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經印度洋往東到聖保羅島 (St Paul’s Island),再往東北到克魯特島 (Island of Clot),穿越印尼的蘇門答臘到爪哇島,往西航行60里格 (每里格約5公里)到達巽他海峽 (Streights of Sunda) 入海口的王子島 (Princes Island),穿越巽他海峽,於8月23日到達澳門 (如下圖所示),全航程一萬八千多英里 (一說一萬三千英里),歷時一百八十八天。

中國皇后號的航程 (採自《中國皇后號》)

  “中國皇后號”到澳門停泊後,等候粵海關澳門關部行臺派來的海關管理官員上船檢驗貨物,發給“海關船牌”(中國稱“部票”,即入港許可證),然後聘請一名引水員及其三名助手引領溯內河珠江而上,到虎門報驗;虎門口放行後,到達黃埔港口 (亦稱黃埔掛號口,今廣州市海珠區琶洲街黃埔村)海面停泊,等待粵海關官員上船丈量徵稅;之後“中國皇后號”請了同文行潘啟官為保商,才往岸上卸貨,然後由“買辦拿到卸貨的批准狀,通事會提供兩條舢板給我們使用,還有兩名管理舢板的中國官員隨行。當貨物到達廣州時,會有一名負責的商人帶着助手來稱重、衡量價值、列清賬目,然後就准許販賣了。”(4) 由於“中國皇后號”按照粵海關管理的規則貿易,所以很受海關官員的歡迎,船貨管理員山茂召感動地說:

  我們是第一艘訪問中國的美國商船,中國人花了相當一段時間區分英國人和我們。他們把我們稱作“新人”,通過地圖,我們向他們介紹了美國的疆域、現狀和呈增長趨勢的人口。當他們發現自已的產品能夠開拓一個如此大的市場時,顯得特別高興。(5)

美國駐廣州首任領事山茂召像 (採自《中國皇后號》)

 

  “中國皇后號”在黃埔掛號口停泊一百天,將運來的西洋參440擔 (58,665磅)、皮貨、羽紗、胡椒和棉花等貨物出售完畢,然後通過廣州十三行商購買中國茶葉1,022擔、瓷器962擔和絲綢、棉布等貨物,於1784年12月28日,在黃埔港辦完離港手續返航美國。1785年5月11日回到紐約的東河停泊。
  “中國皇后號”在廣州採購的茶葉、絲綢、瓷器貨物甚受美國人喜愛,很快被搶購一空。據說美國總統華盛頓 (G. Washington) 亦購買了一批中國精美瓷器。這次貿易,美國賺取純利潤30,727美圓 (一說29,383美圓),佔總投資十二萬美元的25.6%,利潤率達到500-600%。(6)
  “中國皇后號”首航廣州貿易成功,大大轟動整個美國社會。當船貨管理員山茂召向美國外交部長約翰•傑伊 (John Jay) 報告“中國皇后號”廣州之行經歷時,受到美國國會議員的熱烈歡迎。於是外交部長於1785年5月19日以國會的名義寫信大加讚揚山茂召,認為“中國皇后號”首次對華通商貿易成功,政府感到莫大欣慰,他說:

  國會對美國公民第一次成功地建立與中國的直接貿易感到特別滿意。(7)

  1786年 (乾隆五十一年),美國國務院任命山茂召為駐廣州首任領事,蘭德爾為副領事。山茂召在廣州任職九年之久,直到1794年第四次返華途中不幸病故為止。
  “中國皇后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艘到廣州貿易而且取得成功的商船,意味着歷史上中美直接貿易的開始,也是中美兩要人民友好交往的開端,意義是深遠的。正如2006年4月20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美國總統小布希在白官舉行的歡迎儀式致辭所說:

  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一向懷有深厚感情。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跨洋過海,首航中國,揭開了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序幕。(8)

  2009年11月16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到復旦大學作報告,與學生對話時也說:

  美國與這個國家( 指中國) 的紐帶可以[⋯⋯] 追溯到美國獨立的初期,喬治·華盛頓組織了皇后號的下水儀式,這個船成功前往大清王朝,華盛頓希望看到這艘船前往各地,與中國結成新的紐帶。希望與中國開闢新的地平線,建立新的夥伴關係。(9)

  “中國皇后號”在廣州貿易期間,美國另一艘商船“潘拉斯號”(The pallas) 亦到廣州貿易。
  從此之後,廣州至北美洲的美國航線開通了。於是乎,美國商船魚貫而來廣州貿易。1785年,“中國皇后號”、“實驗號”、“希望號”、“ 廣州號” 和“ 土耳其皇帝號” 等五艘商船分別從紐約、費城和薩冷港口出發前來廣州貿易。1786年,費城的“廣州號”、賽勒姆的“偉大的土耳其號”商船相繼前來廣州貿易。
  到了1800年 (嘉慶五年),美國的皮貨貿易商開闢另一條從紐約起航直到廣州貿易的航線,即從紐約出發後,沿南美洲海岸南下,繞過合恩角(Cabode Hornos),直接橫渡太平洋到廣州。史稱:

  皮貨貿易商和南美州各口的巡迴貿易商選擇了繞合恩角橫渡太平洋到中國這條航線,對廣州直接貿易的,過季節的船隻也偶爾選擇這條航路。(10)

  這裡說的“過季節的船”,就是因為“中國海上的季候風,大約在11月1日變更方向,從而使得船舶從南面直駛廣州發生困難。因此,凡是沒有趕上季候風的順勢和廣州一般貿易季節的那些冬季到達或夏季離口的船隻,過了季候風季節,也祇好取道太平洋航線,以駛往或駛離中國海洋”。(11) 但是,這條航線因補給淡水和食物困難,所以從廣州啟航出海到美國的商船,多數還是取道於前述經印度洋然後繞好望角到達紐約的航線比較安全。1847年 (道光二十七年),我國第一批留美學生容閎赴美讀書時,仍然選擇走這條安全的航線。他在日記中寫道:

  1847年1月4日,予等由黃埔首途,船名“亨特利思”帆船也 [⋯⋯] 自黃埔抵聖希利那島 (St Helena),波平船穩。過好望角時,上有風浪。自船後來,勢乃至猛,恍若惡魔之逐人。[⋯⋯] 迨船既過好望角,駛入太平洋,較前轉平靜。至聖希利那島稍停,裝載糧食淡水。凡帆船之自東來者,中途乏飲食料,輙假此島暫時停泊之所。

  舟既過聖希利那島,折向西北行,遇“海灣水溜”(Gulf Stream),水急風順,舟去如矢,未幾,遂抵紐約。對在1847年4月12日,即予初履美土的第一日也,是行計居舟中九十八日。(12)

  1786年 (乾隆五十一年),“中國皇后號”又從紐約韋爾碼頭 (Thar’s Well) 啟航,駛入東河再次揚帆前來廣州貿易,船上大班是威廉•貝爾(William Bell),指揮官仍是船長約翰•格林。
  1787年 (乾隆五十二年) 9月,美國商船“哥倫比亞號”和“華盛頓女士號”由波士頓啟航,經過大西洋的佛得角群島 (Cape Verde Is),在群島補給淡水和食物後,向西南繞過合恩角,再經諾特嘉灣的友誼海岬 (Friendly Core),1789年( 乾隆五十四年) 7月離開西北海岸,途經夏威夷群島,前往廣州賣完毛皮貨,裝載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等貨物返航途經印度洋,繞好望角,於1890年9月回到波士頓。這是美國商船首次環球航行所開闢的新航線。由於航線返回受季風影響,所以此航線是經美洲西北海岸到中國廣州再回美國的迴圈三角貿易,時間需要三年之多。(13)
  1890年3月,波士頓的“麻塞諸塞號”、“華盛頓號”和“香客號”又駛來廣州貿易。1805年(嘉慶十年),又有三十七艘裝載價值575萬美圓的商船來廣州貿易。(14) 此後,美國商船絡繹不絕來廣州貿易。據統計,自1784-1833年間,由美國前來廣州貿易的商船達到1,040艘,僅次於英國而位居第二。貿易額年年上昇,從1784年的27000銀両增至1833年的1,760,000銀両。(15) 於是美國波士頓的普金斯公司,紐約的湯瑪斯•斯密斯公司、沙墨爾•羅塞爾公司紛紛在廣開設洋行,名噪一時。而羅塞爾洋行就是後來改名為飲譽廣州的旗昌洋行。

  商品貿易

  這麼多美國商船到廣州貿易並設洋行收購中國商品,所以中國商品源源不斷輸往美國。據資料記載,1804-1828年,美國從廣州購買輸入美國的貨物有絲綢、茶葉、土布、糖、肉桂等。其中以絲貨為大宗,佔全部貨物的三份之一左右。(16) 據統計,自1784-1795年,平均每年從廣州運回美國的生絲和綢緞達到20-30萬斤;1830年運回生絲達到70.5萬斤,其中南京絲33.73萬斤,廣東絲36.8萬斤 (17);1832年運回的絲綢達到215,219匹;1784年,美國在廣州購買的茶葉30,228擔;1800年購買28,489擔 (18);1794年,美船從廣州購買運回美國的土布598,000匹,1796年增至2,125,000匹,1798年1,530,000,1819年增至3,300,000匹 (19)。現將1804-1829年美國商船從廣州購買運回美國的主要貨物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從美國輸入廣州的商貨主要是西洋參、皮毛、棉花、棉紗、玻璃製品、金屬及其製品、鴉片等。就其噸位而言,棉花佔首位;其次是棉紗,毛織品。就其商品價值而論,則是鴉片逐漸佔居首位。美國商人運來鴉片在廣東貿易之事,1837年 (道光十七年) 作為旗昌洋行職員的亨特,在他撰著的《廣州“番鬼”錄》一書中曾有所記載:

  鴉片貿易的另一支是在東海岸,有幾艘屬於廣州兩家洋行的中型船隻,停泊在靠近廈門的泉洲、甲子門,以及南澳島。由雙桅船和縱帆船向他們提供給養 (從事這些交易的人稱作岸商)。這些船從伶仃洋出發,把貨送到上述碇泊的地方,然後在回程的時候收集貨款。這些交易是秘密進行的,祇有幾個人參與其事。(20)

  作為商品的鴉片輸入(包括英國等西方國家輸入的鴉片)廣東,從根本上改變了廣東至中國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和地位,貿易價值由原來出超變為入超;白銀由原來的內流變為外流,最後導致鴉片戰爭的爆發。這樣一來,本來是中西方國家和平友好商品貿易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光輝不再了。

  文化交流

約翰.格林船長在廣州的回航載貨單(採自《中國皇后號》

  海上絲綢之路既是通商貿易之路,又是文化交流之路。隨着以廣州為唯一始發港的中美直接貿易開始和發展,中美文化的交流也互動和發展。首先是從廣州輸往美國的茶葉,使那裡的殖民者英國人 (獨立後的美國人) 興起像倫敦那樣的飲茶風氣,這可以說是中國飲茶文化傳入美國之始。絲綢輸入美國,也使美國上層社會人士特別是貴族婦女,競相製作和穿着絲綢服裝風氣的興起。至於瓷器特別是“廣彩”瓷器輸入美國,更使美國人興起使用和作為藝術品而收藏中國瓷器之風日盛,所以當“中國皇后號”於1784年12月28日滿載着茶葉、絲綢和瓷器回到紐約和波士頓時,很快被搶購一空,連美國總統華盛頓也購買了一批精美的中國瓷器使用和收藏擺設。而作為第一代留美學生,容閎、黃勝、黃寬於1847年4月12抵達紐約並進入麻塞諸塞州芒松學校讀高中,畢業後容閎考入耶魯大學讀書。他們所帶去的中國傳統文化習俗也給美國文化增添異彩。同時,由於廣州十三行行商首富伍秉鑒於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後大量“投資於美國的保險業”和鐵路建設業 (21),亦把中國人講究誠信的傳統文化向美國傳播,特別是道光三年 (1823),有一位在廣州經商的波士頓商人因欠伍氏七萬二千圓款項無力償還、清政府官員不准他回美國時,伍秉鑒即當着清朝官員和波士頓商人面前撕毀欠款單據而不要償還,使之能回美國。這種助人為樂之本的文化精神更在美國傳為美談,伍氏當時說:

  你是我的第一號“老友”,你是一個誠實的人,祇不過不走運,現在我將欠款期票當面撕毀,把欠款一筆勾銷,你可以回國了。(22)

  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中美直接貿易後,美國文化也逐漸傳入廣州和中國各地。而且是全方位的,諸如語言、宗教、消費、醫學、建築、科技、繪畫、音樂等等。其中以醫學和教育最為廣泛和突出。
  西醫傳入中國是1569年 (隆慶三年) 由天主教耶穌會士卡內羅 (Melchior Carneiro) 在澳門開設拉法醫院為張本的,而真正在廣州正式開辦西醫院者則是以1835年 (道光十五年) 美國醫生伯駕 (Peter Parker) 在十三行的新豆欄街豐泰行3號租用一幢樓房於11月4日開辦“新豆欄醫局”為始。由於伯駕免費接收貧窮病人治療和醫術高明,使醫局就疹病人日益增多,地方不敷使用。次年春天,十三行怡和行商伍崇曜將豐泰行7號免費給伯駕擴充醫院場所。醫局經擴充後易名為博濟醫院 (Pu Ai I Yuan, Hospital of UniversalLove),除醫治眼疾外,還醫治痲瘋病、疝氣、腫瘤病等。醫務十分繁忙,據說每天清早從四面八方擁來的乘坐馬車、轎子的官員、侍從、馬伕、轎伕等,將街道擠得水泄不通,來求醫者千百計,據統計,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來醫院疹病者達到2,152人次。伯駕曾親自記述醫院掛號疹病繁忙的情況: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燈,在清晨二三點鐘就從家裡出來,以便及時到達。如果當天收住病人的數目有限,他們將在前一天晚上到來,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得到一張掛號票。(23)

可見醫院繁忙之一斑。據統計,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時,經伯駕診治的病人達到一萬人次,而且均是免費的。伯駕還把西醫動手術的醫術帶入廣州。1835年12月27日,他以鴉片作鎮痛劑,為一名十三歲女孩切除一個重1.25磅的腫瘤,挽救了她的生命。1839年 (道光十九年),在廣州禁煙的林則徐,因患疝氣病,曾派下屬到醫院請伯駕取疝帶及藥品,並回贈水果道謝。伯駕還為林則徐專立病歷檔案,編號為6,565 (載於1840年的《中國叢報》)。這是保存至今的中國第一份西醫病歷,堪稱珍貴。1842年鴉片戰爭後,伯駕再次來廣州恢復醫院業務,三年半時間,來醫院診病者達一萬五千人次。此後,美國醫生來廣州和中國各地辦醫院者日益增多,現將1832-1901 (道光十二年至光緒三十七年)美國醫生開辦的醫院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與此同時,伯駕等醫生還在廣州編譯出版醫學著作和創辦西醫學雜誌、報刊,以傳播西醫學的知識和技術。1839年,合信先後出版了《內科新說》、《西醫略論》、《全體新論》、《婦嬰新說》等四書。同治、光緒年間 (1862-1908),繼伯駕主持博濟醫院的醫生嘉約翰 (John Glasgow)在廣州出版了《西醫內科全書》、《病理撮要》、《衛生指要》、《西藥略釋》、《眼科撮要》、《體用十章》、《皮膚新編》、《內科闡微全書》、《炎症論略》、《割症全書》、《花柳指迷》、《醫方彙編》、《裹紮新法》、《婦科精蘊圖說》、《胎產舉要》等十五部醫書。1868年,嘉約翰在廣州創辦了中國第一份中文西報刊《廣州新報》,專為華人服務,1880年改名為《西醫新報》,並由週刊為月刊,由廣州博濟醫院刊印發行。(24)
  這些西醫藥學著作和報刊,對廣州、廣東和全國宣傳西醫藥和培養西醫人材以及普及西醫藥知識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國的有志之士也隨着中美貿易而來廣州等地開辦新式學校。1839年 (道光十九年),耶魯大學畢業的撒母耳•布郎 (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門辦起了中國第一所西式學堂——馬禮遜學堂,最初招收六名學生讀書。學制為三至四年,課程有英語、漢語、算術、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衛生、地理、音樂、美術等。課時安排半天讀漢語,半天讀英語。學生全部免費,並提供食宿和必要的衣物,學校情況良好,布郎很滿意。他向馬禮遜教育協會彙報稱:

  根據馬禮遜教育協會章程的規定,我做好了一切準備。這不僅是教學,而且是一個教育團體。目標是訓練整個的人包括德、智、體。遵照這個目標,我安排學生們半天讀中文,半天讀英文。早晨六點鐘開始,到晚上九點結束,其中讀書八小時,其餘三四小時在戶外露場地運動和娛樂 [⋯⋯],孩子們和我們家庭混合在一起,我們勉力待他們如親生兒子,鼓勵他們對我們具有親密無間的信任,做他們最好的朋友。他們可以自由地參加我家的早晚禮拜。(25)

  馬禮遜學堂辦了十一年 (1839-1850),共招收學生五十二人,其中被開除或其他原因退學者二十人,真正培養成材者有三十二人。例如近代的思想家容閎和中國近代第一位西醫生黃寬就是馬禮遜學堂的高才生。與此同時,伯駕在廣州開辦醫院後,也在醫院內辦起醫療學班和學校,培養西醫人材。1837年 (道光十七年),伯駕首先在博濟醫院內設立一個醫療班,招收三名廣東青年學生進行培養。伯駕除用英語給三名學生講授醫學基礎理論外,主要是培養和教授他們進行實際的手術操作訓練。其中佼佼者是出身於十三行商業畫世家的關韜,在伯駕的培養和指導下,關韜學會了白內障、臉內翻、翼狀胬肉、腹腔放液穿刺等外科手術,亦能作腫瘤切除、拔牙、接骨等手術治療,成為中國第一個優秀的眼科和外科醫生。到了鴉片戰爭後的1866年 (同治五年), 美國醫生嘉約翰在博濟醫院內創辦南華醫學堂,後改名為博濟醫校。此是中國第一所正式的西醫學校,招收學生十二名,每週二、六上課,學制三年。嘉約翰親自教授藥物學和化學兩門課程,還聘請中國留學生、惠愛醫院的醫生黃寬講授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學課程。1879年 (光緒五年),此校名改為“南華醫校”,同時開始招收女學生。1886年 (光緒十二年),孫中山亦考入此校讀書。1897年 (光緒二十三年) 在校學生達到三十一人。這些學生畢業後,大多數在廣州和廣東省內各地從事西醫業務,也有少數人進入西醫學校擔任教師,為華南和全國的西醫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1888年 (光緒十四年),美國傳教士哈巴在廣州創辦格致書院,校址三度遷移,最後於1904年遷至河南康樂村,更名為嶺南學堂。1905年改辦為大學,定名嶺南大學。1900 (光緒二十六年),美國醫生富馬利在廣州創辦廣東女子醫學堂,1905年 (光緒三十一年),美國人夏葛捐款在廣州西關創辦夏葛女醫學堂,專招女生,1912年改名為私立夏葛女醫學校。(26)

【註】
(1) 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論中國》(On China),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頁5。
(2) Agnes Danforth Hewes, Two Oceans to Canton, The Storyof the Old China Trade, New york, p. 27 .
(3) (4) (5) (6) (7) 菲力浦·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著,《廣州日報》國際新聞部、法律室譯《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廣州出版社,2007年,頁77;頁182;頁185;頁33;頁235。
(8)《人民日報》2006年4月21日。
(9) 《解放日報》2009年11月18日,亦見2009年11月16日獨家現場網路。
(10) 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第5-6頁,原文見 Tyler Dennett, American in Eastern Asia, NewYork, 1922.
(11) 同上書第31-34頁。
(12) 容閎:〈西學東漸記〉第3章,載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版。
(13) 周湘:〈“北皮南運”與廣州口岸〉,載蔡鴻生主編《廣州海洋文明》,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
(14) Blakeslee, China and the Far East, pp. 49-51,轉引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輯第9頁。
(15) 袁鍾仁:〈廣州和美國的早期貿易〉,載《嶺南文史》1999年第1期。
(16) 陳高華等:《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頁155。
(17)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p. 247.
(18) 譚中:〈英國—中國—印度三角貿易,1771-1840〉,載《中外關係史譯叢》第2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
(19)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3, p. 366.
(20) 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廣州“番鬼”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49。
(21) F. R.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杜拉斯:《舊中國的貿易》 Boston, 1930, p. 129;徐珂:《清稗類鈔》第5冊頁2332,中華書局,1984年。
(22) William. C. Hanter, The “Fankwae” at Canton, p. 45.
(23) W. W. Cadbury and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Shanghai.
(24) 蔡恩顯:〈民元前後之中國醫藥期利〉,載《中華醫藥雜誌》1998年第3期。
(25) 容閎:《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83。
(26) 《廣東夏葛女醫學校章程 (1915-1916)》,1919年 (中山圖書館藏件)。

* 黃啟臣,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現任中國商業史學會對外貿易分會副會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文史學會副會長、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顧問,曾應邀到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港、澳臺等講學和訪問。已出版《澳門通史》、《澳門是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橋樑:16世紀中葉-19世紀中葉》、《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等著作27部,發表《清代前期對外貿易的發展》等論文2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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