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北岸發現的先秦居住遺址主要有洞穴、臺地、貝丘、沙丘等類型。居住於海灣沙丘上與居住於河旁臺地貝丘上的先民們從何而來？是否有較穩定的生活？生業形態如何？與之相關問題的研究有助於認識南海早期海洋文化。
[圖1] 南海北岸及附近島嶼
南海北岸屬於氣候變化最為敏感的地區之一。氣候變化引起海平面變化，進而產生海浸與海退。全新世以後，一些靠海較近的丘陵上的山包，成了海中的島嶼；濱線的北移，使一些原本離海較遠的地方成為海邊。生態環境產生變化，使這裡的居民生成了一種不同於內陸地區人類的生活方式，留下了具有特色的早期南海海洋文化。
聚落的類型
南海北岸發現的先秦居住遺址主要有洞穴遺址、臺地遺址、貝丘遺址、沙丘遺址等類型。早期居民以洞穴為主要棲息地。舊石器時代早期這裡就有人類生存活動。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這裡是世界早期人類活動的重要地區，發現相當多的人類化石。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期的文化遺存更是普遍發現，並有着廣泛的同質性。這種同質性具體表現是：與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化石及稍晚的現代哺乳動物群標本伴生的打製礫石石器、局部磨製石器、穿孔石器，以及一定數量的骨角器，廣泛出現的螺殼堆積亦是這類文化的特徵之一。在人類經濟活動的刺激下，華南全新世初期的石器加工業也朝着適應漁獵的方向發展，穿孔石器、磨製刃部的石器和燧石小石器的出現反映了這種變化。(1) 在許多遺址之中發現了軟體類、魚類、兩栖類、龜鱉類及哺乳動物。年代較早的洞穴遺址可分為三類：一是人類的住地；二是人類活動的遺址；三是偶爾遺存有人類化石的洞穴。距今一萬年左右的三亞落筆洞遺址是南海早期人類活動的一個重要洞穴遺址。在洞穴遺存的堆積物中，發現了大量的水生軟體動物遺骸，堆積十分密集。距今一萬至八千年左右的廣東南澳縣象山遺址是重要的臺地遺址。丘崗上發現細石器為代表的遺存，具有海洋文化特徵。象山細小石器以隧石為主要原料，形體細小，一般長、寬不超過 3cm，多用不規則形薄石片加工製成，也有部分長條形、三角形石片。(2) 這些工具有海洋漁獵文化的特點。
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以後的南海北岸，古文化遺址主要是沙丘遺址和貝丘遺址。
[圖2] 南海魚類資源豐富
一、沙丘遺址
所謂沙丘遺址，就是人類在海灣沙丘上生存活動的遺址。許多沙堤遺址都在海灣中，在兩個岬角之間。在岬角內，海浪會逐漸減弱變成微波，能將有機物推向岸方，逐漸形成海灘，再堆積成沙灘，由於沙堤遺址附近一般都有溪水流入大海，故在鹹水、淡水之間，形成一個鹹淡水混合環境。這種含有大量有機物質的肥沃土地，其表面有匯螺科腹足動物的食物，而較深土層又有 Proclave Kocha 類的軟體動物存在，而在溪水入海口的低鹹度環境中又有大量的牡蠣，這些蚌蠔類的軟體動物正是居於隱蔽沙堤的人類捕撈的對象。目前，在沙丘遺址中發現了居住房屋、燒灶、陶窯、製玉手工作坊、鑄銅作坊、墓葬(有的地方還發現相關的大型墓地)、石刻岩畫和大批的陶器、石器、玉石器等生產工具、生活用品及裝飾品。海灣沙丘是新石器時代濱海居民的重要棲息地。良好的自然環境、豐富的魚類、澡類、貝類等自然資源，使先民們以此為安身立命之地。
在南海北岸，以環珠江口地區為中心，大量發現沙丘遺址。據初步統計，在珠海、澳門、中山、新會、香港、深圳、番禺等地目前已經發現的沙丘遺址達數百處。在澳門這個彈丸之地就發現五處，而珠海則已經發現八十一處，在珠江口東岸的香港、深圳等地大量發現。在珠江口中段的番禺、海南島東岸的陵水、上海的馬橋、福建、臺灣等地也有沙丘遺址發現。(3) 海灣沙丘遺址可以分為兩種大的重要的類型，一種是沙堤—潟湖類型沙丘遺址，另一種是山前坡地型沙丘遺址。(4)
沙丘遺址之中有相當數量屬於沙堤—潟湖類型，如臺山新村沙丘遺址；珠海淇澳島的東澳灣、後沙灣、婆灣、南芒灣；珠海三灶島的草堂灣、洲仔灣；珠海東澳島的南沙灣及香港的涌浪遺址、澳門的黑沙遺址、深圳的鹹頭嶺遺址等屬於這種類型。遺址位於海灣之中，前有海水，中有沙堤，後有山崗，在沙堤與山崗之間有一片潟湖，人類主要在沙堤上生活。這類遺址大都分佈於二、三級沙堤上，遺址地層的土質以沙為主，沙土中的粘土相對較少。沙堤遺址在考古發掘的實踐中，往往會遇到探訪壁倒塌的情況，近年來，深圳李海榮等學者開始在考古發掘過程中使用探方壁噴膠加固 (5) 的方法，解決了這一難題。
香港涌浪遺址屬於沙堤－潟湖類型沙丘遺址。涌浪西北面向海，其餘三面為高100米以內的低山丘陵環抱。灣內的陸地呈瓢把形，北窄南寬，南北長約450米、北部寬約60-80米、南部寬達200-300米。由山丘至海岸，地表走勢分為三級臺階，呈平緩狀向大海傾斜。地質堆積包含有近代海灘沉積、高位海灘沉積、階地沖積和洪積物、山坡沖積和山坡坡積等多種地質地帶。第一級臺階海拔5米以下，屬近代海灘沉積。第二級臺階為高位海灘沉積(俗稱上昇沙堤)，地表海拔5-7米。第三級臺階則南北分區不盡相同，北區為山坡坡積地帶，地表海拔7米以上，土壤的基質為粘土，南區第二、三級臺階之間還有一片古潟湖，屬山坡沖積物地質，海拔3-5米；然後才是第三級臺階，為階地沖積物和洪積物地帶，土壤為未分選的夾礫石粉沙和沙。遺址地處天然海灣內第二級、第三級臺階的高位海灘沉積和山坡坡積地質地帶。
臺山腰古新村沙丘遺址，是迄今我國發掘面積最大的沙丘遺址，屬於沙堤－潟湖類型。遺址
[圖3] 臺山新村遺址
[圖4] 珠海寶鏡灣
[圖5] 寶鏡灣遺址發掘
發掘面積8,000平方米。 新村沙丘遺址位於廣東省臺山市赤溪鎮腰古灣西側的第二級臨海沙堤上，海拔約6米。遺址所在沙堤長度約1公里，近南北向分佈。古代遺存主要分佈在沙堤北部、中南部和南部三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內，總面積約1.2萬平方米。遺址保存情況理想，文化堆積厚度0.6-1.5米。遺址東向腰古灣，其餘三面為海拔100米-300米的低丘陵環繞，沙堤的南北兩側分別有山溪流過，沙堤西側為潟湖。這一新石器時代的遺存，是以鹹頭嶺為代表的彩陶之後和以古椰遺址為代表的遺存之前，存在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以夾砂繩紋釜、圜底缽和灰白陶圈足罐、圈足盤等為典型器物的遺存年代約為距今4500-5300年，在彩陶遺存和幾何印紋陶遺存間起着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
山前坡地型沙丘遺址，同樣是海灣沙丘遺址。珠海高欄島寶鏡灣遺址、淇澳島小沙澳遺址，屬於這一類。山前坡地型沙丘遺址位於海灣之中，前有海水，中有沙灘，後有坡地山崗。人類主要活動、居住地點是在與沙灘相連的坡地上。海灣山側有山水(淡水)流出，可供先民飲用，而沙灘一側也或有潟湖。與沙堤遺址相比，這類坡地型遺址中的地層堆積不像沙堤遺址那樣鬆散，地層中的泥質更多，因面地層堆積比較清晰；而相對穩定的地層堆積也反映人類在這種環境中有更為穩定生活的自然條件。
寶鏡灣位於珠海高欄島西南部的南逕灣的海灣之中，是南逕灣東部的一個小灣，海灣作弧形，長約300米，沙灘長約100米，灣口朝西南。共發掘揭露500餘平方米。在長期的考古調查中，在寶鏡灣沙灘上多次找到史前時期的陶片。大自然的造化使寶鏡灣成為一個天然良港，可惜沙丘遺址在正式考古發掘之前，在填海建港時已經毀掉，最近幾次發掘點主要是連着沙丘的山坡地。坡度一般的斜度有11-16度。該島是人類的良好棲息地，水源充沛，土地肥沃，食物豐富。在遺址中已經發現大量先民在風化岩石上或生土中鑿出的建房柱子洞，發現當時製作玉石器的作坊，發現大量的陶器、石器，在遺址周圍還發現多處石刻岩畫。
沙丘遺址所在海灣的灣口朝向，幾乎朝東南西北各方向都有。以向東、東南、西南者居多。如珠海淇澳島的後沙灣、牛婆灣、婆灣、南芒灣等沙丘遺址都位於該島的東部，而海灣灣口也主要朝東；三灶島的草堂灣遺址、東灣仔北遺址朝東南，不過寶鏡灣遺址和鹹頭嶺遺址的灣口則是朝西南，香港地區的涌浪遺址朝西北。
二、貝丘遺址
貝丘遺址是人類居住遺址的一種，以包含有大量的先民食用後遺棄的貝殼為特徵。在貝殼的文化層之中夾雜着其它動物遺骸和石器、陶器等文化遺物，還往往發現房基和墓葬。據袁靖先生統計，我國沿海地區已發現貝丘遺址二百多處。(6) 廣東省已經發現七十多處，兩廣相加已達一百五十處，佔全國的75%。(7) 貝丘遺址的最大特點就是地層堆積中的大量貝殼。大型的貝丘遺址中貝殼可達幾百噸。貝殼的種類有：河蜆(Cordiculafluminea)、胡桃蛤 (Nucula sp)、文蛤 (Meretrix sp)、縊蟶 (Sinonvacula sp)、牡蠣(Ostrea sp)、蚶 (Arca sp)、海月 (Piacuna sp)、鏡哈 (Dosinia sp)、麗蚌(Lamprotula sp)、楔蚌(Cuneopsis sp)、圓田螺 (Cipangopalupina ap)、環棱螺 (Bellamya sp)、蜓螺 (Nerita sp)、錐螺(Turritlla sp) 等，動物類遺骸有魚類、兩栖類(如鱷、鱉、龜等)和陸棲脊椎動物(如象、牛、豬、狗、獼猴、鹿等)以及飛禽類動物。
廣西學者將貝丘遺址進一步劃分為洞穴貝丘、河旁貝丘、海濱貝丘等類型。(8) 據蔣廷瑜先生研究，廣西境內目前發現八十六處貝丘遺址，其中洞穴型貝丘遺址四十二處，河旁型貝丘遺址三十三處，海濱型貝丘遺址十一處。洞穴型貝丘：都在岩洞內或岩廈下，這類洞穴遺址與舊石器時代的洞穴遺址不同，除了洞口位置相對較低外，其文化堆積中富含軟體動物介殼，所含動物遺骸還沒有石化。較為重要的遺址有蓋頭洞遺址、白蓮洞遺址、廟岩遺址、甑皮岩遺址、鯉魚嘴遺址等，大都分佈在桂北地區。河旁貝丘遺址，是人類從山區向河邊臺地發展的結果，他們以淡水魚類和介殼類水生動物為主要食物來源，同時開始粗放農業。這類遺址因地表暴露大片粉白色蚌殼和螺殼，當地老百姓稱其為“螺螄山”、“螺螄地”，遺址多高出附近河流面3-20米，在臨河面往往被河水沖刷，暴露出很厚的貝殼堆積層剖面。地表往往可以採集到石器、骨器、蚌器、附近片和動物遺骸等。代表性遺址如邕寧頂螺山遺址、西津遺址、秋江遺址、豹子頭遺址、江西岸遺址等。這類遺址主要分佈在桂南郁江一帶。海濱貝丘，主要分佈在近海的地區。這類遺址一般都有較厚的文化堆積層，有的可以分出上下兩層，其中包含大量打製石器、磨製石器、骨蚌器、夾粗砂片。石器以具備尖端厚刃的蠔蠣啄、手斧狀石器為典型，器型簡單、粗陋，陶器都是夾砂粗陶，飾繩紋、籃紋，或掛紅色陶衣。代表性遺址主要有亞菩山遺址、馬蘭嘴遺址、杯較山遺址。
據黃啟善先生介紹，廣西史前洞穴遺址的人類，在選擇居住地時，以洞口朝南或朝東為居住地，這樣可以避風寒，而洞口距地面不是很高，方便出入，又可以防止猛獸的夜襲。同時，離江河水源不遠，也為捕撈作業提供了方便。他們是廣西古老的漁民。廣西河旁貝丘遺址主要分佈在大河拐灣處，或大小河流匯合的三角嘴上，一般前臨江，後靠山，附近有較開闊的平地高出水面3-20米。
廣西南部邕江、郁江、潯江沿線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區是比較靠近海的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主要存在頂螄山文化、大龍潭、石足山、亞菩山、馬蘭嘴、獨料等幾種文化類型。(9)
廣東學者李平日等先生按照貝殼屬種的組合特徵，將貝丘遺址細分為三種類型：河岸型貝丘、海灣型貝丘和河—潮型貝丘。它們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地理環境。(10)
1) 河岸型貝丘，貝殼主要來自以徑流為主的河道中。貝類以淡水種為主，如河蜆、圓田螺、麗蚌等，而以河蜆最為豐富，半鹹水種或廣鹽性屬種數量較少，鹹水種屬數量較少，鹹水種基本不見。這類貝丘反映先民當時主要從事河上捕撈和採集，居住地離海較遠。
2) 海灣型貝丘，貝殼主要來源於河口或海灣地區。貝類以半鹹水種或廣鹽性屬種為主，如牡蠣、蚶、蛤等。這類貝丘反映了當時先民的經濟活動範圍主要在河口和海灣一帶，居住地就在海灣或離海岸較近的地區。
3) 河—潮型貝丘，介於上述兩種貝丘類型中間的過渡類型。這類貝丘反映了先民的經濟活動範圍主要在河口附近受鹹潮影響的潮流段。
北京學者趙輝、袁靖等先生從遺址地貌狀況將貝丘遺址歸納為三種類型 (11)：
1)丘崗型，遺址絕大多數位於小山的山崗上，與地面的相對高度為10餘米，也有個別遺址位於西樵山的山腰處，距地面的相對高度為180米左右。這些遺址所據的山勢均呈孤立狀，其周圍相當大的範圍內都是平地。
2) 臺地型，遺址位於海拔較高、範圍相當大的臺地上，遺址所在地稍高於周圍的平地，相對高度有2-3米左右。
3) 海岸型，遺址位於距離現在的海岸線不太遠的地方。
在這三種類型中以臺地型數量最多，丘崗型次之，海岸型最少。
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貝丘遺址主要分佈在中北部。重要的貝丘遺址有高明古耶、高要蜆殼洲(12)、茅崗(13)、三水銀洲(14)、東莞蠔崗(15)、村頭(16)、石排圓洲(17)、南海魷魚崗(18)、佛山河宕(19)、大同灶崗(20)、西樵山鎮頭(第七地點)(21)等。
廣西地區屬於海濱貝丘遺址，主要分佈在南部沿海，經過試掘的有東興亞菩山和馬蘭嘴山兩處。兩遺址位於臨海河口地帶的小山崗上，在包含大量貝殼的文化層中，發現了較多的打製石器、少量的磨製石器和夾砂陶片，打製石器有蠔蠣啄、砍砸器、手斧狀石器、三角形石器、網墜等，尤以蠔蠣啄最富代表性。(22)河旁貝丘遺址集中在以南寧地區為中心的扶綏、武鳴以東，橫縣以西的左右江、邕江及其支流附近地區。經過試掘的主要有邕寧頂螺山遺址 (23)、邕寧長塘遺址、豹子頭遺址 (24)、橫縣西津遺址、扶綏江西岸遺址、扶綏敢造遺址等。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先秦時期的沙丘遺址與貝丘遺址有大體的分佈範圍，沙丘遺址大都在環珠江口地區的海島或近海的海灣上，主要在香港、澳門、深圳、珠海及中山的南部、臺山南部瀕海地方，而珠江三角洲的中段，東莞、佛山、中山北部則多為貝丘遺址。(25)\河岸型和河－潮型貝丘遺址主要分佈於三角洲上游地區，也就是成陸比較早的區域。在西、北江三角洲，其分佈範圍大致在南海九江－佛山－廣州一線的西北。在東江三角洲其分佈主要集中在東莞石龍以東以北地段。河岸型和河－潮型貝丘遺址的分佈地段雖然沒有明顯界限，但河－潮型遺址相對集中於該區域的下游地段。
[圖6]三水銀洲出土陶器
聚落的發展與變遷
很明顯，嶺南地區包括南海沿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序列還不是很清楚，目前還沒有一個較為統一的看法。但是隨着材料的不斷增多，研究的更加深入，不久的將來，一個較為清晰的文化譜系一定會呈現出來。這裡我們可以暫時將南海北岸分為西、中、東三個區段來觀察。西段以廣西南部和廣東西部為主：新石器時代早期可以邕寧頂獅山貝丘遺址一期為代表，年代在距今一萬年左右；新石器時代中期以邕寧頂獅山貝丘遺址二三期為代表的頂獅山文化為代表，年代在8000-7000年；晚期分為二類：一類為大石鏟文化，另一類為那坡感馱岩遺址和早期岩洞葬(26)；中段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主(27)：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目前還沒有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期以鹹頭嶺遺址為代表分為五段三期 (28)，一至三段為第一期，四段為第二期，五段為第三期。第一段上限距今7000年，第二段下限距今6600年前後，第三、四段大致在距今6400-6200年前後，第五段距今6000年前後或再晚一些。蠔崗一期、後沙灣等遺存填補鹹頭嶺三至四段之間的缺環，由此構成鹹頭嶺文化的三期六段；晚期，環珠江口地區以香港涌浪遺址、珠海寶鏡灣遺址為代表，珠三角中部貝丘遺址以蠔崗遺址、村頭遺址為代表，年代在距今5000至3500年。(29) 東段以粵東地區與福建西南部為主：早期的象山文化是一種細石器文化，以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文化遺址”為代表，它與福建閩南的“漳州史前文化”為同一系統。新石器時代中期，以潮安“陳橋文化遺址”為代表，距今約6000-5500年，仍與閩南的文化同時。新石器時代晚期，以普寧後山文化遺址為代表，距今3500年前後，商代中後期到西周前期，以浮濱文化為代表，年代稍晚於後山遺址，距今約3400-2900年。歷經二十餘年的調查、發掘、研究，它不但在廣東的潮陽、潮安、普寧、揭陽、大埔、豐順、南澳等地發現，另在福建閩南地區的漳州、泉州等地也有頗多遺址的存在。它分佈的範圍在榕江、韓江、九龍江、晉江四個流域。
廣東南澳島的象山遺址發現的細小石器在金山和深澳吳平寨兩地點也有發現，“無論是原料或是形制、類型、製作方法，都與漳州文化的石製品毫無二致，同屬於一個考古學文化”。 (30)這種細小石器在豐順縣湯家屋有發現(31)，在廣州番禺飄風山也發現兩件燧石器打製石片石器(32)，年代大致在距今13000-8000年。這反映了這些使用細小石器族群在南海北岸活動的足跡。
居住於海島海灣及瀕海岸邊海灣的沙丘上的先民，與居住於河旁臺地上形成貝丘遺址的先民們是從何而來的？歷來是人們關注的一個問題。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教授在〈深圳鹹頭嶺—— 2006年發掘報
[圖7] 鹹頭嶺南遺址
[圖8] 鹹頭嶺南遺址出土陶器
告·序〉(33) 一文中提出了一種可能：“大家知道在地質時代的更新世有一次大冰期，最冷的時候叫盛冰期，大約發生在一萬五千年以前。那時，全世界的海平面比現在低130多米。中國的海平面據研究比現在低150米，甚至更低。那時廣東海岸線要往南推進約200公里，珠江可能要流到現在的東沙群島附近出海。由於天氣寒冷，北方的人可能會往南遷移。原來海邊的人也可能跟着海岸的變遷而南移，現在的大陸架上應該有不少居民。等進入全新世，海面上昇，海岸線向北退縮，海邊的居民自然也要跟着退縮。所以鹹頭嶺文化的居民，如果不是全部，也應該有相當部分是從南面現在的大陸架上一代一代地逐漸遷移過來的。他們還是喜歡住在海邊，過着與內陸居民不一樣的生活。祇不過在海裡無法進行考古工作 (水下很難發現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因此也無法得到證實，也是一種猜想，我希望是一個合理的猜想。”
在沙丘遺址的考古實踐中，常常遇到間歇層現象。所謂間歇層，是指上下兩個文化層之間存在的不包含任何文化遺物的純土(沙)層。“間歇層”一詞，是由1988-1989年在深圳大黃沙遺址所發現的一種地層現象而首先被提出來的。 (34) 在環珠江口兩側的海灣沙丘遺址之中，間歇層現象較為常見。在珠海的後沙灣、草堂灣、小沙澳灣，深圳的鹹頭嶺、大黃沙，香港的深灣、石壁東灣、涌浪南、蘆須城、馬灣東灣仔、下白泥吳家園，澳門的黑沙、路環島街區臨時停車場等遺址中都發現有間歇層。這些間歇層普遍為純淨、鬆散的黃色沙土，厚度在20-140厘米之間。沙丘遺址之中客觀存在的間歇層現象能說明甚麼問題呢？人們已經在思考這一現象所能反映的人類生存環境和人類的文化，這是一種好的開端。不過，一些學者將沙丘遺址中的間歇層與沙丘先民的季節性居住活動相聯繫，將遺址中的間歇層現象作為先民在沙丘上過季節性生活，沒有在此長期居住的重要根據之一；也有一些學者主要根據一些遺址中存在間歇層的情況，推定在距今5000-4000年之間由於海平面昇高，環珠江口地區有500-700年時間沒有人類居住，認為這一地區存在一個文化的“缺環”。 1997年，肖一亭發表〈關於嶺南考古學研究的兩個問題〉(35)，指出沙丘遺址中的間歇層不能作為沙丘先民是否為季節性居民的依據。他將沙丘遺址中間歇層的形成分為突發性堆積和緩慢堆積兩種。突發性堆積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形成的，這個時間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幾天，而緩慢堆積則可能經歷了幾百年。而季節性活動遺址一般指一年之中的某個季節居住而某個季節又不在這裡居住的遺址。如果要從間歇層中反映季節性居住，則不知需要多少間歇層才能說明其事，而沙丘遺址之中的間歇層一般祇有一、二層。突發性堆積而成的間歇層，反映出人類居住這一地方期間，遇上了一次災害性天氣；而緩慢堆積而成的間歇層，則反映這一地方的人類居住了一段時間之後，由於各種原因離開了這裡，使得這裡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沒有人類居住，此後又有人類在這一地方生活的情況。間歇層的存在對說明沙丘遺址是否為季節性的問題上，起不到甚麼作用。
1997年，安志敏先生發表〈香港考古的回顧與展望〉(36) 一文提出：“從考古學史上着眼，以1933年最初發掘的典型遺址命名其大灣文化，可能是比較恰當的。它的共同特徵是，陶器以圜底器和圈足器最發達，尤以彩陶的圈足盤最具特色。夾砂陶居大宗，泥質陶次之，主要紋飾包括繩紋、刻劃紋和彩陶等。泥質白陶數量較少，以戮印、刻劃和淺浮雕式的篦印紋為特點。石器有磨製的斧、錛和打製的尖嘴手斧，也有礫石製成的石錘和砥石等，其中以拍製樹皮布的有槽石拍尤具特色。遺址中的居住面、柱子洞和窖穴等建築遺跡，表明當時已經形成定居的聚落。”
1997年，商志香覃、李果先生在〈論香港新石器時代沙丘遺址的兩個問題——兼論環珠江口新石器時代特點的共同性〉(37) 一文中，將沙丘遺址區分為主要遺址和次要遺址兩種，並通過分段來認識沙丘遺址的季節性問題： “總而言之，在相當於環珠江口地區新石器時代沙丘遺址前期的時候，貝丘、沙丘兩類遺址的遺存面貌、生態背景、經濟類型以及聚落都具有一定的特色，其先民大體過着一種具有相當遷移性的漁獵、採集為主的生活。地層中貝殼堆積的多少是劃分這二類遺址的一般標準，但那祇是地層堆積的形式不同，並不一定表示文化內涵的或性質的不同。”
商氏認為：“到了相當於環珠江口新石器時代沙丘遺址後期的時候，這兩類遺址逐漸顯示出很大的不同，似乎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貝丘遺址的定居性要比沙丘遺址高得多，部分已經成為較為穩定的居住遺址。”而“由於沙丘遺址農耕不發達，先民們以捕撈為主要生產方式，祇有逐魚而居，而不能太久地定居。”不過商氏也注意到“近年來在環珠江口地區的沙丘遺址不僅發現有柱洞、灶坑、灰坑，還有房基和堆積的紅燒土，在其附近有墓葬” 。他把這種情況解釋為“一定時間居住的生活方式”。對於遺址的劃分，商氏認為：“一些較大的沙丘遺址，遺存較豐富，沿用時間較長，穩定性較高，自然條件相對較好，是沙丘遺址的主體，可稱之為主要遺址。其代表有大灣、深灣、東灣、涌浪、大黃沙、後沙灣、草堂灣等處，均從前期一直沿用至後期；鹹頭嶺、龍穴、東澳灣、沙螺灣岬角、扒頭鼓等遺址則祇在前期或後期使用。長期沿用的最主要原因當是這些遺址所處的自然環境較好。”
1999年，香港鄒興華先生對東灣仔北史前時期墓葬進行研究後，肯定沙丘遺址上有固定的居民。他在〈論香港東灣仔北遺址史前墓葬的考古學意義〉(38) 一文中指出：“華南沿海地區眾多的沙堤遺址中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究竟是先民長期在沙堤上生活而留下來？抑或祇是先民季節性的、短暫的在沙丘和沙堤上活動而留下？一直是考古學者爭論的問題。由於以往在沙堤遺址所進行的發掘一般規模都較小，而出土的文化遺存都又不甚豐富，故學術界的主流意見都認為沙堤是先民季節性的活動場所，但亦有學者持相反的意見，如肖一亭就認為沙堤遺址不應祇是先民季節性的活動居址。而數年前本人在講到馬灣沙柳塘灣沙堤遺址的考古收穫時，亦贊同當時學術界主流學說，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先
[圖9] 香港東灣仔北遺址
民，以珠江三角洲河口灣內大型貝丘遺址如三水銀洲，南海灶崗、魷魚崗，以及東莞村頭等作長期生活基地，他們可是隨着漁汛的出現，才季節性地跑到珠江三角洲外眾多海島的濱海沙堤上活動。隨着1997年東灣仔北史前墓地和元朗下白泥大型史前房屋的發現，上述的觀點是有修訂的必要了。”鄒興華認為，東灣仔北墓地能反映當時居民是長期定居在沙堤上的因素有三個：
首先是墓葬分佈的規律性。在十九座新石器時代墓葬中，除三座墓向不明外，就祇有一座東西向墓，其餘十四座皆為南北向的。在八座可辨頭向的墓葬中，六座頭向南，兩座頭向北。而且各墓的間距頗為平均，約4-5米左右。當中祇有兩墓有上下疊壓現象，如果先民不是長期在馬灣島上生活，並把東灣仔北沙堤定為他們的墓葬區，決不會出現佈局如此規律化的墓地。此外，石壁東灣仔發現的六座墓葬，墓主的頭部亦以向南為主。由此可知，生活在香港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先民，很可能屬同一個族群，故他們死後都盛行同一種葬俗即以頭南腳北、單人仰身直肢葬為主。
其次是二次葬墓的出現。東灣仔北發現的十九座新石器時代晚期墓中，有三座明顯是二次葬墓，因墓內人骨出現錯位的現象。我國史前時代的二次葬，分佈範圍廣，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最早出現於黃河流域，約7000多年以前已發現二次葬，在仰紹文化遺址內盛行，但到了龍山文化時期已基本消失。華南地區二次葬最早見於廣西甑皮岩遺址，距今約7000年。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粵北的石峽遺址和粵西的烏騷嶺遺址亦發現大量二次葬墓，可知二次葬風俗一直在我國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保留。由於二次葬是將死者的屍骨進行兩次或以上的安葬，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才能完成遷葬的過程，因此二次葬這種風俗，應該是在有固定居址的族群才會出現。東灣仔北發現的三座二次葬墓，正好說明當時先民是以馬灣島為定居的地方。
其三是小孩墓的比例很大。在東灣仔十五個人骨標本中，死亡年齡不超過十歲的有六個。佔總數的40%，其中兩個更是小於一歲半的嬰兒，如果說當時先民祇是為了追逐食物資源而季節性地跑到海島的沙堤上來活動的話，按理不應帶着小孩而來，因為當時的航海工具簡單，技術原始，從珠江河口灣內的基地老遠跑到河口灣外的島嶼進行漁獵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航海的風險很大，帶着小孩一起去航海，更會增加危險性，因此推測這些小孩應該是在馬灣島上土生土長的先民所生的孩子，他們長期在沙堤上生活。由於生活艱苦，小孩的夭折率很高。
鄒氏還援引香港下白泥遺址的考古發現：“此外，香港元朗下白泥沙堤遺址發現的大型建築的柱洞和夯土層，更是長期定居於沙堤上的鐵證。下白泥遺址是1997年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組織第二次香港考古遺址普查時，由區家發帶領的調查隊發現的。同年11月至翌年1月，區家發組織香港考古學會會員在遺址進行試掘，揭露面積約130平方米。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層內，共發現兩座相毗連的夯土房基。房基是用泥土和沙土相間層層夯實，厚達40厘米。一號房基長方形，南北寬12.5米，東西長8.5米。房基內發現五十一個排列整齊的柱洞，據柱洞位置復原，那是一間前面出廊的長方形懸山頂式大型房屋，面闊六間，進深二間，面積達107.5平方米。區家發認為這大房子可能是氏族首領的居所或氏族公共活動的場所。此外，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於1994和1997年在屯門龍鼓灘沙堤遺址的搶救性發掘中，亦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層內發現約三十個排列整齊的柱洞，推測可能是長方形的杆欄式建築遺跡。由於這些大型建築遺跡的發現，可以肯定地說，當時先民是長期在沙堤上定居和生活的。
1999年香港東灣仔北遺址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在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編印的宣傳小冊子上，指出通過這一遺址的考古發掘，已經證明沙丘遺址上有穩定的居民。
1999年，區家發、莫稚發表〈香港元朗下白泥吳家園沙丘遺址的發掘〉(39)，全面介紹吳家園遺址的發掘成果，特別是這裡發現的兩座夯
[圖10] 香港吴家園夯土房屋建筑復原示意圖
土房基。文中指出：“此遺址的面積達10000餘平方米，不難推想當時這裡是一處頗具規模的村落。”“距今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沙丘遺址中夯築泥沙土房基的出土，是南中國以及東南亞史前沙丘遺址考古中的首次發現，也是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史前考古的重大發現。它最終將改變長期以來人們所認為的香港居民‘居無定所 ’，沙丘遺址是原始居民季節性的流動住地，以及‘南方原始住形式是幹欄式建築’等陳舊觀念。從而開拓了香港以及南中國史前沙丘遺址考古的廣闊前景，意義重大。”
2001年，朱非素研究員發表論文〈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40)，文中提到有關沙丘遺址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筆者曾參加過珠海市和珠江口內外、香港以南島嶼考古調查和部分遺址考古發掘工作，認為當時海島上發現的遺跡和遺物，是居住在珠江三角洲腹地古代居民作季節性捕撈生產活動遺留下的，海島周圍是浩瀚的大海，相互之間交往比較困難，本身無法形成一個文化整體的觀點。隨着近十幾年來考古新發現證明，這一觀點顯然是片面的，有待進一步完善。”並提出：“粵北石峽文化；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區銀洲一組、魷魚崗一期、圓洲一至二組；珠江口島嶼涌浪上文化層等；三個地區不同地理環境，代表着新石器時代晚期後段三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它們之間在同時期內進行過文化交流，又各具特色，有各自發展變化的
[圖11] 深圳屋背嶺墓地
軌跡 [⋯⋯]”。從對沙丘遺址的反思，到將粵北、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區、環珠江口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分為三支既有聯繫又相區別的考古學文化，把環珠江口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單列，實際上已經認可環珠江口地區有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圈，新石器時代晚期，海島海灣的沙丘遺址上已經有了較穩定的居民。
雖然南海北岸先秦瀕海與河岸聚落的內部佈局情況，目前還不是很清晰。但是，這裡發現有比較明晰的功能分區情況則反映這裡的先秦聚落的佈局是有一定規律的。南海西樵山遺址為大型細石器工具製造場；澳門黑沙遺址、珠海寶鏡灣遺址都發現有專門的玉石器製作場，香港東灣仔北遺址、深圳屋背嶺遺址都發現較為集中的墓葬、排列有序的墓地。這裡的建築有杆欄式建築和地面建築兩種。杆欄式建築中還發現了半搭式杆欄建築(41)，在斜坡地上(一側較高)，採用鑿崖為柱洞的做法。既一側以矮柱落入高坡地的崖石上，另一側則立有高柱。其上鋪木板形成屋面；地面建築中有普通地面建築，有夯土房基的築臺建築，有卵石壘牆的石建築。半搭式杆欄建築在珠海高欄島寶鏡灣遺址中都有發現。這個遺址在揭露的500餘平方米的面積中，發現大量的與建房有關的柱子洞，幾乎每一個發掘探方都有發現。這些柱子洞有的是在風化岩上鑿洞，鑿痕都十分清晰，先民對此下足了功夫；有的直接在生土中挖掘，或穿過文化堆積地層挖掘。柱洞內填土由於夾雜木柱腐爛後的遺留，與周圍土色相比顯得稍微深一些。部分柱洞填土中還發現加固柱子用的石塊和陶片，有的在柱洞底部墊有石塊。在一些柱洞的附近，還發現紅燒土面，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燒灶。(42)
臺山新村遺址反映當時聚落明顯存在空間上的功能分區。第一發掘區的南部和東部是房屋建築區，北部和西部為生產生活區。房屋建築區內發現大量的柱洞，一些柱洞圍成較為規則的圓形或長方形，這是當時房屋建築的基本平面形態。同時現場的一些線索顯示，當地新石器時代晚期居民的住房應該是杆欄式建築。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文化堆積厚度在1-2米之間，層位關係清楚。六層古代人類活動面上下疊壓，由厚度約15-40cm不等的沙層分隔，極為寶貴。這些活動面保存好、面積大，單個活動面的面積均不小於1500平方米。石砧、石料、石核、石片、礪石以及半成品和成品的石器，散落分佈在每一個活動面上。柱洞、灰坑、灶等炊煮遺跡和遺物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炊煮遺跡和遺物的發現，表明人類在這裡生過火、煮過飯、儲藏過東西；而從錛、網墜等石器成品和半成品，以及石砧等工作面，石杵、石錘、礪石等製作工具，河卵石等石料這一系統完整的石器生產體系的發現，則可以看出這裡生產之繁盛。
[圖12] 象山細小石器圖片
漁業為核心的生業形態
距今一萬年左右的三亞落筆洞遺址洞穴遺存的堆積物中，發現了大量的水生軟體動物遺骸，堆積十分密集。水生動物計有七目二十四種，其中螺殼約有七萬個之多，有些經火燒過。說明當時人們重視對水生動物的利用，捕撈經濟比較興旺發達，當時人類有廣泛的取食範圍，人們對水有較好的適應、瞭解和利用。(43)
距今一萬至八千年左右，廣東南澳縣象山細石器為代表的遺存具有海洋文化特徵。“象山細小石器以隧石為主要原料，形體細小，一般長、寬不超過3厘米，多用不規則形薄石片加工製成，也有部分長條形、三角形石片。石器的製造工藝以在側緣打落小石片和進行第二步加工(單向加工為主，也有採用交互打擊或錯向加工等方法)。石器不注意形態的規範而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曾騏先生認為：“這些石器適合於濱海地區人類進行近海撈捕、灘塗採集等生產活動。”在象山頂，採集到不少貝類、蚌殼的標本，被認為這裡有可能是該時期人類聚居活動的地點。象山發現的細小石器材料中，缺乏可與西樵山細石器相對比的各種細石核、細長石片，不可能屬西樵山細石器系統，而保留更多的舊石器時代風貌，年代上比西樵山細石器為早。(44)
先秦時期，南海先民廣泛使用凹石器、蠔蠣啄、有段石錛、有肩石斧、網墜、沈石、石錨等漁業特點明顯的生產工具。在環珠江口的沙丘遺址中，也發現一批屬石器製造場性質的遺跡。據曾先生統計(45)，有香港的萬角咀、舂勘灣、深灣、龍鼓灘、白芒、涌浪、沙螺灣、蘆須城、東灣，澳門的黑沙(46)、珠海的寶鏡灣(47)、鎖匙灣及近年來發現的珠海棠下環、香港的西貢蠔涌(48)、沙下等處。其中蠔涌石器製造場對研究石器工業的製作、工廠的佈局、規模、生產等程式、工藝特色提供了新的寶貴的資料。
沙丘先民的主要經濟活動是捕撈魚、蝦、貝類等水產物。也主要為了取得這些食物，他們在沙丘上安營紮寨。遺址中出土大量用於捕魚、捕蝦的網墜和食後拋棄的魚類骨骸，就是這種經濟的反映。由於單一的食物種類總是帶有一定的季節性，在捕魚的淡季，人們必須依靠其它經濟來補充。於是，採集和狩獵成為先民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但僅此還是不夠的，為了獲得較穩定的收成，已經開始了農業生產。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出土石犁等農具和石磨盤、石磨棒等碾米或加工澱粉類植物的工具。這些都是沙丘先民進行農業生產的證明。沙丘先民居於海灣，面對大海，在他們的背後往往有廣大的丘陵和潟湖。他們所在的海島也不是彈丸之地，常有幾平方公
[圖13] 寶鏡灣藏寶洞東壁岩刻
里，甚至幾十平方公里，其中不少肥沃的可供先民農業耕作的土地。
漁網用於海洋捕撈，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進步。新石器時代中期，網魚還祇是小打小鬧，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網魚技術已經完全成熟，並形成規模生產。珠海寶鏡灣先民大規模使用漁網捕魚，該遺址中出土一千多件漁網的網墜和幾十件比普通網墜更大的沈石，網墜成堆出土，或三十九件或二十四件一堆，顯示出當時漁網編織時一個完整網具中包含網墜的可能數量。大量出土網墜的地點還見於香港涌浪遺址、珠海平沙棠下環遺址等地點，另外，在珠海寶鏡灣遺址、珠海荷苞島鎖匙灣遺址、香港湧浪遺址、香港東灣遺址等地都出土多件可能用於船錨的大型石器。這些情況足以說明這一地區這一時期的先民有發達的漁業經濟。
華南地區已經發現不晚於距今12000年前陶容器。(49) 與漁獵採集經濟相適應，陶釜是史前時期漁業先民主要的炊器，中原地區大量使用的鼎、鬲在這裡較少出現。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鹹頭嶺文化時期，陶器種類主要有圈足盤、釜、罐、缽、豆、尊、壺、器座等。以夾砂陶為大宗。釜為敞口鼓腹、圜底、飾繩紋。釜的延續時間很長，數量也很多，器形和紋飾始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圜底釜作為一種文化特質，比起其它的要素在華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系統中更具有代表性，並構成鮮明的文化特點。這一時期也出現一些彩繪陶與白陶。 這裡是印紋陶技術發明與廣泛使用的地區之一，豐富的陶器裝飾紋使這裡的陶器裝飾十分有特色；有肩石器、段石器、凹石器、蠔蠣啄、穿孔石器以及蚌殼製成的網墜、
[圖14] 寶鏡灣寶鏡石岩画
刀、魚鉤等工具較多地被先民使用，成為南海先民生產工具的特色；粵東地區是有段石器的主要分佈區；珠江三角洲、桂南、粵西與海南島地區是有肩石器的主要分佈區，西樵山遺址是有肩石器的主要製作場。(50) 史前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先民大量使用玉石製成的玦，常用的材料有水晶、石英石、石英脈、玉髓、瑪瑙、灰岩等等。玦最初是一種掛在耳上的裝飾，由於製作精美，後來也較多用於祭祀活動。這裡出土用於祭祀的禮器還有石鉞、石圭、玉琮和玉(石)璋等；在廣西泛北部灣地區，頂螄山文化之後，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一種大石鏟的遺存，較具特色。這種形體碩大、造型美觀、形制獨特、結構合理、製作精緻的大石鏟，起源於前期的有肩石斧，是當地的駱越先民為適應原始農業發展的需要而發明製作的一種生產工具，隨着社會的發展和祭祀儀式的需要，有一部分巨型石鏟演變成專用於祭祀的禮器。(51)
寶鏡灣岩畫中刻下的海船，高明古耶發現的船漿，是史前時期人類征服海洋的重要工具的見證。石刻岩畫是環珠江口地區的重要史前遺存，珠海、香港、澳門等地發現多處石刻岩畫，在廣西境內發現較多圖繪的岩畫。其中珠海寶鏡灣岩畫，是南中國目前發現面積最大、內容最為豐富的早期石刻岩畫。史前岩畫是漁業先民的藝術傑作，它記錄了先民們的興趣愛好與精神追求。而南海北岸先秦時期大量發現的玉石器及玉石器製作作坊，則反映了玉石文化與中國早期海洋文化的緊密關係。
南海北岸及鄰近島嶼上居住的早期海洋族群，在認識海洋、依靠海洋、適應海洋的過程中創造了早期漁業文化，這是早期海洋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一個新領域。
【註】
(1) 喬曉勤：〈華南海洋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嶺南考古研究》第4輯，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編，2004年，香港。
(2) 南澳縣海防史博物館 中山大學韓江流域考古課題組(曾騏執筆)：〈廣東南澳縣象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與文物》，1995年第5期。
(3) 在番禺南沙鹿頸灣地方，發現一處環珠江口地區最靠北的沙丘遺址，海南島陵水石貢、移輦、大港村、橋山、東方新街、榮村等地發現較西的沙丘遺址，而上海馬橋則是長江三角洲的沙丘遺址。臺灣熾坪壟、福建殼丘頭發現沙丘遺址。福建、臺灣、海南等地，在沙丘遺址中發現貝殼，所以學者也將其稱為貝丘(沙丘)遺址。廣西學者黃啟善在貝丘遺址分類中提到的東興海濱貝丘遺址，當屬於海灣沙丘遺址。
(4) 也有少量連島沙堤，其上也有人類活動遺物，但這類遺址一般祇是人類活動地點，而難以作為居住聚落。
(5) 李海榮在鹹頭嶺遺址發掘中採用噴一層經過稀釋的無色透明的建築用膠；魏峻在新村遺址發掘中採用噴一層經過稀釋的玻璃水的方法加固沙體，有異曲同工的效果。
(6) 袁靖：〈關於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貝丘遺址研究的幾個問題〉，《考古》1995年第12期。
(7) 黃啟善：〈廣西史前貝丘遺址的研究〉，《嶺南考古研究》第7輯，2008年，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8) 何乃漢：〈廣西貝丘遺址初探〉，《考古》1984年第11期；何乃漢：〈廣西貝丘遺址續探〉，《廣西文物》，1988年第1期；蔣廷瑜：〈廣西貝丘遺址的考察研究〉，《廣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黃啟善：〈廣西史前貝丘遺址的研究〉，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第七次學術年會宣讀論文，2008年3月29日，中山大學西苑。
(9) 李珍：〈廣西新石器時代考古七十年述略〉，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編《廣西考古文集 —— 紀念廣西考古七十週年專集》，科學出版社，2006年。
(10) 李平日、喬彭年、鄭洪漢、方國祥、黃光慶等：《珠江三角洲一萬年來環境演變》，海洋出版社，1991年。
(11) 趙輝、袁靖：〈珠江三角洲地區史前遺址調查〉，《中國文物報》， 1995年11月26日。
(12) 廣東省博物館等：〈高要縣龍一鄉蜆殼洲貝丘〉，《文物》，1991年第11期。
(13)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高要縣茅崗水上木構建築遺址〉，《文物》，1983年第12期。
(14)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廣東三水市銀洲貝丘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0年第6期。
(15) 廣東省文物局等：《東莞蠔崗遺址博物館》，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16)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廣東東莞市圓洲貝丘遺址的發掘〉，《考古》，2000年第6期。
(17)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東莞村頭遺址第二次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9期。
(18)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廣東南海市魷魚崗貝丘遺址的發掘〉，《考古》，1997年第6期。
(19) 楊式挺等：〈試論佛山河宕遺址的重要發現〉，《文物集刊》，第3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
(20)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南海縣灶崗貝丘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第3期。
(21)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南海縣西樵山遺址〉，《考古》，1983年第12期。
(22) 蔣廷瑜：〈廣西考古四十年概述〉，《考古》，1998年第11期。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工作隊等：〈廣西邕寧縣頂螺山遺址的發掘〉，《考古》，1998年第11期。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工作隊等：〈廣西南寧市豹子頭遺址的發掘〉，《考古》，2003年第10期。
(25) 世事無絕對，在廣州番禺也曾經發現過沙丘遺址，鹿頸村沙丘遺址。這是比較靠北的一處沙丘遺址。
(26) 何安益、彭長琳：〈從曉錦遺址看新石器時代洞庭湖區與珠江流域原始文化的交往〉，《廣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27) 關於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分期的文章較多，重要的如朱非素〈廣東新石器時代考古若干問題的探討〉(《廣東出土先秦文物》1984年香港出版)，楊式挺〈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及相關問題的探討〉(《史前研究》1986年1-2期)，李岩〈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文化遺存的分期〉(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No.9, 1989, p. 23-33)，李子文〈珠江口沙丘遺址的考古實踐與認識〉(《廣東省博物館館刊》2,頁121-128)，鄒興華〈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分期〉(《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香港市政局，頁40-55。)曾騏〈環珠江口兩側的史前文化〉(《東南亞考古論文集》，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1995，頁285-293。) 商志香覃、毛永天〈香港地區新石器文化分期及與珠江三角洲地帶的關係〉(《考古學報》，1997年第3期。)
(28) 李海榮、劉均雄先生的〈深圳鹹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相關遺址的分期與年代〉，(《東南考古研究》第四輯，廈門大學出版社)，將鹹頭嶺文化分三期6段，一期包括1-3段，二期包括4-5段，三期包括6段。珠江三角洲地區晚於鹹頭嶺文化的遺存，距今6000-4000年，可以分為四期。分別為1)虎地遺址(包括深灣遺址F層第二組、東灣北遺址第一期、沙頭角新村遺址中文化層B和A層、西灣遺址、古椰遺址第一階段的遺存) 其年代上限接近鹹頭嶺V段，下限在距今5500年前後；2)過路灣遺址上區的遺存，年代大體在距今5500-5000年前後；3)寶鏡灣遺址一期的1-2段，年代上限距今5000年前後，下限在距今4800年前後；4)寶鏡灣遺址二期(包括東灣L4層、龍鼓灘遺址T2L3層的遺存)年代上限距今4800年或稍後，下則超過距今4000年。
(29) 臺山新村遺址，是以鹹頭嶺為代表的彩陶之後和以古椰遺址為代表一類遺存之前，存在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以夾砂繩紋釜、圜底缽和灰白陶圈足罐、圈足盤等為典型器物的遺存年代約為距今4500-5300年，在彩陶遺存和幾何印紋陶遺存間起着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
(30) 邱方誠、張鎮洪 〈廣東舊石器考古展望〉，《嶺南考古研究》第5輯，2006年香港考古學會出版；尤玉柱主編《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31) 邱立誠：〈廣東豐順縣先秦遺存調查〉，《文物與考古》1998年第3期。
(32) 邱立誠：〈對廣東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探索〉，《舊石器時代論集——紀念水澗溝遺址發現八十周年》，文物出版社，2006年。
(33) 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編著，文物出版社，2013年，嚴文明作序。
(34) 商志香覃、李果〈論香港地區新石器時代沙丘遺址的兩個特點〉，《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35) 《南方文物》，1997年第4期。
(36) 《考古》，1997年第6期。
(37) 《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38) 英德市博物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廣東省博物館編《中石器文化及有關問題研討會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39) 《考古》，1999年第6期。
(40)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週年文集》，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頁41。
(41) 在寶鏡灣遺址中有發現。
(42)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博物館編著，《珠海寶鏡灣——海島型史前文化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4年。
(43) 郝思德、黃萬波編：《三亞落筆洞遺址》，南方出版社，1998年。
(44) 南澳縣海防史博物館、中山大學韓江流域考古課題組 (曾騏執筆)：〈廣東南澳縣象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與文物》，1995年第5期。
(45) 曾騏：〈論史前時期石器製造場〉，《嶺南考古研究》第3輯，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編，2003年。
(46) 鄧聰、鄭煒明：《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 (一)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47)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珠海寶鏡灣——海島型史前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4年。
(48) 鄒興華：〈香港西貢蠔涌搶救性發掘收穫豐富〉，《中國文物報》，1999年7月25日第58期。
(49) 傅憲國：〈廣西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及人類生業形態〉，《考古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廣西臨桂大岩遺址、桂林曾皮岩遺址發現距今12,000年前的陶容器。
(50) 曾騏：《珠江文明的燈塔——南海西樵山古遺址》，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51) 覃義生、覃彩鑾：〈大石鏟遺存的發現與研究〉，《廣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 肖一亭，198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生院，珠海市博物館研究員，珠海市文物保護協會會長，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領隊。主持完成全國文物、博物館系統人文社會科學重點課題《中國南海沙丘遺址文化與生態研究》；主持完成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和技術研究課題《先奏時期南海漁業文化研究》。出版學術專著《先秦時期的南海島民》(文物出版社)、《珠海沙丘遺址研究》(珠海出版社)、《南海北岸史前漁業文化》(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執筆編寫“珠海歷史名人圖志”(叢書) 中的《容閎》《唐紹儀》《古元》(珠海出版社)等三冊圖書，執筆《珠海簡史·先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主編《廣東文化遺產叢書 —— 石刻卷》(科學出版社)。合作完成大型考古發掘報告《 珠海寶鏡灣 —— 海島型史前文化遺址發掘報告》(主編之一，科學出版社)。發表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