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中國叢報》關於朝鮮天主教會的記述

譚樹林

     《中國叢報》是由美國來華傳教士創辦的以報導中國為主的英文月刊,但其有關朝鮮天主教會的記述,概述了自壬辰倭亂到19世紀40年代朝鮮天主教會的歷史發展,並對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給予了較為詳細的記述。這些內容對西方瞭解天主教在“隱士之國”—— 朝鮮的傳教事業及朝鮮社會均極具意義。

     《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是由美國傳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1832年5月在廣州創辦的一份英文月刊,由在華美國商人資助,出版至1851年12月停刊,出版持續近二十年,是傳教士在中國出版的影響最大的外文報刊之一。它本無中文刊名,故其中文譯名不一,有《中國叢報》、《中國文庫》、《中華叢刊》、《華事文庫》等,目前較為通用的譯名為《中國叢報》。該刊雖由裨治文創刊於廣州,但主編曾三易其人,出版地亦先後輾轉於廣州、澳門、香港、廣州四地,最後在廣州停刊。(1) 該刊所載內容廣泛涉及中國歷史、宗教、法律、政治、農業、儒家經典、文學作品等,並特別注意報導關於中國的時事和對外關係,尤其是記載了鴉片戰爭的全過程,為當時乃至後來治史者所重視。美國傳教士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 即稱《中國叢報》“包含着當時中外關係的歷史”(2),美國宗教史家賴德烈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 亦認為《中國叢報》“是有關中國知識的礦藏”,“是當時中國對外關係最好的史料”、是研究當時的中國“不可缺少的史料”(3)。但是,該刊注重記述中國的同時,亦頗重視對中國鄰近國家及地區情況的記述,而朝鮮天主教會曾為其記述的重要內容之一。

     《中國叢報》創辦緣起及宗旨

     談及《中國叢報》的創辦,研究者比較關注的是裨治文以及叢報後期主要負責人衛三畏。實際上,《中國叢報》所以能夠創辦,與第一位來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英國人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1782-1834) 極有關聯,衛三畏即坦言“《中國叢報》是在馬禮遜的倡議下創辦的”(4)。馬禮遜是英國倫敦佈道會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傳教士,1807年9月6日抵達中國廣州。(5) 他所以萌發創辦《中國叢報》之想法,應與其當時面臨的中國嚴酷的政教環境有關。馬禮遜抵華時,滿清政府正厲行海禁政策,限制中外交往,嚴禁外人居留廣州,即使是與中國進行壟斷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也僅限在貿易季 (每年3月至10月) 居留廣州,其餘時間須回國或是居留澳門。身為傳教士的馬禮遜,為了能夠合法居留廣州,不得不在1809年2月接受英國東印度公司聘請,擔任廣州商館中文翻譯(Chinese Translator)。(6) 然而,居留廣州亦不能開展傳教活動,因為滿清政府自康熙末年即實行禁教政策,不僅禁止公開佈道,刻書傳教亦被嚴禁。(7) 此外,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向對前往其貿易區域的傳教士持敵視態度,“唯恐傳教活動會引起當地社會的變化,從而損及公司的商業利益,即使傳教附帶的教育對於社會底層階級有啟蒙作用,公司仍然擔心這會促成底層民眾的覺醒與爭取權利,將導致當地社會的不安”(8)。而澳門作為天主教遠東傳教的大本營,也反對作為新教傳教士的馬禮遜在澳門開展傳教活動。這樣,馬禮遜在廣州、澳門的傳教活動均無法開展。1813年7月,倫敦佈道會給馬禮遜派遣的同工及助手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到達中國。由於米憐不像馬禮遜可以中文翻譯身份在廣州立足,澳門葡萄牙總督又不歡迎米憐居留澳門。馬禮遜與米憐在認真討論了當時中國的傳教狀況後,決定在麻六甲建立一個對華傳教的根據地,計劃用教育和文字作為主要的傳教方式。按照這一方針,1815年8月,他們在麻六甲創刊發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這是近代最早的中文月刊報紙,被譽為“中國近代雜誌的第一種”、“中國近代報業的開山鼻祖”。(9)1817年5月,馬禮遜與米憐又在麻六甲創辦一份英文季刊《印中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10) 這兩份期刊均由英華書院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印刷所出版。1822年6月,米憐因積勞成疾去世,這兩份刊物也被迫停刊。(11) 此後,英華書院在1826年9月又發行一份英文半月刊《麻六甲評論與中國新聞》(The Malacca Observer and Chinese Chronicle),馬禮遜曾不斷為該刊撰稿。(12) 1827年11月29日,該刊所載馬禮遜所寫的麻六甲傳教基地“未來工作計劃”聲稱,將發行一份英文季刊,擬定名“印中叢報”(The Indo-Chinese Repository),由英華書院資助出版發行,主要刊登一些有關中國歷史、文學、哲學、政治、風俗等方面的知識,以增進西方人的瞭解;另外刊登中國鄰邦如暹羅、柯欽、日本等國禮儀、風俗方面的知識,附登時事新聞等。(13) 馬禮遜的計劃雖好,但沒有得力助手相幫,其本人在廣州要忙於商館的貿易、外交及中文教學等事務,難以分身,致使這份刊物最終未能創辦起來。

     然而,事情到1830年代出現了轉機。應馬禮遜的一再請求,1830年2月,美國海外傳教會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亦稱“美部會”) 派出的傳教士裨治文和美國海員之友會 (The 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 派出的傳教士雅裨理 (David Abeel, 1804-1846) 抵達廣州。馬禮遜非常高興,悉心向他們提供幫助,同時把自己早就萌發的創辦一份外文期刊的理想寄託在他們身上。而裨治文幾乎甫抵中國就表達出一個願望,要在廣州或澳門建立一個教會出版社,其中目的之一就是要出版一份定期刊物,作為收集有關中國的各種“情報”然後傳給西方教會支持者的工具。1830年5月,他把在孟買的美國傳教團印刷所新近才開始出版的數冊《東方基督教旁觀者》(Oriental Christian Spectator) 寄給美部會。裨治文相信,這些關於印度的歷史、風俗和信仰的文章對於教育傳教士前往那些地區是具有重要價值的。他也希望藉此使美部會相信:類似的出版物對於中國傳教團也是適合的。在洞悉了馬禮遜的設想後,裨治文便與馬禮遜聯名向美部會建議,希望美部會贈送一套印刷機器。(14) 此時恰好有人贈送給紐約布利克街 (The Bleecker Street) 長老會一套機器與鉛字,經在廣州貿易的美商奧立芬 (D.W.C.Olyphant,1789-1851) 斡旋,該教會同意將此設備轉贈美部會,而美部會決定將其提供給廣州佈道會使用。印刷機器於1831年12月運抵廣州,鉛字則遲至1832年4月運到。(15)機器甫抵廣州,立即投入創刊事宜。1832年5月,一份名為 The Chinese Repository (即《中國叢報》)的英文月刊在廣州創辦。裨治文被聘請為編輯,由“廣州基督教聯合會”(The Christian Union at Canton) 負擔第一年的費用,(16) 奧立芬則免費提供一處樓房,供《中國叢報》編輯、印刷之用,並允諾承擔出版發行方面的虧損。(17) 裨治文在創刊號〈發刊辭〉提到該刊的主要任務:

     要對外國人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籍進行評論,旨在注意已經發生的變化。[⋯⋯] 關於博物方面,最適宜和有利的是,調查下列情報:氣象,包括氣溫、風、雨及氣象對健康的影響;土地,包括礦藏、植物、畜產、土地肥沃程度及耕作狀況,還包括江、河、海中的出產;[⋯⋯] 關於商業方面,必須特別引起關注的是,要調查其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情況,特別要考察當前商業狀況的利弊;[⋯⋯] 關於社會關係方面,必須對社會結構詳細調查,在考察中國人的道德品質時,要求對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包括統治者與百姓、丈夫與妻子、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仔細和長時間不間斷的觀察。[⋯⋯] 我們對中國人的宗教特徵也感到興趣,將給予非常強烈的關注。(18)

可見,《中國叢報》的宗旨及目標就是收集有關中國各方面的情報。據統計,《中國叢報》共刊文1514篇,“與中國有關者約佔90%,是名副其實的《中華叢刊》,重點在中國國情方面”(19)。當然,亦如白瑞華(Rosewell S.Britton)所說,《中國叢報》在重點關注中國的同時,也刊載了許多有關中國鄰近國家和地區“最可靠的和最有價值的資料”(20)。綜觀上述,我們似乎可以這樣斷言:《中國叢報》實踐了馬禮遜為《印中叢報》設計的辦刊宗旨,或者說《中國叢報》就是《印中叢報》的“現實版”。

     《中國叢報》關於朝鮮天主教會的記述

     除中國外,《中國叢報》既然兼及中國鄰近國家及地區,那麼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 ——朝鮮,自然成為其關注的對象。當然,《中國叢報》關注有關朝鮮的資訊,可能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朝鮮李朝立國後,長期實行鎖國政策,在西方國家的眼中朝鮮成為一個“隱士之國”(a hermit nation)。(21) 為揭開朝鮮的這層神秘面紗,《中國叢報》刊載了許多朝鮮語言文字、歷史、宗教、政治、外交等的文章,特別是出於未來在朝鮮傳教的設想,對朝鮮語言尤其重視。《中國叢報》第1卷第7期,即1832年11月號上,就刊登了郭實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英文名作 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 (22) 撰寫的〈朝鮮語評論〉(Remarks on the Corean Language) 一文。郭實獵是德國籍傳教士,受荷蘭傳教會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派遣,赴遠東荷蘭殖民地傳教。1827年1月初抵巴達維亞,後又到新加坡和暹羅。1829年到麻六甲,在那裡他宣佈脫離荷蘭傳教會,轉而為倫敦佈道會効力。郭實獵極富語言天賦,精通德文、英文和荷蘭文,專門學習過阿拉伯文、土耳其文,來到亞洲後又學會了中文、馬來文、泰文和日文。他一生共學會十二種語言,至少可以用其中六種進行寫作。他十分勤於著述,共留存中文、日文、泰文、荷蘭文、德文、英文等各種文字的著作不下八十五種。(23) 1832年2月至9月 (24),郭實獵應英國東印度公司聘請,以譯員和醫生身份乘坐公司商船“阿美士德號” (Lord Amherst) 從澳門出發北上,沿途經南澳島、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和威海衛等地,復折往朝鮮,在朝鮮半島沿海遊歷達一月餘,留下有關朝鮮的詳細記述。(25) 這段親臨朝鮮半島的經歷,應對郭實獵寫成〈朝鮮語評論〉有重要幫助。郭實獵在文中介紹了朝鮮語字母由十五個輔音和十一個母音組成,並對漢語、朝鮮語、日語之間的關係做了簡短評述。(26) 這是傳教士中對朝鮮語最早的介紹。馬禮遜之子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 亦撰寫〈朝鮮語字音表〉(The Corean Syllabary),介紹了朝鮮語一百六十八個複合音節,認為通過友好和商業交往,朝鮮為西方廣知指日可待。(27) 裨治文則撰文介紹了由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編撰、1835年在巴達維亞出版的《朝鮮語偉國字彙》(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Language: To Which is Added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in Chinese and Corean) (28),並坦言其目的就是給那些希望學習朝鮮語的人提供更多幫助。(29) 限於本文主旨,傳教士關於朝鮮語言文字的評介此不贅述,下文將重點探討《中國叢報》關於朝鮮天主教會的記述。

     《中國叢報》中關於朝鮮天主教教會的記述,可歸結如下:
     一、壬辰禍亂與天主教首次傳入朝鮮。叢報指出, 福音首次被傳入朝鮮, 是在16世紀末。1592年,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其“軍隊中的大多數軍官和士兵是基督徒”。據統計,豐臣秀吉侵朝前,日本國內有傳教士二百人,教徒達一百八十萬人。(30) 據此可知,這一說法是可信的。“這些熱情的皈依者,在勇猛征服朝鮮人後,命令他們皈依福音。而這些軍官和士兵的仁慈和善行在朝鮮人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相當多的人皈依了天主教”,但福音之光不久即熄滅,因為日本隨後實行嚴厲的禁教政策,使日本基督徒幾乎徹底消滅,也波及到朝鮮信徒。(31)但是,壬辰禍亂對朝鮮天主教會發展的影響,迄今存在不同看法。韓國學者金得榥等認為,日軍隨軍神父及教士其傳教對象主要為日軍教徒,雖然他們“也向韓人傳教,幫助可憐的戰爭孤兒,給他們很多人施洗”,甚至戰後回到朝鮮的韓人俘虜中有不少人皈依天主教,“但他們在故土並未為天主教的發展做出任何貢獻”,因此,“壬辰倭亂中倭軍傳教師的宣教事業對朝鮮國內沒有帶來任何影響”。(32) 從後文的敍述來看,叢報也認為這次天主教的傳入對朝鮮天主教會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二、李承薰受洗與朝鮮天主教會的建立。叢報記述,壬辰禍亂大約一百六十年後,基督教再次被傳入朝鮮。傳入者是一位李 (Li, 實即李承薰) 姓朝鮮貴族青年。1784年,他隨其父來到北京(他父親是朝鮮國王派遣覲見中國皇帝的使節)。“這位年輕人喜歡研究數學,他向歐洲傳教士要了些書籍。傳教士們給了他一些數學書,趁機在其中夾放了一些關於基督教的書。”(33) 他被這些宗教書中宣揚的基督教義所感動,請求受洗為基督徒。當被告知基督徒祇能有一個妻子時,他回答祇有一個妻子;即使他有幾個妻子,如果因此不能成為基督徒,他會將她們全都休掉。最後,他接受洗禮,教名彼得 (Peter,也譯作伯多祿),成為第一位正式受洗為天主教徒的朝鮮人。(34) 甫返國內,他就向他的同伴及親戚朋友宣講基督教義,這些人成為他的首批信徒。他們又成為傳道者,不到五年時間,首都和附近鄉村的信徒就達四千人。(35)

     三、1785年教難。報導中提到,1788年,首都總督逮捕了一個叫 Thomas King 的人,原因是他傳播外國宗教。結果 Thomas King 被判流放,同年死於流放地;其他幾位信徒被總督訓誡後釋放。(36) 從文中的敍述來看,此事件應發生在1785年3月,而不是1788年,被捕者 Thomas King 應為金禹範。李承薰回國後,即開始傳教活動,以金禹範的家做聖堂,定期聚會、祈禱,但他們的活動被刑曹禁吏的一次常規巡查偶然發現,導致“乙巳秋曹摘發事件”,這也是天主教傳入韓國後的第一次教案。參加聚會的其他信徒訓誡後被釋放,而金禹範因提供集會場所遭流放,結局如前揭。

     四、尹有一赴京。文中提到,第一次教難後信徒並沒有嚇倒,反而使他們更加勇敢堅定。1787年教難稍為鬆弛,教務有一定發展。但因沒有神父,無法實施聖事,同時也有許多疑惑不能理解。1789年,他們派尹保祿 (Paul In) 前往北京求教。(37) 這位尹保祿實際上就是尹有一,進士出身。之所以派他去北京,與他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有關。在北京期間,保祿接受了聖禮、聖餐,主教回覆他們可以為新信徒施洗,但是不得施行其他天主教儀式,尤其嚴禁敬孔祭祖儀式。尹保祿返國時,帶有主教寫在絲綢上的聖職信。返國後,尹保祿向信徒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一切:教堂建築之美、神聖的宗教儀式,還有那些來自遙遠的西方傳教士。教徒們被這些描述所感動,認為不論多少代價,都要請求主教派遣一位神父來朝鮮。尹保祿和一名新信徒再到北京。實際上,昭顯世子離開北京時,就曾懇請湯若望往朝鮮派傳教士,這件事並傳到歐洲。據〈中國教會概況和向該帝國三個教會派三名司教的要求〉的簡報所載:“朝鮮王(世子)參觀北京,與耶穌會傳教師有親交,但耶穌會沒有傳教師可往朝鮮派遣。好不容易有了佈教之路,但因傳教師不足,未能派人。”(38)北京主教同意他們的請求,答應給他們派遣一位神父。由於朝鮮嚴格禁止西洋人入境,主教選派中國籍神父吳若翰前往朝鮮,因為“他不僅曾接受西方教育,而且長相與外表是典型的中國人 [⋯⋯] 如果穿上朝鮮服裝的話,在朝鮮不會輕易被識別出是中國人”(39)。吳若翰於1791年初從北京出發,但到達邊境指定地點後,因沒有教徒接應而未能進入朝鮮。在邊境逗留兩年後,1793年在中朝邊境去世。(40)

     五、1791年尹托馬 (Thomas In) 和權詹姆 (James Kuan) 事件。尹托馬的母親在臨死前,懇求孩子們在她的葬禮上不要舉行任何的迷信儀式。他們答應並信守諾言,但前來參加葬禮的親戚們要求擺放祖宗牌位。當尹托馬回答已將它們燒燬時,親戚們極為憤怒,開始詆譭反對基督教。尹托馬對他們說:“我們是基督徒。我們的母親也是一個基督徒,我們的宗教禁止我們向祖先進行迷信的崇拜。根據母親的命令,我們燒燬了牌位,我們不能再把它豎立起來。我們寧死也不改變我們的決定。”親戚們立即以不孝罪把兩兄弟押送至總督面前。尹托馬解釋了基督教的真相,指出祖先崇拜是愚蠢的。總督本就與尹家有仇,便起草了一份報告給國王,添油加醋地控告他們的罪行。國王勸他們放棄宗教信仰,但遭拒絕。兩兄弟被帶去重新審判。用盡各種酷刑都不能使他們屈服後,1791年12月7日二人被處死,臨刑時口中唸叨聖名耶穌和瑪利亞。(41) 根據文中所述,此事件是“珍山事件”。尹托馬即為尹持忠,是丁若鏞的表弟,權詹姆即為權尚然。尹持忠因在其母葬禮中拒絕執行祭祖、豎牌位等被視為異端行為的儀式而被逮捕,最後與權尚然等被處死。因其家住珍山,所以將此次教難稱為“珍山事件”。“珍山事件”表明,朝鮮政府與清廷一樣,也將禮儀問題作為鎮壓天主教徒的依據,祇是其慘烈更甚清廷而已。

     六、周文謨 (Jacques Velbzo) 赴朝與“辛酉教難”。因第一位神父未能進入朝鮮,北京主教又選派另一位。他是一位年輕的中國神父,1794年出發往朝鮮。但到邊境後遇到麻煩,直到第二年他成功進入朝鮮,受到熱情接待。他實施聖事聖禮,並勤奮地學習朝鮮語言。雖然朝鮮政府知道他抵達首都,但在教徒的掩護下,成功躲避三年多未被抓捕到。然而政府的禁教愈加嚴厲。一些信徒放棄房子和財產,跑到荒漠之地和山區以躲避那些地方統治者的迫害,一些人放棄信仰,但是絕大多數矢志不移,為宗教信仰犧牲了一切。同時基督教發展很快,1800年信徒已達一萬人。國王死去,尚為孩提的兒子繼位,由母后攝政。朝廷決定對教徒發動一次大迫害,形勢變得非常嚴峻。幾位剛皈依的信教官員被拘捕,李彼得已經從放逐地被召回再次被抓。審判委員會日夜開庭,用盡各種酷刑,許多叫不出名來。“死亡無數,悲痛巨大,以此來評判,就目前所知,這是自從王國建立以來絕無僅有的。大臣、廷臣、文士、貴族、市民、技工、工人、商人、經商者、婦女、兒童 —— 一句話,各個階層的人—— 在受害者當中,幾乎所有人都在受折磨,低聲抗議這種殘酷的壓抑,看不到何時停止的徵兆。”(42) 神父面臨的危險每天都在增加。為了解救教徒,1801年4月,他決定向總督自首。審問時,他聲明他來朝鮮是為了榮耀上帝,救贖民眾。1801年5月21日 (也有作4月19日),這位傳教士被處死。這次教難殉道者一百四十餘人,四百多人遭流放。這位神父殉道後,他們又派代表去北京要求派遣另外一位傳教士,但是在邊境就被逮捕。從搜查到的幾封信可以看到北京主教與朝鮮基督徒之間存在的關係。朝鮮政府認為,整個歐洲都在行動將要侵略朝鮮。他們給中國皇帝寫信,要求派遣軍隊來幫助他們,使中國皇帝確信有一百艘船不久將登陸他們的國家。幸虧中國皇帝沒有把此事當真,反而嘲笑他們膽怯。他回答他們說歐洲傳教士是值得信賴的人,他們在中國已經兩個世紀,他們的行為無可指責。至目前為止,在朝鮮還沒有歐洲傳教士,僅有的一位中國籍傳道者也已殉道。(43) 此段史實敍述的實為1801年的“辛酉教難”,這位殉道的中國籍神父就是周文謨。“辛酉教難”後,天主教在朝鮮的傳播日趨艱難。

     七、法國傳教士開教朝鮮。“辛酉教案”後,朝鮮教會又面臨沒有神父主持教務之局面,因此他們不斷向北京和羅馬寫信,要求派遣傳教士來朝鮮。他們還向陝西 (Shense) 主教和南京主教申請,但都沒有成功。直到1831年,法國傳教士布呂傑 (M.Bruguière) 被任命為朝鮮教會主教。他剛到朝鮮邊界,就被一場嚴重的疾病奪去生命。實際上,一位曾在那不勒斯中國學院接受過教育的中國籍李 (Le) 姓傳教士,也被奉派朝鮮教會,並在布呂傑啟程之前,已成功進入朝鮮。(44)

     確如叢報所述,“辛酉教案”後,朝鮮教徒一再致信甚至親自赴北京,要求派遣傳教士。丁若鐘之子丁夏祥1811年和1826年兩度致信教皇,報告朝鮮教會情形,懇請派傳教士赴朝。1827年,信終於被送達教皇利奧十二世 (Leo Ⅻ, 823-1829年在位) 手中。但因種種原因,直到1831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 (GregoryⅩⅥ, 1831-1846年在位) 才任命當時正在曼谷的法國傳教士布呂傑為朝鮮主教,同時決定朝鮮教會脫離北京教區,成立獨立教會。布呂傑是朝鮮教會史上由羅馬教皇任命的第一任主教,祇是他尚未進入朝鮮,即在邊境因病而逝。文中提及的這位 Le 姓中國籍傳教士,其發自朝鮮的傳教報告,介紹了有關朝鮮教務的情況和朝鮮語言的特點,指出朝鮮語對初到者是很難的。(45)

     第一位成功進入朝鮮的歐洲傳教士是法國傳教士羅穆邦 (M.Maubant,全名為 Pierre Philibert Maubant)。他在1835年12月到達朝鮮。緊接着鄭神父 (M.Chastan) 在1836年,范世亨 (Laurent Marie Joseph Imbert) 在1837年進入朝鮮。(46)

     八、1839年的“己亥教難”。維羅爾主教介紹了東北三省地形、氣候、物產、滿洲八旗的組成、朝鮮人參等外,重點介紹了1839年教難的情形。在這次教難中,范世亨主教等三位神父被處決。他們本來有逃走的機會,但為了保護教徒免遭更大迫害,他們選擇自首,而范神父僅有四十四歲。(47)

     《中國叢報》有關朝鮮天主教會記述之分析

     上揭《中國叢報》有關朝鮮天主教會的記述,使我們洞悉了從壬辰禍亂到19世紀40年代朝鮮天主教會的歷史發展。從中可以看到,天主教在朝鮮的傳播充滿坎坷,教難不斷。朝鮮政府所以對天主教採取打擊、迫害政策,是因為:

     第一、朝鮮自壬辰衛國戰爭收復主權直至近代,一直奉行鎖國政策,“它除了與中國保持宗藩關係以及和日本等國保持交鄰關係外,和世界其他國家處於隔絕狀態”(48),形成了強烈的排外心理,對外國的一切都加以反對。正如一位法國傳教士所認為的,基督教之所以在朝鮮受責難“僅僅因為它是外國的”(49)。而金禹範被逮捕處死,罪名是因為他傳播外國宗教。

     第二、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國, 康熙末年因“禮儀之爭”而開始的禁教政策,也影響到朝鮮,給李朝政府提供了迫害天主教徒的更大理由。實際上,朝鮮同樣存在禮儀問題。尹持忠“廢祭焚主”事件就是禮儀問題,其“廢祭焚主”被視為滅倫敗常之舉,也成為朝鮮早期士大夫信徒背教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傳教士囿於對朝鮮社會的瞭解,沒有意識到朝鮮政府對天主教的迫害,與黨爭有密切關係。這裡的黨爭指的是南人時派與老論僻派。早期天主教徒大部分都屬於南人時派。“辛酉教難”實際上就是老論僻派借宗教藉口打擊南人時派之行動。

     從《中國叢報》有關朝鮮天主教會的記述,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教會與天主教開教朝鮮的關係。雖然朝鮮天主教會的建立源自朝鮮人的自我要求,誠如有論者所指出的:“沒有聖職者入國傳教而自發自動的建立教會,為世界傳教史上之一特色。”(50) 但是,我們從前揭關於朝鮮天主教會的記述可以看出,天主教所以能開教朝鮮,確與中國教會有着密切關係:

     第一、朝鮮第一位正式受洗的天主教徒李彼得 (Peter Li, 即李承薰) 是跟隨作為赴京使臣 (51)的父親來到北京,由北堂法國傳教士顧拉茂神父施洗。朝鮮是先輸入西學而後才信仰西教即天主教的,並且都是通過中國輸入的。“17世紀以前韓國人的心目中幾乎沒有西方,即使對西方有認識也很微弱。”(52) 赴京使臣將西學輸入朝鮮。他們在京逗留期間,通過訪問北京天主堂和欽天監,與西方傳教士交往,把一些漢譯西學書帶回朝鮮,造成了一場“西學熱”。不僅包含西方天文、曆算等西學,還包含着天主教方面的知識。李晬光 (1563-1628) 的《芝峰類說》就包含大量天主教知識。韓國學者李元淳認為,赴京朝鮮使臣起到將漢化的歐洲文明即“清歐文明”輸入朝鮮王國的“文化導管”作用。朝鮮燕行使臣與西洋傳教士的頻繁接觸,對天主教開教朝鮮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日本學者夫馬進所說:“(朝鮮)朱子學的開花結果、被稱為北學或實學的學術流派的誕生與發展、基督教的傳播和受到迫害,無論是哪一個論題,離開了燕行使就根本無法論及。”(53)

     第二、中國籍神父開教朝鮮。由於朝鮮嚴禁西洋人入境,所以在北京的歐洲傳教士就採取了折衷辦法,派遣外貌與朝鮮人類似的中國籍傳教士到朝鮮傳教,為教徒主持聖事、聖禮。僅成功進入朝鮮開教且史籍留名的就有周文謨、李 (Le) 姓傳教士。(54) 有韓國學者認為,周文謨在朝鮮的活動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單純傳教的範疇。通過他的活動,18世紀末的朝鮮社會在瞭解和吸收歐洲外來文化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

     第三、朝鮮長期隸屬中國傳教區管轄。朝鮮雖然直到18世紀末才正式開教,但羅馬教廷卻早已將朝鮮劃歸中國傳教區。1669年9月13日,羅馬教皇克萊芒九世 (Clement Ⅸ,1667-1669年在位)以“以色列之家的監護者”名義頒諭,規定朝鮮教務由南京宗座代牧管理,南京主教羅文藻兼任朝鮮代牧。1702年,應方濟各會士的請求,朝鮮教務改由北京宗座代牧署理,直到1831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宣佈朝鮮脫離北京教區,成立獨立的朝鮮代牧區,由巴黎外方傳教會 (Pari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管轄。

     對於朝鮮天主教和中國教會的關係,當代著名天主教蘇主榮 (E.P.Wurth) 神父形象稱之為“中國教會的女兒”。(55)

     總之,《中國叢報》有關朝鮮天主教會的記述,無論對西方人瞭解天主教在朝鮮傳教事業抑或朝鮮社會整體都提供了難得的視窗,使這個“隱士之國”漸為世人所知。當然,由於它們係傳教士所寫的報導,出於呼籲西方對朝鮮傳教事業關注之需要,有些事實描述不免存在失實現象。以1785年“乙巳秋曹摘發事件”的記述為例,雖報導了Thomas King(即金禹範)被判流放且死於流放地、其他信徒在訓誡後被釋放之事實,但隨即用輕鬆的筆調寫道:“這次的迫害,基督徒沒有被嚇倒,反而使他們更加勇敢”(56),沒有把這次教難的慘狀真實寫出。實際上,這次教難雖然死亡的教徒僅金禹範一人,但教難後由於“來自家人親友的壓力(因為犯重罰要連累九族),不少人放棄信仰。連李承薰都被迫寫了一本〈斥邪文〉,公開宣佈背教;李檗也因父親自殺而放棄信仰。但隨後,兩人都公開認錯,李檗此後即度隱修生活,以眼淚和祈禱做補贖,去世時才卅一歲”(57)。該事件對朝鮮天主教傳教事業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這是我們從事教會史研究,在利用傳教士資料時應特別注意的。

【註】

(1) 譚樹林:〈《中國叢報〉考釋〉,載《歷史檔案》2008年第3期。

(2) (4)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 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8, Vol.2, p.333;p.344.

(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p.265.

(5) 馬禮遜遺孀艾莉莎·馬禮遜 (Eliza A. Morrison) 編輯的《馬禮遜回憶錄》(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將馬禮遜抵達廣州的時間誤記為9月7日 (見該書 Vol.1,p.152),然蘇精經過縝密考證後認為,馬禮遜抵達廣州的時間應為9月6日 (見氏著:《中國,開門!—— 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頁26),今從其說。

(6) 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London: Livingstone Press, 1924, p.62.

(7) (清) 王之春撰、趙春晨點校:《清朝柔遠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49-150。

(8)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82-83。

(9) [新加坡] 王慷鼎:《新加坡華文報刊史論集》,新加坡新社,1987年,頁9。

(10) 該刊與《中國叢報》同樣,本無中文譯名,所以其中文譯名有多種:李志剛譯為“印支搜聞”,見氏著:《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202;方漢奇、卓南生譯為“印度支那匯刊”,分別見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258;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17;鄧肇明譯為“印中拾遺”,見 [英] 未亡人編,鄧肇明譯:《馬禮遜回憶錄(全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246;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翻譯組譯為“印中拾聞”,見 [英] 艾莉莎.馬禮遜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翻譯組譯:《馬禮遜回憶錄》(1),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頁251;新加坡學者龔道運譯為“印華搜聞”,見龔道運:《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65;吳義雄先是譯為“印中搜訊”,後認為“印中搜聞”更妥,見吳義雄:〈印中搜聞與19世紀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年第2期。國家圖書館出版的該刊合集,也譯為 “印中搜聞”,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本文取“印中搜聞”。

(11)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67.

(12) (1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148; pp.149-150.

(14)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Lanham &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Inc.1996, p.292.

(15)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8, p.435.

(16)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p.221.

(17)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New York & London: G.P.Putnam’s sons, 1889, pp.77-78.

(18)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 pp.1-5. 另據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 —— 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8-29。

(19) 王樹槐:〈衛三畏與《中華叢刊》〉,林治平主編《近代中國與基督教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頁180。

(20) Rosewell S.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3, p.28.

(21)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Hermit Nation,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4, Fourth Edition, p.10.

(22) 關於郭實獵的中文名字譯法,中文論著中又作郭實臘、郭士立、郭甲立、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等等。據黃時鑒師考證,其本人簽名用的是“郭實獵”三個字(見氏著:《東西交流史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317註⑩),此處從之。

(23)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pp.56-66.

(24)不少著作將“阿美士德號”從澳門啟航的時間記作“2月26日”,但郭實獵明確指出是“2月27日”,見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H.Days, 1834, p.160.

(25)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pp.263-288.

(26)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 pp.276-279.

(27)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2, pp.135-138.

(28) 關於《朝鮮語偉國字彙》的相關介紹及研究,請參 [韓]鄭光:《朝鮮語偉國字彙》,弘文閣,1978年;陳輝:〈麥都思《朝鮮語偉國字彙》鉤沉〉,《文獻》(季刊) 2006年第1期。

(29)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pp.195-196.

(30)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p.465.

(31)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568.

(32) [韓] 金得榥:《韓國宗教史》,柳雪峰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228-230。

(3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568.

(34) 此處原文中沒有提及給李承薰施洗者為何人,實為北堂法國傳教士顧拉茂神父 (Jean Joseph de Grammont,中文名梁棟材,1736-1812)。韓國學者金得榥認為給李承薰施洗者為湯士選 (Alexandre de Gouvea, 1751-1808);李元淳則認為李承薰在京期間曾多次與湯士選筆談([韓]李元淳:《韓國天主教會史研究》,韓國教會史研究所,1986年,頁364-365),均誤。因為該年雖已宣佈湯氏為北京牧者,但其到任已是三年之後,見[法]榮振華等:《16-20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耿昇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535。

(35) (36)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568; pp.568-569.

(37)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570. 此時的北京主教湯士選 (Alexandre de Gouvea, 1751-1808)。

(38) [韓] 金得榥:《韓國宗教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234-235。

(39) [韓] 趙珖:〈清人周文謨來朝及其活動〉,載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第四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236。

(40) (41) (42) (43) (44) (45) (46)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8, p.5 69; pp.570-571; p.572; p.572; p.573;p. 573; p.574.

(47)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5, pp.453-459.

(48) 蔡建:《晚清與大韓帝國的外交關係 (1897-1910)》,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頁15。

(49)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570.

(50) 趙匡為:《世界宗教總覽》,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頁368。

(51) 赴京使臣是指朝鮮王朝派往北京的外交使節。朝鮮政府將派往明朝的稱“朝天使”,派往清朝的叫“燕行使”,稱呼的不同顯示出朝鮮王朝對明朝、清朝的不同態度。

(52) [韓] 金美子:〈韓國是如何通過中國接受西方文化〉,《中華讀書報》2001年12月20日。

(53) [日] 夫馬進:《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伍躍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頁1。

(54) 也有學者認為此次赴朝鮮的傳教士叫劉方濟神父。

(55) 蘇主榮:《中國教會的女兒 —— 韓國天主教慶祝開教二百週年》,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94年版。

(56)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570.

(57) 黃德寬:〈韓國教友與韓國天主教〉,臺灣輔仁大學《神學論集》第64期 (1985年),頁29-32。

* 譚樹林,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後,現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基督教在華傳教史及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的教學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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