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帝曹操(155-120) ﹝廣州﹞盧延光繪圖
對中華文化在國外的影響研究，這些年來，人們更多的眼光是投向西方。事實上，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和影響，時間更早，影響也更為深遠。其中，中華文化在泰國的傳播和影響，具有它獨特的內涵和路向。本文的目的，是通過一個文本——《三國演義》在泰國流傳軌跡的研究，探索接受者對中華文化的選擇、接納及其“內化”的模式。
中泰兩國是友好鄰邦，中泰的文化對話很早就開始。早在三國時期，吳國官員奉旨於公元245年出使扶南等國，在他們回國後的著作中，就有關於泰國地區國家的記述(1)。到了公元7世紀，唐大和尚玄奘的《大唐西域記》(2)，也提及建於湄南河下游的墮羅底國(3)。中國古籍對墮羅鉢底國有很詳細的記載，可見當時兩國之間已有較深的交往。唐代貞觀年間，這個國家曾兩度派使節到中國，在長安受禂溒朝廷很好的接待。北宋徽宗政和五年，派過使節出訪泰國地區的羅斛國。元朝時，羅斛國也先後五次派使節到中國訪問。而創建於公元1238年的素可泰王國(4)，也十分注意同元王朝建立友好關係，公元1292年，素可泰王國國王藍摩甘亨派使節到中國遞交友好金葉表文。藍摩甘亨在位四十年，六次遣使訪問中國，元朝廷於1299年賜贈他“金縷玉衣”和王子“虎符”(5)。在明王朝取代了元王朝之後，與泰國地區的阿瑜陀耶王國來往密切，據明史記載，明代二百七十年中，阿瑜陀耶遣使臣到中國訪問一百一十二次，中國也派使臣訪問阿瑜陀耶十九次。明太祖朱元章還專門派了使者賜阿瑜陀耶國王“暹羅國王之印”，之後該國正式稱為“暹羅國”(6)。中泰兩國的文化交流，在明朝以後更為活躍。明太祖洪武初年泰國就派遣留學生來中國的國子監讀書。明正德十年，明朝廷還在暹羅貢使隨員中，選留通譯在“四夷館”中敎授泰語，培養通譯泰語人材。明萬曆六年，在“四夷館”中增設“暹羅館”，招收十二名學習泰語學生(7)。數百年來，在中泰頻繁的文化交往中，中國文化已深深地滲入泰國，成為泰國文化發展的重要契機之一。
漢昭烈帝劉僃(161-223)
〔廣州〕盧延光繪圖
中國文學在泰國的傳播，是在中泰互相往來和自覺交流的文化背景下出現的。因歷史和地緣的關係，中國很早就有人民移居泰國，特別是中國東南部沿海的廣東、福建兩省，移居泰國的人更多。中國的古劇、古詩，就是隨著這些中國移民入傳泰國的。但是，中國文學在泰國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并非戲劇和詩歌，而是中國古典小説，特別是中國歷史小説《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的入傳泰國，是出於泰國曼谷王朝一世王帕佛陀耶約華(即拉瑪一世)的倡導。作為王朝奠基者，拉瑪一世(1782-1809)即位以後，面臨著安邦定國的歷史使命，為了擺脱戰爭和紛亂，他極力恢復和發展封建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而且主動致書清朝政府，請求維持與中國的朝貢關係，拓展與中國的貿易(8)。為了復興和繁榮曼谷王朝的文學，他召集過全國僧、俗文人大會，敦請他們發揮專長，致力文學創作，歌頌新王朝。他本人也參與文學創作，著有《抗緬疆場的長歌》。由於當時王宮中設有漢文進修班，王朝中的一些人能直接閲讀中文本的中國古典小説，中國的歷史小説在他們面前打開了一個新的天地，大大地刺激了他們對中國興趣，從而表現出一種向中國歷史小説要精神財富的極大熱情。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拉瑪一世親自頒御令任命大臣、詩人昭帕耶帕康負責主持翻譯《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譯作於1806年完成，先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朝廷內外轉抄流傳，然後才走向民間，在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三國熱”。經過半個多世紀無數次的轉抄傳播，《三國演義》手抄本於1865年正式印刷發行，出版後供不應求，反複重版，僅拉瑪五世在位期間(1868-1910)，就先後再版六次，至本世紀70年代初，共再版十五次，是泰譯中國古典小説再版最多、印刷量最大的一部。因為手抄本的泰文本《三國》祇有八十七回，有明顯的刪節，1978年泰國作家萬納瓦翻譯出《三國演義》的一百二十回本。《三國演義》全譯本的問世，又一次把泰國的“三國熱”推上了高潮(9)。在這之前的大半個世紀，泰國作家已把泰文本《三國》的一些故事改編成歌舞劇，如獻帝的故事、貂嬋與董卓的故事、呂布與董卓的故事、周瑜的故事等。這些歌舞劇在泰國城鄉演出，廣受群眾的歡迎。與此同時，泰國文藝界還出現了以《三國》為題材的戲曲和説唱文學。因為泰國宮廷崇尚中國古典小説，歷代王朝的國王又厚愛《三國》，在泰國王宮裡的擺設中，還有“桃園三結義”、“空城計”、“鳳儀亭”等漢字和彩畫。一些王公大臣的府邸，中國建築物上的雕刻和繪畫，也多取材於《三國》中傑出人物和重要事件。因泰國傳統的文學作品，詩歌是主要的表現形式，而泰譯的《三國》，是用散文翻譯的文學作品，它的流行和傳播，在泰國形成獨樹一幟的“三國文體”，促使泰國文學從以詩歌為主體的古典文學向以散文為主體的現代文學轉變。《三國演義》在泰國的傳播和影響，至今已兩個多世紀，但勢頭仍在，直至本世紀中葉以後，泰國文學界還產生了不少用泰文改編、改寫的“三國”，這些作品，不是原著的翻譯，而是以《三國》的故事和人物為題材，重新創作，注進自己的思想(10)。它們已不是中國意義上的三國故事，而是泰國文化觀念在一個特殊框架裡的表現。因三國故事在泰國流傳廣、影響大，泰國敎育部曾把泰譯本《三國演義》的部份內容編入中學課本，許多泰國人還著令子孫幼年便誦讀《三國》。
從《三國演義》入傳泰國前後的歷史文化背景和它入傳以後的種種現象看，這部中國歷史小説在泰國的傳播和影響，已不僅僅是一個純文學的現象，而是一具有更大內涵的文化現象。中國文學作為放送者，《三國演義》流傳禂湬國是中國古典小説中的一個文學文本，但就泰國王朝的接受者、傳播者的主體觀念和方法論而言，他們對《三國演義》的選擇和接受《三國演義》的視角，更多的因素是非文學的，是為了從這部中國歷史小説中學習軍事、政治外交和倫理的知識，把它作為一個上述各方面借鑒的範本，化入內心，建設和鞏固自己的國家。這就使《三國演義》在泰國產生了一種“超越影響”，即：把一個文學文本閲讀成一個軍事文本、政治外交文本和倫理文本，大大地突破了文學文本影響的範圍。因而我們考察《三國演義》在泰國的影響和傳播時，就應該有一種更為開放的眼光，不能祇局限於文學文本的範圍之內。
吳大帝孫權(182-252)
〔廣州〕盧延光繪圖
近兩個世紀來，《三國演義》在泰國流傳的軌跡是：首先進入朝廷，在國王倡導下由朝廷大臣主持譯介，繼而在朝廷內外轉抄傳播，然後走向民間，以多種藝術形式廣泛流傳。路向是由上而下，表現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影響的“宮廷模式”。
在世界文化史上，兩種文化的化合往往有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任何文化接納外來文化，都會有所選擇。這種選擇一般是出自“受方”本民族的需要——時代的與歷史的、社會的與接受者的各種需要。拉瑪一世頒御令翻譯《三國演義》，是在上世紀初泰國曼谷王朝剛剛擺脱戰亂轉入創業的時期，出於本土文化的需要，用拉瑪一世的繼承者拉瑪二世的話説，就是因為它對“國家公務有裨益”。眾所周知，《三國演義》演述的是中國三國時代的故事，書中寫的是蜀、魏、吳三國之間政治、外交、軍事的鬥爭，是三國的“興亡史”。故事起於劉備、關羽、張飛桃園三結義，終於三國歸晉。在小説中，蜀魏矛盾被放在主位，吳蜀、吳魏的矛盾被放在從屬地位。此外，還描寫了各國內部複雜微妙的鬥爭。作者通過各種事件，把政治上的鬥爭經驗和人物智慧，形象生動地表現出來。從作品的整體看，《三國演義》是一部以戰爭為主要題材的小説，戰爭是這部小説情節的基礎。小説通過漢末幾個封建統治集團的矛盾衝突來展開戰爭的描寫，圍繞人物把鬥智、鬥勇和列陣描寫結合起來，著重描寫雙方的戰略、戰術，形勢的對比，地位的轉化，以及雙方如何在戰前分析局勢、部署兵力，如何在戰爭中出奇制勝等等。過去中國的一些軍事家和農民起義領袖，往往熟讀此書，從中學習作戰的戰略、戰術。在泰國歷史上，緬甸軍隊曾多次入侵泰國，曼谷王朝創建初期，為了鞏固邊陲，特別是預防和對付緬甸的入侵，曾召集御前會議，研究抗擊緬軍的戰略部署，他在此時頒御令翻譯《三國演義》，首先是把它作為兵書來學習。這一點，可以在泰國作家萬納瓦為《三國演義》全譯本寫的<序言>中得到印證(11)。
在中國文學史上，《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説的三大名著。這三部書的故事，都是在民間長期流傳後，經文人作家加工再創造而成的。三國故事和水滸故事，都是宋代講史的題材，西遊故事是説經話本的題材。三部作品都有很強烈的英雄主義色彩，在藝術上也各有千秋。曼谷王朝的上層人士有不少人能直接閲讀中文本的中國小説，他們對中國文學的瞭解和認識，不像歐洲人那樣，是借助來自間接的第二手材料，而是直接的感覺和對話。他們應有機會閲讀這三部巨著。為何拉瑪一世和朝臣特別厚愛《三國演義》? 這裡就有一個文化“過濾”和選擇的問題。三國故事在民間長期流傳中，“擁劉反曹”的正統觀念十分突出，作品對蜀漢統治集團“忠義”的歌頌，是以他們“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為前提的。書中把“義”提到五倫之上，當作一種高尚的道德標準。小説寫劉、關、張為了“伸大義於天下的共同理想而結義”，情節十分動人。劉備是蜀漢集團的首領，被作為理想的好皇帝來塑造，他忠於桃園結義的誓言，身上有“仁君”禮賢下士、知人善任的優點。作為忠臣賢相的諸葛亮，是封建時代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有安邦定國的宏願和苦幹精神，對蜀漢王朝忠心耿耿，“鞠躬盡瘁，死而後巳”，是忠貞和智慧的化身。關羽是劉備手下無敵的將領，是一個具有崇高感情世界的神武英雄，在他身上集中表現了作者的忠義思想。所有這些，對於當時正在努力強化皇權、安邦定國的拉瑪一世，都有積極的借鑒作用。與《三國演義》所表現的正統觀念相反，《水滸》和《西遊記》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一種對朝廷的叛逆思想。這應是曼谷王朝在文化上首先選擇、接納、認同《三國演義》的重要原因。
如果説，1806年泰譯《三國》手抄本在朝廷內外流傳，出現了19世紀初泰國圍繞“三國熱”形成的中泰文化交融熱潮，是適應早期統治者治世的需要。那麼，後來，《三國演義》的印行，一些詩人、作家以泰文改寫“三國”、仿作“三國”，或將其精神融匯到自己的詩歌、戲劇中去，以及全作譯本的問世，則主要是適應廣大讀者的審美需要。這當中有一個從官方“接受”的“宮廷模式”向非官方“接受”的“民間模式”轉變的過程。在一般情況下，一個文學文本的傳播，往往是因為文本自身的審美價值，它適應了“授方”讀者的審美需要，像早期在泰國傳播的中國古劇和傀儡戲，觀眾接受它們，是出於一種審美的動機，它們是作為一種娛樂文本在民間傳播。但《三國演義》在泰國的傳播，早期泰國宮廷對它的引進和接納，雖有文學文本的藝術魅力的作用，對於王朝的接受者，更重要的是治世。閲讀眼光和動機已越出了文學文本自身，而是把它作為一個非文學文本使用，其功利動機是十分明顯的，是一種有組織、有意識、有目的的自上而下的推廣，與出於娛樂動機的民間傳播不同。直至拉瑪四世(1851-1868)，國家的內外條件已發生了大的變化，王朝注意力放在內部的社會改革，隨著把原先掌握在國王手裡的翻譯中國古典小説大權下放，轉為由朝中大臣管理，翻譯的宗旨也由上層軍事、政治需要轉為供朝野娛樂，不再在朝廷中設立專門翻譯的機構。在這之後，《三國演義》等泰文譯作就更多地走向民間，作為審美的文學文本為廣大讀者所接受。由於後來的接受者主要不是官方，而是民眾，閲讀動機、功能、意義不一樣，譯介工作也就日益面向大眾，泰譯的中國古典小説就越來越多，題材也是多種多樣的。
從上面對《三國演義》入傳泰國“宮廷模式”的展示，我們應該有所發現：在文學的傳播過程中，文學文本不完全是文學的文本。對於某些接受者，它可以成為非文學的文本。一個優秀的文學作品，由於它內容的豐富性，在傳播中，可以向許多緯度展開它的影響，應該是一個開放型的文本。面對這樣一個開放的空間，我們在重新思考和回答甚麼是文學和文學的作用問題時，恐怕就不能僅僅著眼於單一的“審美”，而應當承認文學在歷史和現實中有它更為廣大的天地。
【註】
(1)《水經注》卷1引康泰《扶南傳》。
(2)《大唐西域記》卷13。
(3)《新元史》卷255。
(4)素可泰王國，是一個以泰族為主體的國家，有“泰族文明的搖籃”之稱。
(5)《泰國史》頁36。
(6)《明實錄·洪武實錄》卷150。
(7)《續文獻通考》卷47《學校考》。
(8)《泰國史》頁145。
(9)泰文本《三國演義》出版、再版資料轉引自王綿長《中國文學在泰國》。
(10)泰國作家創作的“三國”作品，最流行的是作家雅鵠創作的《説書本三國》。
(11)泰文本一百二十回《三國演義》序言：“在泰國，多年來《三國》不僅是人民普遍閲讀的文學作品，還是部隊官兵學習的兵書。”
《水滸傳》泰譯本序言：“兔年，國際部書牘處下令翻譯《水滸》為泰文，旨在予民間像聽故事般傳誦。
*饒芃子(1935-)，廣州暨南大學前副校長，文學院敎授，文藝學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主要編著(或合作)有《文學入門》、《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藝術的心鏡》、《傳統文學與當代意識》叢書、《文心雕龍研究薈萃》、《中西戲劇比較敎程》、《中西小説比較》、《心影——饒芃子評論選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