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史記》中所記百濟比較完備的官品冠服制可能到七世紀初期才形成，在韓國出土的多件百濟金銅冠帽、銀花冠飾、鐵製冠心彌補了傳世文獻對百濟冠服制度記載的不足。而關於中古中國官員冠服制的傳世文獻記載詳細，但少有中古時期官員完整的冠及冠飾出土。從武寧王陵出土的王的金冠飾中瓔珞環結處有補修的痕跡，彌勒寺址出土銀花冠飾和尺門里冠飾上也有修理過的痕跡，說明這些冠飾是生前佩戴的，而不是臨時製作的陪葬品。從百濟金銅帽冠中受鉢所處位置和形態來看，與中國中古冠中的“白筆（或垂筆）”的形態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左右立飾”更像《周書》中言及的“冠兩廂加翅”。從歷史時期東北民族的生活習性來看，早在南北朝時期，便有王朝的史書記載他們使用白樺樹皮的情況，百濟王室和官僚階層使用白樺樹皮做金銅冠帽的內飾，並不是因陋就簡，或者因為其為陪葬品，而是因物制宜，這一點和中國使用竹子製作冠的骨架以及白筆的主幹，如出一轍。陵山里中上塚出土的金銅冠裝飾與中古中國墓葬出土的金璫類型相近，由此可見其主人政治地位很高。除武寧王墓為百濟國王的陵墓外，金銅帽冠和中國陶瓷器一起出土的墓皆為大型墓葬，並形成以其為中心的一處墓葬群。由此，我們揣測墓主絕不是一般官僚，不僅是地方權貴，而且和百濟王室之間有密切的政治關係，這些中國的黑釉雞首壺、青瓷壺通過冊封體系，或被賜予或被交易，從中國到百濟，成為百濟王室或地方權貴們的專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