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孫中山與澳門鏡湖醫院關係的論著，大多以據說是孫中山向鏡湖醫院借錢的〈揭本生息贈藥單〉為主要證據。據筆者之新研究，此一被顯示為孫中山親筆書寫於光緒十八年十月三十日(1892年12月18日)的借單，其公開面世始於1940年香港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此後，就一直被當作真實的歷史文物資料。其各時期的照片或影印件，更被各種書本和互聯網頁廣為轉載，其錄文甚至被當作孫中山本人的著作收入《孫中山全集》，經常被研究孫中山歷史的論著所引用；直至最近在澳門舉行的一個有關辛亥革命的學術研討會，就有趙利鋒〈中山先生在澳行醫時期交遊人物考之一—— 華商曹子基及其家族〉、湯開建〈晚清澳門華人鉅賈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彭蕙〈孫中山在澳門的行醫活動探析〉、帥倩〈從館藏文物“揭本生息贈藥單”看孫中山與澳門〉、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醫務及其革命〉等多篇論文，都繼續信用這張借據。此外，還有一張孫中山向澳門鏡湖醫院借錢的單據，其所書訂立日期為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七日（1893年4月22日），與上件格式、內容大同小異而沒有題名，原本為孫中山居澳的外孫女戴成功收藏，後來被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徵集珍藏至今，最近，才被澳門鏡湖醫院歷史紀念館作為孫中山的重要文物公開展出，並載入了最新出版的有關書籍。此件以往並無學者著錄和論及。
然而，經過筆者的最新研究，發現其中存在很多疑偽之點與問題，表明兩者都絕對不可能是孫中山當年親筆撰書與簽名的借單。筆者在去年澳門理工學院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已經對此發文談了初步看法，現再根據對新見資料的更深入比較研究，補充成此文以就正於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