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澳門的歷史，一般都會涉及一些有關澳門美麗的風物景色、歷史傳說和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大歷史事件等。僅就澳門繪畫史而言，也是如此。美國人威廉‧ C. 亨特（William C. Hunter）1825年少年時即到過澳門，在其1855 年出版的《舊中國雜記》一書中寫道：“澳門自1762 年以來，一直是廣州的外國僑民的避暑勝地。（⋯⋯）世界上能有這麼好的景致，而且在地理上、歷史上、政治上都如此繞有趣味的城市，總共沒有多少個。” 20 世紀40 年代，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也在避居澳門時期所作〈澳門藝術的溯源及最近的動態〉一文中寫道：“濠鏡這個地方，有人說是珠江口外的避暑區；我說是馬交半島的花園城。面積雖然不很大，林木也不很深，但是三面環水，數點青山，柳堤西畔的傍水人家，屋角籬邊處處都塒花種竹。清朝則曉風殘月，帆影濤聲；黃昏又寡日銜山，漁舟唱晚，真的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景了。我往往在晨光曦微和夕陽西下的當中，就會到東西望洋或海角沙灣獨自領略欣賞那大自然的美。誰道‘五嶽歸來不看山’呢！（⋯⋯）這風物的清美，是一幅自然賦彩的圖畫，為天地靈氣的所鍾，不啻為藝人天然的模特兒。似乎人以地靈，得江山之助，應該產生多少偉大的藝術家、鑒藏家、欣賞家。”的確，像澳門這樣扼守中國南大門珠江入海口瀕臨萬頃波濤風景如畫的美麗半島，曾經孕育過多少偉大的畫家、風流人物、故事和中西繪畫交流的歷史，追溯起來，真會讓人驚歎不已!
高劍父的〈澳門藝術的溯源及最近的動態〉，可以說是一篇最早的系統探述澳門繪畫史的文章。高氏所謂“澳門藝術的溯源”，追溯澳門繪畫的歷史源頭是明末清初時在澳門“作寓公”的山水畫家吳歷。顯然，高氏之論其實是就澳門的中國畫史而言，如他認為吳歷“晚年將西畫之法參入中畫而自成一派，〔⋯⋯〕原來本澳可稱之新國畫的發祥地了。”此言頗有道理，中國歷史上融西化中的“新國畫”，確實與澳門有密切關係；作為影響過吳歷的西方宗教繪畫，早在明代後期就已經傳到了澳門，並通過澳門傳入了中國內地及至宮廷，對明代中國畫的變革，產生過不小的影響。就藝術發生學理論而言，跨文化的影響是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之間的溝通與互動，“因為任何兩種活動取得協調的前提是主動性” 。此外， 1579 年7 月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到澳門時，為便於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在澳門請了一位中國畫家教他學習中文（參見黃啟臣《澳門通史》第118 頁，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 年5 月出版），可惜未見這名中國畫家作品遺存，也許這位畫家就是最早受西方繪畫影響，參用西法作中國畫的畫家。即使以僅有的確鑿歷史證據而言，我們也完全有理由認為，澳門是中國之“新國畫的發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