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因傳播西方科技文化有功，死後萬曆皇帝慷慨賜葬。在京他曾給明末皇宮獻琴，編寫《西琴曲意》，傳播西方音樂。中國音樂也隨着《利瑪竇中國劄記》在歐洲的刊行，在一定程度上被歐洲人所瞭解。然而，由於利瑪竇的身份是傳教士，職業是傳教，他缺乏音樂家的專業修養；而廣泛、深入地考察中國音樂並非是他能夠做到的份內的工作。因此，他難以對中國音樂形成正確的認識，也難以對中國音樂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西音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