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到歐洲旅遊時，到處都可以看到天主教教堂：德國的科隆大教堂、意大利的米蘭多莫大教堂、佛洛倫薩的百花大教堂、威尼斯的聖馬可教堂，還有梵蒂岡的聖彼特大教堂，都是金碧輝煌，美侖美奐，就連一個歐洲普通的無名小鎮的教堂，也堪稱一處藝術珍品。再看北京的南堂，儘管也有四百年歷史，但其規模其豪華程度都大為遜色。它作為北京主教座堂卻至今連一台管風琴都沒有，相比之下，就像是豪門貴族面前的乞丐。就教堂而言吧，難道這還有甚麼可稱道的嗎？
其實不然，北京的天主教堂南堂，自1605 年利瑪竇創建開始，就不僅僅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宗教場所，其如同在歐洲的任何一個城市中的教堂一樣，它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它是在具有五千年歷史傳統的中華大地上、在幾千年以儒家學說為主導的封建王朝的都城裡的一棵天主教文明的種籽、西方文明的種籽，是遠在幾萬里之外的歐洲文化的一面鏡子。在最初祇有幾十間房屋的一方土地上的這一特殊建築，不僅承載着天主教這一外來的、與中國傳統宗教有着諸多不同特點甚至有着若干針鋒相對的矛盾的宗教，同時還像一顆閃爍着太陽七色光輝的小露珠一樣，體現了歐洲科學與藝術的方方面面：天文學、數學、力學、地理學和測繪地圖術、鐘錶術、水力學及水利機械、光學望遠鏡（及顯微鏡、眼鏡等）、印刷術等科學知識與生產工藝；音樂（包括樂器製造和樂理知識）、美術（油畫和雕塑）、建築藝術、玻璃及琺瑯製品等藝術門類，以及西洋葡萄酒、西醫藥等等。換句話說，南堂不僅僅具備其宗教場所的功能，還具有展示西方科學、文化與藝術的博物館、演奏西洋音樂的音樂廳、進行科學實驗的實驗室、收藏圖書的圖書館、刻印出版圖書的印書局等多方面的綜合文化功能，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從利瑪竇定居北京開始，從皇帝、大臣到普通老百姓，無數家住北京或作客北京的中國人，甚至還有朝鮮人，正是從這座相對來說極為簡陋的天主教堂中，瞭解到世間還有另一種文明，一種與中華文明極為不同，但起碼可以與之並駕齊驅、在不少領域甚至處於領先地位的異質文明。以徐光啟為代表的晚明開明學者群體，因此而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驅。進入清朝以後，情況有所變化，在順治、康熙兩代君主的推動下，西學進入宮廷，但也基本上被禁錮在宮廷之中。儘管如此，畢竟使不少明眼人如趙翼等，在參觀領略了南堂的異國風采之後認識到：“奇哉創物智，乃出自蠻貊。”“始知天地大，到處有開闢。人巧誠太紛，世眼休自窄。域中多墟拘，儒外有物格。”自順治、康熙皇帝開始，西方的天文學和觀天治曆之術、地理測繪之術以及數學、幾何學等學科就在中國學術界確立了不可動搖的主導地位，從湯若望開始，西方傳教士領導中國欽天監長達二百年之久。有人提及“利瑪竇等人把歐洲的天文、數學、地理等知識傳播到中國，給中華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的這一歷史過程，正是在北京（當然也包括其它地方的教堂）的天主教堂，特別是南堂最集中地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