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像在15 和16 世紀時候那樣，歐洲的基督教高層、教團、甚至冒險家們被基督的最後號召動員起來：“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馬可福音， 16 : 15）這是歐洲基督教世界找到的用來平息所有關於教化“異教徒”和“野蠻人”的議論的理由。但是，可以肯定地說，這不是唯一的理由。眾所周知，發生在15世紀的大規模征服行動和地理發現有其經濟、政治和宗教的多重原因，重塑並開啟了從前的" 聖戰精神" ，並將其與16 世紀末葉" 傳教團" 和" 傳教士" 理念為中心的一種新的全球傳教思想融合在一起。事實上，在與伊斯蘭世界的爭鬥中，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採用的中世紀古老的聖戰思想體系是建立在對領土的武力征服基礎之上的，不能適應15世紀地理大發現開啟的現實。現在，需要通過言語將基督的號召付諸實踐，這不是因為一些人不主張和不使用武力，而是考慮到這些地區與歐洲都會的距離及其政治形勢。然而，隨着葡萄牙在一個亞洲飛地政治主權的擴展，福音的傳播總是伴隨着深刻的文化衝突，就像在果阿發生的典型情況那樣。在這裡，從一開始，就主張摧毀當地的文化和宗教，建立一個天主教和葡萄牙政權下完全的" 基督城市" ，正如席爾瓦．迪亞士（Silva Dias）在回憶中強調的那樣：“我們的公德觀念建立在意識形態方式和功利性的基礎上，兩者結合，理論與實踐融為協調一致的統一體。” 16 和17 世紀宗教和世俗的編年史家都曾強調過在征服與傳教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繫，甚至寧願用前者來命名自己的著作。嚴格地說，葡萄牙的擴張歷史實際上是將三個互相關聯的方面結合在一起，即貿易、軍事和宗教， 三者不可分離，否則，便會造成研究和理解上的局限性。它們同樣有助於對16 和17 世紀基督教傳教事業甚至葡萄牙在印度飛地所遇到的困難作出解釋。自從1542年聖方濟各．沙勿略來到印度的時候起，基督教傳教事業在這裡就不是一帆風順的，這不但是由於16世紀歐洲宗教界出現了嚴重危機，同時也是由於在面對其它宗教蔭庇之下的那些具有千年文化和思維方式的社會中的文化特性、各種權力和影響時，教團及其成員顯得準備不足。在多種因素的環境之下，沒有一個針對印度環境的特殊的傳教計劃，即使到了16世紀末葉更為有組織的傳教活動開始的時候，至少存在着四種不同形式的傳教活動 ： 1）專門為葡萄牙和歐洲殖民地服務的傳教活動，從一般的教育活動擴展至傳播宗教教理；2）以使葡萄牙政治統治下的本地居民皈依為目的的傳教活動；3）試圖在受伊斯蘭教強烈影響下的地區例如大莫臥爾王國和蘇丹國的臣民中間，甚至更遠些的古波斯王國傳教；4）最後，依靠耶穌會士在當地社會和文化實行本土化的傳教活動，就像羅伯特．德．諾比利（Robert de Nobili）後來在馬杜賴（Madurai）遇到的那樣的情況。我們要強調的是，如果不將地區特點與研究戰略相結合，對耶穌會士們在印度一些地區的活動進行研究將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這些地區的文化特殊性迫使耶穌會士在其傳教活動中，除了遵循某些基本的原則之外，還必須遵循各種不同的本土化、牧靈和福音傳播戰略。因此，我們試圖更深入地走進那些後來成功接受了新耶穌會成員的印度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