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年11月2日，羅馬宗教法庭對中國的禮儀問題作出“裁決”，挑起了在基督教入華史上具劃時代性質的“禮儀之爭”；1705 年，教皇特使鐸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由澳門入華，傳達教宗敕令，廢止耶穌會士奉行的在華傳教的“合儒”政策，康熙皇帝與教皇格勒孟十一世的爭執加劇；1706 年，清廷實行西方傳教士入華必須持有“印票”的制度（清政府向尊重中國禮儀的傳教士核發的特許證），無“票”者的活動將被查禁，他們多被逐往澳門；1725 年，即位不久的雍正發佈“禁教令”，把天主教作為違禁教派明確載入《大清律》，使禁教由文化政治舉措提昇為法律乃至國策規範。自此以降一百二十年，對基督教的查禁政策，清朝始終奉行不替，且愈益嚴厲。此一局面到鴉片戰爭之後方才改觀，禁教政策一變而為弛禁政策。此乃清朝國策的重大修改和有清一代外交和宗教政策的重大變動，聯繫到此後延綿不絕的民教衝突的發生，聯繫到此後教會在華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活動，這紙弛禁令的意義就愈發大了。對於這一重要事件，揆其內幕，仍有不少疑點有待澄清。而頗有意思的是，弛禁交涉主要在澳門進行。迄交涉幾近三百年前，澳門是明清之際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最早地區，時光荏苒，此時澳門又成為基督教弛禁交涉的談判處所。其中緣由恐亦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