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地處南中國邊緣地區，在兩個政治實體和兩種獨特文化哺育中成長，擁有與眾不同的身份認同。社區建基於歷史文化，而身份認同的概念與社區意識息息相關，包含的不僅僅是個人意識（個人身份認同），更涵蓋了特定的文化“遺產”（文化身份認同）。一種集體的文化身份認同，所指的是“一群有共同經驗和文化象徵的人，對於延續性、共同回憶與命運的感受與價值標準”（史密夫，1990：179）。 喬納森．弗里德曼有更概括的描述：“文化認同”屬於與生俱來無須學習無須爭取而歸人所有。廣而言之，是民族或生理遺傳的概念；狹義地說，是遺產或者是文化遺傳，明確地由每個人透過其個人行為代代相傳。也就是西方普遍的種族淵源概念。（弗里德曼， 1994：29-30）弗里德曼的理論指出，文化認同或種族淵源是個人擁有的，是某種社會認同的基礎。因此個人認同不僅依賴於社會，還幾乎全由社會環境界定。透過由自我和傳統結合而成的社區意識，個人意識才得以顯現。澳門這個半島城市充滿了葡國氣氛格調和中國文化特徵，而且到處可見陸上、海上以及城中的風光。這裡蘊涵的“意義和價值觀念”令澳門的文化更形多樣化和複雜化，並促進了其身份認同的形成。複雜多樣的文化傳統亦必然地構成了集體身份認同，當中又包含妷歷史環境和文化特徵兩部分。
自從1557年葡國於澳門實行一種殖民帝王式統治，將其價值觀和宗教信仰強加於中國政治社會架構之上。隨妷架構的轉變，文化基礎亦由於內部演進或政治革新而變更。澳門的“生活方式”與一系列的關係相互交錯，這些關係具有於時空中可變亦不斷轉變的特質。其與外界社會的多元聯繫，有力地顯現了文化變遷的可滲透性和流動性，在殖民管治中變成複雜而可對話的。今天，澳門這個“聖城”的基督教堂和中國廟宇林立，但又不乏不拘一格的遺址和雕像，賭場與風月場所更不在話下。這種對立的情景構成了“兩面神”（Janus）的形象，與社會組織和文化習俗不盡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