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以來，在饒宗頤先生啟發下及鄭煒明先生嚮導下，筆者數度參訪了澳門普濟禪院。筆者深深為這所觀音堂在近代澳門文化史上的豐富內涵所震動。
繼筆者於1993年發表〈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之後，1995年又發表了〈大汕禪師的澳門南海航行與唐船貿易圈中的禪宗信仰及媽祖禮拜──兼論17 - 18世紀之交唐船海客的宗教倫理〉。討論之餘，仍有如下一類問題有待探索，如──據汪宗衍先生記載，普濟禪院祖堂曾供奉有大汕自畫像，這一自畫像的來龍去脈怎樣？──盛傳大汕自廣南歸來後，以所獲鉅資重修長壽寺的同時亦重修了普濟禪院。大汕與普濟禪院的緊密關係究竟形成於何時？且與大汕往廣南（今越南）的航行有何關連？1997年10月至12月，筆者在池田溫先生關照下，得日本學術振興會資助在東洋文庫訪問研究兩個月。1960年陳荊和先生出版的《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就曾利用了東洋文庫的藏書。此行使我有可能在陳荊和先生工作的啟發下研讀了《大南實錄前編》、《大南一統志》諸書。1995年以來，筆者為大汕自畫像事又先後參觀訪問了普濟禪院、廣州美術館、廣州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及錢穆圖書館。茲就近年讀書所得，對前述有待考究的問題作一補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