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於史料和田野調查，針對浪白澳的地理位置和歷史作了初步探討，認為浪白即今珠海南水島；浪白澳不僅指南水島所依附的海澳，而且以海灣名指代浪白島及浪白滘水道在內的地域；浪白滘既指浪白島又指南水、北水之間的水道。其歷史繁盛有兩次：一是在明嘉靖年間，這里曾是番舶貿易點，明廷在此設官管治。二是清光緒四年南水墟設立之後。
浪白澳，葡萄牙文獻作 Lampacao (1)，因番舶曾貿易於此，自明之後受到關注。其貿易地性質，龍思泰在《早期澳門史》中稱為葡萄牙人在東方的“臨時居留地”之一 (2)。但其地望何在，特別是“浪白”、“浪白澳”與“浪白滘”之區別，未有定論。2016年我們對珠海西部海島展開調查，結果已有所突破，亦祈求方家指正。
地理位置之謎
早在明嘉靖年間 (1522-1566) 就有文獻記述浪白澳，如明嘉靖二十七年 (1548) 的《香山縣誌》。之後自明歷清至民國時期，有關記載不斷，官私論述比比皆是，特別是因海防需要而編纂的《蒼梧總督軍門誌》、《籌海圖編》、《籌海重編》及《廣東海防匯覽》等記載更凸顯其地位的重要性。但其位於何處，文獻記載也祇是泛指，如位於香山澳之南，或十字門之西南約九十里處，或三竈島西邊，或黃梁都之南，或虎跳門外之島，或“三角山居大虎、浪白間”，或距香山縣城石岐一百四十里，等等。以下為明清時期有關文獻的記載。
1555年 (明嘉靖三十四年) 11月20日，費爾南·門德斯·平托 (Fernão Mendes Pinto) 從浪白滘寫信，描述了他在這一年扺達上川、來到浪白滘的情況：“阿媽港離我們所在的浪白滘三十餘里格(十里格約5公里) [⋯⋯]”(3) 1614年平托在《遠遊記》中稱：“第二天早晨，我們自上川島出發。太陽落山時抵達往北六里格處的另一島嶼。該島名為浪白滘。其時葡人與華人在島上交易，直至1557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劃給了我們做生意。”平托在東方遊歷的時間是1537-1558年，雖然其《遠遊記》一直備受爭議 (4)，但平托虛構從上川島到浪白滘的航行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在珠江口西岸眾多的島嶼中，明代文獻就指出浪白澳“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而且，據說，在1554年貿易已集中在該島嶼上，至1560年時，已有五六百名葡萄牙人居住在這裡。(5) 因此，平托有可能到過浪白澳。
明靖嘉四十一年 (1562) 的《籌海圖編》是一部沿海軍事圖籍，其中有〈廣東沿海山沙圖〉11幅，圖中未標明“浪白澳”字樣，但卷三〈廣東事宜〉云“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為尤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也。”“按今設禦之法，浪白、望峒二所各置戰艦，慎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紮，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矣。”(6) 即浪白澳位於大小橫琴山等處的西邊。
自清順治十六年 (1659) 始，約至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前，顧祖禹完成了《讀史方輿紀要》。其卷一百引〈海防考〉：“又西則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諸處，而浪白澳在香山澳之南，為番舶等候接濟之所，則香山所之戍守宜切也。”(7) 此處明確指出“浪白澳在香山澳之南”。
清乾隆十六年(1751)，由印光任、張汝霖合編的《澳門紀略》公諸於世，其上卷〈形勢篇〉云：“崇禎十年 (1637)，紅毛駕四舶，由此門(註：虎跳門) 入廣州求市。外有島，廣百餘里，是為浪白滘。明初諸番互市於此，嘉靖中，始移濠鏡。”(8) 此處言明浪白滘為虎跳門之外島。
清嘉慶十七年 (1812) 至道光二十二年 (1842)的《嘉慶重修一統誌》云：“三竈山，在香山縣西南二百里海中，[⋯⋯] 其東為烏沙海 [⋯⋯] 其西為浪白澳。”(9) 言明浪白澳在三竈島西邊。
清道光十八年 (1838) 終稿的《廣東海防匯覽》云：“浪白澳在澳門西迤南九十里，在黃梁都西南六十餘里，雞心洲當其南口，北為連灣，東為文灣，又東與三竈、大林對峙，為雞啼門，昔蕃舶藪也，今已淤淺，不能停泊。”“澳門至大漭三十五里。西南由雞頭至阿婆尾五十里。[⋯⋯]十字門至香山陸路一百二十里，西至浪白港九十里。”(10)1934年出版的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稱浪白滘為一大島，“在澳門西面約三十英里處”(11)。張氏據《澳門紀略》而述，但《澳門紀略》圖並未標示“浪白滘”。根據英里與市里換算，與《廣東海防匯覽》所云九十里相當。
清道光七年 (1827)《香山縣誌》卷一〈圖說〉云：“海上諸山，候潮駛風，道里遠近，難以概定。由大涌口出海北至大淋山連灣山約十里，西至文灣山約十四里，西南至皋蘭山約二十里，由大環山至蠔鏡澳約六十里[⋯⋯]”〈山川〉云：“文灣山在土城之南六十二里大海中，峰巒秀卓，與連灣山對峙，中界浪白滘海，自成一港灣，拱如門，有雞心洲收束其勢，山橫列如城垣，廣三十餘里，內有村落 [⋯⋯]”(12) 此處標明浪白滘為一港灣，位於文灣山與連灣山之間。清同治十二年 (1873) 重修，於光緒五年 (1879)而成的《香山縣誌》卷七〈海防〉云：“澳南有十字門，十字門西大橫琴，與三竈到督環斜對中為橫州，三竈西迤北為雞啼門，又西為連灣，為浪白，又西迤北為大虎，三角山居大虎、浪白間，左右海如兩脅，皆要領也 [⋯⋯]”“黃梁都之南隅皆濱海地，曰草蓢環、曰石狗環、曰盧亭環、曰榕樹環，海面二三十里，直接浪白。”此處指明浪白“去城一百四十里，去土城正南五十八里”，浪白位於黃梁都之南，雞啼門之西，“三角山居大虎、浪白間”。
明代後期至民國時期的地圖標示
明清時期中外地圖對“浪白”位置的標示很多，如《蒼梧總督軍門誌》、《粵大記》、《虔臺倭患》、《籌海重編》等將其與衛所、烽堠、巡司同繪於地圖上；清道光《廣東通誌》、《廣東海防匯覽》中“浪白滘內洋”的標示顯示其從外洋到內洋的軍事地位的變化。可見“浪白”存在的史實是不容置疑。
一、明代後期的地圖標示
明嘉靖十一年 (1532) 監察御史姚虞巡視廣東時撰《嶺海輿圖》，嘉靖二十一年湛若水作序，“極稱之”(13)。該書凡12圖，其中〈嶺海輿地之圖〉標示“白浪澳”[圖1] 位於虎頭門、橫琴山之西，崖門、新會縣之東。“白浪澳”應為“浪白澳”之誤。這一帶眾多的海島、海澳中僅標示“白浪澳”和“虎頭門”，可能與姚虞巡視廣東時瞭解番舶貢道和貿易點有關。該圖中“抱旗縣”亦誤，應為“抱旗山”，同書〈廣州府輿地圖〉可證。
據明代《蒼梧總督軍門誌》(嘉靖三十一年兩廣總督應檟初修，次年成書二十四卷，名曰“蒼梧軍門誌”；萬曆七年兩廣總督劉堯誨重加增補成三十四卷，九年由廣東布政使司刻印)卷五〈輿圖〉“南頭寨”圖標註“浪白”為島，圖中對“浪白”註謂：“此澳大可泊颶風，至三竈一潮水，至崖門一潮水。”而“南山”謂“南頭官哨泊此”。在〈輿圖〉“全廣海圖”中標明“浪白港”字樣 [圖2、圖3]。
[圖1] 〈嶺海輿地之圖〉局部 (引自《嶺海輿圖》)
明郭棐 (1529-1605) 於萬曆五年 (1577) 開始纂修，二十三年 (1595) 完稿的《粵大記》卷三十二〈海防〉附廣東沿海圖18幅，在新會縣圖標注“浪白”為島，其南部為自東至西為“高欄山”、“荷包灣”、“牛角灣”、“天妃廟”，西部為“小虎”，北部為“虎跳門”。在“牛角灣”標有船隻圖案，“牛角灣”和“荷包灣”可“泊西南風”[圖4]，說明這一帶並非荒無人煙，而是處在交通貿易的航線上。由於郭棐修誌重在“必公是非，不虛不隱”，其所繪內容應具有一定的真實性。
明萬曆二十年(1592)，為籌備防海，兩廣總督蕭彥命其幕僚鄧鍾對嘉靖時期鄭若曾所著《籌海圖編》重新編纂。不足三月，“刪其繁冗，重輯成書”，為〈籌海重編〉。鄧鍾在卷三《廣東事宜》中贊同《籌海圖編》關於浪白澳“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也”，並云“議者以濠鏡澳終為腹心之疾，或議毀其巢廬，或議移之浪白、三洲，或議設官以治之 [ ⋯ ⋯ ] ” ， 並修訂《籌海圖編》和《蒼梧總督軍門誌》中廣東海防圖，在卷三〈廣東總圖〉中將“浪白”標為島，位於虎跳門與崖門之間，三竈島西，三角洲東，並云“此澳大，可泊颶風。至三竈一潮水，至崖門一潮水”，“南頭一官在焉”[圖5]。
二、清代的地圖標示
據廣東新會區博物館藏〈清初沿海全圖〉， 浪白為島，位於三竈島、文灣島之北面，三角島的東面，白藤島的西面，黃梁都的南面，此處水域為江門海 [圖6]。
清康熙十二年《香山縣誌》中〈香山縣誌圖〉西南角將“ 連灣浪白” 連寫於一
[圖2]〈南頭寨圖〉局部 (引自《蒼梧總督軍門誌》)
[圖3]〈全廣海圖〉局部 (引自《蒼梧總督軍門誌》)
[圖4]〈廣東沿海圖〉局部(引自《粵大記》)
[圖5]〈廣東總圖〉局部 (引自《籌海重編》)
[圖6]〈清初沿海全圖〉局部(引自《廣東明清海防遺存調查與研究》)
[圖7]〈香山縣誌圖〉(引自康熙《香山縣誌》)
[圖8]〈1700年代珠江口地圖〉(引自《資訊時報》)
[圖9]〈四海全圖〉局部 (引自《海國見聞錄》)
島上，位於文灣、高瀾、三竈之上。但卷一〈山川〉條則列浪白為島，與連灣、文灣二島並列 [圖7]，可能康熙《香山縣誌》在參考嘉靖《香山縣誌》的同時，有所增減時並未詳考。很明顯，連灣、文灣二島均在版圖中，怎能列入“在南洋不在版圖者”中？
據梁基永先生查閱，在一幅1700年代法國刻印的珠江口地圖上，在澳門半島 (Ie de Macao) 之下，標示 Lampekao (14)。葡萄牙文獻稱為 Lampacao，即浪白滘島。Macao 南部標有Sancko，其東南部標為Ie Caolan，再南一島標為 I Xkcako Ucadoo [圖8]。對比現代珠江口西岸海島地圖，其形狀與荷包島幾乎沒有區別。
成書於雍正八年 (1730) 的陳倫炯《海國見聞錄》中〈四海總圖〉記錄了我國沿海島嶼佈局，標“浪白”為島，位於文灣之北，白藤之西，黃梁都之南，三角之東 [圖9]。陳倫炯生活於清康雍乾時期，在〈自序〉中謂：“倫炯自為童子時，先公於島沙隩阻盜賊出沒之地，輒諄諄然告之。少長， 從先公宦浙， 聞日本風景佳勝， 且欲周諮明季擾亂閩、浙、江南情實；庚寅夏，親遊其地。及移鎮高、雷、廉，壤接交址；日見西洋諸
[圖10]〈香山縣誌圖〉(引自乾隆《香山縣誌》
[圖11] 道光時期廣東中路海防局部(引自道光《廣東通志》)
部估客，詢其國俗、考其圖籍，合諸先帝所圖示指畫，毫髮不爽。乃按中國沿0海形勢、外洋諸國疆域相錯、人風、物產、商賈貿遷之所，備為圖志。”(15)可見其積父子兩世之閱歷，參稽考驗，言必有證，所載“浪白”地名值得採信。
清乾隆十五年《香山縣誌》在繼承嘉靖、康熙兩縣誌的基礎上，有所增減，但其所附〈香山縣誌圖〉西南角“連灣浪白”仍連寫於一島上，位於文灣、高瀾、三竈之上 [圖10]。
清道光二年 (1822)，兩廣總督阮元主修的《廣東通志》卷一百二十四〈海防略二〉繪製由40幅相互銜接的廣東內外洋海防圖，其中第751頁圖標註“浪白滘”為“內洋”，西側島嶼為“雞心洲”，可見“浪白滘”的地理位置為現今文灣、連灣二山之間的水道，已不是外洋，而是內洋，圖中的“高瀾”標為“外洋”[圖11] (16)。
清道光七年《香山縣誌》〈黃梁都圖〉中標註“連灣”、“文灣”為島，中間海域為“浪白滘”[圖12]。
清道光十八年的《廣東海防匯覽》卷一〈三路海圖〉中繪製了香山縣西南部的海域圖，在三角島的東面、高欄島的北面標有“雞心洲”，在三虎、二虎的東南面，大林的西面標有“浪白滘內洋”[圖13]。
最初於道光年間 ( 1821-1850) 出版，在咸豐七年 (1857)至同治十年 (1871) 經歷了六次校訂的《清朝七省沿海全圖》中的〈廣東沿海圖〉標註“浪白”為島 [圖14]。
同治年間 (1862-1874) 由廣東省官方纂修的《廣東圖說》記載了廣東各地情況，並繪具各縣地圖。據卷九〈香山十六〉文字介紹：“縣南海島有大寧山，東為鶴州、橫州 [⋯⋯] 東北為大小橫琴洲、九澳洲 [⋯⋯] 北為白滕州、大小淋洲、連灣山、雞心洲、草鞋洲，西為文灣山、竹篙尾、燕子排、西南為校杯洲、高欄洲 [⋯⋯]”《香山縣圖》將雞心洲、連灣山、文灣山繪於三竈島之西北，高欄島的北面，但無“浪白”標示 [圖15]。不過，在列舉村落時謂：“黃梁都城西南一百一十里內有小村一百六十一，曰南村、曰群山 [⋯⋯] 曰大虎、曰二虎、曰浪白滘、曰連灣、曰文灣、曰三竈、曰高欄。”即“浪白滘”為村落，大虎、二虎、連灣、三竈、高欄均以海島名指代村名，可能“浪白滘”亦以地名指代村名。
清同治《香山縣誌·縣境全圖》比道光〈香山縣誌〉圖標註詳細，圖中標“連灣”、“文灣”為島，但未標明浪白字樣 [圖16]。
清光緒二十三年 (1897) 由張人駿主編的《廣東輿地全圖》使用近代測繪技術製圖，其中《香山縣圖》繪製文灣、連灣、雞心洲三島，未註“浪白”字樣 [圖17]。
三、民國時期的地圖標示
成書於民國九年的《香山縣誌續編》卷一〈縣境全圖〉標有“連灣”、“文灣”二島，兩島西端入口為“雞心洲”。〈黃梁鎮圖〉則在島東部山脈中標註“文灣”，中部標有“南水”村名。兩島之間標有“雞心洲”島嶼，但兩圖均未見有“浪白”字樣 [圖18、圖19]。
1946年中山文獻委員會聘邑人何大章教授編纂中山地理誌，1950年1月《中山縣地形誌(初稿)》出版 (17)。何氏在該書的〈海島地形〉一節仲介紹了南水島基本情況，在書中所附〈中山縣新地圖〉上，在水與北水之間標為“浪白滘”，“南水圩”位於浪白滘南岸，與北水村隔水道相對 [圖20]。
浪白澳的歷史
一、浪白、浪白澳、浪白滘的關係
1.“浪白”為島
明嘉靖、清康熙及乾隆《香山縣誌》在〈山川〉條將“浪白”列入香山縣西南部諸島中，即“浪白”為島。
明嘉靖《香山縣誌》卷一〈山川〉條列浪白為島，與連灣、文灣二島並列：“小湖洲、馬盾山 [⋯⋯] 文灣、連灣、二灣(居民二氏同三竄虛之)、三門、浪白、倒觸、宿聚、鬼叫皋蘭[⋯⋯]”(18)
清康熙十二年 (1673)《香山縣誌》卷一〈山川〉條列“浪白”為島，與連灣、文灣二島並列：“右在南洋不在版圖者，其諸島今列於左，曰小湖洲、馬盾山 [⋯⋯] 文灣、連灣、二灣、三門、浪白、倒觸、宿聚、鬼叫皋蘭 [⋯⋯]”(19)
清乾隆十五年 (1750)《香山縣誌》卷一〈山川〉條仍列浪白為島，與連灣、文灣二島並列，不過糾正了康熙《香山縣誌》之誤，改為“諸山在大海中”：“按諸山在大海中，其在南洋諸島附列於左：小湖洲、馬盾山 [⋯⋯] 文灣、連灣、二灣、三門、浪白、倒觸、宿聚、鬼叫皋蘭 [⋯⋯]”(20)
編修於民國三年 (1914) 的《清史稿》誌四十七描述香山縣時云：“香山[⋯⋯] 東南濱海。海中有東澳山、九星山，下曰九星洋。又有老萬、九澳、橫琴、三竈、浪白諸山在海中。”(21)
海中山即島。上文《蒼梧總督軍門誌》卷五〈輿圖〉“南頭寨”圖、《粵大記》卷三十二〈海防〉、《籌海重編》卷三〈廣東總圖〉、《清朝七省沿海全圖》之〈廣東沿海圖〉等均標誌“浪白”為島。
[圖12]〈黃梁都圖〉(引自道光《香山縣誌》)
[圖13]〈廣東三路海圖〉局部(引自《廣東海防匯覽》)
[圖14]〈廣東沿海圖〉局部(引自《清朝七省沿海全圖》)
[圖15]〈香山縣圖〉(引自《廣東圖說》)
[圖16]〈香山縣圖〉(引自同治《香山縣誌》)
[圖17]〈香山縣圖〉(引自《廣東輿地全圖》)
[圖18]〈香山縣圖〉(引自《香山縣誌續編》)
[圖19]〈黃梁鎮圖〉(引自《香山縣誌續編》)
[圖20]〈中山縣新地圖〉(引自《中山縣地形志(初稿)》)
2.“浪白澳”為海澳
明嘉靖四十二年《廣東通誌》載龐尚鵬(1524-1581)〈撫處濠鏡澳夷疏〉云：“查得遞年暹羅國 [⋯⋯] 順搭、占城各國夷船，或灣泊新寧廣海、望峒，或新會奇潭，香山浪白、濠鏡澳、十字門，或東莞雞棲、屯門、虎頭門等處海澳，灣泊不一。”(22) 編修於康熙二十五年 (1686) 的《大清一統誌》云：“初，蕃舶往來，泊無定所，率擇海之灣環者為澳，若新寧則有廣海、望峒，東莞則有虎頭門、屯門、雞棲，香山則有浪白、濠鏡、十字門，皆置守澳官，至是諸澳盡廢，惟濠鏡為舶藪。”“浪白澳”在此指海澳，即“凡海中依山可避風，有淡水可汲，曰澳”(23)。再如《廣東新語》云：“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濱之灣環者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廣百餘里，諸番互市其中。嘉靖間 (1522-1566)，諸番以浪白遼遠，重賄當事，求蠔鏡為澳。”此處明確“浪白”為澳名，“浪白”與“浪白澳”所指相同。
3.“浪白滘”既指島又指港灣
《澳門紀略》上卷〈形勢篇〉云：“崇禎十年 (1637)，紅毛駕四舶，由此門(註：虎跳門)入廣州求市。外有島，廣百餘里，是為浪白滘。”即“浪白滘”是虎跳門外之島。《中葡早期通商史》也認為“浪白滘”是“大島”(24)。“浪白”和“浪白滘”所指相同。但道光《廣東通誌》、《廣東海防匯覽》圖在連灣山與文灣山之間水域標註為“浪白滘內洋”，即“浪白滘”為海島之間的水道。道光《香山縣誌》佐證了這點，其云：“文灣山 [⋯⋯] 與連灣山對峙，中界浪白滘海，自成一港灣 [⋯⋯]”
道光時期的《廣東海防匯覽》云：“浪白澳在澳門西迤南九十里,在黃梁都西南六十餘里，雞心洲當其南口，北為連灣，東為文灣，又東與三竈、大林對峙，為雞啼門，昔蕃舶藪也，今已淤淺，不能停泊。”其“雞心洲當其南口”限定了浪白澳的絕對位置。而同治《香山縣誌》指明了“浪白”的相對位置：“三竈西迤北為雞啼門，又西為連灣，為浪白，又西迤北為大虎，三角山居大虎、浪白間，左右海如兩脅，皆要領也。”因此，對比現代地圖和實地調查，筆者認為，“浪白”一般指海島，為與連灣山對峙的文灣山，即現南水島(25)。“浪白滘”一般指水道，為今南水、北水之間的水道，稱“南水瀝”(26)，上文《廣東海防匯覽》的標註、道光《香山縣誌》的記載及何大章《中山地形誌 (初稿)》〈中山縣新地圖〉就是明證。 “浪白澳”一般指海島所附的海灣，其可能不僅指代海灣名，“廣百餘里”可能指包括浪白島及浪白滘水道在內的地域範圍，以海灣名指代這一帶地名。(27) 而“浪白”也以海島名指代村落，這在道光、同治《香山縣誌》〈都里〉條中均有這種指代現象，如同治《香山縣誌》卷五〈輿地下〉〈都里〉條以島名指代村名的就包括大虎、二虎、浪白、連灣、文灣、三竈等海島。
二、浪白澳貿易時間問題
1. 朝貢貿易與互市
為建立“四夷來王”、“萬國朝宗”的地位，洪武年間確立朝貢貿易，先後設置太倉黃渡、浙江、福建、廣東等市舶司。據李慶新先生研究，洪武、宣德間朝貢諸國有高麗、日本、琉球、占城、暹羅、真臘、滿剌加、蘇門答臘、三佛齊、闍婆、婆羅、爪哇、浡泥、呂宋等四十六個國家 [圖20]，其中洪武年間諸國由海路前來朝貢116次，永樂朝時有238次。(28) 貢道由廣東而來者有暹羅、真臘、利加、蘇祿、浡泥、古里、古麻剌、彭亨、爪哇、柯枝、錫蘭山、蘇門答臘、榜葛蘭、天方、古里班卒等 (29)，他們經廣東中路諸海門駛向廣州。據《廣東新語》卷二〈海門〉云：“南海之門最多。從廣州而出者曰虎頭門，最大；小者曰虎跳、曰雞踏、曰雞蹄、曰三門、曰東洲，此中路之海門也。”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嘉靖《廣東通誌》的記載：“查得遞年暹羅國 [⋯⋯] 順搭、占城各國夷船，或灣泊新寧廣海、望峒，或新會奇潭，香山浪白、濠鏡澳、十字門，或東莞雞棲、屯門、虎頭門等處海澳，灣泊不一。”浪白澳為虎跳門和雞啼門外重要的
[圖21]《南夷輿地之圖》(引自《嶺海輿圖》)
“濱海地之灣環者”，屬出入廣州的海門要道。南洋番舶在浪白澳是否開展貿易呢？據明人王圻云：“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貢者，皆設市舶司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30) 浪白澳是否有牙行未查閱到。據記載，洪武二年明令“天下府州縣鎮店去處，不許有官牙、私牙”(31)。但洪武三十年 (1397)《大明律》頒示天下，其〈私充牙行埠頭〉條規定：“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32) 其中牙行“主市鎮買賣”，埠頭“主船舶客商買賣貨物”，即明廷復設牙行埠頭，“開報收稅”(33)。《香山縣鄉土誌》卷三〈澳門交涉附〉云：“明初暹羅占城，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本邑浪白澳，實為互市之場(據《廣東新語》)。正德初，移於高州之電白縣(據《明史·外國傳》)。是時， 已有佛郎機入貢， 及在省城西懷遠驛築室立寨之事。”即浪白澳於明初為諸番“互市之場”。如果該條記載無誤，既有“互市”，當有牙行埠頭。該誌卷十又云：“三竈山 [⋯⋯]其西為浪白澳，廣百餘里，明初南洋諸番互市其中 (後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即明初南洋諸番在此貿易，並非佛郎機。
2. 佛郎機至浪白澳貿易
據記載， 佛郎機人若爾熱· 阿爾瓦雷斯(Jorge Alvares) 於1513年 ( 正德八年) 首次自麻六甲至中國屯門島貿易 (34)，但成書於嘉靖十四年 (1535) 的《廣東通誌初稿》謂：“佛郎機國，前此朝貢莫之與，正德十二年 (1517)自西海突入東莞縣界，中臣通其朝貢。”(35) 成書於嘉靖初，由黃衷撰的《海語》亦云：“佛郎機不知何種，素不同中國，正德丁醜假作貢獻，來至近廣。”(36) 正德丁丑年即1517年。之後他們在北起浙江雙嶼島，南至廣東上川島之間如雙嶼港、浯嶼港、月港、靈宮澳、屯門、上川島等地尋求貿易，浪白澳是其中的貿易點之一。《香山縣鄉土誌》卷十云：“明正統間 [註：誤，為正德]，佛啷嘰人泊浪白之南水村，欲成澳埠，後為有司所逐。”但在浪白澳開展貿易始於何時就有多種說法。據1537年 (嘉靖十六年) 葡萄牙航海圖中，在浪白澳位置標 Labupa 和 Labups，有“浪白”諧音之意(37)，即在1537年之前葡萄牙人可能到過浪白澳，否則，在眾多的島嶼中，為何標示 Labupa 和 Labups？1635年，菩卡羅在《東印度一切要塞城、鎮設計圖集》中曾說：“一五五五年貿易移於浪白澳，一五五七年由此轉移於澳門 [⋯⋯]”(38)《中葡早期通商史》採納 J.R. 莫里森《中國商業指南》的觀點，認為是1542年非法“佔據”該島，1554年貿易集中在該島，然而是“據說”(39)。澳門回歸網站〈浪白澳居留地〉認為在1542年後，佛郎機被允許在浪白澳進行貿易，並在此搭建棚屋作臨時棲身之所，大批佛郎機人入居浪白澳應為於明朝在福建沿海掃蕩葡萄牙船隻 (1548-1549) 之後，即1549年至1550年之間。
纂修於明嘉靖三十七年 (1558)，歷時三年而成的黃佐《廣東通誌》卷六六〈外誌〉載：“布政司案，查得遞年暹羅國並該國管下甘蒲沰、六坤洲與滿剌加、順搭、占城各國夷船，或灣泊新寧廣海、望峒，或新會奇潭，香山浪白、濠鏡、十字門，或東莞雞棲、屯門、虎頭門等處海澳，灣泊不一。”(40)“遞年”為何時未知。陳子建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問題研究〉中認為“遞年”“似應指1529年林富上疏之後”(41)。果真如此，浪白澳最遲在1529年成為貿易港口是有可能的，但這一時段 (1529-1554) 可能為臨時性的中轉貿易停泊點。而“遞年”意為“一年又一年、年年”，即這些海灣已成為夷船經常性停泊之處。如1542年，幾名葡萄牙人從上川島來到浪白澳，這里停泊着來自麻六甲的四艘中國帆船。(42)1551年，葡萄牙人杜亞特．達．伽馬 (Duarte de Gama) 乘坐大帆船前往日本途中曾停泊在浪白澳；1554年7月，這艘船再次泊於浪白澳過冬，至翌年五六月才駛往日本，該年冬天又從日本運貨回到浪白澳，同時開來的還有一艘阿拉岡(Diogo Vaz de Aragāo) 商船。1555年，安道·裴瑞拉 (Antāo Pereira)、佛朗西斯哥·托斯坎諾(Francisco Toscano) 等人的船從南洋巽他群島開至浪白澳。(42) 這一年的八月三日，巴來刀在上川島東北向的浪白滘島上遇見葡國水手及商人共約400人，巴來刀隨即在島上為自己和同伴建草屋數間，並成立傳教處一所。(43) 即使嘉靖三十六年 (1557) 葡萄牙入居澳門，“浪白”仍未廢棄。1560年，耶穌會士加戈 (Baltzar Gago) 給耶穌會寫信稱“有五六百名葡萄牙人經常性住在該地”(44)。甚至1629年2月10日 (明崇禎二年)，荷蘭第三任臺灣長官努易茲 (Pieter Nuytes) 提及葡萄牙在浪白澳建立基地已十四年。(45) 這十四年的起始時間為何時未知，可能與遷入澳門有關。葡萄牙人索烏薩在1556年1月15日的信中說，議從浪白澳遷入濠鏡澳為1554年，正式遷入在1557年。(46) 嘉靖四十三年 (1564) 龐尚鵬在〈撫處濠鏡澳夷疏〉中云“往年俱泊浪白等澳[⋯⋯] 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即1564年之前的“近數年”就從浪白澳遷入濠鏡澳，1557年與1564年相差也就數年。這一記載也為有關文獻所佐證，如清乾隆四年 (1739) 終稿的《明史》記載明代廣東總兵俞大猷和番禺舉人盧廷龍等人於明嘉靖四十四年 (1565) 在〈論商夷不得恃功恣橫疏〉中提出“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濠鏡故地”的方針。可見1565年之前葡人已將貿易集中點移出浪白。葡人移出浪白的原因，龐尚鵬在〈撫處濠鏡澳夷疏〉中稱：“每年夏秋之間，夷舶乘風而至，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又倍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殆舶出洋即撤去之。”即海島環境不適宜於貿易和久居。實際上，這一時期，浪白居民可能不會太多，甚至沒有形成村落。據嘉靖《香山縣誌》卷一〈坊都街巷鄉村附〉記載，1548年時黃梁都“八十里海中村十七，曰赤坎、乾務、泥灣、荔枝山、龍壇、 西坑、斗門、蠔涌、長沙、岡灣、大羅涌、小羅涌、大瀝岐、小瀝岐 三竈(遷沒，今流民居之)、南山”，未有浪白村，連三竈都是“流民居之”。而“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於吾民者，如米麵豬雞之數，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47)。毫無疑問，浪白連村落都未形成，佛郎機與邊民的貿易及補給實際上都存在問題，並不單單“水土甚惡”。該誌卷三〈兵防〉對此作了間接註解，嘉靖二十四年(1545) ， 香山知縣鄧遷雲“黃梁都四臨大海，聚落千有餘家，田糧千二百餘石，既無巡司軍屯，亦無設立營寨”，“黃梁都若設軍壯，恐兵糧有限”。連軍壯兵糧都難以保障，哪有更多“米麵豬雞”與佛郎機交易。
三、浪白澳官方管理問題
1. 置守澳官
關於官方在浪白管理夷舶事項，龐尚鵬在〈撫處濠鏡澳夷疏〉中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篷棲息，迨舶出洋即撤去之。”(48)即浪白澳有 “守澳官”管理。那麼，“守澳官”是指甚麼？有學者認為明代的提調、備倭、巡緝三衙署的官員統稱“守澳官”或“澳官”(49)。湯開建先生認為，守澳官的“澳”指港口，守澳官為明朝在某些港口設立的一種職官。湯氏認為守澳官僅指“提調”一衙，“提調澳官”即“守澳官”或“澳官”，引證文獻材料〈兵部題“失名會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謂：“十一月廿日，據香山參將楊元報稱，據提調澳官脫繼光稟報，[⋯⋯] 並檄提調澳官嚴督濠鏡澳夷 [⋯⋯]”(50) 實際上，提調為級別很低的武官，官階九品，如《明史·職官誌》載：“總兵官、副總兵、參將、遊擊將軍、守備、把總，無品級，無定員。[⋯⋯] 又有提督、提調、巡視、備禦、領班、備倭等名。”(51)其職責為查驗商船，向海道申報，令夷人上岸“搭篷棲息，迨舶出洋即撤去之”。龐尚鵬在《撫處濠鏡澳夷疏》中作了解釋：“(澳門)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番商私齎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巡按衙門，始放入澳。”(52) 可見守澳官祇是“驗實”，向海道報告，協助徵稅。據研究，明正德以前，為“朝貢貿易”，市舶司先驗“勘合”(即發給朝貢國朝貢的憑證)，再驗貨物，“正貢外，使臣自進並官收買附來貨物，俱給價，不堪者令自貿易” (53)。正德、嘉靖年間實行“抽分”制，正德四年“舊例，嶺南諸番入貢，其所附私物，官稅其半 [⋯⋯]”。“舊例”即弘治時所定“五分抽分入官”，正德四年改為“以十分抽三為率”，正德十二年“定十分抽二為常”。嘉靖年間，“如例抽分”，即20%徵收實物稅。(54) 隆慶五年之後，廣東改定“丈抽之例”，即“按船大小以為額稅”，實行徵收稅銀。(55) 如何丈量和徵稅，萬曆《廣東通誌》記載：“隆慶間始議抽銀。檄委海防同知、市舶提舉及香山正官，三面往同丈量。驗估每一舶 [⋯⋯] 估稅完後，貿易聽其便。”(56) 據記載，廣東市舶司始設廣州，正德年間移於高州電白縣，嘉靖十四年(1535)黃慶納賄，移市舶於濠鏡。未見市舶司移於浪白的相關記載。但香山“浪白、濠鏡皆置守澳官，嘉靖末諸澳盡廢 [⋯⋯]” (57)。可見浪白澳設“守澳官”是事實，但在嘉靖末年已廢，然夷舶在浪白澳貿易主要集中於嘉靖年間，此時應“如例抽分”，但當時浪白澳徵稅多少筆者未見史籍記載。
2. 海道哨兵戍守
明初為加強海防，於沿海要地設立衛所、巡檢司及墩臺烽堠，其中香山所於洪武二十六年(1393)設置，海澳防守旗軍51名。明代後期，為備倭需要，廣東沿海加強了防備，其中嘉靖四十年(1561)在浪白澳招募水兵500名，配備船隻16艘，僅次於潮州柘林澳，可見浪白澳位置的重要性。明嘉靖四十一年《籌海圖編》的記載可佐證，其云：“按今設禦之法，浪白、望峒二所各置戰艦，慎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紮，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矣。”(58) 嘉靖四十五年，廣東沿海設置柘林、碣石、南頭、白鴿門、烏兔、白沙港六水寨，無事則會哨巡緝，有警則互相策應。(59) 萬曆四年 (1576) 裁革白鴿門寨，設北津寨，將廣海衛以西海域劃歸北津寨，以東海域仍歸南頭寨管轄 (60)，其中南頭寨是中路海防重點，轄汛地六處：曰佛堂門，曰龍船灣，曰洛格，曰大澳，曰浪濤灣，曰浪白。會哨地點就涉及浪白 [表1 ]。萬曆二十年 (1592) 的《籌海重編》卷三〈廣東總圖〉“浪白”島文字說明“南頭一官在焉”可為佐證。這種戍守情況在清代早期的文獻中亦有記載，如自明崇禎十二年 (1639)開始編纂，約於清康熙初年成書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云：“浪白澳、十字門、老萬山、零丁洋有海道哨兵把截所四”。自清順治十六年 (1659)開始著述，約在清康熙三十一年 (1692)成書的《讀史方輿紀要》亦載：“誌云：縣有浪白澳，為海道戍守處。”(61) 海道為海道副使簡稱，即提刑按察副使，正四品官，明初設立，後議革。嘉靖十五年 (1536) 復設。其職責據萬曆四十五年 (1617) 兵部規定為：“內海外海呼吸貴其相通，議除南、番等縣十二屬及陸路軍兵仍屬巡道管轄，其里海官兵及船器、兵餉等項仍並屬海道統轄。汛期則巡視外海，一遇夷氛，可調內兵以策濟。汛畢則巡視內海，或有盜警，可調外兵以擒獲。”(62)“南頭宜特設海道駐紮，居中調度”，可見海道駐南頭，而浪白為“南頭一官在焉”，可能為海道派一官駐此。
四、清初海禁時期的浪白澳
清初厲行海禁，於順治十二年 (1655) 六月下令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順治十八年 (1661) 強行將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設界防守，嚴禁逾越。康熙元年 (1662)勒令廣東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三年甲辰春，再令“內遷三十里”。“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餘里，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64)同治《香山縣誌》卷二十二亦載：“三年甲辰春，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 [⋯⋯]”如今在斗門鎮八甲村長連埔遺存有當時總兵班際盛誘殺不願離鄉民眾的墳墓，後人稱“萬人墳”或“木龍歲塚”(65)。在這種環境下，浪白澳居民很難倖免於難，內遷後可能一度荒蕪。據《香山縣鄉土誌》卷三記載：“康熙元年，海賊鄭錦猖獗，命內大人科爾坤介山巡視濱海居民，令徙內地五十里，且賑貧民之不能遷者。於是黃梁都、沙尾、北山、奇獨澳、黃旗角、潭洲諸鄉皆遷。官拆界三日，貧無依者不能遽如令，五月夷其地。”“諸鄉皆遷”，浪白澳居民可能不遷嗎？至康熙八年(1669) 朝廷終允復界，居民陸續遷回，“惟黃旗角、潭洲、黃梁都、沙尾、奇獨澳未復”，並且“時潭洲、黃旗角兩鄉人赴督撫轅哀控，知縣曹文燴堅執前議。黃梁都亦格於寨議”(66)。清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十一月至二十三年五月，工部尚書杜臻等一行奉詔巡視粵閩二省，其中自二十三年二月“癸巳行海程兩日泊香山”至“三月丁酉朔行一百八十里泊順德”，杜臻等在香山縣考察了前山寨、澳門、黃梁都等地，有關浪白情況，既無文字記載，〈沿海總圖〉中香山縣圖也無繪製。書中介紹黃梁都時，記載的村落達二十多處，也無浪白澳。(67) 在杜臻巡視之後，民眾方陸續從周邊地區遷入此地墾種。同治《香山縣誌》卷七〈經政·鹽法〉對此作了註解，其曰：
“高瀾、三竈鹽場在縣城之西南黃梁都，離城一百八十里，向無此場，自康熙二十三年展復，本邑及南新順各縣里民陸續呈承墾築。”《香山縣鄉土誌》卷三云：“ (康熙)二十三年，西南諸鄉遷民盡復業 [⋯⋯] 至是民歸故土，地方官插標清丈，民始安業。”因此，至遲自康熙二十三年展復後，浪白澳一帶可能有民眾。在田野調查中，詢問今南水、高欄等島村民，皆言這一帶島民是從新會、斗門乾務、中山深灣等地遷徙如來，大概在三、四百年前。如據高欄村民曾保旺 (生於1932年) 回憶，村中曾姓從山東遷至新會，再遷高欄，高欄村曾姓始祖字輩從修開始，至他這一代是第十五代(曾姓字輩：範、文、曾、相、遠、修、贊、積、疊、記、興、旭、傳、紀、廣、超、憲、慶、憶、詳、領、德、維、誰、有、吟、號、念、軒 、洋、健、道、敦、安、定、茂、秀、笑、如、常)。如果以20歲一代，曾姓至高欄村已有近四百年歷史，他們可能是康熙復界之後遷來的。再如據高欄村《張氏族譜》記載，在清乾隆十四年(1749)時，張氏十五世祖張學理和張世德兄弟倆從新會豪山遷至三竈高欄，兄為三竈張氏始祖，弟為高欄張氏始祖。(68)
五、清中後期的浪白澳
康熙二十三年展復後，香山縣西南經濟漸漸復蘇。這一時期，浪白與大淋、連灣、皋蘭等海島一樣仍在大海中。(69)至乾隆時期，社會安寧。乾隆《香山縣誌》卷十〈詩〉對本地區漁業經濟作了描述，如〈澳門即事五首〉之一：“大磨刀接小磨刀，岸闊帆輕秋氣高，極目正愁飛鳥墮，罾棚人立浪心牢。”〈臘底舟泊三竈海口〉：“風雨初晴歲欲除，舟維海𠕇意何如，村墟易米鹽為鈔，蛋艇提壺酒換魚，岸腳日斜潮去急，山頭雲冷雁來疏，莫嫌殘臈遲歸棹，一樣閑吟把舊書。”然而，這一時期的浪白澳如何，乾隆《香山縣誌》並未記載，甚至〈坊都〉條記載黃梁都有村六十七，包括與浪白澳相近的飛沙、鐵爐及高欄等村，但就是沒有“浪白”村，可能這里此時還未形成村落。至於番舶是否中途停靠此處，筆者未查閱到相關文獻。據乾隆《香山縣誌》卷八〈濠鏡澳〉云：“垂念西洋番船來廣交易，委身風濤無地棲止，准昭舊例，將香山縣屬之澳門許令輸租，暫住該國夷目，番商亦皆恭慎謹恪，歷年以來民夷頗覺相安。”即准番商在澳門暫住，並未准在浪白澳貿易。
嘉慶時期，浪白澳一帶深受海寇等侵擾，民苦之，如“嘉慶五年，海寇至浪白，入桅夾門”；“八年春，會匪餘孽遁外洋，遊掠大小虎、浪白諸處”；嘉慶十年張保之亂危害最深，“邑東則龍穴、蕉門、大沙尾，西則疊石海，南則三門、竹洲、平山、磨刀等處，皆其停泊之所”，“商船往來，皆有號稅”。(70)
道光時期浪白澳已淤淺，不能停泊。清道光十八年的《廣東海防匯覽》記載：“浪白澳在澳門西迤南九十里,在黃梁都西南六十餘里，雞心洲當其南口 [⋯⋯] 昔蕃舶藪也，今已淤淺，不能停泊。”“昔蕃舶藪”一詞當不是在道光時期，而“今已淤淺，不能停泊”則是指道光時期。據道光《香山縣誌》卷二〈都里〉記載，此時黃梁都有村一百九十四，其中有“大虎、二虎、荷包、浪白、連灣、文灣、三竈”等村落，而“浪白、連灣 (孤島)、文灣” 村落為“俱今增”，說明至道光時期浪白方有村落。但這時浪白澳客貨航運並不發達。據道光《香山縣誌》卷二〈樑津〉條記載，在浪白澳周圍的高欄、大托、斗門、乾務、小赤坎、荔枝山、三竈等地均有“長行渡”(即客貨船)，但未有浪白澳通往新會、澳門、小欖、石岐等地的“長行渡”記載。
“南水”地名的出現
“南水”地名的出現，據清道光七年的《香山縣誌》卷一〈山川〉云：“明正統間 [註：為明正德] 佛唧嘰夷泊居浪白之南水村，欲成澳埠，後為有司所逐。”查之前的嘉靖、康熙、乾隆各版本的《香山縣誌》均無“南水村”記載，可能至少在清道光七年時已出現“南水村”名，並且是“浪白之南水村”，首次記載了兩種地名間的邏輯關係。《香山縣誌續編》直言“南水墟即浪白滘”。謝民國時期根據光緒《香山縣誌》和民國《香山縣誌續編》編寫的《香山縣鄉土誌》是本地地方誌最晚的一本，其卷三云：“嘉慶五年，海寇至浪白， 入桅甲門， 總兵黃標督舟師追獲甚眾，外洋稍靖”；其卷六統計宣統年間香山縣戶數時云， 第八區第十六段南水三竈正戶總數三四七六戶，附戶總數六戶。即言嘉慶時期的事使用的是“ 浪白” ， 言宣統時的事使用的是“ 南水” ， 作者遵循的原則可能是依客觀事實， 可證嘉慶時期此地地名仍為“浪白” 。根據上文地圖顯示， 道光時期的《廣東通誌》、《香山縣誌》、《廣東海防匯覽》、《清朝七省沿海全圖》及同治年間的《廣東圖說》還標有“浪白”字樣，可能道光、同治年間為“浪白”、“南水”兩種地名同時使用時期。而至少在1864年 (同治三年)之後“南水”地名使用十分廣泛。《香山縣誌續編》卷十六〈雜記〉中就有記載：
同治三年，赤溪著匪曾大鵝幅及梁洪鵬據南北水為老巢，四出剽掠。廣州知府梅啟照會邑紳黃德森率鄉團平之。湘軍營於南水對河遺址尚存。
光緒三十三年，廣州右都統李國傑擬將駐防滿漢旗兵每給田十畝，遣散歸農，移居沙尾咀、三竈、大虎、南水、橫琴及都斛，新甯屬黃茅、赤溪屬各地，共二萬五千人，後不果行。
宣統元年，水師提督李準赤溪協副將吳敬榮稟請海軍大臣載洵，擇邑南水墟建築軍港，已勘界興工，以欵絀停辦。
謹按南水墟即浪白滘，向為盜藪。光緒四年立墟，明季法蘭西謀佔其地。舊誌圖無其名。
在與文灣山一水之隔的連灣山官方摩崖石刻中也有記載，該花崗岩石刻高約6米、寬3米，為清同治十一年 (1872) 香山知縣田明曜所撰寫的一篇文章和“息氛”兩個大字，可證這一地名已為官方所認可。所刻文章如下：
此地有崇山峻嶺密菁怪石四面環海人跡罕到名日桃花島山下即蓮灣南北水地方又與赤溪漕沖毗連最為逋逃淵藪同治六年春雖經蔣中丞剿辦餘孽猶未淨盡賊首曾大鵝幅等遂結黨滋事沿海劫擄民久苦之余於同治十年蒞治香山急欲解民倒懸稟請大兵並攜備萬金募死士數百親身督戰而掃平焉惟願鯨氛永息無複然灰慮幸矣弟地實險阻保無奸民日後為患故留鴻跡好與後人觀非敢雲勒石銘功亦冀後之有心人能繼余到此者見餘之題而知餘之苦心雲爾
時同治壬申首夏吉旦知香山縣事楚北田明曜題並書
南水墟
南水墟的設立為《香山縣誌續編》首載，其云：“南水墟即浪白滘，向為盜藪，光緒四年立墟。”即1878年立墟。何為墟？《廣東新語》卷二〈虛〉云“粵謂野市曰虛，市之所在”，“虛市，食貨貿易之地也”(71)。但該縣誌卷二〈輿地·墟市〉記載當時香山縣墟市有“烏石墟、茅灣墟 (俱谷都)、石咀墟 (黃梁鎮宣統二年新開現約六百餘家)、 潭洲沙岡墟 (光緒十八年創設)”；卷二〈輿地·商業附〉記載有“四都之欖邊墟、大都之南蓢墟、穀鎮之烏石墟”及香洲埠，未記南水墟。然而，該誌卷四〈建置·石路附〉“長行渡”條記載有“由南水埠往來江門輪拖渡”，即南水墟是存在的。《香山縣鄉土誌》收錄的材料截止宣統二年 (1910)，在卷十〈黃梁都·市鎮〉中所列墟市有斗門墟、沙壟墟、荔山墟、五堡墟、大赤坎墟。該鄉土誌完稿於民國初年，為何不記南水墟？不得而知。1887年拱北關設立，拱北關稅務司法來格 (E. Farago) 在〈1887年拱北關貿易報告〉中介紹澳門民船貿易航線時，從澳門航行至香山縣有15處地方 [表2]，南水使用的地名為“南水”(Namsui)，位於澳門西部約120里處，從澳門至南水民船航行一次的時間大約為10小時。(72) 這一官方報告材料證明“南水”地名使用的廣泛性和當時南水墟貿易情況。不過，關於澳門民船貿易進出口數量和價值，拱北關各年份貿易報告均未細化到香山縣的每一個地區，祇是以香山縣的名義統計，如1887年九個月的貿易額總額為311,694海關両。因此，未能統計到南水墟的貿易資料。
南水墟初設時的佈局、墟市狀況如何，未見史料記載。但《香山縣誌續編》云宣統元年(1909)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赤溪協副將吳敬榮稟請海軍大臣載洵，選擇在南水墟建軍港，甚至“已勘界興工”，但因“欵絀停辦”。既然可以在此建設軍港，可見南水墟當時經濟發展狀況和香山縣西南區域航運的重要地位。由於時間久遠，對於南水墟市情況，當地老人回憶的多是民國後期的狀況，如南水墟在民國時曾經歷過三次大的災難：1923年冬的火災將南水墟夷為平地、1938年日機轟炸和抓丁、1946年農曆七月初一的強颱風肆虐，之後南水墟成了廢墟。(73)
2016年我們在南水調查，調查老人年齡最大的為梁組球 (1927年生於南水，其父為獸醫，從乾務遷至南水)，18歲時做巡成碼 [註：相當於經紀人]，20歲左右開魚欄，除了收購漁民的魚外，還售漁民的生活用品。據其介紹，南水墟為一條街，有打銀舖、打金舖、茶樓、酒館、魚欄、雜貨欄、裁縫舖、紅白喜事吹打佬、老妓寨等。其中魚欄最多，如魚欄商號“梁豪照”(本身有三層渡船名曰“花美樓”、輪船)，魚欄雜貨的有“三源”、“廣棧”、“平發”、“德棧”、“元昌”、“德祿”、“典蓬”是淪陷前開的魚欄，“聯帶”、“旭典”、“林富”是抗戰勝利後開的魚欄；裁縫“林容”；打鐵舖 (外號神仙
初)；鴉片館和賭場在一起，有梁壽松、梁陸平、梁祖貴三人開的，當時吸鴉片人邊吸邊唱：“短槍點着成唱歌，世界第一口，煙床總莫眠。”
當時每天一至二百艘船停在南水，天氣好時出海，幾乎每天約有二十多艘船在南水碼頭卸貨(註：據《中山市誌》第五章〈集市貿易〉記載，傳統墟期有三種：下柵、大涌墟為農曆一、四、七，南蓢、雞籠、沙溪墟為農曆二、五、八，三鄉、黃圃、石岐沙崗墟為農曆三、六、九)，常住人口約2,000人，另有外來人口和漁民。漁船停靠南水碼頭，北水不停漁船。南水人主要是從新會、斗門、乾務、五山等地遷來，另外是疍民。而據南水時年84歲的林衛添回憶，南水墟是沒有碼頭的，民國時期南水瀝水深而闊，船隻停靠在沙灘上，南水街墟就建在沙灘與炮臺山腳相連處，為大致東西向，街為泥沙路面。
關於南水墟至澳門、石岐、江門、上下川、崖門的航線，是否為番舶東來時的航線未知，但我們也做了調查。據林衛添 (1951年時為部隊測繪當時珠江口西部地圖，後應母要求回家，為村里開船，所繪航行地圖被部隊拿去) 回憶：
1. 從上川島至南水的航行路線
1)、上川島—大忙島—南水打銀嘴
2)、上川島—虎環山下金龍村—南水雞心洲
2. 從南水至崖門的航行路線南水下金龍村—大忙島—梅角—崖門
3. 從南水至澳門的航行路線
1)、南水打銀嘴—木乃島—大門口—鶴州—燈籠沙—粗沙環—莫羅峽—馬騮洲島—澳門 (經常所走的線路)
2)、南水—雞心洲—北水口—白蟹瀝—雞啼門瀝—小林—鬥門尖峰—泥灣瀝 (白藤頭) —磨刀門—前山—澳門(打颱風時走這條線)
3)、南水—青州—橫石磯—黑沙環 (三竈機場)—東咀 (三竈) —大橫琴—澳門 (風大、浪大、危險性大，是逃難和走私的線路)
據梁組求老人回憶，其為商人，民國時期曾多次坐船去澳門，當時送到澳門的貨主要是蠔油、魚、蟹等，帶回來的貨物有布、化妝品、衣服、手錶等，當時船隻行走的航線如下：
1、解放前坐風帆船去澳門航線
打銀嘴—木乃—大門口—白藤—鶴州—馬騮洲—澳門
2、去石岐航線
打銀嘴—小林—蓮洲—石岐
3、去江門航線
打銀嘴—大林—小林—大托—大赤坎—橫山—大沙場—連要—睦州—狗咀沙—利樂—江門
結 語
2016年我們實地調查時未發現與“浪白”有關的直接遺存，也未發現與佛郎機有關的直接證據，這可能因時間久遠遺存消失，更可能與番舶東來時“守澳官權令搭篷棲息，迨舶出洋即撤去之”，即“來則寮，去則卸”(74) 有關。但明清時期地圖的標示證實“浪白”的位置即今南水是無疑的。
【註】
(1)(2)(42) (瑞典)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第10頁註釋③云或作Lampekao、Lampaco、Lampacau、Lampazau。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1，頁10。
(3)《澳門大事記》，見澳門回歸網站。
(4) 姚京明〈平托《遠遊記》中的中國形象〉中列舉了相關材料，《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3期。
(5) (11) (24) (34) (39) 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中華書局，1988年，103-104頁、頁38-40。
(6) 〈籌海圖集〉，見《中國兵書集成》(第15-16冊)，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
(7) [清]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
(8) [清] 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紀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9) 《嘉慶重修一統誌》，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
(10) 《廣東海防匯覽》卷一〈中路圖〉，卷2-3〈輿地〉。
(12) [清] 道光《香山縣誌》卷一〈山川〉。
(13) 《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地理類三·嶺海輿圖》。
(14) 梁基永：〈傳奇小島浪白滘〉，《資訊時報》2014年8月17日。
(15) [清] 陳倫炯：《海國見聞錄》，清道光十三年常茂徠鈔本 。
(16)[清] 阮元主修《廣東通誌》卷一百二十四，道光二年刊刻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67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7)何大章：《中山地形志的編纂回憶》，見中山政協網；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一日，由中山縣文獻委員會出版的《香山文獻》(2) 收錄何大章的《中山縣地質勘查報告》和《地理志初稿 (二)》，1950年1月出版《中山縣地形志《初稿》》。
(18) [明] 嘉靖《香山縣誌》，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刊。
(19) [清] 康熙《香山縣誌》卷一〈山川〉。
(20) [清] 乾隆《香山縣誌》卷一〈山川〉。
(21) [清] 趙爾巽主編《清史稿》卷四十七。
(22) [明] 嘉靖四十二年《廣東通誌》卷32〈兵防〉、卷66《外志》。
(23) [清] 張甄陶：〈澳門圖說〉，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25) 林天蔚：〈浪白滘地理考——明代葡人在中國貿易的個案研究〉中認為在香港大嶼山的“番鬼塘”，南開大學等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0年。
(26)《廣東省珠海市地名誌》，廣東科技出版社，1989年，頁122；《辭源》指滘為分支河道，《辭海》指滘為方言字，為水相通處。
(27) 梁振興在《珠海文史》中謂南水和北水叫“浪白” ；王元林在〈明代初期廣東沿海貢舶貿易港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8卷第1輯) 中認為“浪白澳並非百餘里，祇是較大的澳口而已，百餘里應泛指這一帶的眾多對外貿易澳口”。
(28) 李慶新：《明朝海外貿易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54-63。
(29) [明] 戴璟：《廣東通誌初稿》卷三十五《外夷》，嘉靖四十年刊本，廣東省地方誌辦公室，2003年。轉引自李慶新《明朝海外貿易制度》頁79。
(30) [明] 王圻：《續文獻統考》卷二十六〈市糴考二〉。
(31) (33) [明] 李東陽等撰、申時行重修《大明會典》卷三十五〈戶部·商稅〉。
(32) 《大明律》卷十〈戶律七·市廛〉。
(35) 《廣東通誌初稿》卷三十五〈外夷〉。
(36) 《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地理類·海語》。
(37) 張增信：〈16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2輯，頁95。
(38) 吳晗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 中華書局，1980年，第9冊，頁3968。
(40) [ 明] 黃佐：《廣東通誌》，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影印本，1977年。
(41) 陳子建：《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問題研究》，2007年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42) 張增信：〈16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二輯，頁95-96。
(43) R. P. Hernard 著，蕭濬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93。
(44) 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Viking Hong Kang Publications, 1992, p. 7.
(45) Rev. William Campbell 英譯，李雄揮漢譯《荷據下的福爾摩莎》，前衛出版社，2003年，頁77。
(46) [葡] 羅理路 (R. M. Loureiro) 編譯《澳門尋根——文獻彙編》附文獻之三〈列澳內爾．德．索烏薩給路易士王子的信〉，澳門海事博物館中譯本，1997年。
(47) [明] 林希元：〈與翁見愚別駕書〉，《皇明經世文編》卷一百六十五。
(48) [清] 康熙《香山縣誌》卷八〈疏〉。
(49) 黃文寬：《澳門史鉤沉》，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年，頁36；黃啟臣：《澳門歷史》，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頁153。
(50) 湯開建：〈明朝在澳門設立的有關職官考證〉，《暨南大學學報 (哲社版)》1999年第1期。
(51) [清] 張廷玉《明史》卷七六〈職官〉五。
(52) [明] 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卷一〈撫處濠鏡澳夷疏〉。
(53) 《明會典》卷一○八、一一一、一一三，〈明史·食貨志五〉。
(54) 《明世宗實錄》卷二、卷四、卷六七、卷一○六、卷一一八，萬曆《廣東通志》卷六九。
(55) (57) [清] 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二二、二六。
(56) 萬曆《廣東通志》卷69。
(58) 〈籌海圖集〉，見《中國兵書集成》(第15-16冊)，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
(59) (60)〈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二五〈奏議〉；王崇熙等纂《新安縣誌》卷十二〈海防略·寨船〉，嘉慶二十五年刊本。
(61) [ 清]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一，中華書局，2005年。
(62) 《明神宗實錄》卷557。
(63) 暨遠志：〈明代廣東海防遺存研究〉，《廣東明清海防遺存調查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64) 《廣東新語》卷二〈遷海〉，頁57-58。
(65) 《珠海市文物誌》(修訂本)，珠海出版社，2007年，頁79-80。
(66) 同治《香山縣誌》卷二十二〈紀事〉。
(67) [清] 杜臻撰《粵閩巡視紀略》卷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四六〇冊，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86年。
(68) (73) 梁振興：〈南水鎮社會發展概述〉，《珠海文史》第八輯。
(69) 乾隆《香山縣誌》卷一〈山川〉。
(70) 《香山縣鄉土誌》卷三〈兵事錄〉。
(71) 嘉靖《香山縣誌》卷二〈墟市〉。
(72) “LAPPA TRADE RETURNS FOR THE YEAR 1887”，《中國舊海關史料》，京華出版社，2001年，頁486。
(74) [明] 蔡汝賢：《東夷圖說》，萬曆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1997年。
* 郭雁冰，珠海市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主要從事嶺南考古研究。本課題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專項經費項目——珠江口西岸海島文物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