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從〈日本寄語〉到〈澳譯〉
—— 兼論16至18世紀中外語言文化交流

章文欽

     本文為2009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東京、長崎舉行的“廣州與長崎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日本寄語〉為16世紀以漢字標義註音的一篇日語譯語詞匯,〈澳譯〉為18世紀以漢字標義註音的一篇葡語譯語詞匯。本文採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通過對從〈日本寄語〉到〈澳譯〉的研究,在語言學源流、譯語分類、譯語註音諸方面進行探索,指出〈日本寄語〉和〈澳譯〉繼承自《爾雅》、《方言》以來的中國古代語言學傳統,又因一篇產生於明代嘉靖初年中日貿易重要港口寧波附近的定海,一篇產生於清代乾隆初年中西貿易重要港口廣州的外港澳門,從而又有各自的地域特色。由此追尋16至18世紀東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外語言文化交流的歷史軌跡,證明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國,是立足於自身固有的文化傳統,來接受外來文明中適合於自己的文化因素;而這也是每個國家民族進行文化交流的普遍現象。

     引 言

     這次在東京、長崎舉行的研討會,是繼2007年廣州、澳門會議之後,又一次“廣州與長崎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在16-18世紀,即中國的明代後期至清代前期,包括澳門在內的廣州口岸,與長崎同為東亞的重要國際貿易口岸,在中日兩國的貿易和交往中曾經發揮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廣州、長崎又同為與西方文明發生密切關係的東亞重要口岸。

     筆者上一次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廣東葡語初探〉,對16-17世紀之交產生於澳門,1685年以後至1750年以前流行於整個廣州口岸,成為中西貿易和交往的通用語廣東葡語,即廣東方言與葡語詞匯的混合語作了一個初步的探討。拙文可以說是《廣東葡語初探》的姐妹篇。

     成書於乾隆十六年 (1751) 的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下〈澳蕃篇〉篇末所附的〈澳譯〉,是迄今能見到的廣東葡語最早的葡文譯語詞匯表。其開篇稱:“西洋語雖侏,然居中國久,華人與之習,多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釋之,不必懷鉛握槧,如揚子遠訪計吏之勤也。定州薛俊著〈日本寄語〉,謂:‘西北曰譯,東南曰寄。’然《傳》云:‘重九譯。’統九為言,雖東南亦稱譯。從古邦畿在西北,不言寄,尊王畿也。名曰〈澳譯〉殿於篇。”

     薛俊為明代浙江定海人,諸生。他在嘉靖二年 (1523) 爭貢之役發生後,受定海知縣鄭餘慶(字業善)之託著《日本考略》,〈日本寄語〉即其中的〈寄語略〉。《日本考略》是中國人第一部研究日本的著作,又與《澳門紀略》同為明清士大夫的經世致用之作。

     鄭餘慶〈日本考略引〉謂其捐俸刊行此書,是為了“與有志忠愛其國與民者共之”。薛俊〈日本考略序〉自述其著書之由來稱:“日本乃東夷一種,遐隔大海。[⋯⋯] 叛服不常,巧於用詭。語音不寄,則向背不知。事機不諳,則情偽莫測。計禦不密,則邊陲失守。是蓋不可不加之意也。歲嘉靖癸未,變生倉卒(按:指爭貢之役)。[⋯⋯]時南閩鄭侯業善宰定海,目擊時弊,謂往者既失之不預,而來者宜圖之未然。謬以俊學古好修,以待時需者有年於茲。猥屬為《考略》,以便禦邊將士之忠於謀國者究覽。”而在《日本寄語》之末,薛俊又再次明確表達其經世致用的思想:
“士君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方言固不足煩唇齒。然言者心之聲,得其言或可察其心之誠偽。故特寄其所接談字,彷彿音響而分繫之,似亦可廣衛邊將士之聽聞,亦防禦之一端也。”

     至清代乾隆年間,印光任與張汝霖合著《澳門紀略》。印光任為江南寶山 (今屬上海)人,乾隆九年 (1744) 出任首任澳門同知。張汝霖安徽宣城人,曾任香山知縣和澳門同知。印光任〈澳門紀略序〉自述著書的動機稱:“(澳門) 孤懸海表,直接外洋,凡夷商海舶之來粵者,必經此而達,且有外族寄處,戒何可弛!”張汝霖則以“他族之逼處也,蒿目憂之”而著書。他們合著《澳門紀略》,正是愛國主義精神和經世致用原則的共同體現。

     拙文擬從語言學源流、譯語分類和譯語註音三個方面,對從《日本寄語》到《澳譯》所體現的16-18世紀中外語言文化交流作進一步的探討,而仍以〈澳譯〉為重點。

     語言學源流

     〈日本寄語〉和〈澳譯〉的語言學源流,包括中國語言學傳統和中外語言文化交流兩個方面。

     在中國語言學傳統方面。〈日本寄語〉和〈澳譯〉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中國語言學最早的兩部著作《爾雅》和《方言》。從文獻角度研究語言學,包括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等內容。《爾雅》是中國古代語言學的第一部專著,也是中國古代訓詁學的第一部專著,而《方言》則為中國漢語方言學的第一部著作。

     《爾雅》為周秦之間的人所編,成書應在漢武帝時代 (前140—前87) 以前,因為其時已出現犍為文學的《爾雅註》,但自東漢以後至東晉初郭璞《爾雅註》出現以前,仍然有所補充。全書十九篇,所收詞語和專用名詞2091條,共4,300多個詞。其中常用詞語共收623條,2,000多個詞,分列於前三篇《釋詁》、《釋言》、《釋訓》之內。第四至十九篇為釋親、宮、器、樂、天、地、丘、山、水、草、木、蟲、魚、鳥、獸、畜,所收為專用名詞。

     《爾雅》的訓詁,以當代常用詞的常用意義來解釋字義和詞義,王國維稱之為“釋雅以俗,釋古以今”。(1) 故能起訓詁的作用。而且創始分類,為同時代詞書樹立規範。對詞匯的編排,已經能區分通用詞和專用詞,基本詞匯和一般詞匯。《爾雅》是中國古代語言學從萌芽到建立的標誌,到唐宋時代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對中國古代語言學有着深遠的影響。

     《方言》全稱《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它不是一個人所作,而是從周秦到西漢末年民間語言的可靠記錄,最後經揚雄之手而成書。揚雄字子雲,西漢蜀郡 (今屬四川) 成都人。成帝元延二年 (前11) 在長安任給事黃門郎,從此開始收集全國各地的方言詞匯。他帶着筆和上過油的絹,調查、記錄各地方言。調查的對象有來京的官吏、貢舉的孝廉和輪流戍守的士卒,歷時二十七年,成書共十三卷675條。其書倣《爾雅》體例,類集古今各地同義的詞語,每一條分成雅語和方言兩部分。方言著錄的地域,除內地郡國州縣之外,也包括東夷、西羌、南蠻、北狄以及其他國家 (如朝鮮)、民族等。

     因此,《爾雅》開創了漢語詞匯分類的語言學傳統,《方言》開創了以漢字著錄各地方言和外國語言的語言學傳統,成為〈日本寄語〉和〈澳譯〉為以漢字著錄的日本語譯語和葡萄牙語譯語分類、註音的語言學方法的兩個源頭。

     在中外語言文化交流方面。語言文化交流是中外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首要條件。中國歷代統治者自視為天下共主,嚮往“萬方來庭,重譯獻琛”的威儀,“重譯”或“重九譯”本身就是語言文化的交流。歷代中央政府無不設有翻譯機構,儲備接待外國使節或派遣外國使節的翻譯人材,由此遂有外國譯語詞匯的編纂,通常由四夷館或會同館掌管其事。在元代有〈至元譯語〉,而在明清兩代曾編成四種《華夷譯語》,其中一本收入寄語十七種。這類譯語或寄語的語言材料,通常由中外交往所經港口的通事、商人和水手提供,而受當地方言的影響。受浙東方言影響的〈日本寄語〉即屬這類語言材料。

     宗教傳播作為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傳入,形成中國古代對外文化交流的三次浪潮。其中經典、禮儀和佈道書的漢譯,亦產生大量譯語方面的問題。如佛經的漢譯,到宋代便出現法雲《翻譯名義集》這樣關於譯語的專著;而明清天主教入華史中,經典的漢譯和傳教士所著的漢籍,需要解決的譯語問題尤為複雜。

     自15、16世紀之交葡萄牙人東來,世界歷史進入東西方直接交往的時代。葡萄牙語言與東方語言的交流,揭開了東西方語言文化交流的序幕。在佛得角、果阿、馬六甲、澳門和長崎等地,都出現過葡萄牙語與當地語言及其他東方語言的混合語。這類混合語葡萄牙學者稱為克里奧爾 (creole) 語,澳門土生葡語即為其中一種。澳門土生葡語為澳門土生葡人使用的混合語,與之對接的是與澳門土生葡人及懂得東方通用葡語的其他西方人往來的中國通事、商人、水手及居澳華民使用的廣東葡語。廣東葡語的使用者和記錄者都不懂葡語書面語言,祇能用漢字為葡語譯語標義注註音,以至18世紀中葉取代廣東葡語流行於廣州口岸的廣東英語 (Canton English) 和五口通商後流行於上海等通商口岸的洋涇浜英語 (Pidgin English),也採取同樣的標義註音形式。

     譯語分類

    本節擬從譯語分類的角度,對《爾雅》、〈日本寄語〉和〈澳譯〉進行比較分析,以證明〈日本寄語〉和〈澳譯〉的譯語分類繼承了《爾雅》的漢語語言學傳統,又體現了譯語產生地的地域特色。

     將《爾雅》的篇目與〈日本寄語〉和〈澳譯〉分類作比較,〈日本寄語〉分為天文、時令、地理、方向、珍寶、人物、人事、身體、器用、衣服、飲食、花木、鳥獸、數目、通用十五類。〈澳譯〉分為天地、人物、衣食、器數、通用五類。其中《爾雅》的〈釋宮〉、〈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諸篇,大體涵蓋〈日本寄語〉的天文、時令、地理、方向類和〈澳譯〉的天地類。《爾雅》的〈釋親〉、〈釋器〉、〈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諸篇,大體涵蓋〈日本寄語〉的珍寶、人物、人事、器用、衣服、飲食、花木、鳥獸類和〈澳譯〉的人物、衣食、器數類。《爾雅》的〈釋言〉、〈釋訓〉篇,大體涵蓋〈日本寄語〉的人事類和〈澳譯〉的通用類。可知《爾雅》首創的漢語詞匯分類實為〈日本寄語〉和〈澳譯〉譯語分類的源頭。

     進而對《爾雅》與〈日本寄語〉和〈澳譯〉所收詞匯進行分析。三者均收的相同詞語有:
天、日、月、星、風、雲、雨、雪、早、地、山、水、海、東、南、西、北、父、母、兄、弟、姐、妹、嫂、媳婦、子、孫、貧、菜、馬、牛、羊、豬、雞、狗、魚等36個。相近詞語有:祖父,《爾雅》稱王父,〈日本寄語〉稱公,〈澳譯〉稱亞公。祖母,《爾雅》稱王母,〈日本寄語〉稱婆,〈澳譯〉稱亞婆。岳父,《爾雅》稱外舅,〈日本寄語〉稱丈人,〈澳譯〉稱外父。岳母,《爾雅》稱外姑,〈日本寄語〉稱丈母,〈澳譯〉稱外母。〈日本寄語〉與〈澳譯〉稱謂不同,反映了浙東方言與廣州方言的差別。又有《爾雅》與〈日本寄語〉相同而與〈澳譯〉相近者,如富,〈澳譯〉作富貴;叔,〈澳譯〉作叔伯。鳥,〈澳譯〉作雀鳥等。

     其它如《爾雅》與〈日本寄語〉相同者:霧、雷、江、銀、穀、檜、松、梅等。相近者如:鼠,《爾雅》鼠屬有鼢鼠、魐鼠、鼷鼠、鼶鼠、鼬鼠、鼩鼠、鼭鼠、鼣鼠、鼫鼠、鼤鼠、鼨鼠、豹文鼮鼠、鼰鼠等十多種,反映了古代鼠類與人們生產和生活的密切關係。銅,〈日本寄語〉作黃銅、紅銅,反映了當年日本盛產銅材,以銅為重要出口商品的情形。又如《爾雅》與〈澳譯〉相同者:樓、舅、莧、芹、竹、錫、鼓等。相近者: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因為《爾雅》指中國農曆,〈澳譯〉指西方陽曆。

    至於〈日本寄語〉與〈澳譯〉相同或相近者,拙文〈清代澳門與日本〉統計,在〈澳譯〉著錄的396個葡語譯語中,與〈日本寄語〉著錄的357-359個(因版本不同而有差異)日語譯語相同者為101個,相近者為51個,合計152個。詞匯數佔〈澳譯〉的38.5%和〈日本寄語〉的42.3%,所佔比例超過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二。(2)

    此處再舉其大要,如相同者比較集中的有〈日本寄語〉身體類和〈澳譯〉人物類:耳、口、鼻、手、心、頭、鬚、肚、指、髮、眼等十餘個;復有〈日本寄語〉數目類和〈澳譯〉器數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 (〈澳譯〉作一百、一千、一萬)。此外如文具,〈澳譯〉有筆、紙、墨,〈日本寄語〉有硯、紙墨、厚紙、薄紙、筆、墨,反映了葡人所用文具與中日兩國所用文具的差別。〈澳譯〉“刀”一語,〈日本寄語〉分為小刀、中刀、大刀、刀柄、磨刀石等五個,反映刀與日本人的生活關係十分密切。而〈澳譯〉的外父、外母、牙、腳、茶葉、食飯、企、走開八語,和與之對應的〈日本寄語〉丈人、丈母、齒、足、茶、吃飯、立、出去諸語義同而字異,反映了廣州方言與浙東方言的差別。(3)

     體現譯語產生地地域特色的譯語較多集中在〈澳譯〉中。如天地類有發風颶、無風、有風、風大數語,反映澳門瀕臨南海,為颱風多發地區,風與人們的生活和生產關係密切。復有關閘、前山寨、青洲、澳門、議事亭、呂宋、大西洋、小西洋、噶喇巴諸語,皆為澳門所特有或與澳門關係密切之地。人物類有兵頭、四頭人、管庫、通事、保長、火頭、水手、引水、蕃人、木匠、泥水匠、銀匠、鐵匠、銅匠、錫匠諸語,包括澳葡頭目、土生葡人、舵水人等和諸匠作,反映澳門作為葡人居留地和對外貿易港口的特點。同樣體現這一特點的,還有人物、衣食、器數各類所著錄的進出口商品和西洋奇器:藤、琥珀、珊瑚、珍珠、象牙、牛角、鉛、錫、硫磺、硝、紅花、沉香、檀香、木香、乳香、松香、藥材、桐油、白礬、綢、緞、布、線、絨、絲、棉花、嗶吱、大呢、小呢、羽緞、羽紗、煙、鼻煙、鴉片、茶葉、檳榔、燕窩、海參、魚翅、鐘、砲、鎗、眼鏡、千里鏡、自鳴鐘、時辰表、沙漏等四十餘語。

    〈日本寄語〉和〈澳譯〉的譯語以類相從,如後者“祇按漢語組詞的習慣用法表達,而不管葡語複合詞的語法關係”(4)。汪向榮謂〈日本寄語〉“除得月簃本外,所有版本的排列方式是以漢語語匯為主,用大字,漢字日語音註則在右下用小字作夾註”(5)。〈澳譯〉的排列方式也是這樣。這種正文用大字,註音釋義用小字作夾註的排列方式,正是中國古代經籍刊印的傳統方式。

     譯語註音

    漢字傳統的註音方法有假借、反切二種。但以兩個漢字相切來為另一個漢字註音的方法,不適用於外來詞匯。因為在漢語為單音的詞,在外來語中往往為雙音詞或多音詞,用反切之法祇能造成音調的混亂。假借之法在漢字註音方法中雖然最為原始,卻最適合於〈日本寄語〉和〈澳譯〉。所謂假借之法,即借用同音字來表示語言中某些有音無字的詞。日文和葡文對於漢文屬外來文字,其詞匯在以適當的方式加以著錄之前,在漢文中本無其書面形式。但用同義的漢字著錄其詞義,再用同音的漢字註明其讀音,借助於漢字所著錄的音義,這些詞匯便構成一種新的書面形式,為懂漢文而不懂日文或葡文的人所理解。

     關於〈澳譯〉譯語的葡文對音,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高美士 (Luis Gonzaga Gomes) 於1950年將《澳門紀略》譯成葡文 (6),其中〈澳譯〉一篇,為每個譯語的詞義和註音漢字標注用廣州方言註音的西文對音,並為絕大多數的譯語標註葡文詞匯的對音。英國學者鮑登 (C. R. Bawden) 於1954年首次利用〈澳譯〉作為研究澳門土生葡語的歷史資料,發表論文 An Eighteeth Century Chinese Source for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 (7), 增入以西文標註的相應漢語拼音、對應廣州話標音和對應標準漢語拼音,以及作者所譯的英文詞匯對音。英國學者湯普森(Robert Wallace Thompson) 於1959年發表論文Two Synchronic Cross-Sections in the Portuguese Dialect of Macao (8),對〈澳譯〉增入重組的葡文詞匯對音和香港現代葡語對音。筆者於1987年撰文〈《澳門紀略》研究〉,(9) 查閱澳門官印局出版的《中葡字典》及其他西方文獻,發現〈澳譯〉的譯語80%以上都能找到準確的葡文對音。澳門學者劉月蓮於2002年撰文〈《澳門紀略》附錄〈澳譯〉初探〉,(10) 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對〈澳譯〉作進一步的探討。拙文在此結合《爾雅》、《方言》和〈日本寄語〉,對〈澳譯〉譯語的註音作進一步的探討。

     〈日本寄語〉和〈澳譯〉譯語的註音,使用假借的漢語傳統註音方法。假借之法又包括比况註音和直音。比况註音又稱讀若,創始於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顧炎武稱:“許氏但有讀若,若者猶言相似而已,可口授而不可筆傳也。”(11)直音是以同音字來注音。二者互為補充。揚雄撰《方言》,固然重視著錄口頭活語言,但在註音時卻不免用奇僻之字,故前人稱《方言》一書多奇字。語言學家濮之珍稱:“如果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這些奇字實際上不過是語音的代表,[⋯⋯] 是他用來記錄當時方言的音標符號而已。”(12)

     随着中國古代語言學的發展,語言學家在繼承《爾雅》釋義“釋雅以俗,釋古以今”傳統的同時,在註音上也盡可能减少奇字僻詞,而以當時的書面語以至俗語或口頭語為語匯註音,可稱為“註雅以俗,註古以今”。這種情形在〈日本寄語〉和〈澳譯〉中同樣得到反映。

     〈日本寄語〉譯語的漢文註音多用常用字以增加其可讀性。如:日虛路、月頹計、午非路、水明東、海烏彌、珠他賣、錢前移、兄挨泥、弟何多、丈人子多、丈夫受山、僕三字都、瞎人眉骨頭、貴他介水、富烏多姑、貧肥東旦、年紀一故都、要坡水水。等等。或以常用語註音以便於記憶。如霧吉利、夜搖落、送與他面皮、前行殺雞、後行挨龍門、害天、打胡子、耳眉、身池、齒法、心竹路、眼眉眉、油米、扇黃旗、箒花雞。等等。

     〈澳譯〉譯語註音之用常用字如:天消吾、月龍呀、風挽度、雲奴皮、雨租華、午妙的呀、夜亞內的、冷非了、熱堅的、地爭、山孖度、水了吉、井汲酥、屋家自、鋪布的架、澳門馬交、小西洋我呀、亞婆自茶、手孟、腳比、人因的、男人可微、唐人之那、挑夫姑利、富貴利古。等等。以常用語註音者如:父擺、母買、木包、鉛針步、帽劄包、布耕架、坐散打、痛堆、醜貓等。又有:(Setembro)、十月愛都補爐(Outubro)、十一月糯占補爐(Novembro)、十二月利占補爐(Dezembro)。補爐為葡文 bro 的對音,九月的葡文對音為“雪添補爐”,按漢語可解釋為“雪越下越大,趕緊補好爐子,生火取暖”。可謂明白如話。祇是〈澳譯〉譯語以常用字和常用語註音不及〈日本寄語〉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東西方語言的差異。

     自揚雄《方言》以來,註音用字或用詞便與方言有密切關係。〈日本寄語〉和〈澳譯〉同樣如此。汪向榮認為,從〈日本寄語〉“所註的漢音看來,類多浙東一帶的口音,和以後《籌海圖編》、《日本考》中所註,大體相若。大概這些都是得諸來往於日本九州一帶和寧波間的中國商人,和以後各書的來源相似”。(13)

    〈澳譯〉譯語的來源,則可從《澳門紀略》的記載尋找線索。〈澳譯〉開篇稱:“(西洋人)居中國久,華人與之習,多有能言其言者。”這些與居澳葡人習而能言其言的華人,“其商儈、傳譯、買辦諸雜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賃夷屋以居,煙火簇簇成聚落”(14)。既然提供〈澳譯〉語言材料的居澳華人有閩產與粵人之分,其譯語受廣州方言與閩方言的影響便不言而喻了。鮑登提道:“詞彙表編纂者使用的方言發音,大體是粵語,但不是全部。由於《澳門紀略》的兩位作者沒有一個是廣東人,這個事實意味着還有第三個匿名人士對該書的編輯作過貢獻,他可能是廣東人。這也強調了這個詞彙表是非官方的,它似乎是以一個非官方的日本語詞彙表為模型。”(15) 其看法也有一定根據。

     劉月蓮在〈《澳門紀略》附錄〈澳譯〉初探〉一文中,力圖辨析〈澳譯〉譯語註音所受的粵方言或閩方言的影響,其成績不容忽略,但仍存在着混雜難辨的部分,作者稱:“〈澳譯〉存在着難以分辨的多語混雜成份,這正是〈澳譯〉本身的‘史語特色’所在,含混不清的不是〈澳譯〉本身,而是因〈澳譯〉蒐集的‘西洋語’及‘傳譯者’兩方面對象本身的含混所致。”(16)

     筆者無意於在〈澳譯〉譯語註音的粵方言或閩方言辨析上作重覆勞動,祇是略述這些譯語註音較有地域特色的部分。如:關閘波打賒盧古(Porta do Cerco),稅館芋浦 (Hupu, Alfãndega,英文作 Hoppo,應為戶部的對音,指粵海關監督或官吏,此指澳門粵海關監督行臺),前山寨家自罷令古 (Casa Branca, 澳門同知駐紮地),青洲依立灣列地 (Ilha Verde),議事亭事打的(Cidade, Leal Senado,議事會辦公處),呂宋萬尼立 (Manila,馬尼拉),大西洋嗹奴 (Reino,祖國,葡萄牙),小西洋我呀 (Goa,果阿),兵頭個患多慮 (governador,總督),四頭人事達丁 (cidadão,議事會成員),(procurador,理事官,委嚟哆),通事做路巴沙(jurubassa, 源於馬來語),唐人之那 (China),蕃人記利生(cristão,基督徒),等等。

     再將〈澳譯〉譯語註音與〈日本寄語〉作比較,〈日本寄語〉有:和尚才老烏素,指佛教僧侶。〈澳譯〉則有:和尚巴的梨 (padre),指神甫;尼姑非利也立 (freira),指修女,反映澳門作為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教中心的特色。前人謂方言中存在着古音,在此亦可得到印證。〈日本寄語〉有:父阿爺。中國不少方言至今仍稱父為“阿爺”。又有:豬豖豖。《爾雅·釋獸》:“豖子,豬。”即以豬為小豖。後世通稱豖曰豬。二譯語註音同為漢語古音之遺存。湯普森則認為,〈澳譯〉詞匯表雖然“並不完整,而且也不是準確得能讓我們清楚瞭解18世紀的澳門葡語方言,但是所用的廣東話註音漢字仍可就有關的葡萄牙語古音給我們一點提示。”(17) 則謂能從粵方言註音的漢字中追尋葡語古音的遺存。

     中國語言學家袁家驊、李新魁認為粵方言是借用外來詞語最多的漢語方言,但所列的借詞多來自英語。(18) 這種現象始於18世紀中葉以後廣東英語流行於整個廣州口岸時期。較此更早的自明末以來廣東葡語產生到流行於廣州口岸時期的葡語借詞或未予注意。如〈澳譯〉有:挑夫姑利(cule),英語作 coolie 或 cooly,皆源於泰米爾語,後譯作苦力,因音義雙譯而成為流行借詞,其源頭應追溯到〈澳譯〉。又有:無噥丁(não tem),澳門學者劉羨冰稱:“葡語não tem,是沒錢的意思;澳門華人早就流行一句‘荷包噥丁’——荷包裡沒錢了,顯然是把葡語引進了口語。”(19) 噥丁一語也就成了澳門華人所講粵方言的借詞。澳門中葡語言文化交流歷史悠久,如能用心追尋,澳門粵方言中的這類借詞應相當可觀。

     此外,〈澳譯〉有:前山寨家自罷令古 (Casa Branca)。前山寨在澳門關閘以北,今屬珠海市。創建於明代天啟元年 (1621),乾隆初年成為澳門同知衙門駐紮地。其葡文對音 Casa Branca,意為白屋,據說是由於該衙的圍牆塗上白色。今年(2009)9月下旬,筆者到珠海參加學術會議,提交的論文為〈前山寨與澳門〉。德國學者普塔克 (Roderich Ptak) 告曰:“葡文文獻很多提到Casa Branca,但葡萄牙學者對 Casa Branca 知道得很少。”可知 Casa Branca 早已成為漢語在葡語中的借詞。

     結 論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已經成為東西方學者的共識。每一個國家民族總是立足於自身固有的文化傳統來進行對外文化交流,接受外來文明中適合於自身的文化因素。本文通過對從〈日本寄語〉到〈澳譯〉的研究,追尋16-18世紀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外語言文化交流的歷史軌跡而得出同樣的結論。

    本文在語言學源流、譯語分類、譯語註音諸方面進行探索,指出〈日本寄語〉和〈澳譯〉繼承自《爾雅》、《方言》以來的中國古代語言學傳統,又因一篇產生於明代嘉靖初年中日貿易重要港口寧波附近的定海,一篇產生於清代乾隆初年中西貿易重要港口廣州的外港澳門,從而呈現各自的地域特色。

    拙文作為2007年“廣州、長崎比較研究研討會”所提交論文〈廣東葡語初探〉的姐妹篇,力圖在這一課題的研究上能有所進展,以期能對未來東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一些有益的認識。

【註】

(1)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五〈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

(2) 拙著《澳門歷史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32-134。

(3) 拙著《澳門歷史文化》,頁134。

(4) 劉月蓮:《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澳門文化研究會,2003年,頁205。

(5) 汪向榮:《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234。筆者所用的《日本考略》版本為明藍格鈔《國朝典故》本和《說郛續》本,《澳門紀略》版本為清乾隆張汝霖西阪艸堂刊本。

(6) Luis Gonzaga Gomes, Ou-Mun Kei-Leok: Monografia de Macau, Lisboa, 1979.

(7) 該文修訂版收入日本京都大學 Zinbum-Kagaku-Kenkyusy 之25週年卷。中譯文為〈18世紀澳門葡語方言的漢語資料〉,刊於澳門《文化雜誌》第50期 (2004年春季)。

(8) 該文中譯文為〈兩份同期澳門葡語方言資料比較研究〉,刊於澳門《文化雜誌》第68期 (2008年秋季)。

(9) 刊於北京:中華書局《文史》第33輯(1990年10月)。

(10) 劉月蓮:《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頁169-214。

(11) 顧炎武:《音學五書·音論》,卷下。

(12) 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頁103-104。

(13)汪向榮:《中日關係史文獻論考》,頁233、頁263。據日本學者村松一彌研究,沿至寬政年代(1789-1800),“長崎奉行中川中英在《清俗記聞》中所記的中國語音亦多浙江語音”。見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3。

(14)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形勢篇〉。

(15) 鮑登:《18世紀澳門葡語方言的漢語資料》,刊於澳門《文化雜誌》第50期,頁82。非官方的日本語詞匯表指〈日本寄語〉。

(16) 劉月蓮:《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頁175、頁197-205。

(17) 湯普森:〈兩份同期澳門葡語方言資料比較研究〉,澳門《文化雜誌》第68期,頁20。

(18)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頁211-212;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26-229。

(19) 劉羨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基金會,1994年,頁89。

* 章文欽,中山大學教授,廣州大學研究員。學術研究領域:澳門歷史文化,清代廣東十三行,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業餘以書法自娛。

本冊第 7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7-1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