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出身低微的葡萄牙人，陸若漢少年時期追隨蜂擁而至東方的天主教傳教士到達日本。在異國他鄉的島國，陸若漢開始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學習拉丁語、哲學、文學等課程，並跟隨神學院名師學習日本事務、日本文學和經院哲學，迅速成長為一名出色的傳教士翻譯。陸若漢以“南蠻通辭”的身份與日本江戶時期的兩任執政者和許多掌握重權的人物相識相交，被認為是“有才能、知遇了活躍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所有政治家”的耶穌會傳教士。然而這位知遇了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眾多位高權重者並獲得信任的陸若漢，卻先於大批傳教士被驅逐至澳門，被迫離開他生活了三十三年的日本國。陸若漢被驅逐的原因似乎是史學界頗感興趣的問題。由各種史料考察可知，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德川家康貿易代理人的身份讓陸若漢難免捲入錯綜複雜的矛盾漩渦；其二，有干預長崎行政事務、阻礙官員決策之嫌疑；其三，被捏造的醜聞嫁禍所致。
聖菲利浦號靠岸日本曾引起一連串的事件，事情的最終發展結果令人瞠目：船舶的來航目的遭受質疑，天主教教會受到牽連，甚至釀成二十六人在長崎遭豐臣秀吉殺戮等多起悲劇。應該說，聖菲利浦號事件給了日本統治者迫害天主教一個有力的口實，播下了一顆對日本天主教教會極為不利的悲劇種籽。此後，由於日本全國範圍內禁教令的嚴格實施，天主教的大部分人或棄教，或遭受迫害，日本各地到處持續發生零散的迫害事件，若干信徒成為犧牲品。(1) 從1614年開始，大多數傳教士被驅逐到澳門和馬尼拉。
1610年，由於受到諸多事情的牽連，在日本生活了三十三年的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先於大批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被驅逐至澳門的時間和原因考被遣送的天主教徒一步被驅逐到澳門。對於澳門這塊土地，他並不陌生。他曾經於1576年和1596年兩次在澳門有過數月的停留。(2) 由於日本和葡萄牙貿易上的關係，陸氏曾受委託和澳門的中、葡商人有過密切且頻繁的交往。這位當時深受日本統治者信任的德川家康私人貿易代理人為何沒有擺脫如其他天主教徒一樣的命運，被迫離開他已視為第二故鄉的日本國，甚至直到他勞累、鬱悶病死，也沒有再獲得返回日本的機會？陸若漢被驅逐至澳門的原因和時間一直是史學界存有爭議的問題。本文希望通過諸多外文、中文史料的研讀，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一些較為清晰的線索。
被驅逐至澳門的時間
有關陸若漢被驅逐至澳門的時間，史學界一直存在兩種說法：一為1614年，一為1610年。持前一種看法的學者有方豪和費賴之。方豪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稱：
陸若漢 (Joannes Rodriguez Tçuzzu)，以明萬曆四十二年 (1614) 來華，崇禎七年 (1634)陽曆3月20日前不久卒於澳門。(3)
在該傳的另一處，方豪仍稱：
(陸若漢) 萬曆四十二年 (1614) 由日本至澳門，立即與龍華民通信討論在漢文中稱天主的最適當名詞。不久即到南京，研究鎮江的景教史。(4)
費賴之在其《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亦稱：
陸若漢 葡萄牙人
1561年生 — 1580年12月入會 — 1614年至華 — 1601年發願 — 1634年3月20日前歿於澳門。
[⋯⋯⋯⋯]
(陸若漢) 1614年被逐後避居澳門，曾與龍華民神甫通信劄，討論漢文天主名稱事。同年入內地，抵南京，採輯中國載籍所誌之鎮江景教遺跡。(5)
方豪、費賴之二人在陸若漢的來華時間、去世時間上的看法完全一致。與此觀點相反，持“1610年”說的首先是英國人庫帕。他稱：
1610年3月下旬，有一艘運輸船離開了長崎港，船上乘坐的都是因佩索亞商船沉沒而滯留在日本的葡萄牙商人。在乘船的旅客中可以看到若阿‧羅德里格斯(陸若漢)的身影。羅德里格斯後來寫道，在日本生活了三十三年，而最後“自己卻走在所有耶穌會士的前面，並且是作為替身被驅趕出去的”。非正式接替羅德里格斯成為駿府通辭兼通商代理人的是出生於基林漢姆 (Gillingham) 的肯特人威爾‧亞當斯(Will Adams)。(6)
日本史學家土井忠生與庫帕持相同的觀點，他在《吉利支丹論考》中寫道：
羅德里格斯的外交手腕發揮得淋漓盡致，長崎的貿易進行得很順利，但也有好事多磨的事例。他的努力適得其反，招致無法預料的結局。1609年圍繞進入長崎港的葡萄牙船長安德列‧佩索亞事件就產生出人意料的結果。[⋯⋯]聽取有馬晴信單方面上訴的德川家康下令殺掉安德列‧佩索亞，並追究耶穌會以及在長崎涉及此事件的當事人的責任。[⋯⋯]無奈之下，耶穌會副管區長提出把有關佩索亞的行為責任歸咎到羅德里格斯身上的建議，並將其驅逐到澳門。耶穌會對此事的處理結果，德川家康完全知曉，那是發生在1610年3月的事情。(7)
持“1610年”說的還有法國人榮振華。他在《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沒有沿襲費賴之的說法：
陸若漢(費賴之書)。
誕生：1561年於拉美戈教區的薩爾南賽勒。進入初修院：1580年12月於日本(他於1576年到達那裡 (8))。1594年在澳門。1596年在日本。他在那裡於宮廷中任官方翻譯，1591-1596年任司庫。1610年被迫到達澳門。(9)
從目前所掌握的外文資料來看，“1610年”的說法更為準確。理由之一是，德川幕府於日本慶長十八年 (1613) 12月23日頒佈禁教令 (10)，翌年，留居日本的天主教傳教士大部分被逐出日本。庫帕對此有詳細的考述：
天主教傳教士必須全部從“神佛之國”日本撤出。1614年2月14日，傳教士們得到命令：京城的傳教士都要到長崎集合，等待前往流放地的船。這一年的11月7日和8日，當時留在日本的一百一十五名耶穌會士中的八十八名分乘兩艘船前往澳門和馬尼拉，剩下的二十七名耶穌會士，十五名方濟各會士和多明我會士，以及五名教區神父潛伏下來，秘密地繼續進行傳教活動。(11)
結合其它各種資料的綜合考證，陸若漢的確是“走在所有耶穌會士的前面”來到澳門的。
理由之二，如本章後續小節所述，從1610年就開始有陸若漢在澳門活動的記載：1611年，耶穌會讓他負責該年的年報編輯工作，並同時擔任聖保祿 (大三巴) 學院的拉丁文教師；1611-1613年，陸若漢還可能擔任過澳門司庫助理，並主持司庫工作。種種史實表明陸若漢在1614年之前就已經來到澳門。
被驅逐至澳門的原因
陸若漢是16世紀日本耶穌教會最具影響力的“通辭”傳教士，且兼任當時日本統治者德川家康的私人貿易代表，因此，他的被逐引起了史學家們的較大關注。在有關專著和論文中均有涉及，其中大多數人的看法傾向於認為，陸若漢因過多參與長崎貿易和行政事務而被逐，但近日從日本學者日埜博司的論文〈歐洲傳教士對於培養日本聖職人員的看法以及耶穌會士的真實形象〉中卻看到一種新的提法：陸若漢得罪長崎官員、遭到驅逐的原因，似乎與他同長崎代長官夫人的醜聞事件有關。日埜博司稱：
歐洲傳教士認為，如果日本聖職人員能在貞操觀念上有所追求，他們就必定成為純潔無瑕的聖人。然而，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又是如何呢？作為耶穌會首屈一指的日本通、通辭羅德里格斯 (João Rodrigues Tçuzu) 離開日本一事的背後，就藏有他與長崎代官村山當安夫人(教名朱斯特) 關係曖昧的神秘內幕。(12)
類似觀點還有陽瑪諾(Manoel Dias)有關陸若漢因涉及女性醜聞被送往澳門的控告，梅斯基塔(Diogo de Mesquita) 神父亦提及有關耶穌會士女性風紀淪喪的問題。(13) 本文不贊成上述觀點，結合有關歷史資料，擬從以下三個方面作出論述。
一、因貿易衝突受到責難
明萬曆年間，葡萄牙商船與澳門、日本的海外貿易主要是生絲和絲綢品的交易，商船從中國澳門將貨物運往日本長崎港。1604年，日本幕府制定“絲割符”法，詳稱“白絲割符商法”。(14)此商法主要是針對明萬曆年間 (日本江戶時代)中國絲綢進口貿易所擬定的制度。在以往的絲綢交易中，日本方面盡可能地將買入價壓低，而葡萄牙方面則盡可能把賣出價定高，雙方在生意場上的爭執自然很激烈，價格的談判總是很難確定，談判會無休止地持續，最終成交的數字由澳門來的官員在長崎決定，直到雙方都接受。“絲割符”明確規定：1)每年一次性將進口生絲(也稱白絲)由幕府指定商——絲割符同行按照其代理人“絲年寄”(絲綢長者)和外國商人交涉後決定的固定價格進行一攬子交易，然後再將其分散出售給參與交易的絲綢商人，或江戶幕府指定的專營商；2) 在經過“絲年寄”等人交涉決定生絲價格之前，禁止所有商船 (包括葡萄牙商船) 進入長崎港口。(15)“絲年寄”由幕府指定堺市、京都、長崎有實力的商人出任。“絲割符”的制定僅僅是為防止葡萄牙等外國船壟斷經濟利益而採取的貿易政策，還是為壓制以耶穌會為首的教會勢力而採取的政策？當時眾說紛紜。此商法出臺後，在日本商人中，仍有人對不能如願買到絲綢感到失望，而耶穌會和葡萄牙人中對賣出價不滿者也不在少數，如此情形使得親身參與這些交易過程的耶穌會“通辭”兼德川家康的私人貿易代理人陸若漢難免得罪其中的某一方，結果導致昔日的朋友變成了自己的敵對面。正如庫帕所稱：
佔據着德川家康貿易代理人這一重要的地位的羅德里格斯 (陸若漢)，在駿府和長崎想必會遭官員們的怨恨。實際上，早在幾年前就已有人蠢蠢欲動要將這個通辭驅逐出境 (日本)。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自不必說，即使在同一個耶穌會，也有人抱此懷疑，即羅德里格斯的行為，與他傳教士的身份並不相符。(16)
德川家康聽到商人們的抱怨非常惱怒，遂遷怒於耶穌會，放出風聲要迫害天主教徒，傳教士們因此惶恐不安，而陸若漢此時即使想從葡萄牙貿易談判中脫身也已經不可能了。1605年，德川家康的兩名重臣來長崎購買絲綢，因某些原因絲綢的品質出現問題，二人便將不能如願以償的原因推到貿易代理人的身上，向德川家康遞交了長達四十八條的控訴文。文章主要針對陸若漢，但也牽連到耶穌會。當時寫檢舉信的不僅這兩人，長谷川奉行也寫過一份長達九頁的關於長崎貿易處於不理想狀態的報告書提交德川幕府。奉行同時還向塞爾凱拉主教和巴範濟準管區長發出警告：如果陸若漢不離開日本，就要對天主教徒進行迫害。
1607年3月，在長崎一直不太聲張的阿爾干奇諾提筆給羅馬教皇寫信。據這位資深傳教士稱，耶穌會在幾年前就面臨危機，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長崎的耶穌會參與了貿易。這件事不僅在日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中，在耶穌會之間，也成為一個話題。因為做生意原本就不符合天主教教義的宗旨和使命，產生怨言是自然的。另外，他還認為“若阿‧羅德里格斯先生缺乏修道者的是非觀念”。(17) 阿爾干奇諾這封信發出兩三個星期之後，主教塞爾凱拉也口述了一封關於同樣問題的信。由於塞爾凱拉對整個過程詳細知曉，對弄清是非曲折非常有利。在這封信中，主教毫不隱瞞內心的不安，直爽地陳述自己的看法：
我很重視耶穌會，吾主賦予我保護耶穌會和耶穌會名譽的熱情，因此，我想報告說，通過被稱為通辭的若阿‧羅德里格斯先生，耶穌會一直是作為一個顧問者來參與包括葡萄牙船以及貿易方面的業務在內的、長期的行政事務中去的 —— 羅德里格斯先生一直非常巧妙地處理這一類商業交易。(18)
塞爾凱拉指出日本耶穌會多年來一直處於困境，完全是因為住在長崎的耶穌會士們不明不白的身份所造成的。很多糾紛和麻煩 (例如上文提到的受到大村檢舉之事)，儘管陸若漢並沒有任何責任，就因為他參與管理長崎的行政、貿易工作而深陷其中，又跟長崎奉行一起去了駿府等緣故，理所當然會遭到有關當事人的懷疑和猜測。塞爾凱拉的書信向羅馬教皇闡明：陸若漢是清白的，不過他也清楚耶穌會裡有相當數量的人並不贊成自己的看法。塞爾凱拉覺得耶穌會內部尚且如此，外界產生的有關陸若漢的種種謠言更是無法說清道明。
二、因介入長崎事務遭到非議
1608年5月，擔任長崎奉行一職的長谷川佐兵衛與陸若漢一同前往駿府接受德川家康的召見。召見結束後，他打算跟陸若漢一起回長崎，但陸若漢卻想在天主昇天日留在駿府做彌撒，便申請了暫時逗留駿府的許可。陸若漢此舉並不合長谷川奉行的心意，因為奉行對陸若漢在長崎發揮的領導作用原本就感到不愉快。他擔心趁自己不在駿府時，陸若漢會煽動駿府的官員們作出令自己尷尬的事情，所以千方百計地想把陸若漢帶回長崎。雖然與長谷川奉行的分歧令陸若漢頗為沮喪，但他仍然堅持留下，為該地區的天主教徒作了幾天教義方面的指導。
1609年成為中日葡通商史上值得關注的一年，其原因有三：其一，荷蘭人和西班牙人來到駿府，再一次提出希望幕府開放通商；其二，馬晴信手下兵士追剿滿載生絲的葡人佩索亞商船，令商船中彈沉沒長崎海港外，由此歐洲傳教士和日本人傳教士出現了分裂；其三，針對陸若漢等傳教士的攻擊達到白熱化的程度，“連羅德里格斯也終於喪失了信譽”(19)。陸若漢和巴範濟準管區長受到指責，理由是他們干預長崎的行政事務過多，妨礙了奉行們的工作。這些指控傳到德川家康的耳朵裡，已進入老年的家康失去了理智，為此大發雷霆。事後主教塞爾凱拉描述稱：
若阿‧羅德里格斯先生不僅被這裡(長崎)的奉行們，而且還被住在這裡的兩名有身份的天主教徒指控了。這兩人的指控毫無道理可言，懷疑很快便完全澄清了，但是這兩人指控的很多事情，令在日本各地的信徒和異教徒都感到臉面無光。(20)
主教塞爾凱拉曾要求兩人撤銷指控，但遭到拒絕。沒有資料顯示兩名寫控告信的天主教徒是何人。關於控告信的主要內容，塞爾凱拉主教僅稱是“羅德里格斯先生受到貞節方面的控告”。不僅如此，這兩人還幾番企圖將陸若漢先生從有關葡萄牙商船的業務和長崎有關的工作中排擠出去。
三、因醜聞事件遭指控
1606年，陸若漢和耶穌會在好幾件事情上再一次受到指控。對手竟是曾經的好友、貿易談判的合作者長崎奉行長谷川。一個捏造出來的醜聞也被嫁禍於陸若漢身上。(21) 幾年後，耶穌會助理陽瑪諾在1615年12月6日於澳門寫給總會長的書信中說，陸若漢因行為不檢點，與長崎代官村山等安夫人 (教名朱斯特) 有曖昧關係而受到檢舉。他稱：
日本耶穌會士中的兩個人 (一名神父，一名修士) 因女性醜聞被送往澳門。[⋯⋯] 在日本，這個問題造成了某些人的墮落。他們告訴我，四誓願神父若阿‧羅德里格斯也是如此。 (22)
陽瑪諾本人從未去過日本，他不過是從考洛斯 (Couros) 、卡瓦略 (Carvalho) 處聽到的傳言，所以，“他寫的材料很不可靠”(23)。但是，從陽瑪諾寫的材料中至少可以看出陸若漢被驅逐之前在長崎曾經流傳着怎樣帶有敵意的傳言。不過，1605年3月9日，梅斯基塔 (Diogo de Mesquita) 神父於長崎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件中，亦提到有關女性的風紀淪喪的問題。他告訴總會長，耶穌會士在住院內外時常與日本女性“親密交往”，舉目不慎，為此，他希望總會長下令重振綱紀。雖然此信聲稱“聽取女性懺悔的方式均已得到改善”，但在提及“諸如用某些飲食或葡萄酒親切招待她們”時，又聲稱“它已經成為習慣”，所以有人不想禁止它。梅斯基塔還意味深長地寫道：“因為它不會帶來肉體痛苦，而是給予它快樂。”(24)
當時的耶穌會傳教士大多是精力旺盛的中青年人，又身處一個動盪的日本社會，加之接連不斷發生的迫害天主教徒事件，以及精神上、生理上的壓抑，某些傳教士可能做出一些道德淪喪的事情也在所難免。陸若漢是否真如傳言所稱也因行為不檢點遭受控告，我們祇能從德高望重、處事謹慎的當時日本教會主教的言語中判明是非。塞爾凱拉主教曾對此事做了澄清性的說明：
(長崎) 奉行捏造了一個有關貞節方面的罪名嫁禍於羅德里格斯先生，企圖隨意控制長崎。[⋯⋯] 幸虧吾主明示真理，為羅德里格斯先生和耶穌會洗刷掉罪名，將軍 (德川家康) 仍對先生 (羅德里格斯) 表示出十分的友好，一直善待先生。然而從這一事件可以明白地知道，這樣的工作(耶穌會士從事貿易)實在是危險，應該回避。(25)
主教塞爾凱拉認為長崎奉行此舉目的在於除掉陸若漢，以便自己不受阻礙地隨意控制長崎。塞爾凱拉在給羅馬的信中強調了兩件事：第一，在找到籌集傳教活動資金的其它方法之前，耶穌會不得不繼續參加絲綢貿易活動；第二，指出這類業務必須加以節制，分清是非，可以作為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決不能帶有一絲一毫的慾望和貪婪。主教在信中進一步稱：
這一點一定要告訴準管區長(巴範濟先生)，非常有必要對若阿‧羅德里格斯先生提出勸告：要更加謹慎行事，舉止應更像一個修道者，凡事要加以區別。鑒於平時注意不夠，引起有關人士不愉快。為此，我們(耶穌會)受到上述人士的指控，捲入到災難之中。(26)
陸若漢究竟受到怎樣的指控，塞爾凱拉在信中始終未加以明說。但主教明確指出種種傳言毫無根據，純屬污蔑。他指出，聖職人員受到如此指責時，作為主教的他有義務對此事進行調查，況且當時塞爾凱拉就在長崎。他還在信中聲稱：
假如果真如傳言中所說，那麼羅德里格斯就會受到退會的處分，陽瑪諾 (給羅馬寄信的人) 等人執意要收集那些不堪入耳的傳言，確實是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27)
實際上，陸若漢跟等安的不和根源在於陸若漢參與長崎的行政，工作中曾發生糾紛，而巴範濟和陸若漢並未充分意識到可能出現的後果。據1605年梅斯基塔寫給羅馬的報告中說，等安對耶穌會似乎並無惡意，祇是無法忍受過分干涉長崎政事的陸若漢和巴範濟，因此他極力想要削弱兩人以及塞爾凱拉主教的勢力。等安多次指控和上告，都由於沒有根據而未果，於是，信譽掃地的等安跟反天主教徒的長谷川奉行勾結起來，欲將陸若漢等人趕盡殺絕。正如庫帕總結的那樣：
看上去很有才能，並且跟駿府的重臣們交往很深的羅德里格斯，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了葡萄牙貿易中，同時也參與到長崎的官府事務當中。由於耶穌會一直依賴着家康和葡萄牙貿易，因此，即使有羅德里格斯這樣的性格比較平穩的人出面，要想不捲入這兩件工作當中去，也似乎越來越不可能。[⋯⋯] 在當時的日本，貿易也好，行政也好，都處於一種錯綜複雜的狀態。儘管羅德里格斯竭盡全力地參與這兩項工作，但最終還是得罪了不少人，交不到朋友。(28)
陸若漢在各種輿論壓力下，不得不離開日本，巴範濟由於長崎奉行顧及其它原因被允許留在日本。1610年3月下旬，若阿‧陸若漢乘坐一艘運輸船離開長崎港前往流放地澳門。他後來寫道，在日本生活了三十三年，而最後“自己先於所有的耶穌會士一步並且是作為替罪羊被驅趕出去的”(29)。
巡視員法蘭西斯克‧韋內拉在1619年撰寫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言論：
他 (羅德里格斯) 很有才能，很主動，考慮問題很全面，對豐臣秀吉和當今的皇帝 (德川將軍)，以及全日本的大名、小名都很有影響。神父們由於他的不斷的努力，至今能夠留在日本。由於他是管區的司庫，後來太深入地參與到貿易和長崎的政務中，犯下了錯誤，在外面樹了很多敵，包括等安和左兵衛 (長崎奉行)在內，因此受到迫害，最終被驅逐出去。(30)
巡視員當時不在日本，沒有受到周圍雜音的干擾，冷靜地寫下了這段簡短文字，可以說，是客觀地評價實際情況的記錄。雖然僅看這段文字尚不能正確把握當時的氣氛和事件經過，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瞭解陸若漢被驅逐前後的複雜經過。
結 語
耶穌會為了傳教事業的順利開展，不得不採取按照日本統治者的希望積極配合推進生絲貿易的政策，而承擔處理大部分貿易業務的是長崎耶穌會的司庫。每當交易雙方的利害關係引發激烈衝突時，司庫處於首當其衝的位置，必須出面調解。當時擔任這一重任的正是被指定為德川家康貿易代理人的陸若漢。1595年陸若漢出任耶穌會司庫，開始正式介入葡萄牙人和日本人的交易，捲入各種糾紛中。當時耶穌會的司庫是長崎港的實權人物，掌握着大量購買貨物的許可權、決定價格的交涉。引用當時英文記錄文件中一句誇張的說法——“耶穌會執掌了日本﹣葡萄牙貿易的牛耳”。(31) 范禮安雖曾警告耶穌會士“不要太深地介入到買賣交易當中”(32)，但迫於當時的形勢和處境，以及各方施加給耶穌會司庫陸若漢的壓力，往往無法完全遵守規則，不得不捲入每一件貿易糾紛之中。這也是導致其最終結局的主要原因所在。
【註】
(1) [日] 五野井隆史：《日本基督教史》（《日本キリスト教史》）頁9，吉川宏文館，1990年。
(2) 一次是少年時期隨范禮安等人由葡萄牙赴亞洲時，在澳門等待去日本的船舶，大約是在1576年（陸若漢到達日本的前一年）；另一次是1596年為晉鐸神父再次來到澳門，那次陸若漢同日本天主教會第一任主教瑪爾廷斯一起返回日本。
(3) (4)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陸若漢〉，中華書局，1988年，頁34；頁35。
(5)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16-217。
(6) [英] 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通辭‧ドリゲス》) 第十三章，原書房，1991年，頁254。
(7) [日] 土井忠生：《吉利支丹論考》，三省堂，1982年版，頁68。
(8) 根據對其它史料的考證，此時間有誤，陸若漢應該是1577年到達日本的。
(9) [法] 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中華書局，1995年，頁564。
(10) 前揭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十三章，頁256。
(11) 德川幕府1613年禁教令內容是：“日本原為神之國度。[⋯⋯] 吉利支丹教團來到日本，他們不僅派遣商船進行貿易，更隨意擴張其邪教 (天主教)，試圖蠱惑民心，改變日本政治，令其成為自己之領土。顯而易見， (該邪教) 是今後巨大的災禍之端倪，必須禁止之。[⋯⋯] (該教) 眾多傳教士公然違反幕府的政令、質疑神道、非難佛教 [⋯⋯] 傳播授予 (國民) 邪惡之教。此乃神道之敵、佛教之敵，若不立即禁止，必成為日後國家之禍害。”——《異國日記》，江戶初期外交金地院崇傳，載笹山晴生等《日本史史料集》，山川出版社，1994年，頁180。
(12) Jap. Sin, 16-II, f. 252v。高瀨弘一郎：〈圍繞長崎代官村山當安的事情〉，《基督教時代對外關係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年，第13章，頁632。
(13) [日] 日埜博司：〈歐洲傳教士對於培養日本聖職人員的看法以及耶穌會士的真實形象〉，未刊行。
(14) [日] 笹山晴生等：《日本史史料集》，山川出版社，1994年，頁179。
(15) 笹山晴生等：《日本史史料集》頁180。
(16) (17) (18) 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13章，頁236；頁237；頁238。
(19) [日] 五野井隆史著《日本吉利支丹教史》，吉川弘文館1990年，頁237。
(20) 陸若漢是由於不忠貞而受到指控。傳說他跟長崎的代理官員等安的妻子關係曖昧，還得了性病，久治未癒。還有傳言稱羅德里格斯神父的頭上長出了好幾個疙瘩，調養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才康復，但是腦袋後部長出的那個難看的洞，最後也沒有長好。從澳門寄到居住羅馬的葡萄牙人耶穌會助理陽瑪諾 (Manoel Dias) 的信對此卻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十三章，頁239。
(21) 據傳言說，陸若漢在長崎時總是一個人，也不帶同伴。去拜訪僅次於奉行的人物等安的妻子，態度看上去非常曖昧、親密，女人去小便的時候他也隨行，而且常常從和服的寬袖旁邊伸進手去撫摸其乳房。看到這種情形的侍女們告訴了等安，得知此情形的等安由此冷淡了妻子，並納娶了好幾房妾。不用說此事導致等安夫妻關係破裂，等安也因此和陸若漢絕交。最后做出了將神父們驅逐出國的舉動。—— 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十三章，頁241。
(22) [日] Jap. Sin, 16-II, f. 252v。高瀨弘一郎：〈圍繞長崎代官村山當安的事情〉，《基督教時代對外關係研究》第13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4年，頁632。
(23) (25) 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十三章，頁240。
(24) Jap. Sin. 36, ff. 3-4v，高瀨弘一郎譯著《耶穌會與日本》，頁292-301。
(26) [葡] 陽瑪諾 (Dias)，《中日古風俗系列》，澳門，1615年3月21日，耶穌教會檔案，羅馬16 (II)，第252卷。
(27) (28) 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十三章，頁242；頁254。
(29) 這位作為耶穌會士中最優秀的通辭和貿易代理人被當作替死鬼趕出日本之後，非正式地接替陸若漢成為駿府的通辭兼貿易代理人的是肯特人威爾‧亞當斯 (Will Adams)。而代替陸若漢擔任耶穌會準管區司庫一職的則是建築工程師、天文學家，後來殉教的意大利人會士卡洛‧斯皮諾拉 (Carlo Spinola) —— 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十三章，頁256。
(30) 前揭《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25，第107c卷。
(31) [葡] Carvalho，〈辯解書〉，《附加手稿系列》大英博物館9856，第9卷。
(32) 邁克爾‧庫帕著，松本たま譯《通辭‧德里格斯》第十二章，頁230。
* 陳曦子，日本同志社大學博士、博士後流動站研究員，現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國際新聞系教師；主要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大眾文化、中日文化對比等方面的研究。
* * 劉小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語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日本歷史、中日交通史、日本漢學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