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記

早期葡萄牙人看福建

廖大珂

福建位於中國東南沿海,很早與海外國家就有交往,歷來是海外瞭解中國的窗口和溝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近代以來,福建又是歐洲人最先踏上的中國土地之一,首先來到福建的是葡萄牙人,中西文化在這裡發生了接觸和碰撞。早期葡萄牙人把福建介紹到歐洲,促進了西方人對中國的瞭解,他們對福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

中國與歐洲分別處於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相距遙遠,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雙方祇有偶然的接觸,主要通過傳聞彼此才有一些模糊的認識。歐洲人雖然知道東方有個絲國,但瞭解無多,可謂寥寥,更談不上對福建有所認識了。直至中世紀末期,西歐封建社會逐漸解體,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開始發生,西方商人和貴族出於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嚮往富庶而又神秘的東方世界,把它看作獲取財富的源泉。因此,從13世紀後期,西方一些國家的商人、傳敎士陸續東來。當時的福建社會經濟繁榮,海外交通發達,許多西方旅行家到此遊歷,著名的有馬可·波羅、鄂多立克(Odoric)、馬黎諾里(Marignolli)等。當他們將中國的信息帶回歐洲時,也就將福建介紹給西方。在他們的筆下,福建地方美麗、繁榮、富庶,是具有高度文明的社會,他們的敘述在歐洲引起了極大反響,刺桐港之名不脛而走,使歐洲人始而震驚,繼而嚮往,激發了西方人前往認識福建、瞭解中國的強烈慾望。

新航路開闢之後,葡萄牙人捷足先登,踏着馬可·波羅的足跡,率先來到中國。在此之前葡萄牙人受馬可·波羅等人的影響,對中國和福建的知識主要來自中世紀的遊記。1474年意大利醫士保羅. 托斯加內里(Paolo Toscanelli)致書哥倫布談中國情況就是引自馬可波羅的《遊記》,如談到泉州: “蓋諸地商賈,販運貨物之鉅,雖合全世界之數,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每年有巨舟百艘,載運胡椒至刺桐。其載運別種香料之船舶尚未計及也。”(1)當時的中國明朝雖已呈現出衰敗的徵兆,但仍是強盛的大帝國,社會經濟、文化在世界上居於前列的地位。葡萄牙人來到東方之初與中國並無直接的接觸,對他們來説,中國是一片富庶、神奇的土地,頗具吸引力,因此極欲獲取有關中國的情報。1508年2月,葡王唐·曼努埃爾一世給探索東方的迪奧戈·羅佩斯·德·塞戈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下達指令: “要弄清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哪裡? 距離有多遠? 到馬六甲貿易的間隔時間是多少? 携帶甚麼商品? 每年來往商船的數目和船體規模如何? 是否在當年返回? 他們在馬六甲或者其它地方是否設有商館和公司? 他們是否很富有? 性格怎麼樣? 有沒有武器和大炮? 身穿甚麼服裝? 身材高矮如何? 此外,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敎徒? 他們的國家是否強大? 有幾位國王? 國內有沒有摩爾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奉其宗敎的民族? 如果他們不信仰基督敎,他們信仰和崇拜甚麼? 風俗如何? 國家規模以及與甚麼國家接壤相鄰? ”(2)這表明當時葡萄牙人對中國除了擁有歐洲中世紀的知識之外,就所知甚少,也不瞭解當時的福建。塞戈拉於1509年9月航行到馬六甲,見到港內停泊着三、四艘中國帆船。這是葡萄牙與中國的第一次接觸,但塞戈拉沒有帶回任何有關中國人的情報。(3)

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之後,頻頻遣人到廣東沿海活動,試圖與中國交往,叩開中國的大門,建立貿易關係,從而與福建也發生了接觸。葡萄牙人未到福建之前雖已知道福建,但在他們的筆下却充斥着道聽途説的傳聞和附會。1515年11月,為葡萄牙人服務的意大利人焦萬尼·達·埃姆波里(Giovanni da Empoli)發自南印度科欽(Cochin)的信中寫道: “大汗即國王,人們稱之為契丹之王。人們騎馬取陸路而往,行程計三個月,路上始終沿着一條類似萊茵河的河流行走,沿途上處處可見熱鬧的城鎮,最終抵達刺桐,據説國王就住在那裡”;因此泉州成為他迫切嚮往之地,“所以祇要我不死,我在離開此地之前,真想一步跳到那兒去見見大汗”。(4)不過由於葡萄牙人來到東方,他們開始擺脱中世紀旅行家的影響,從東方直接獲取情報,特別是從東方商人那裡汲取有關中國的知識,始對福建有所瞭解。這時期葡萄牙人寫下一些有關中國的著述,如皮里土·巴博沙(Barbosa)、巴洛斯(Barros)等人的作品。這些作者幾乎眾口一辭地稱讚中國是一個偉大、富庶的國家,擁有廣闊的土地和眾多的人口,擁有眾多美麗的城市和無窮無盡的財富;中國人民是能工巧匠,生產大量的瓷器和生絲,他們誠實可信,善於經商。(5)但是早期的葡萄牙作家大多未到過中國,又不諳中國語言,有關中國的記述主要是轉手掇拾一些到過中國的商人的敘述,對中國的認識遠談不上全面和深入,對福建的瞭解更是祇知其皮毛,如皮里士者。托梅·皮里士(Tomé Pires)於1511年前往東方,曾任葡萄牙在馬六甲商站的職員,1517年又出使中國。在東方的幾年中,根據所見所聞,他撰寫了《東方諸國記》一書。這部書是新航路開闢之後,歐洲人撰寫的第一部詳述東方狀況的著作,書中對中國讚頌備至,稱福建的“泉州(Chancheo)出產生絲”,“漳州(Chamcheo)出產藥用樟腦”,“許多琉球人在福建的港口從事貿易。福建是中國的土地,靠近廣東,有一天一夜的路程。”他認為福建是中國的第二個港口,“在廣東之外是另一個港口,稱作福建(Oquem),離廣東陸路三日程,海路則有一晝夜程,這是一個對琉球人和其它種旅貿易的港口”。(6)然而從該書的寫作年代來看,皮里士當時並沒有到過中國。有關中國的消息是得自在馬六甲的各國東方商人之口,對福建的描述雖説是符合事實,卻顯得過於粗淺簡單,反映了當時葡萄牙人對福建的認識水平,對福建認識的提高還有待於雙方的直接接觸和葡萄牙人對福建的直接觀察。

第一個來到福建的葡萄牙人是若爾熱·馬斯卡倫阿斯(José de Mascarenhas)。1517年,受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的派遣,安特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和皮里士率葡萄牙使團抵達廣東的屯門島。在廣州當局的許可下,安特拉德派遣船長馬斯卡倫阿斯經由泉州前往訪問琉球。當他駛抵泉州,為時已太晚,無法在信風季節前往該群島。因此,他暫時逼留在泉州,與當地的中國商人進行貿易,他發現“在泉州可以賺到與廣州同樣多的利潤”(7)。馬斯卡倫阿斯“沿泉州海岸行駛,那裡是齊整的,散佈着很多城鎮、村落,航行中遇到許多駛往各地的船隻”;他報告了“在這次航行中所作所為及看到的事物,還有那些省的富庶及各種物品的充足情況,無論是商品還是家畜和糧食”。(8)他“在該地感覺到百姓比廣州的要富有,比廣州人更有禮(……)他在那裡停留時一直受到當地百姓的極友好善意的接待,他們是異敎徒,白而秀俊,生活不錯”(9);馬斯卡倫阿斯浮光掠影式的訪問雖沒有帶回更多的信息,但是隨着葡萄牙人的不斷到來和雙方的接觸日趨頻繁,福建漸為葡萄牙人所熟知,這時期出現了不少關於福建的記述。1524年,瓦斯科·卡爾渥(Vasco Calvo)在廣州寫道: “在福建省有一個叫做泉州的城,它是一個漂亮的大城。它靠近海,盛產絲和綢緞,及樟腦和大量的鹽,交通發達,其中有大量的船隻,可以一年四季來來去去。”(10)最受人重視,對福建的報道最為詳盡的蓋略特·伯來拉(Galeote Pereira)的《中國報道》和加斯帕達·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國志》(11),16世紀歐洲的暢銷書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史》曾引用了這兩部著作,該書曾對當時的歐洲知識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6世紀初,由於葡萄牙人在廣東從事種種不法活動,明朝政府收緊了海外貿易,厲行海禁。1523年西草灣之戰以後,葡萄牙被逐出廣東省境,遂北趨福建、浙江沿海,進行走私貿易活動。葡萄牙人與中國建立正式貿易關係的嘗試雖沒有成功,但是葡萄牙與福建卻由此發生了更多的接觸。葡萄牙人以浙江的雙嶼、福建的浯嶼為據點,勾通沿海鉅姓、商民,大肆進行私販活動,甚至糾合倭寇海賊,騷擾劫掠東南海疆,遂引起明朝廷的擔憂。嘉靖二十六年(1547),朝廷命副都御史朱紈為浙江巡撫兼制福建的福、興、泉、建五府軍事(12),督察剿寇。翌年,朱紈大敗國際海盜於九洋山,直搗雙嶼,蕩平其窠穴;嘉靖二十八年,朱紈在福建的詔安縣走馬溪再敗國際海盜,俘虜三十名左右的葡萄牙人。這些葡萄牙人經由泉州被解往福州,在福州居留了一年多,然後一些葡俘又被流放到廣西。大約在1553年,有幾個葡俘通過中國商人的幫助,逃出中國,蓋略特·伯來拉就是其中的一個幸運者。他在逃出不久寫下他在中國南部生活的回憶錄,即《中國報道》,廣為流傳。

克路士是葡萄牙聖多明我會敎士,1548年他作為多明我敎士團的一員,赴東方傳敎,先是在印度、馬六甲、柬埔寨等地佈道,並在1556年冬訪問了廣州。他的《中國志》雖有一部份是轉錄自伯來拉的回憶錄,但是也根據自身在中國的經歷增添了許多內容,尤其他在廣東時努力搜集中國政府文件及私人信函譯文,使他的著述顯得更有份量。《中國志》於1569-1570年在葡萄牙付印,被視為歐洲出版的第一部描述中國的專著。

伯來拉與克路士在著述中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作了生動而大體上準確的描述,中國的許多事物都受到他們的讚揚和公正的評價。相對而言,克路士對中國情況的介紹要更為全面,更為詳盡,但是他本人祇到過兩廣,沒有到過福建,對福建的描述,顯得過於簡略,而且大部份是採用伯來拉的材料,還有的是得自他人的傳聞,難免羼雜了道聽途説的成份,就反不如伯來拉來得真實和深刻。

儘管伯來拉是作為囚徒而生活在福建,他的視野受到所處環境的限制,但他仍然仔細觀察週圍的事物,從而得出自己的結論。他説: “這個中國的土地分為十三個省,有時候每個省本身就是一個王國,但是這許多年來它們都臣服於一個皇帝。福建被葡萄牙看作第一個省,因為他們的麻煩是從那兒開始的,由此才有機會認識其餘的省。這個省有八個城市,最重要和最著名節叫做福州,另七個也相當大,其中最為葡人所知的是泉州,因為它下面有個港口,他們過去經常到那里去做生意。”這裡所説的“八個城市”顯然指的是當時福建的八個府。但是克路士的説法略有不同: “另一省叫福建,它的省城叫做福州。此城有十城,而且都很大,很雄偉,因為該省是最大最高貴者之一。它有大量帶城牆的村鎮。不帶城牆的村鎮無從計算。這個省比廣東和廣西要大得多,這可從下面的事實看出: 它祇有一位總督,而廣東和廣西則共有一位。”顯然克路士的説法是因為對福建的情況不甚瞭解而產生的誤解。

在談到中國的省級職官制度時,伯來拉是這麼説的: “每省有一名叫都堂(即總督)的長官,有的管兩個省。”“職位較他們低一層的叫察院,或巡撫,權力大到可以傳都堂本人到案,但他們的權限在一省內不超過一年。(……)這些巡撫所到之處都受到敬畏,好像是些大王公。每年終他們巡視完畢,就前往各省的省會,在那裡執行法律,最後着手考查那些要接受老爺等級的人。”“各省省會駐有一位布政使,他是首腦,也是皇帝的一切賦入的司庫官”,“他的主要職責是把賦税在指定時間送到朝廷。當事關重大的時候,由於他的地位,他也干預司法的事。”他還提到在上述官員之下還有主管司法的按察使,負責軍事的督師(Tuzi)(13)以及太守。克路士的説法也略有不同,他認為,“每省有五位最高的官”,最大的是叫做都堂的長官;第二位官員是賦稅監督官,叫做布政使;第三位是管司法的大法官,叫做按察使;其他兩位是: 海道,權限是指揮士兵,負責船隻、糧食及其他為進攻敵人和海盜所必需的一切事;Luthissi,負責戰事,奉海道在岸上的命令指揮艦隊。除了這五位官員之外,還有一名較高級的官員,叫做太守;朝廷每年要派一位官員到各省去執法,叫做察院,他去考查所有大小老爺,測試學生,選撥老爺,查問監獄,考慮和斟酌全省一切必須的事務。很明顯,克路士是參考了伯來拉的有關敘述,Luthissi應是當時擔任福建備倭都指揮使的盧鏜的譯音,但是克路士把這個名字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弄混了。

伯來拉作為異域人,在福建用中西文化比較的眼光看本地人司空見慣的各類現象,往往比中國人更敏銳,更深入。如他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度和官吏選拔方法,“為國王在重大司法案件中服務的,是由考察他們的學識而後產生的官員;但為較小的事服務的,如陸、海的尉官、警長、巡尉、税收官等,在每座城,也在這座城〔指福州〕都有很多,是任命的,向大老爺要下脆”。這是符合事實的,在中國的封建時代,官通常是通過科舉產生,而吏則由上級選任。但他也看到各級官員講究吃穿、消極混世的生活態度,一針見血地指出官僚階層的腐朽,“大人物是那樣圖虛榮,以致他們盡可能用最好的絲去鑲衣邊。老爺是個懶惰的階級,除吃喝外沒有鍛煉和遊樂。有時他們到郊外去,叫士兵拿刀箭射靶子,但他們並不停止進食,甚至在別人拉弓發矢的時候他們還在不斷吃東西”。他對科舉制度的描述尤為詳細,“在一切城市,不僅每省的省城,還有其餘的城鎮,有選拔老爺的方法。許多人是靠王公供給學習,每年年底他們便赴省會,如前所説,察院要去那裡審視囚徒和授與這些學銜”。“察院年年巡視,但那些要被選拔來充任要職的人則每三年會聚一次,在為他們準備的大堂裡接受考試。向他們提出許多問題,如回答合格,能夠得到學銜,那察院不久就授與他們;但那些要當老爺的,在皇帝批准之前,他們不得使用帽子和腰帶。考試完畢,測驗通過後,要為那些得到學銜的人舉行隆重儀式,經常要共同盛宴慶祝(因為中國都是以吃喝去結束他們的歡樂的),而且他們要等待按學識被挑選去給皇帝服務。此外,考不合格的考生被打發回去再學習。因懶惰、懈怠而荒廢學業的,要受到鞭笞,有時被投入牢獄”。伯來拉的記載如此翔實是因為“那年我們在監牢裡遇到這種人,我們發現很多人像這樣受到處罰,問他們為甚麼原因,他們説他們不知道怎樣回答向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可以説伯來拉是將中國的科舉制度介紹到西方的第一人。克路士也大量引用伯來拉的材料,並加以補充,他“不厭其詳地願意講述這些事,是要説明離我們那麼遙遠的民族,而且是野蠻民族的國情”。

伯來拉在福州作為一名囚犯,多次受到審訊,對中國的司法制度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了詳細介紹,並與西方的制度作了比較,大為頌揚,“這些異敎徒在這方面是多麼超越基督徒,比他們更講公道和事實”。他談到審訊: 犯人被帶到法官面前受審,“他盡可能讓很多人公開聽審,如果罪行不那麼嚴重的話。他們審問我們時也這樣。因為他們不可能有偽證,像我們那兒常發生的那樣”,認為“這裡作法很好”,“這些人的審判是沒有匹敵的,勝過羅馬人或任何其他民族”;而且法官很尊重外國犯人,“更足以證明他們的司法值得稱讚的了”。伯來拉還用帶讚賞的語氣介紹中國的法律和監獄的情況,但同時也揭露中國法律黑暗的一面——監獄中的恐怖、嚴刑拷打、鞭打懲罰盛行。伯來拉的敍述也為克路士所採用,並说依靠中國的行政司法制度,“國家那樣大,皇帝悉心治理,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條,多少年來維持和平統一,沒有外國侵略或奪走中國的任何東西;反之,中國因它的獨特政體使很多國家和民族臣服”。

伯來拉對福建的社會作了非常細緻而較為深刻的觀察,注意到沿海地區“地狹人稠”的狀況,覺察到已開始顯現的人口問題,“這個國家靠海的地方人煙稠密,因此你每走一里都會看見一些城、鎮或客棧,豐足地供應各種物品,致使他們平安地在城鎮生活”,“沒有一尺土地沒有開墾”。他生動地描繪了社會經濟的一些特點,“城市極壯麗”,泉州和漳州都是人口眾多的城市,“泉州的街道,及我們在別的城市看到的街道,都相當平坦,又大又直,使人看來驚羡”,“布商叫賣他們的小商品”。伯來拉曾在福州逗留了一年多的時間,“能夠有空在該城逛遊”,因此對它的商業繁華和城市特色有栩栩如生的描寫: “福州城很大,有內外都用方石築成的高大城牆,從城牆的寬度看,中間是實以泥土,瞭望樓蓋瓦,有整齊的走廊,裡頭可住人。他們用的梯級,修得平坦,人們可以騎馬上下,他們常這樣做。如前所述,街道是鋪平的。有大批的商販,各人在他店門掛一塊大牌子,寫明他出售何種商品。手藝人也寫明他的行業。市場不小,售賣的物品極其豐富。城市建在水上,許多條河流經過它,河岸是傾斜的,很寬闊,作為城市的街道使用。河流上有各種木橋和石橋,和街道一般高,不妨礙船隻來往。河岸很寬,在河流通過城池的地方,牆上有拱門。他們的巴勞(paraos)駛來駛去,那是他們的一種船,僅在白天行駛。晚上關閉拱門,把所有的城門都關上了。這些河流和船隻使該城變得十分高貴,好像它是另一個威尼斯。房屋都很矮,但蓋得很好,除售貨的屋外並不高大。看到城市那麼大,感到驚奇,原因在於,如我所説,房屋造得很矮,佔了大面積的地盤”;“我們在這座城看見一些事物,令我們都驚嘆”。但是伯來拉在欣賞城市繁華的同時,並沒有忽略鄉村的窮困,“但住在(城市)外面的卻很窮,到處人太多,你可以多次在一棵樹下看見成群的兒童,而本來會認為那兒是根本找不到人的”。

伯來拉對福建的農業生產技術、習俗、飲食、禮節、宗敎信仰、建築也有繁簡不同的記述,並深表景仰。如談到耕作時説: “這些村民耕地技巧好,我們則要用氣力。”談到禮節時認為: “這支民族不僅吃飯文明,講話也文明,論禮節他們超過了其他所有的民族。”他雖然認為,“中國的居民都是極端的偶像崇拜者,一般都禮拜天神”,但也談到福建穆斯林,“當我們在福建的時候,我們確實看見些摩爾人,他們不知道他們的敎派,祇會説‘穆罕默德是摩爾,我父是摩爾,我也是摩爾’,及《古蘭經》的其他幾個字”,並正碓地指出,伊斯蘭敎是從海外傳入的;他描述了穆斯林因戒食豬肉而與當地人所發生的衝突,但還是贊揚道: “中國人在宗敎方面是信仰自由的。”最使伯來拉津津樂道讚嘆不已的是建築藝術,他在福建每到一地,總是不厭其煩地介紹當地的城牆、橋樑、道路、街道、牌樓、房屋,讚嘆福建特有的磚石建築工藝和精美的雕刻藝術,並由此得出結論: “全世界都沒有比中國更好的建築工匠了。”伯來拉是新航路開闢以後,最早把福建雄偉建築全面介紹給歐洲的西方人。

總之,伯來拉和克路士的記述代表了當時葡人對福建的認識,並通過福建來瞭解中國。他們用不同的文化眼光來觀察福建,卻能較準確地反映當時福建的實際狀況,一方面他們對福建的許多事物表示欽羡和仰慕,對先進的文化給予很高評價;另一方面也指出福建存在的社會問題,抨擊了一些社會弊端,這種客觀態度是難能可貴的。他們的著作在當時的歐洲產生了很大影響,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史》就大量引用他們的撰述,在歐洲廣為流傳,從而極大地豐富和提高了西人對中國的認識。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局部)

 

【註】

(1)張星烺: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中華書局,1977年,頁337。

(2)《葡萄牙國家檔案館藏有關葡萄牙航海與征服檔案匯編》,里斯本,1982年,頁194-195。

(3)(4)(7)張天澤: 《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頁36;頁40;頁40。

(5)M. L. 丹馬斯編譯: 《巴博沙的書: 印度洋沿岸國家風土記》,倫敦,1921年,第2卷,頁211-215。阿梅達·考太蘇編譯: 《東方諸國記》,倫敦,1944年,第1卷,頁116-123。

(6)阿梅達考太蘇: 《東方諸國記》,上揭書,頁126-127。

(8)《國王唐·曼內奧編年史第四和最後一卷》,里斯本,1567年,第24章。

(9)費爾隆·羅柏斯德·卡斯特達: 《印度的發現和征服史第四、五卷》,科因布拉,1552年,第XL章。

(10)福開森: 《廣州葡俘的信札》,頁92、152。

(11)見(英)C. R博克舍編注,何高濟譯: 《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華書局,1990年。

(12)《明通鑒》,卷59。

(13)何高濟先生認為即知府,誤。tuzi應為都司的譯音,指都指揮使。

*廖大珂,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副敎授,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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