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史(編纂學)

宋元時代的馬八兒、西洋、南毗與印度

劉迎勝

 

元代婦女形象

 

山西洪洞廣勝寺元代壁畫(局部)

馬八兒為中古時代印度東南海岸的一個重要王國,據中西海上交通必經之地,與葡屬果阿的地位有幾分相似。馬八兒(Ma'abar)這個國名是阿拉伯語,意為“渡口”。回回商人11、12世紀起便在這裡定居。13世紀,其名稱開始出現於巴格達學者阿卜杜·拉替夫('Abd al-Latif al-baghdadi)的編年史。(1)他在描述阿拉伯與南印度的貿易聯繫時提到了馬八兒。馬八兒這個由回回人商業勢力造成的南印度王國,後來被統治印度北方的德里算端國所滅。

最早注意馬八兒的現代學者是英國人享利·玉爾,他在把元代漢文史料翻譯成英語時,介紹了馬八兒。最早仔細研究馬八兒與東亞關係的是日本學者桑原騭藏。他研究了成書於1485年的朝鮮史籍《東國通鑒》卷40《忠宣王一》中的下列記載:

〔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六月〕馬八國王子孛哈里遣使來獻銀絲帽、金綉手帕、沉香、土布。先是,王以蔡仁揆女歸丞相桑哥。桑哥誅,帝以蔡氏賜孛哈里。孛哈里與其王有隙,奔於元,居泉州。至是,以蔡氏故,遣使通之。

在其書《蒲壽庚考》中,他提出: 波斯灣怯失(Kish)島國有王子法合魯丁·阿合馬(Fakhr ai-Din Ahmad),受波斯伊利汗合贊之命使元,居數年後踏上歸程,於1305年,在赴馬八兒的旅途中病逝。此人即孛哈里。(2)

在桑原氏的基礎上,陳高華先生對蒙元帝國與馬八兒的交往作了進一步研究。他指出桑原所引《東國通鑒》所記有關馬八兒的記載,乃本於1451年成書之鄭麟趾的《高麗史》卷33《忠宣王世家一》。特別重要的是,陳高華注意到元代文人劉敏中的《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以下簡稱《中庵集》)中有<不阿里神道碑銘>。他把<不阿里神道碑銘>中提到的“西洋國”考為馬八兒,並認定《元史·馬八兒等國傳》中提到的馬八兒國丞相不阿里,與<不阿里神道碑銘>中的不阿里,以及朝鮮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為同一人;他把不阿里的“本名撤亦的”,復原為阿拉伯文Sayyid;把<不阿里神道碑銘>中提到海外“親王阿八合、哈散二邸”,解釋為先後得立為波斯伊利汗的阿八哈和合贊;並把朝鮮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與其國主有隙,奔於元,居泉州”,並得賜蔡氏,與《元史·馬八兒等國傳》中提到的不阿里同其國主的矛盾,及<不阿里神道碑銘>所記不阿里入元後得賜蔡氏,居泉州的記載聯繫起來,(3)比桑原騭藏確實前進了一大步。

筆者也曾注意到<不阿里神道碑>,對“西洋國”與馬八兒的勘同及元與馬八兒的交往作了初步討論(4),見陳文后,又作了進一步研究,論證了<不阿里神道碑>所述不阿里的故鄉“哈剌哈底”,應為波斯灣口古忽魯謨思國對岸古城廢墟Qalhat,此乃今阿曼國最古之城市,東距今佐法爾約900公里,位於海邊。Qalhat這個詞經突厥人或蒙古人之口説出,由於突厥-蒙古語元音和諧律的作用,阿拉伯語中的無磨擦氣輔音-h-,在與後元音相遇時,自然地發作-kh-讀作Qalkhat,由此再經漢人重譯音寫,就成了“哈剌哈底”,將哈剌哈底與趙汝適《諸蕃志》中的伽力吉、大德《南海志》中的加剌都、《馬可波羅遊記》中的Ca1atu、明茅元儀《武備志》卷240之<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蕃圖>,即所謂<鄭和航海圖>中之加剌哈及16世紀時葡萄牙人所記之Calayate作對比研究,探討馬八兒國與哈剌哈底之間的傳統海上貿易關係;研究元與馬八兒交往史。(5)

本文擬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從有關宋元時代的“西洋”、南毗國、波斯文史史料中的馬八兒和近年來國外考古學界對馬八兒國的發掘等諸方面,對宋元時代有關南印度的課題作進一步研究。

一、西洋

馬八兒,在伊斯蘭化以前稱為“注輦”(Cola)。注輦是10-14世紀北印度洋的海上強國。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注輦王遣使娑里三文、副使蒲加心(Abu Qasim)歷四年航行抵達中國,向宋廷進貢珍珠、碧頗黎等物,宋廷給以大量回賜。(6)據《宋會要輯稿》頁7849夾引《山堂考索》記載,注輦王此次之所以遣使入宋,是因為有商舶自宋抵其國,告以宋帝向上天祈福的活動。注輦王表示,近十年來海上波瀾不興,其國故老傳説此必因中國聖人之故,所以遣使。次年注輦再遣使入貢,宋鴻臚寺臣繪其風俗衣冠為圖以獻。同時規定,注輦、大食和三佛齊等國貢使隨員祇限20員。(7)明道二年(1033)注輦使臣抵宋進貢。(8)熙寧十年(1077),注輦王再遣向宋進獻,宋廷也給以回賜。(9)有關注輦的漢文史料散見於詰書,限於篇幅,這裡從略。

辨明宋元時代的“西洋國”與馬八兒的關係後,繼續尋找有關這一時代“西洋”的史料可能成為進一步研究的切入點。“西洋”這個地理的名稱因明代鄭和的遠航而廣為人知,學者們在探究中國航海史時,多將“西洋”這個概念上推至元代。

我們在追尋“西洋”這個名稱的起源時,發現《西山雜志》記載,泉州蒲氏家族成員蒲有良五代時“之占城,司西洋轉運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轉運使”。(10)故而“西洋”的地理概念似應起源於五代。

古代中國猶太人最集中的居住地在開封。那裡的猶太社團在“鴉片戰爭”以後不久完全消亡。幸而有四通碑文留傳下來,先後鐫刻於明弘治二年(1489)、明正德七年(1512)和清康熙初年(1663、1697)。這四通碑文是研究猶太敎入華史的寶貴原始資料,也是中外學術著作論述這個課題的主要憑藉之一。

據明弘治二年(1489)碑碑文在提到開封的猶太人的來歷時説他們“出自天竺”,因“進貢西洋布於宋”,宋帝下詣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代既有“西洋布”,則當然有“西洋”的概念。足見“西洋”的概念為宋人所沿用。

明正德七年(1512)碑文説“一賜樂業(11)敎始祖阿耽(12),本出天竺西域”。康熙二年(1663)碑文也説他們的宗敎“起於天竺”。陳垣先生在<開封一賜樂業敎考>中説弘治、正德兩碑的拓本中都缺“天竺”字樣,像是訪碑者以為錯誤而把它鑿去了的(13)。今查意大利傳敎士駱保祿(Gozano Gianpaolo)在18世紀最初20年在開封抄錄明正德七年碑文影印件,當時“天竺”兩字尚存。可見這些猶太人所進貢的“西洋布”應出自“天竺”,即印度,而“西洋”亦應在印度求之。潘光旦先生將曾論證了開封猶太人的主體的祖先離開中東本土之後,約在印度的孟買一帶定居約一千一百年,然後循海道東來中國。(14)換而言之,他將“西洋”置於印度今孟買。

除了“西洋”之外,宋元時代還有“小西洋”的地理概念。這個名稱見於元人陳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志文説,“單馬令國管小西洋: 日羅亭、達翁希、崧古羅、凌牙蘇家、沙里、佛羅官、吉蘭丹、晏頭、丁加蘆、迫嘉、朋亨、□蘭丹”;“三佛齊國管小西洋: 龍牙山、龍牙門、便塾、欖邦、棚加、不理東、監蓖、啞魯、亭停、不剌、無思忻、深沒陀羅、南無里、不斯麻、細蘭、沒里琶都、賓撮”諸地。所謂“小西洋”很近於《西山雜志》所提到的五代、宋時泉州蒲氏家族所據的“占城西洋轉運使”中所提到的“西洋”,大體上指今馬來半島和印尼蘇門答臘週圍海域,略小於明代《東西洋考》中的“西洋”。提到“小西洋”的大德《南海志》成書上距宋亡不過二十餘年光景,所以“小西洋”很可能也是宋時遺留下來的舊名。

從現在文獻資料看,宋元時代的“西洋”與五代時的“西洋”名稱雖同,但地理含義有很大變代。汪大淵《島夷志略》“萬里石塘”條提到,萬里石塘(今西沙群島)有三脈,其中一脈“至西洋遐昆侖”(15)。“東洋”與“西洋”起初並非地理概念。南海從北向南分佈南海諸島,包括許多潛伏於水下的暗沙,對海舶的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脇。中國舟師出海時,為避開南海諸島,並便於導航,往往先渡東海至流求(今台灣),由此向南經呂宋列島,再向南,此為東洋航線;或沿東亞大陸南行,此為“西洋航線”。(16)蒲氏祖先“占城西洋轉運使”和汪大淵所云“至西洋遐昆侖”中的“西洋”應首先從這一層意義上去理解。

元代明確提到西洋的地望的有兩種資料。一種是上述劉敏中所寫之<不阿里神道碑>,此神道碑中的“西洋”國,是位於今印度東南岸海的馬八兒國(Ma'abar)的漢名。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在“古里佛”條中説,古里佛是“西洋諸番之馬頭也”。這裡的“西洋”指的是印度南部地區。因此元代的“西洋”究竟指何處,須視具體情況而論。

《島夷志略》多處提到“西洋”。此名亦見於周致中的《異域志》。今錄之如下,以資比較:

“西洋”:

《島夷志略》“昆侖”條提到“舶泛西洋者,必掠之,順風七書夜可渡。”(17)這裡是説從中國前往南印度,必經昆侖(今越南南方之昆侖島)。同書“龍牙門”條在描述龍牙門(今新加坡)時提到,“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問。回船之際,至吉利門”時,舶人須嚴加防備當地海盜。(18)此處之西洋亦應指印度南部。這段史料是説經由新加坡海峽航向印度南部的商舶在回程時必須提防海盜。

“北溜”條提到“舶往西洋,過僧伽剌傍,潮流迅急,更值風逆,輒漂此國”(19)。這裡的西洋很可能是指馬八兒和俱藍地區。從《元史·馬八兒傳》看,至元十八年(1281)楊庭璧出使俱藍時,就取道錫蘭,因風阻而北行至馬八兒。根據汪大淵此處的記載,過鍚蘭後,如潮流迅急,加之信風不順,海舶可能一直漂到馬爾代夫群島。

汪大淵《島夷志略》“萬里石塘”條提到自泉州海外之岱嶼門“掛四帆,乘風破浪,海上若飛。至西洋或百日之外”。(20)這裡的西洋當指印度南部。從元代楊庭璧出使馬八兒的經歷看,從泉州啟航,若逢順風,的確三月以內可達馬八兒。

“大八丹”條稱其“國居西洋之後”,“田平豐稔”、“地產綿布”。(21)關於大八丹的地望,日本學者藤田豐八不清楚,美國學者柔克義(W W. Rockhill)認為大八丹為印度西南馬拉巴爾(Malabar)的Dudfattan的譯音。蘇繼廎則認為14世紀中葉摩洛哥航海家至馬拉巴爾,提到兩個地名,一個是Dahfattan,另一個是Budhattan。他認為大八丹是Dahfattan的譯音。至於大八丹“國居西洋之後”一句,蘇氏認為“本書‘西洋’一名,其義廣狹不一。廣義之‘西洋’殆指西南海域;狹義之‘西洋’則指大食海區域”。蘇氏限於時代,不明白“西洋”與馬八兒及與南印度的關係。五代至宋時,逐漸出現以中國地理座標中心的海外地名,“西洋”的出現的便是一例。理解這一點,就可明白“國居西洋之後”,是説從中國出發航海,先至“西洋”,再至大八丹。如是,則大八丹應位於“西洋”以西不遠處海濱。上文已經提到,元代有時“西洋”是馬八兒的漢名,其地位於今印度的泰米爾那度州。大八丹亦應位於該州某地。

本世紀80年代,印度泰米爾那度大學考古學敎授蘇拔拉雅魯(Y. Subbarayalu)於斯里蘭卡滿泰半島相對的印度南端海濱的一個名曰帕里雅八丹(Pariyapattinam)的小村中發現了一些13-14世紀的中國龍泉青瓷碎片和一些14世紀景德鎮的青花瓷片。日本東京大學敎授辛島升認為,這個名曰帕里雅八丹的小村就是大八丹。因為pariya在泰米爾語中意為“大”,而pattinnam則意為“港市”。

“大烏爹”條説其“界西洋之中峰”,並説其國“煮海為鹽”,“地產布匹、貓兒眼睛、鴉鹘石、翠羽”。貨幣如“西洋諸番國,鑄為大小金錢使用,與中國銅錢異。”(22)此大烏爹國,柔克義認為在非洲,沈增植與藤田豐八皆認為在印度。蘇繼廎認為在孟加拉灣西北印度之奧里薩(Orissa).此説恐不確。大烏爹地界“西洋之中峰”,當與馬八兒和俱藍相去不遠。從其當地出產貓睛石、鴉鶻石看,亦應在南印度。至於所謂“西洋諸番國”,當指馬八兒、俱藍附近各國。

“天堂”條(即今麥加)説“雲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23)雲南自元初世祖命賽典赤為行省平章以來,許多穆斯林移居其地。穆斯林五大功課規定一生中在條件許可時,應赴麥加朝聖,故元代雲南穆斯林赴天堂者不乏其人。曾朝過聖之穆斯林稱“哈吉”。鄭和之父名馬哈吉,當去過麥加。從雲南赴麥加應取道緬甸。所謂“西洋亦有路通”意為從馬八兒、俱監亦可赴天方。

“甘埋里”條其國“與佛朗相近,乘風張帆二月可至小俱喃”,又説“所有木香、琥珀之類,均產自佛朗國來,商販於西洋互易”。(24)甘埋里的地望,諸家所説不一。大體上指南印度洋科摩羅群島與忽魯謨斯兩説。佛朗為阿拉伯語Franak,乃對歐洲和十字軍的稱呼,源於“法蘭克”。其地既與佛朗相近,則上述兩説皆有可疑處。此問題因與本課題偏離較遠,留待以後討論。“商販於西洋互易”是説甘埋里商販從歐洲或東地中海地區所販商品,都運至馬八兒、俱藍一帶交易。

“西洋第三港”:

《島夷志略》“蘇祿”條在介紹各種珍珠時,説有“出於西洋之第三港”,同段另一處又徑稱“第三港”。“第三港”條中,汪大淵又提到: “第三港古號馬淵,今名新港,口岸分南北,民結屋而居。田土、氣候、風俗、男女與八丹同。去此港八十餘里,洋名大朗,蚌珠海內最富。”作者還詳述了當地採取珍珠的過程。(25)第三港的珍珠不但運銷海外,也販至印度南部其他港轉口。在同書“沙里八丹”條中,汪大淵即提到,“地產八丹布”,“珍珠由第三港來”。

此“第三港”名稱的來歷,蘇繼廎認為“乃以其位於蒂魯欽杜爾(Tiruchendur)與卡亞帕塔納姆(Kayalpatanam)二港之北,順次為第三,故有第三港之名”。清末民初沈增植曾認為它的古名“馬淵”與《海錄》之“馬英”有關,當位於印度西南之地。蘇繼廎認為當為銅葉河下游加一港外淤岸之新港“奔顏加一”(Punnei-Kayal)。蘇氏還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島夷志略》“西洋第三港”條中有關採珠的記載,與《馬可波羅遊記》所述在馬八兒附近採珠恰恰相吻,並認為自古鍚蘭以海珠為名產,當出於此附近。蘇繼廎進而考定,“印度半島南端有銅葉河(Tamraparni)注入馬納爾灣中”,希臘人已稱為“真珠大市場”。其下游有“加一”港口,為泰米爾語“水道”之義。此“第三港”與“新港”及《元史·馬八兒傳》中之“新村馬頭”皆為其地。至於距“第三港”八十里之“大朗洋”,蘇氏認為當為銅葉河梵名Tambraparni的音譯,其地即馬納爾灣之珠池。(26)由此觀之,“第三港”為馬八兒重要港口,盛產珍珠。

“西洋人”:

《島夷志略》“舊港”條提到當地土地肥美,或云“一季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穀變為金也”。後來“西洋人聞其田美,每乘舟來取田內之骨,發歸彼田為之脈而種穀”,因此“舊港之田不復生金”。(27)泛舟至舊港取土的當為馬八兒人或俱藍人。

“西洋國”:

元末明初周致中曾著有《異域志》,書中提到一個“西洋國”,説“在西南海中,地產珊瑚、寶石等物”。同書在“虎六母思”(忽魯謨斯)條中又説,“其國地西南海中,回紇之國。其地至熱,出番布珍寶,與西洋國頗同。”(28)同書“黑暗國”條述曰“地產犀牛,與回鹘同,即南海中回回也,未嘗入中國,其俗皆與西洋同”。(29)這裡所提到的“西洋國”,校注者陸峻嶺認為就是“古里”,即元代之俱藍。此説乃本於《島夷志略》。如前所述,元代的“西洋國”應當指不阿里的祖國馬八兒(30)、俱藍(古里)和南印度。

元以後“西洋”的概念繼續為中國人襲用,但其意義與元代相較有了一些區別,其地理範圍各書記載也不一致。《東西洋考》中的“西洋”,約相當於宋元時代的“小西洋”的概念。而宋元時代南印度的漢名“西洋”在鄭和時代被稱為“西洋鎖里”。元代“西洋”兼指古里或印度南部其他地方的意義在明清兩代繼續使用。如鞏珍《西洋番國志》在“古里國”條中説: “古里國,此西洋之大國也”。(31)此外“西洋”在明代又兼指印度和印度和印度以西地域,這一點廣為人知,此處不贅。

“西洋”的稱呼一直沿用到清代。清康熙時水師將領陳倫炯把印度稱為“小西洋”。(32)《大清會典》多次提到康熙年中“西洋國”的入貢,並説“西洋國在西洋海中”。這裡的“西洋國”仍然是指印度南部。

二、西洋布和西洋絲布

上文提到,明弘治二年(1489)碑碑文在提到開封的猶太人的來歷時説他們“出自天竺”,因“進貢西洋布於宋”,而“留遺汴梁”。這種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東南亞和北印度洋地區廣為流行,曾有數種元明文獻提及。

周達觀於元成宗元貞元年奉使真臘(柬埔寨)曾在其國居住一個年餘,他在其遊記的“服飾”一節中提到“其國中雖自織布,暹邏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為上,以其精巧而細美故也”(33)。就是説“西洋布”較真臘土產布和暹邏、占城之布質量為上。陳正祥在論及真臘流行的“西洋布”時已經指出: “此處所謂西洋,可能指印度一帶,並非今天所指西洋。”(34)

《島夷志略》“無枝拔”條記述説,當地“貿易之貨,用西洋布、青白處州瓷器、瓦壜、鐵鼎之屬”。(35)在同書“淡邈”條汪大淵又説,貿易“貨用黃硝珠、麒麟、西洋絲布、粗碗、青器、銅鼎之屬”。(36)同書“古里地悶”條,作者述曰“以銀、鐵、碗、西洋絲布、色絹之屬為之貿易”。(37)在同書“須文答剌”條中,作者説“貿易之貨,用西洋絲布,樟腦、薔薇水、黄油傘、青布、五色緞之屬”。(38)這裡所述“貿易之貨”,應當是指華商與當地商人交易時所提供的商品。可見中國商人下番並非祇從事中外貿易,當有不少商人往返於北印度洋各地從事賈販謀生,“西洋布”是他們發現的在海外暢銷的商品之一。

“西洋布”或“西洋絲布”應當都是印度南部出產的紡織品。至於其質地究竟如何,周達觀説西洋國“所織綿布絕細,瑩潔如紙”。這裡的“所織綿布”,應當就是西洋布,係一種棉紡織品。明張燮的《東西洋考》“啞齊”條“物產”部份在描述西洋布時引述《明一統志》説,西洋布又名“闊布”。他又引《華夷考》説: “西洋布幅廣四、五尺,精者價乃勝緞。”(39)明曹昭在其所著《新增格古要論》中説,他的一位親戚得到過西洋布,“其白如雪,闊七、八尺。”(40)因其“絕細”和“瑩潔如紙”的質地,價格居然超過錦緞,難怪會受到海外諸國人歡迎。

至於“西洋布”的產地,《西域番國志》“古里國”條説: “西洋布,本國名‘奢黎布’,出於鄰境坎巴夷(今印度西海岸坎貝)等處。每疋闊四尺五寸,長二丈五尺。彼處賣金錢八個或十個”。(41)據《環宇通志》卷118記載,忽魯謨斯亦出產“西洋布”。

開封猶太人祖先向北宋朝廷“進貢”的“西洋布”,與元代《島夷志略》等書中提到的“西洋布”應當是同一類產品。看來不但東南亞、北印度洋地區的居民喜歡這種紡織品,宋元時的中國人也不例外,所以宋朝皇帝才會允許這些賈販於印度與中國之間的猶太人定居中原。

明代東南亞諸地“西洋布”仍然流行不衰。《明會典》卷105<暹羅>所列進貢物品有“西洋布”(42)。據張燮記載,西洋布輸入過去從未徵税,至明代方開徵入關税,每疋税銀一分七厘。(43)

明永樂初年成立了一個“四夷館”,相當於一所“亞洲研究院”。其中有一個“回回館”,相當於“波斯語系”。回回館為敎學曾編寫過一部《回回館雜字》。當時人尚不知按字母排列的方法,故所有詞滙均按其意義分類,所以是一部波斯語—漢語分類詞典。在<雜字補>“衣服門”,收有一個詞“西洋布,拍藍,bairam'(44)。”“拍藍,bairam”在波斯語中,指一種質地優良的絲料。它應當就是所謂的“西洋絲布”。

此外在明會同館所編《回回館譯語》“衣服門”中也收有一個詞“西洋巾,克兒把思·微剌葉剔”。會同館本《譯語》是一種純漢字的波斯語—漢語分類詞典。其中多數詞可以按其漢字釋義和注音在波斯語中找到。這個所謂的“西洋巾,克兒把思·微剌葉剔”可還原為波斯語karbas-i vilayat。“克兒把思”(karbas)意為帆布,粗布;“微剌葉剔”(vilayat)意為國家,並無西域或西洋的意思。回回人説karbas-i vilayat猶言家鄉之粗布巾。《西洋番國志》提到,坎巴夷當地人“亦以蠶絲練織各色間道花手巾,闊四五尺,長一丈二、三尺有餘,每手巾賣金錢一百個”(45)。坎巴夷出產的細布既稱為“西洋布”,其地出產的絲巾亦可稱為“西洋絲巾”。明黃省曾就逕稱為“西洋手巾”(46)。它與《回回館雜字》提到的“西洋巾,克兒把思·微剌葉剔”(karbas-i vilayat)是不是同一種紡織品,尚有待於研究。

明曹昭還提到過一種“西洋剪絨單”。他説這種紡織品“出西番,絨布織者。其紅綠色年遠日曬,永不退色,緊而且細,織大小蕃犬,方而不長,又謂之‘同盆單’,亦難得”。(47)所謂剪絨即地毯。這種紡織品早在元代即輸入中國。元大德《南海志》卷7在“舶貨”條中也提到了“剪絨單”(48)。既名之為“西洋剪絨單”,可能來自馬八兒或印度南部。

“西洋布”的稱呼一直沿用到清代。清陳倫炯在述“小西洋”(即印度)時説,當地“人即西域狀,鬈鬚環耳,衣西洋布”。(49)

三、南毗國

與馬八兒有關的宋元明時代南印度地名中還有一個“南毗國”。探尋漢文史料中有關“南毗”的記載,也成為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南毗國最早見於宋末趙汝適的《諸蕃志》。在明代“南毗”常寫作“南毘”、“毘”為“毗”之異體字。某些明代史籍中,“毘”寫作“昆”。多數學者認識到“南昆”祇不過是抄寫筆誤所致。但仍有少數學者不作考訂。如余思黎校注之羅日炯的《咸賓錄》(50)、鄭鶴聲、鄭一鈞之《鄭和下西洋資料滙編》(51)等均沿用誤寫之“南昆”。

德國學者夏德(Friedrich Hirth)在其《《諸蕃志》譯注》中認為南毗國應為印度之馬拉巴爾(Malabar)。(52)有些學者以為,南毗應為漢語對婆羅門的Nair或Namburi的譯音。伯希和認為此説較可接受。馮承鈞在注釋《諸蕃志》時,介紹了其説。(53)多數學者接受了柔克義、夏德和伯希和之説,祇要史籍中出現“南毗”的名稱,便總是以上述國外名家的意見注釋之。(54)

南毗國的名稱在《諸蕃志》中出現過多次。

在“藍無里國、細蘭國”條中,作者説“藍無里國(今蘇門答臘西北角)……北風二十餘日到南毗管下細蘭國”(55)。可見宋末時,南毗在南印度的勢力渡海可達今斯里蘭卡之地。

在“南毗國、故臨國”條中,作者寫道: “南毗國在西南之極,自三佛齊便風月餘可到。國都號‘蔑阿抹’,唐語曰‘禮司’”。作者説,南毗國最遠,少有番舶前往。其國之商賈常與三佛齊的商販於吉羅達弄之地換貨。趙汝適接着描述“故臨國,自南毗舟行,順風五日可到。泉舶四十餘日到藍無里住冬,至次年再發,一月始達。土俗大率與南毗無異……每歲自三佛齊、監篾、吉陀等國發船,博易用貨亦與南毗同”。

《諸蕃志》所載南毗國的屬國有: 故臨(Quilon)(56)、胡辣茶(Gujarat)(57)、甘琶逸(Cambay)(58)、弼離沙(59)、麻羅華(Malawa)(60)、馮牙羅(Manglore)(61)、麻哩抹(Malabar)(62)等。

在同書卷下“胡椒”條,作者説,“或曰〔胡椒〕南毗無離拔國至多。番商販之於者婆,來自無離拔也。”(63)無離拔即南毗屬國麻哩抹(Malabar)。前面提到的南毗屬國皆位於今印度西海岸,馬八兒亦應如此。由此觀之,夏德的意見有一定道理。

但趙汝適的另一些記載卻顯示南毗應位於印度東南海岸。在“海上雜國”條中,作者敘述“宴陀蠻”之地時説,當地“有井,每歲兩次水溢,流入於海。所過沙石經此水浸皆成金。闔山人常祭此井。如銅、鉛、鐵、鍚,用火燒紅,取此水沃之,輒變成金。舊傳曾有商舶壞,船人扶竹木隨流漂至此山。知有聖水,潜以竹筒盛滿,乘木筏隨浪漂漾至南毗國。以水獻南毗國王,試之果驗。南毗王遂興兵,謀奄有其山。船未至間,遭惡風漂回,船人漂至山,盡為山蠻所食”。(64)宴陀蠻即今安德曼群島,從上文“宴陀蠻”與南毗間的漂流的記載看來,南毗國如位於馬拉巴爾,則漂流至宴陀蠻須繞過印度南端,似不可行,故南毗應在印度東南海岸,與夏德的意見相左。

同書“貓兒睛”條記載“貓兒睛狀如母指大,即小石也。瑩潔明透,如貓兒眼,故名。出南毗國。國有江日淡水江,諸流迤滙”。(65)上引《島夷志略》“大烏爹”條説其國“界西洋之中峰”,並説其國“地產貓兒眼睛”。兩書所記當是同一地方。

元代文獻對判明元代南毗的地望有重要意義。大德《南海志》有入貢番舶表,其中包括“南毗馬八兒國”,即把南毗與馬八兒聯在一起並提。這使人們聯想起上引《諸蕃志》中所提到的南毗國的都城“蔑阿抹”,此名似為Ma'abar之譯音。(66)如果將“蔑阿抹”與馬八兒的勘同不誤,則這是我們所見的最早將南毗與馬八兒掛鈎的史料。同時《南海志》還列出了“南毗馬八兒國”的屬國,計有:

細藍。古之師子國,舊譯鍚蘭,即今之斯里蘭卡。此國在《諸蕃志》中已列為南毗屬國,見上。

伽一。《元史·馬八兒傳》記載,當元廷使臣楊庭璧抵達馬八兒時,馬八兒正聚兵於加一之地,欲與俱藍交戰。加一即此咖一,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寫作Cail,<鄭和航海圖>中此地標作翼城。其今地位於印度半島南端之Tuticorin。

忽里法丹。陳連慶認為,很可能是印度半島東岸之Musulipatam。(67)南毗馬八兒的屬國還有差里野括(68)、撥的侄和古打林,均待研究。

另一份有關南毗與馬八兒關係的重要史料是《閩泉州吳興分派卿田尤氏族譜》,其中記載道“元鎮國將軍加九鍚,充馬八兒國宣撫使尤永賢公(……)於至元十三年歸世祖,授虎符招威將軍,管軍萬戶(……)十七年入覲(……)授占城、馬八兒國宣撫使(……)奉旨招諭,蓋南毗也。航海逾年,始至馬八兒國,宣上威德,國人風從而靡”。(69)《族譜》中明確記載,南毗就是馬八兒。這位尤永賢奉使時間恰在元滅宋之後,很可能就在楊庭璧首次出使的前後,甚至可能是楊庭璧使團中的一員。

明代有關南毗國的資料主要是鄭和航海的資料,這些材料被反復抄錄。(70)在明代史料中,“南毗”皆指柯枝和古里的統治階級而言。例如在鞏珍的《西洋番國志》中,作者在描述柯枝國時説,其“國人有五等。一等名南毗,與王同類,中有剃頭掛線在頸者最為貴族。二等回回人。三等名哲地,乃是國中財主。四等名革令,專為牙保。五等名木瓜,最卑賤。木瓜居住俱在海濱,屋檐不得過三尺。着衣上不過臍,下不過膝。路遇南毗、哲地,皆俯伏,候過乃起”。同書在記載古里國時又説“其國亦有五等,名回回、南毗、哲地、革令、木瓜。王南毗人,其頭目皆回回人。云先王嘗與回回言: ‘誓不食牛則不食豬。’至今尚然。王信佛敎,敬象及牛。”(71)

綜上所述,南毗與馬八兒的關係似可這樣概括: 在宋末以前的某一個時候,南毗的勢力曾達到相當大的範圍,包括今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大部份地區和今斯里蘭卡。反映在史料中就是《諸蕃志》中所列出的那些屬國。但至宋末元初,南毗的國勢大為衰落,其統治地域大致就是馬八兒,屬國包括今斯里蘭卡等地。

筆者認為,南毗作為族名的譯音,其起首鼻唇音N-很可能譯寫的是齒音D-。例如唐代摩尼敎經卷中以漢字“訥”(*nuet)譯寫中古波斯語和粟特語的名稱dol。而摩尼敎經dewan(《律藏經》、《藥藏經》)被音譯為“泥萬”或“寧萬”。這種譯音規律在晚出的文獻中亦可見到。例如明代《東西洋考》中提到的南洋的封號“哪督”顯係馬來語Datuk 的音譯。同書還把今菲律賓棉蘭老島北部的Dapitan 音寫為“吶嗶嘽”。

由此筆者設想,“南毗”很可能源於南印度的土著居民“達羅毗荼”(Dravida)這個名稱。其勘同似可按如下思路推想: Nanbi(南毗,今普通話讀音)

本世紀30年代以來,泉州曾多次發現元代濕婆敎石雕遺物,總共200餘方。近年來屢有新發現。1984年底,學者們在泉州通淮門城牆約兩里處發現一方濕婆敎石刻。該石呈長方形,體積為47×57×22厘米,石質為輝綠岩。其主體部份刻城屋形方龕,龕頂正中為一鐘形紋飾,屋脊頂層飾有獅子頭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層相迭的蓮花柱,龕內正中雕刻着一塔狀磨盤,承托在盛開的蓮花之上。其左右各有一神像,頭戴寶冠、頸項上飾念珠,腕上套有鐲環,以同樣姿式坐在蓮座上。這裡的神像應為印度敎破壞之神濕婆(Siva)或其追隨者,而龕內的塔狀磨盤則應為濕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濕婆敎認為破壞之後必然要創造,濕婆雖然是破壞之神,也有創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徵。此石刻屬於濕婆敎建築外觀飾物,常嵌在內殿的層樓頂上。50年代初期吳文良曾收集到類似的龕狀石。(72)濕婆敎的神像在泉州一帶發現得不少。

1985年以後,泉州又徵集到多件濕婆敎石刻。其中有“花朵式”柱頭兩方。一方為25×98×98厘米,前後兩面各雕有蓮瓣及十字形花朵,兩側花朵對稱向下垂。另一方為26×86×86厘米,形制與前一塊一致。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頭很多,都為南天竺式樣,具有犍陀羅藝術的風格。1985年在泉州南門附近發現了希臘式柱頭石,1989年在鹿園靈山附近發現了葫蘆狀柱頂石。另外還在築路施工中發現過石横枋,兩端雕有花紋,左側有眼鏡蛇相交的變形圖案,右側長方形框內雕有海棠花,邊緣雕有斜形蓮瓣。此石當為廊柱柱頭檐之間的橫向樑枋。這類橫枋1988年還發現過一件。

今印度南部及斯里蘭卡北部主要居民泰米爾人即為達羅毗荼人後裔。1956年吳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發現過域外文字的碑銘。(73)後經印度學者和日本學者辨認為泰米爾文。(74)泉州的這些印度敎石刻證明元代這裡曾經存在着濕婆敎寺院。(75)

在泉州活動的濕婆敎徒主要應是從南印度的馬八兒泛海而來的商旅。馬八兒又稱南毗國,宋元明時代與泉州的海上聯繫十分密切。據趙汝適記載,宋末有南毗國人時羅巴智力干父子居於泉州城南。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濕婆敎石刻和上述泰米爾文碑文的出土地點。可以設想,時羅巴智力干父子,是當時居於泉州的濕婆敎徒社團中的成員。這些泰米爾文碑文和這些婆羅門敎石該是馬八兒居民與泉州城歷史關係的見證。

四、波斯文中史籍中的馬八兒及有關馬八兒國的考古發現

馬八兒這個國名見於《元史》、大德《南海志》、《閩泉州吳興分派卿田尤氏族譜》(詳見後)。在汪大淵《島夷志略》中有“馬八嶼”一節。除漢文史料外,元代波斯文也提到過馬八兒。將波斯史家的記載與漢文史料相對照,有助於深化我們對馬八兒的認識。

元代波斯伊利汗朝史家拉施都丁在其著作《史集》中提到: “中國人稱為舯(Junk)的像小山一樣大船從秦和馬秦,以及忻都、印度帶來各種各樣的商品。商人們從馬八兒輸出絲料、香料樹根;人們從海中採獲大珠。此國之產品被運銷亦剌黑(伊拉克,Iraq)、呼羅珊、苫國、蘆眉和佛浪。此國出產寶石、藥草,在海上出產大量的珍珠。”在拉施都丁筆下,馬八兒是東西貿易的極為重要的中介點。不僅印度本土南北土產在這裡匯集,中國商人也經常光顧此地。馬八兒當地特產也被商賈帶至世界各地。

《史集》還提到,伊利汗國忽魯謨斯附近基什島(Kish)之王滅里·扎馬剌丁·亦卜剌金(Melik Jamal al-Din)與馬八兒的君主達成協議,每年由商人們應從基什島向馬八兒運銷1400匹馬,此外從其他各島還要運來1萬匹。這種馬的價格是每匹220底納。(76)這種協議的背後反映出馬八兒雄厚的財力。至元十八年(1281)元使楊庭璧至馬八兒,馬八兒宰相不阿里、馬因的對元使説: “凡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盡來商賈。”(77)本地獨特的土產和東西商賈為這裡帶來了豐厚的財政收入。

至於馬八兒的疆域,拉施都丁不甚清楚,僅説其國土從俱藍伸展到Nilawar,其境土沿海岸延伸300法剌商(約1800公里)。(78)拉施都丁同時代的地理學家阿布爾非達提到,馬八兒的領土從俱藍東面開始,也即從Manibar開始,共四日程。他還指出了幾座馬八兒的城鎮名稱,如Manifatan。而其首都為Biyardawal。(79)

還在英佔時期,就有不少學者對馬八兒的錢幣作過研究。目前所知最早對此探討的是羅傑斯,他曾寫過題為“馬八兒國王的錢幣”的論文。(80)此後,研究馬八兒錢幣者代有其人。

1987年印度考古學家對大八丹進行了發掘,共發現了1000多塊中國陶瓷殘片,其中青瓷佔60%(龍泉青瓷佔35%,福建青瓷佔25%);白瓷佔15%(德化白瓷佔10%,景德鎮白瓷為5%);青花瓷為10%,其他陶瓷為5%,其中最早的一片似為9-10世紀的邢州窰產品。(81)

南印度與中國之間的密切往來是雙向的,既有濕婆敎徒入華,也有中國人旅居於彼。《島夷志略》“土塔”條記載,南印度八丹之地有“土塔”,“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圍繞,有土磚甃塔,高數丈”。上有漢字書云“‘咸淳三年畢工’。傳聞中國人其年彼,為書於石刻之,至今不磨滅焉。”(82)藤田豐八指出,此“土塔”應即玉爾氏注《馬可·波羅遊記》時提到的南印度Negapatam西北約一英里處磚塔,俗稱為“中國塔”。此塔1847年尚存三層,至1859年頹壞不可復繕。(83)此“土塔”所處“八丹之平原”中之“八丹”,應為泰米爾語Pattinam的音譯,意為“城牆圍起來的城鎮”。(84)此塔建於咸淳三年(1267),已在宋末。

西方學者還在南印度發現許多馬八兒時代的伊斯蘭式樣建築,多屬14世紀後半葉和1 4世紀末期。(85)

五、海上絲路的要衝

南印度的馬八兒、俱藍在中古時代東西海路交通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據《元史》卷210<馬八兒等國傳>記載,“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為馬八兒後障”。從俱藍“阿不合大王城(86),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因為南印度地處遠東與西亞之間,成為東西往來的中轉站。不阿里在馬八兒任宰相時,凡元廷與波斯伊利汗國史臣往來路經其地時,他都“預為具舟筏,必濟乃已”。(87)

從地理上看,印度次大陸把印度洋分為東西兩部份。但南印度在東西海路交通上的這種重要地位並非僅僅因為其地理位置位於東西之間。在蒸汽機發明之前,海舶遠航的動力主要是風力。從中國東部沿海啟程,主要依靠西北季風,而從南海返航則有賴於東南季風。故海舶多擇每年仲冬從中國啟航,而返航則多在春季。

上文提到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元使楊庭璧等出使俱藍,“自泉州入海。三月份,抵僧伽耶山(今斯里蘭卡)”,因風阻而轉向馬八兒登陸,打算沿陸路穿越印度南部赴俱藍。中國東南沿海每年從12月份起北風勁吹,楊庭璧等出發約晚了一個月,所以未能抵達目的地俱藍。上文汪大淵《島夷志略》“萬里石塘”條提到自泉州海外之岱嶼門“掛四帆,乘風破浪,海上若飛。至西洋或百日之外”(88)。由此觀之,馬八兒和南印度諸地恰處於從中國赴西亞的一次季風動力航海的極限。來自於遠東的船舶必在此處候風,等待印度洋東南季風,以繼續向西航行。

葡萄牙人發現了繞過非洲從歐洲直航遠東的航線後,雖然航海科學有很大進步,但以季風為主要動力這一點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未發生變化。葡萄牙人在東方建立了一些殖民據點,其中包括印度的果阿與我國的澳門。果阿與澳門之間長期維持着固定的關係。澳門與果阿的聯繫與宋元時代中國東部沿海與印度南部的往來有一定的可比性。這種往來除了葡屬殖民地的因素之外,從季風航海的角度看,實際上是中國東南沿海與印度南部地區傳統聯繫的繼續。雖然季風航海的時代早已結束,果阿也早已不再為葡萄牙所有。但我希望1999年底澳門回歸之後,澳門與果阿的聯繫能夠進一步保持下去。中國東南沿海與印度南部的聯繫傳統應當受到珍視。

【註】

(1)Kitab al-ifada wa al i'tibar,大馬士革,1983年,頁30。

(2)陳裕菁漢譯本,中華書局,1954年,頁88-89。

(3)陳高華: <印度馬八兒王子孛哈里來華新考>,《南開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4)<元代攝思廉、益綿、沒塔完里及謨阿津等四回回敎職考>,載《西北民族文叢》1984年第2輯,見注(56)。

(5)<從<不阿里神道碑銘>看南印度與元朝及液斯灣的交通>,刊於《歷史地理》,第7輯,1990年。

(6)《宋會要輯稿》,蕃夷七,頁7849;此次出使亦見於《宋史》卷489<注輦傳>。

(7)《宋會要輯稿》,頁7849。

(8)同上書,頁7851-7852。

(9)同上書,頁7856,此次使亦見於《宋史》卷489<注輦傳>。

(10)清蔡永蒹: 《西山雜志》卷1,蒲厝條,抄本;此據莊為磯: <泉州宋船為蒲家私船考>,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見頁347。

(11)即以色列(Israel)的宋代音譯。

(12)即《聖經》所載人類始祖“亞當”(Adam)的宋代音譯。

(13)《中國境內的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灶,1993年,見第五章、第六章。

(14)同上書,頁318。

(15)見拙文<東洋與西洋的由來>,刊於《走向海洋的中國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北京。

(17)同上書,頁218。

(18)同上書,頁214。“吉利門”此處指今新加坡附近之卡里蒙群島(pulau Kerimun)。

(19)同上書,頁264。“北溜”為今馬爾代夫群島之主島馬累(Male)之元代譯音。

(20)同上書,頁318。

(21)同上書,頁280。

(22)同上書,頁339。

(23)同上書,頁352。

(24)同上書。頁364。

(25)汪大淵: 《島夷志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志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頁178、287。

(26)同上書,頁288-290,見注釋。

(27)同上書,頁187。

(28)中華書局點校本,1981年,頁23。

(29)同上書,頁30。

(30)參見拙文: <“東洋”與“西洋”的由來>,刊於《走向海洋的中國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北京,頁129。

(31)向達校注本,中華書局,1981年,頁27。

(32)李長傅校注、陳代光整理: 《<海國聞見錄>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61-62。

(33)《真臘風土記》,夏鼐校注本《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頁137。

(34)《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第四篇<真臘風土記>,香港商務印書館,頁137。

(35)《島夷志略》,頁38。

(36)同上書,頁133。

(37)同上書,頁209。

(38)同上書,頁240。

(39)中華書局,1981年,頁755。

(40)卷八,叶五,北京市中國書店刊本。

(41)向達校注本,中華書局,1981年,頁30;又見於《瀛涯勝覽》“古里國條”。

(42)此記載亦見於《明史》卷324<暹羅傳>;及《殊域周咨錄》卷8<暹邏>。

(43)《東西洋考》,中華書局,頁146。

(44)見本田實信: <《回回館譯語》に就ぃて>,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第11輯,頁192,第881詞。

(45)向達校注本,中華書局,1981年,頁30。

(46)《西洋朝貢典錄》,謝方校注本,中華書局,1982年,頁100。

(47)《新增格古要論》,卷八,叶五,北京市中國書店刊本。

(48)《元大德《南海志》殘本》(附輯佚),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

(49)李長傅校注、陳代光整理: 《《海國聞見錄》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灶,1984年,頁61-62。

(50)中華書局點校本,見頁150。

(51)齊魯書社,1983年,卷2(1),頁797-811。

(52)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Zhao Rug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rab Trade in the 12th-l3th Centuries, entitled Zhu Fan Zhi, St. Petersburg, 1911

(53)《《諸蕃志》校注》,中華書局,1956年,頁30-31,見注(1)。

(54)例如黃省曾: 《西洋朝貢典錄》,謝方校注本,中華書局,見頁95,注(2),頁99,注(4);馮承鈞、陸峻嶺: 《西域地名》,中華書局,1980年,見頁62;陳佳榮、謝方、陸峻嶺: 《古代南海地名滙釋》,中華書局,1986年,見頁990,1004;馬歡: 《瀛涯勝覽》馮承鈞校注本,中華書局,1955年。

(55)馮承鈞校注本。

(56)元代稱俱藍Kollam。

(57)今印度西海岸,近今巴基斯坦邊界。

(58)《鄭和航海圖》中有坎八葉,即此。其今地位於今印度西海岸坎貝灣(Cambay)之坎八特(Khambat)。

(59)即今印度古吉拉特邦之Bharuch。

(60)即今印度古吉拉特邦納馬丹(Namadan)河北之馬勒華高地(Malwa Platau)。

(61)在《鄭和航海圖》中稱為莽葛奴兒。

(62)唐貢耽之《皇華四達記》中稱為“沒來國”。

(63)馮承鈞校注《諸蕃志》,頁123。

(64)同上書,頁70-71。

(65)同上書,頁130。

(66)此比定參見陳連慶: <《大德南海志》所見西域南海諸國考實>,刊於《文史》,第27輯,見頁157。

(67)見陳連慶上引文。

(68)《南海志》所列故臨屬國中有“差里也”,應即此地。

(69)這段重要的史料見於楊欽章所撰<元代泉州與南印度關係新證>,刊於《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見頁200。

(70)引述南毗資料的明代文獻粗略統計有: 黃省曾: 《西洋番國志》;馬歡: 《瀛涯勝覽》;羅日炯: 《咸賓錄》;嚴從簡: 《殊域周咨錄》;楊一葵: 《裔乘》;茅瑞徵: 《皇明象胥錄》;查繼佐: 《罪惟錄》;鄭曉: 《皇明四夷考》;《海國廣記》;及《明史》卷326等。

(71)《西洋番國志》,向達校注本,中華書局,1982年,頁25-26。

(72)《泉州宗敎石刻》,圖1 1 1-114。

(73)《泉州宗敎石刻》,補圖1、2。

(74)(印)薩布拉瑪尼恩: <中古時代中國的泰米爾人聚居地>,載《南印度研究》馬德拉斯,1978年(T. N. Subzamahiam: A Tamil Colony in Medieavel China, South Indian Studies, Madras, 1978);辛島升: <13世紀末南印度與中國之間的交流——圍繞泉州泰米爾石刻與<元史·馬八兒等國傳>>,昭和63年汲古辛島;並見Karashima Nooboru(辛島升),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India and China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13-14世紀南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載《東西海上交流史研究》(East-West Maritime Relations, vol.1, Study Group of East-West Maritime Relations), the Middle Eastern Cultural Center in Janpan, Tokyo, 1989, 頁74。

(75)楊欽章: <元代泉州與南印度關係新證>,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76)日本學者辛島升因未直接查核,把這一段記載誤為瓦撒夫的敍述。見Karashima Noobour (辛島升),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India and China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刊於East-West Maritime Relations, vol.1, Study Group of East-West Maritime Relations, the Middle Eastern Cultural Center in Janpan, Tokyo, 1989, 頁75。

(77)《元史》卷210<馬八兒傳>,中華書局點校本,頁4670。

(78)《史集》卡爾掦刊本(Karl Jahn, Rashid al-Din' s History of India, the Hagut,1956)。但在哈沙尼所引《史集》的這段記載時,地名Nilawar寫作Silawar。見《完者都史》(Tarikh-i UIjaitu), Maryam Oarvisi-Berger校譯本,波斯文,頁119a;德譯,頁157。

(79)此書以波斯文寫成,有A. Ayati波斯文譯本: Taqwin albuldan, 德黑蘭,1970年,見401-403,410-411。

(80)C. J. Rogers, Coins of Kings of Ma'abar, 刊於《孟加拉亞洲學會會刊》(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895年。

(81)Karashima Nooboru(辛島升),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India and China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見頁63。

(82)《島夷志略》,中華書局標點本,頁285。

(83)同上書注,頁286-287。

(84)見辛島升: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India and China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Journal of East-West Maritime Relations, 卷1 (1989), 頁58-81,參見頁62。

(85)Mehrdad Shokoohy, Architecture of the Sultanates of Ma'abar in Madura, and other Muslim Monuments in south India, JRAS, 1991, part 1.

(86)應位於今波斯灣內。

(87)劉敏中: <不阿里頁道碑銘>,《中庵集》,卷4,北京圖書館珍本叢刊,第92冊,頁302。

(88)頁318。

*劉迎勝,1981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1985年獲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首位博士學位,現任南京大學歷史學敎授、博士導師。諳英、德、波斯、法、日、俄、土耳其等語文,專長於“漢-阿爾泰-伊朗學”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曾任德國哥廷根大學突厥學與中亞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87-1988)、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發起的“海上絲路”國際考察隊隊長(1990-1991)、“草原絲路”阿拉木圖國際討論會大會執行主席(1991)和“遊牧/阿爾泰絲路”烏蘭巴托國際討論會執行主席(1992),曾於1993年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從事明代中國與中亞關係研究,並應邀於該大學以及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講演,1997年8月曾應澳門文化研究會之邀請赴澳門考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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