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編者前言

黃曉峰執筆

話説晚明一位散文大師張岱曾於崇禎五年十二月(1633年初)獨往杭州西湖看雪,隨後祇寫下了兩句話的觀感: “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如此筆法,堪稱一絕,非目光如炬者莫敢想象之。他把主體(人物)置於寥廓恢宏的自然背景前面,以參悟個人於天地之間顯得微不足道的巨大反差印證“天人合一”的審美真締。張岱的小品文奇觀時不時散射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思想閃光。倘借用當代史家的説法,張岱其人實不缺乏“大歷史觀”的視野。

這番話是否扯遠了? 何以驗證? 其實,張岱以史家的名堂亮相,得等他活夠之後,人生漸趨平淡之時。他到了晚年才振筆著述藏之名山的《石匱書》和煌煌六巨冊稿本的《史闕》。他撰寫當代國史似乎想敲響醒世的警鐘。彼時正當澳門崛起,這就格外地引起了我們的注意。《石匱書》自序曰: “第見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大明帝國這般情形,自然干繫澳門開埠時段的歷史成因和社會風氣。這不是也為傳統中央帝國的“禮失求諸野”增添了一條腳註麼?

儘管這位老先生極力稱譽東坡居士“能為史”反而執着於“能不為史”,慨然發出“其真有見於史之不易作與史之不可作也”的浩歎。然而他自己猶不能罷,“不顧世情,復無忌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石匱書·自序》)“於是恨史之不賅也,為之上下古今搜集異書,每於正史、世紀之外,拾遺補闕,得一語焉,則全傳為之生動,得一事焉,則全史為之活現。”(《史闕·序》)想他是在孤寂中呼喚“能為史而能不為史者”不憚於挺身而出見證大明帝國天崩地解的歷史真相。

何謂“歷史真相”? 想將塵封堆積的陳年舊事逐層發掘逐件清理談何容易? 然而,歷史學家並非祇想鑽故紙堆的蠹蟲,他們自身必須秉賦追縱前塵透視人類故事的目光和能力,而人類諸多文明交迭整合的發展軌迹則成為歷史學家觀察和思考的題中應有之義。倘若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語義所指而言,人類回眸瞥視往事而形成的歷史觀,其本質意義乃指向未來,一切話語能指的“未來”都不過是“歷史光芒”凝聚的投影而已。

澳門開埠時期的歷史追溯,不僅必須尋根究底地跟大明帝國的眾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聯繫起來作層層深入的追踪考察,而且必須把自大發現時代產生的由東西方海上商業資本交往始形成的“真正的世界史”作為審視澳門全景參照定位的巨大宏觀背景。近四百多年澳門歷史形成的文化積澱,祇不過是人類文明史汪洋巨瀾之中的“一痕”或“一芥”而已。然而見仁見智,造化神工,微亦足觀矣,信乎?

自本刊今年夏季刊(第31期)發表了葡國的澳門學專家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選編的《16-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文獻選集》之後,不少我們認識的大陸和台港有心於澳門文史的學者皆予以好評,甚至有視之為“異珍”者。我們在此借感謝洛瑞羅博士的時刻也謹向在北京辛勤工作的資深翻譯家陳用儀敎授、范維信敎授等諸位尊敬的朋友表示由衷的問候和謝忱。即將作別的20世紀對於大多數“放眼看世界”的可敬讀者來説,它也是一個由翻譯家們為東西方文化信息交往創造了流量高峰歷史記錄的世紀。《文化雜誌》葡、中、英三語版本的讀者遍佈世界各地,有賴博學的作者和卓識的譯家引領大家光臨澳門這方文化聖地作跨世紀之神遊。為此敝刊也就在語言特色上多少體現了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往橋樑的“大歷史觀”精神。

其實,中葡兩地和澳門近年正在加速形成一批“通才”型的澳門史學者後起俊彥,他們是澳門學的新生代和21世紀澳門文化遺產的守護人。您或者已注意到近年在本刊作者群中嶄露頭角的陌生名字。這些年輕學者的論文讓人嗅到一陣陣清新氣息。本刊同仁非常樂意率先感受到這種新氣象的文化意味。令我們倍受鼓舞的是,葡、中學者由各自探索的途徑而通向共識的時空顯得愈來愈開廓深邃了。例如,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廖大珂博士在本期截稿前才寄到的<早期葡萄牙人看福建>一文,他從自己接觸到的中外文獻清晰地勾勒出早期葡萄牙人觀察福建風物人情而形成的“中國觀”,不期而與洛瑞羅敎授大量蒐索的文獻選集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葡、英讀者在讀到田映霞小姐輯錄的<明清時期的澳門遊記>的譯文時,一定也會把眼睛睜得老大。

這一期的撰稿人大多是中國大陸的學者和作家。澳門的歷史和現狀在他們開闊的視野裡叠現出令人着迷的水晶礦般五顏六色的幻彩。每一篇文章都注進了嚴肅的思想和探索歷史真相的毅力。黃啟臣敎授輯錄了《清實錄》澳門史料,據説花了兩三年時間。施存龍先生首次惠賜研究澳門港史的大作,一併三篇同時刊出,期望引起更深入的討論。從湯開建敎授的兩篇澳門史料新證和徐曉望研究員對閩人開發澳門史料的鈎沉,似可窺見大陸學者對澳門學的興趣已經越上了一個“欲窮千里目”的開闊境界。

前年曾拜託何楚雄敎授代為蒐集秦牧、陳殘雲、紫風等廣東名家的澳門遊記,壓稿至今才得刊出,謹此向諸位尊師致歉。尤其須提及的是,已於1992年謝世的秦牧先生,在他生前最後一次訪問澳門時,筆者曾請敎他是否有餘暇可多寫點兒澳門印象,期望他有意思自編一本與澳門結緣的集子在澳門出版。他沉思片刻後説: “可以考慮。澳門蠻有意思,值得多看看。……可以寫吧。”

“澳門蠻有意思! ”秦牧先生的遺言不是也蠻有意思麼?

本文由黃曉峰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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