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sinology）作為一個學科在西方得以確立並在今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發展，從而對西方學術界和中國學術界同時產生了廣泛影響，它是有一個漫長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就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與學術演變和發展的一個側影。
在我來看西方漢學經歷了“遊記漢學時期”、“傳教士漢學時期”、“專業漢學時期”三個不同發展階段。“遊記漢學時期”可追溯到元代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甚至可以推到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 ，約前484-424），其間從亞美尼亞的乞刺可思．剛扎克賽（Kirakos Ganjakeci）的《海屯行記》、意大利人約翰．柏朗嘉賓（Jean de Plan Carpin）的《柏朗嘉賓行記》到大航海以後葡萄牙人托雷．皮萊資（Tomé Pires 1465 - ?）的《東方誌》、柏來拉（Galiote Pereira）的《中國報導》等一系列關於中國報導的著作，這時期最高學術成就當屬於西班牙門多薩（J. G. de Medozo）的《中華大帝國史》。“遊記漢學時期”是西方漢學的萌芽期，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僅停留在通過旅遊和到中國的短暫經歷所獲得的表面認識上。
漢學作為一個學科得以創立基本條件應是在西方有掌握漢語熟悉中國文獻的瞭解中國文化的漢學家。“傳教士漢學時期”已具備了這些基本條件，那就是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穌會士。正是在這種條件下西方漢學進入了它的創立時期。長期以來談到西方漢學的創立時更多地講到的是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而對意大利來華傳教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在西方漢學創立時期的貢獻有所忽略，本文旨在揭示並論證羅明堅的漢學成就，以重新確立他作為西方漢學奠基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