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從西方發現中國茶葉到海上茶葉之路的繁榮

耿 昇

從西方發現中國茶葉到海上茶葉之路的繁榮茶葉原產地是中國,茶文化也是在中華大地上形成的。茶葉在中華文化中形成了一種特殊形象並佔據着重要地位。大約從唐代起,茶葉與茶文化便開始向中亞地區傳播;從17-18世紀起,茶葉分別經廣州港向西方、通過恰克圖之路向俄羅斯傳播,於18-19世紀形成了絲綢之路分支茶葉之路的鼎盛時期。中國茶葉為世界文明進程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了貢獻。

茶葉是中國一種藥食飲三體同源的特產。茶葉原產於中國,逐漸風靡世界五大洲。茶葉不僅是中國最早的藥材和食材,並且在歷史的長河中變成了現今世界暢行的飲料。它從一種飲料逐漸進化成了一種改變世界飲食業結構和民生習俗的重要文化。現今,茶葉文化遠播全世界,茶文明是形成人類文明共同體的一大要素,進而又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大物質基礎。

外國人對於中國茶葉的發現,主要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西元9世紀起,是由經過古老的絲綢之路去朝覲、經商和旅遊而走遍世界的大食人實施的 (如西元852年的大食商人蘇萊曼);第二個階段是由16世紀以來入華傳教士們完成的 (如利瑪竇、達克魯士、羅歷山等人);第三個階段便是由16世紀之後以廣州港為中心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海上茶葉之路實現的。

16世紀之後,茶葉就是世界的三大飲品之一,後來又逐漸發展成為世界四大飲品 (咖啡、紅酒、茶葉、碳酸飲料) 之一。飲茶已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一種廣為流傳的健康文化。茶文化促進了中華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也為世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茶葉自古就是在中國產生的古老文明之一,中國至今仍是茶葉的主要生產國和世界茶葉商品市場的主要輸出國,更是茶葉消費市場的主要供應國。在歷史上的“一帶一路”中,茶葉、茶葉生產、茶葉交易、茶葉消費和茶葉之路這五大因素,始終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無可辯駁地是這五大要素的發祥之地,也就是名副其實的“始發港”。中俄之間通過恰克圖之路、“庫 ( 庫侖) 張 (張家口) 大道”或“萬里茶道”,使茶葉交易維持了近兩個世紀的繁榮。這條茶道上交易的茶葉,基本上都是來自中國浙閩皖蘇四大省的產品;中國清代通過廣州港的海上絲綢之路分支海上茶葉之路而銷往西方的茶葉,也絕大部分來自這四大省。如1828-1833年,中國通過廣州港共出口茶葉86,055噸,其中85%來自這四省,祇有少量來自廣東省的清遠和廣西的梧州地區。廣州港出口的中國茶葉品種也基本上是浙皖蘇的綠茶以及閩地的黑茶和白茶,其具體品種主要有武夷茶、工夫茶、揀焙茶、小種茶、松子茶、寶種茶、白毫茶、松羅茶、東溪茶、熙春茶、皮茶、珠茶、珠蘭茶、三味茶和條枝茶等十五種。它們分別供應了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巴黎、漢堡和倫敦市場。中國茶葉的出口促進和繁榮了歷史上“一帶一路”的發展,活躍了國際商品市場,最終導致西方於18-19世紀產生了一股強大的“中國熱”風潮,從而凸顯了茶葉在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與維繼中的作用。

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穩定和維持,其中也有茶葉和茶文化的巨大功勞,特別是在以肉食為主且喜歡飲茶卻又不生產茶葉的地區,如在歷史上的吐蕃或藏族居民中,在蒙古地區以及新疆地區。這些地區和民族,與中國中央政權在地域與民族之間的聯繫紐帶,也包括茶葉和茶文化,由此而產生了歷史上著名的“茶馬互市”與“茶馬古道”。茶葉的供需關係,加強了這些民族和地區之間密不可分和互相依存的友好關係,從而增加了他們對於中原王朝和人民的向心力,使中國在幾千年間穩定地維持着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本體制。所以,茶葉為締造中華各民族間的文明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其延續,功不可沒。

文化的傳播,主要是在尋求、開發和利用商品資源的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傳播開的,而不僅僅是“傳教士”式的直接傳播方式。茶葉正好扮演了這一角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很大一部分是通過茶葉的貿易交流而實現的。中國茶葉傳入歐洲,就如同土豆、番茄、玉米、紅薯自拉美傳入歐洲一樣,都是救世的重大歷史事件。它不但是文明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改善人類命運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本文不準備詳細論述茶葉在中國邊疆民族與地區的傳播,也不再論述茶葉在漢文化圈國家以及中國周邊地區的傳播,而重點論述中國茶葉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分支海上茶葉之路而在西方國家的傳播及其影響。

早期外國文獻中有關中國茶葉的記述

國外最早提到中國茶葉的應屬於偽託的大食旅行家蘇萊曼 (Soulaiman) 的《中國印度見聞錄》。據稱該書成書於851年。書中提到中國“國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國的鹽稅以及泡開水喝的一種乾草的稅。在各個城市裡,這種乾草葉售價都很高。中國人稱這種草葉為 sakh (茶)。此種草葉比苜蓿的葉子還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開水沖喝,治百病。鹽稅和這種植物稅,就是國王的全部財富。”(1)

這段文字不長,卻具有四重意義。其中稱中國茶葉為“乾草”或“草葉”,這大概就是西方後來稱茶葉為“東方小草”或“中國小草”的源頭,就如同西方人把中國桂皮稱為“中國樹皮”一樣。它指出了中國茶葉的的飲品與藥品作用,同時認為茶葉和鹽是由國家壟斷並課以重稅,甚至成了“國王的全部財富”。它也揭示了,茶葉當時尚未傳至西亞和西方,以至於作者對它感到具有全新感;作者自稱是大食人或阿拉伯人。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茶葉的西傳也祇有經由中亞和西亞這條路,而作者在中國境外卻對此一無所知。史料證明,在元代之前,尚未見到茶葉通過陸路絲綢之路而傳到歐洲的記述。

但經過學者們的研究而證明,《中國印度見聞錄》應該是一部佚名著作或偽託著作,也就是說,此書並非蘇萊曼的親歷記,而是由某匿名作家從當時彙聚的中亞與西亞流傳的有關中國的資料,作了遊記體例的編寫。(2) 不過,親歷也罷,道聽途說也罷,蘇萊曼的這段記錄與事實還是比較相符的。

歐洲最早提到中國茶葉的著作是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國)地理學家剌木學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1845-1557)。他曾編訂和出版了一部馬可􀁯波羅遊記的版本,在學術界有一定影響。於其死後才出齊的世界遊記集《航海旅行記》(於1550-1559年共三卷先後出版,分非洲、美洲和亞洲卷) 第三卷中,引用了大食人馬合木哈只 (HajjiMahommet) 有關中國的記述:“中國所到之處,都有人喝茶,空腹時喝一兩杯茶,對發燒、頭痛、胃疼、胸部疼痛,都有療效。治療痛風,更是它的主要療效之一。吃太飽的時候,祇要喝點茶,就可以消化掉了。”(3)

有關中國茶葉的記述:“大秦國有一種植物,僅有葉片可以飲用,人們都叫它中國茶。中國茶被看作是非常珍貴的食品,這種植物生長在中國四川的嘉州府。它的鮮葉或乾葉,用水煎沸,空腹飲服,煎汁一二缽,可以去身熱、頭痛、胃痛、腰痛或關節痛。但這種湯汁是越熱效果越好。還有某些疾病,用茶來治療,也應具有效果。如果暴飲暴食,胃中難受,喝一點茶水,不久就能消化。所以茶一向被人們珍視,是旅行家們的必備之物。當時,有人願意用一袋大黃米交換一両茶葉。”所以,大秦國的人們說:“如果波斯和法國等國家知道了茶葉,商人們便自然不會去買茶葉了。”( 4 ) 剌木學正是在招待馬哈木哈只的席間,才首次獲知了有關中國的茶葉、飲茶習慣以及茶葉的藥食飲功效的問題。由於該哈祇 (Hadje,朝覲人) 有可能會赴中亞和遠東旅行,也可能會接觸過曾赴這些地區或來自這些地區的旅行家、朝覲人或商客,所以他有關中國茶葉的知識,雖幾經周折,也不失有真實之處。

自此之後,西域或大食人有關中國茶葉的多種記述,都可溯源至蘇萊曼的記述。

從16世紀起,西歐才對中國茶葉有了真正的瞭解。這首先應歸功於入華耶穌會士。由於他們長期在中國生活,與中國高層和平民都有廣泛交往,而且在中國各地從事調查研究,所以他們的記述比較靠譜,但也有許多不實之處。

1582年入華的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於其名著《利瑪竇中國劄記》中寫道:


有一種灌木,它的葉子可以煎成中國人、日本人和他們的鄰人叫作“茶”(Gia) 的那種著名的飲料。中國人飲用它為期不會很久,因為在他們的古書中,沒有表示這種特殊飲料的名字,儘管中國人的書寫符號非常古老了。的確,同樣的植物也可能會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發現。在這裡,他們春天採集這種葉子,放在陰涼處陰乾,然後他們用葉子調製飲料,供吃飯時飲用或朋友來訪時待客。在這種場合,祇要賓主在一起談着話,就會不停地獻茶。這種飲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飲,並且總是乘熱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帶苦澀,但經常飲用,被認為是有益於健康的。

這種灌木葉分不同等級,按品質可賣一個、兩個,甚至是三個金錠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可賣到十個,甚至是十二個金錠一磅。日本人用這種葉子調製飲料的方式與中國略有不同。他們把它磨成粉末,然後用二三湯匙的粉末倒到一杯滾開的水裡,喝這樣沖出來的飲料。中國人則把乾葉子放入一壺滾開的水裡,當葉子裡的精華被泡出來以後,就把葉子濾出,喝剩下的水。(5)

利瑪竇的這段文字,表現了當時歐洲人對茶葉的認知度,已經大有進步,知道了中國人沖茶和泡茶的過程、用量、飲用方式及其價格等。但其中仍有許多誤解。茶葉的使用在中國已經有悠久歷史。至遲從漢代以後,在中國就已經逐漸形成了飲茶的習慣;自魏晉之後,茶葉的不同名稱便屢見於中文典籍;在元代便有“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之說。可是利瑪竇卻認為中國人飲茶的歷史不算很久,而且中國古書中也沒記載其特有的名字;更何況,利瑪竇入華時走的是澳門、肇慶、韶關、南昌一條路,而這正是一條茶葉之路。由此可見,天主教中國傳教區和海外漢學的鼻祖利瑪竇也有失察之處。

葡萄牙多明我會傳教士達􀁯克魯士 (Gaspar da Cruz, ?- 1570) 於1556年在廣州居住數月,其間搜集了有關中國的許多資料,於1569年返回葡萄牙,後因照料瘟疫病人而逝世。他從中國帶回的《中國遊記》,是自中世紀有關中國的遊記之後出版的首部完全有關中國的記述。其書中記述道:“凡是上等人家,都以茶敬客。這種飲料以苦葉為主,呈紅色,可以治病,是一種藥草煎成的汁液。”

葡萄牙入華耶穌會士龐迪我 (Diego de Pantoja,1571-1618) 曾先後於中國澳門、南京和北京傳教。他在1602年的書簡中寫道:“在中國,當主客見面寒暄之後,即飲一種用沸水所泡的草汁,名字叫茶,非常名貴,必須喝上兩三口。”

現搜集到的法國人有關茶葉的記述,有耶穌會士羅歷山 (Alexandre de Rhodes, 1593-1660)。他先後在澳門、越南、廣州和東京灣佈道。他在《旅行和傳道記》(1653年於巴黎出版)中提到:“中國人的健康與長壽,應歸功於茶。茶是中國人經常飲用的飲料。”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雅克􀁯布林熱 (Jacque Bourges, 1630-1714) 曾先後赴暹羅、越南和東京灣傳教。他於1666年於巴黎出版的《交趾支那傳教記》中亦提到:“我們在暹羅時,每餐之後,都飲少許茶,感到對身體非常有益。茶與紅酒的功效,很難斷定其優劣。”

其實,1569-1661年,於倫敦附近就可以普遍買到茶葉了。魯格 (Rugg) 於其《日記》中寫道:“1569年11月14日,當時在那裡幾乎每一條街上,都可以買到一種叫作咖啡的突厥飲料,還有一種叫作茶 (tee) 的飲料。”(6)

1607年,荷蘭商船自爪哇島到澳門販運中國綠茶,於1610年運至歐洲。西方最早從東方輸入茶葉的記述,應為1657年。荷蘭人於這一年將中國紅茶運到了英國。

歐洲人飲茶的習俗是從荷蘭傳入法國、德國與英國的。17世紀時,茶葉在西方成為財富和難以抵禦的誘惑物,用“喝所有中國茶”來譬喻至高無上的享受。

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國的茶葉大量流入西方,茶葉變成了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五大主要商品 (絲綢、瓷器、茶葉與中草藥、農作物) 之一。從1697年開始,英國每年都從中國進口茶葉一萬磅以上。從1717年開始,在英國對華貿易中,“茶葉已開始代替絲綢,成為貿易中的主要商品”(7)。茶葉貿易成了西方列強的東印度公司最重要和盈利最大的項目。

廣州海上茶葉之路上所運輸的茶葉來源

1760-1770年,為適應西方需求和中國國內消費量的雙重膨脹,中國茶葉的生產速度大大地加快了。中國茶葉種植在五十多年甚至兩百多年間,於華南地區蓬勃發展,以至於有時要與糧食作物爭奪可耕地。中國外貿的發展以及日本與西方白銀的持續流入,又刺激了食品 (諸如水菓和油料作物等)、紡織、染料和經濟作物生產的大發展,從而導致農業的一種專業化。如在16世紀或1600年左右,中國國內和國際市場上對糖的需求量驟增,福建泉州的大批農田中已開始長滿甘蔗。甘蔗與靛藍植物的種植促使福建、廣東、安徽、浙江、贛南和四川等許多州府的經濟發生變化,從而使中國糖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美洲糖在歐洲的供不應求。如廣西巡撫於1727年就抗議廣東人於其省內過份採購大米,致使廣西農田雖然大幅擴展,依然民不果腹。他認為這與將大批糧田改種商貿經濟作物有關,如菓樹、油料作物、甘蔗、靛青或煙草。煙草於1600年左右自菲律賓傳入中國澳門,很快就傳遍了中國的整個沿海地區,甚至成了許多遠離海濱地區的財富之源。福建的浦城或龍岩、甘肅的蘭州、四川的成都或從湖南的衡陽到雲南一線、陝南的漢中、江西的瑞金和山東的濟寧等地,大批肥沃的土地都變成了菸田,中國政府曾頒佈過無數次的禁煙令,都無法遏制其強勁的發展勢頭,因為產品的利潤高達200%。茶田的擴展也受同樣因素的激勵。茶田擴展開始於16世紀,曾經歷過多次發展高潮,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出現在18世紀下半葉。茶葉的數量日益增長,自廣東南部、安徽和江蘇而向廣州集中,而且在中國內地基本上是單一的陸路運輸。祇有劣質的安溪茶,才會先用兩天時間運至廈門,再從廈門用帆船運至廣州,其間要穿越200-2000公里的距離。距廣洲港最近的茶源地是廣東清遠、廣西梧州府的茵溪,但最重要和距廣州北部最遠的茶葉供應地,卻是福建中部、浙江、安徽、江西和江蘇省的山區,最著名的茶葉品種均出自那裡。茶場的面積一般均在40公畝 (每公畝100平方米 ) 至2.0公頃 (每公頃1萬平方米) 之間,由許多小業主分別獨立經營。他們經過焙茶、挑茶、包裝茶葉之後,留下一部分供家庭消費,將多餘部分出售給城市中的茶商。茶商們在採茶季節奔波於鄉村間,從肩挑扁擔的茶農手中收購茶葉後,再經過加工,最後集中發至廣州。運茶腳伕們將每擔茶葉搬運100里也祇賺取0.35両白銀。他們每人揹負40公斤茶葉,每天最多走40-70里的山路。海運每天則能航行50-100里,甚至是100-250里。茶葉之路、從南京出發的絲綢之路、從景德鎮出發的瓷器之路,更是中國進口商品和外國使臣從廣州進北京的必經之路。中國中部與南部諸省的交通中軸線,是長江下游從九江到南京一段,再延伸到鄱陽湖和贛江流域。

黑茶或武夷岩茶的主要倉儲地在江西河口鎮,距福建的最大武夷茶市場星村,祇有115公里,再從那裡經錦江而輸出。茶農首先將茶葉運往遠在272公里之外的南昌,然後再沿贛江順流而下,渡過十八灘,再經過贛州,直達大餘或南安府。那裡是自南昌開始的628公里的茶葉之路上江河航運的終點。再從那裡出發,茶葉箱由腳伕人揹肩挑,跋涉最遠達66公里,也就是到達該水系分界線的另一端。他們必須翻越高達300米的梅嶺關及其群山。在始興,人們將茶箱裝上體積較小的內河運輸貨船,從北江的源頭之一順流而下,一直到達曲河;再從那裡換大船,直接駛往距離梅嶺山腳下507公里的廣州。在此期間,共有三、四次的運輸轉換,全程1,588公里。這就是武夷茶到達廣州十三行的過程和路線,也是中國內地茶葉之路上的“南道”。這條路比中國北方的茶葉倉儲地蘇州 (江蘇) 的道路稍短一些。蘇州之路長達1,973公里。但由於長江與大運河,使得這條路的航行反而要暢通得多。這就是中國國內茶葉之路上的“北道”。北道祇持續6-7個星期。這條路要比荷蘭德勝 (Isaac Titsingh) 與范罷覽 (Van Braam) 率領的使團於1794年走過18-19天的時間,多了近一倍距離。其東部陸路和海路相結合的行程,既迅速又廉價,而且損耗較少,水路比渡過十八灘的危險性還小。從武夷黑茶生產中心建安 (建寧) 到福建大港福州之間的距離,祇有385公里,可能需要五日航程。這就是說,西方茶葉貿易在福州有更多利潤賺取。(8)

綠茶松蘿茶的運途更加遙遠。綠茶主要生產在松蘿山西北端的徽州和婺源,由此而產生了綠茶的名稱“松蘿茶”,而松蘿山正是將安徽與浙江兩省分隔開的山脈。綠茶的主要市場是小城錢塘,距杭州36公里。從那裡再沿桐江向西南方向運去,經過396公里的航程之後,便到達了江西省邊境上的常山。茶葉從那裡卸船之後,又由腳伕們搬運翻過群山,然後到達玉山;再經水路航行66公里之後,便到達河口鎮。綠茶與黑茶在那裡匯合,再分別取道山路和江河航路直達廣州。這樣算來,茶路全程即為1971公里,從而使從杭州或上海用帆船南運就顯然是下策了。

茶葉市場的條件大致就是這樣確定的。學術界尚需要研究茶葉價格的演變以及在收益方面的影響。大家並不企求獲得真正利潤的一種確切的資料,因為這種合理的奢望,卻是很難獲得滿足的。大家也祇能作冒險猜測,而唯一可以做的事,便是將購價與售價作一番比較。我們下面就對武夷茶與南京絲綢的毛利潤列表加以比較 ——

 

 

 

 

 

阿姆斯特丹的最早數字並沒有實際意義。因為直到1728年,在那裡出售的所有茶葉均來自巴達維亞,或者是經巴達維亞轉銷的廣州茶,其價格與廣州茶葉的價格沒有任何可比之處。但除此之外,其中也有兩點顯得很明確。首先是毛利潤增減的態勢。茶葉交易在1755之前,其價格始終呈跌勢。特別是在1741-1748與1749-1755年間,茶葉價格在阿姆斯特丹下跌近一半,在漢堡的情況也基本如此。這恰恰是歐洲進口茶葉從61,000擔猛增到88,000擔的時期。茶葉價格於此後的1755-1784年間,特別是在1778-1784年間,又大幅上揚,此後又下跌到最低點。絲綢的行情卻反向而動,於1756-1762年間持續上漲。與1726-1733年間相比,其漲幅幾乎為百分之百。此後,在1770-1791年間,又經歷了幅度大小不均的下降。但茶葉在阿姆斯特丹市場上與絲綢相比,最高差價達385%、最低為96.20%,在漢堡市場上分別為458.77%和149.60%。

黑茶 (即紅茶) 系和安徽松蘿綠茶系,實際上是黃山—祁門茶。當然,其它地區和其它品種的中國茶葉,也不乏被合法或不合法地納入這兩大茶系的例證,以利於出口和賺取盡可能豐厚的利潤,由此而造成了歐洲市場上的中國茶葉的混亂。

廣州是中國在18世紀向西方出口茶葉的主要港口,甚至在某些時期是唯一港口。“天子南庫”中的一大項收益,便來自茶葉。廣州港對於海上絲綢之路和海上茶葉之路,都做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毋庸置疑,我們可以將廣州作為海上茶葉之路的主要始發港。

廣州經營茶葉出口,又依靠廣州的十三行或外國人的夷館。十三行在廣州的對外貿易特別是中國絲綢與茶葉的出口中,扮演着無可代替的經紀人角色。廣州十三行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如同西方那樣自由貿易的機構,而是統制貿易的產物,西方夷館也大肆向中國出售鴉片毒品類“商品”,都具有嚴重的負面作用。但研究廣州茶葉出口卻離不開十三行。

歐洲諸國經廣州港進口中國茶葉的品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各自的口味愛好決定的;進口茶葉的數量與價格,則與歐洲的政治和經濟形勢密切相關。歐洲在戰爭與經濟蕭條期間,進口的中國茶葉數量較少,價格也低廉。中國出口茶葉的數量和價格,也受中國國內形勢和政府政策變化制約,並不完全受經濟規律的支配,明顯有人為因素的干預在內。

18世紀,在歐洲市場上銷售的所謂“巴達維亞茶”、“馬來茶”、“印度茶”和“錫蘭茶”,實際上一大部分是由廣州轉港運去的中國茶葉。

中國也通過“恰克圖之路”向俄羅斯出口部分茶葉,通過西南絲綢之路 (四川、雲南、廣西)向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出口茶葉,其規模和數量均無法與廣州港同日而語,其興旺期也在19世紀之後,而且主要供亞洲居民消費,流入西方市場者甚少。

廣州茶葉貿易所產生的效應,不僅僅是中國茶葉被運銷西方,它還導致了西方消費習慣的變化,促使中國茶葉文化與西方咖啡文化的交流、競爭與共存,甚至是取而代之。近代西方的許多先進技術和理念、全新的植物品種、機器設備及其文化,也都在絲綢與茶葉的運銷中傳入中國,促使中國加快了邁入近代社會的步履。

廣州海上茶葉之路輸往西方的茶葉的數量、品種和價格

中國茶葉實際上形成了歐洲船艙中的真正商品。當然,船艙中還有南京生絲、絲綢、瓷器和漆器,但所有這些產品彙聚在一起,也祇勉強佔全部使用資金的五分之一,茶葉的採購則耗費了剩餘的全部資金。任何希望赴華從事貿易的人,都執着於採購這種名貴的中國小草。但商人們必須經過多次考驗,才能獲得大量高品質的茶葉,並對它們進行分析與比較。許多第一次到中國的人,就可以獲得選擇中國茶葉的某些基本原則,經過幾次磨練之後,他們便自信可以勝任大班 (Supercargues) 之職責,返歐之後,便可以找到一份相當的職業了。但中國的商客們,卻不正當地利用了這種有利於推銷其低端品質商品的形勢。

茶葉貿易的最大不便之處,就是即使船舶滿艙,在歐洲從不缺乏資金,船東們將會知道,同一產地的小種茶 (Saotchaon) 茶葉每箱本來價值32両白銀,他們卻要支付36両。這一品種的茶葉根據其品質不同,其價格也徘徊在30-55両白銀之間。他們也會猜測到,被抬高到30両白銀的工夫茶 (Camphou),本來用28両白銀就能購到。

此外,當時還存在另外一塊絆腳石或障礙,迫使那些近期陞任或長期缺席的大班們不瞭解茶葉運輸過程的貿易變化。當時已經在廣州周圍加工各種品質的茶葉了。這些偽造的茶葉很難與真正的茶葉分辨清楚。這種混淆造成了非常殘酷的後果。因為實踐證明,廣州茶葉運到歐洲時,幾乎都成了渣滓,或者至少是無法銷售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就曾向其大班們退回過一批2,400箱的松羅茶,因為它們在歐洲被檢驗出是假茶。這樣的情況曾多次出現,尤其是在1784-1785年,東印度公司將1,000-1,100噸“碎屑茶”(Rubbish)銷毀。(10) 據說甚至有16名警察在該案中受騙。

“茶在福建語言中讀作thé,在中國的其它省份則讀作 tcha,指茶樹乾葉和茶樹灌木的名稱。它一般均以灌木叢的狀態生長,三年後可以採葉。其葉酷似桃葉;其花排序成玫瑰花狀;其籽酷似大胡椒粒。”歐洲人當時所瞭解的主要是閩皖浙茶葉,尚完全不知道中國西南的大樹古茶。所以他們對茶葉的描述很不全面。但這些灌木叢也分許多品種,種植茶葉的土質也會對茶葉的品質產生巨大影響。這就是當時的歐洲人根據當地人向他們提供的描述,以及對他們在廣州所獲得的茶樹標本加以研究後留下的記述。(11)

法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貢斯當於其《中國對外貿易回憶錄》中,對於當時閩皖寧浙地區的茶葉採摘情況作了詳細記述:茶葉每年採摘三次。第一次採摘在4月間,可獲頭等茶葉,枝杈頂端的茶葉名列其首。二次茶葉採摘於夏季,其茶葉品質比秋季中期第三次採摘的葉子要稍好一些。這些鮮葉都必須放在鐵盤中焙炒。當它們開始乾癟時,再把它們傾倒在蓆子上,女人們用手翻捲它們;人們再把它們放在大盤子中,並用心攪動,直到它們顯得乾枯為止。人們將茶葉放在蓆子上涼乾之後,再進行第三次焙製。任何茶農都很熟悉的這一套程序,也出現在許多論述茶葉的著作中。但這些資料遠不會使研究這種商品的人感到滿意。不可否認,人們現知的所有茶葉都可分成互有區別的兩大類,即是分別出自福建的“黑茶”(紅茶或烏龍茶)和出自江南 (主要是安徽) 的綠茶 [參見表2]。它們之間的差異主要在於烘焙的方式,而不在於茶葉本身的品質。“白毫茶”(Pekao) 以其白色幼芽及其柔和的香味而有別於其它所有的“黑茶”。

 

 

 

 

 

由表中可見,所有茶葉都涉及了這兩欄中的任何一種。大家祇要略作審視便可證明,在綠茶和黑茶之間,確實存在着製作方法的差異,但其差異卻主要存在於茶葉的品質問題上。但貢斯當卻認為:“茶樹有兩類:一類產黑茶,另一類產紅茶。但這些茶樹分別生長在相距很遠的地區。”當時在歐洲還流傳着一個說法,綠茶是在銅盤上涼乾的,呈銅綠色,飲這種茶水肯定對人體健康有害;而所有黑茶都是在太陽下曬乾的,從而使它較其它茶葉都更有利於身體健康,但它卻失去了所有綠茶中以其香味而自豪的汁液。

 

 

 

 

 

 

 

中國茶葉的產量,在1741-1748和1785-1791兩個年代段之間,增加了近三倍。但是,茶葉消耗的下降幾乎呈常態趨勢,僅在1770-1784年略有上昇。在1763-1769年和1785-1791年間,武夷茶(Boui) 的價格在廣州下降36%,在倫敦下降41%,在阿姆斯特丹下降44%,在漢堡下降45%。特別是松羅茶和普通綠茶的價格,在倫敦下降45%,在漢堡下降39%。但隨着黑茶等級的提高,這種差價就逐漸減少了。如對於小種毛尖紅茶 (Souchong)來說,在阿姆斯特丹下降34%,在倫敦下降33%;對於工夫茶 (Congou) 來說,在倫敦僅僅減少14%;但對白毫茶 (Pekoe) 而言,在阿斯特丹則增長了27%。這些差異反映了西方對於中國茶葉需求品質的變化,在1780年間,歐洲消費者們越來越追求更好和更昂貴的茶葉品種。

在1741-1748和1785-1791年這兩個時間段之間,中國茶葉的價格共下降40%,從每磅4.68荷盾降至2.77荷盾。武夷茶在1740-1769年間的價格,在開始時曾有過與其消售量成比例的增長,其外銷數量增長372%,價格僅增長25%。但從1770年起,廣州港茶葉的外銷量卻下降23%,價格下降22%從,每磅17.2荷盾下降到13.4荷盾。因為,廣州武夷茶外銷量的減少,與西方人口味的變化有關。西方文獻檔案中經常出現的 Bou-i 茶,實為Wou-i (武夷) 之音變,是一種名聲很好的生茶,以福建建寧府的崇安與建安的丘陵山脈武夷山而著名。它以“精質茶”而聞名,在阿姆斯特丹市場上,其聲譽遠勝於松羅綠茶。(16)

 

 

 

針對此表我們必須指出,英國人習慣上每年祇向中國派出八艘運茶商船。但在1766年,由於特殊的形勢,他們共向中國派出15艘茶葉商船,英國茶船每艘祇能運載500,000磅茶葉。法國人於同年向中國派出的四艘商船的情況也應屬特例,因為法國人一般均於每年向中國派出3艘茶葉商船。

 

 

 

 

 

但在1776年,丹麥人卻派出3艘商船入華運銷茶葉。他們的船體很大,又製造粗糙,幾乎始終都會有一艘船中途拋錨。我們根據這些表格便可以推算出,如果說2,000萬磅的進口茶葉量超過了歐洲通常的消費量,那麼1,380萬磅茶葉卻又顯得不足。如果歐洲人的茶葉需求不超過1,380萬磅的話,那麼英國人就必須找到辦法推銷他們庫存的茶葉數量。他們已經不再像平常那樣每年銷售400萬磅,而是必須銷售500萬磅以上,而且其條件是歐洲其它大國不增加他們派出運茶商船的數量,也不能出售得比英國人更便宜。

按照當時最普通的計算,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茶葉消費,佔據了進入全歐洲茶葉的三分之二。我們從這種假設中便可以計算得出,他們於1766年共從中國運回2,000萬磅茶葉,而英國人共消費1,400萬磅。但就在同一年,法國人多派出了一艘船,英國人則將其赴華茶葉商船增加一倍。這樣就使歐洲有了一大批茶葉庫存,價格也大大下降了。1766年,歐洲進口茶葉的總數超過了其消費量。這一年,歐洲進口的中國茶葉總數不再是2,000萬磅,而應該是1,500萬磅,其中1,000萬磅是英國消費的。

原狀茶葉在英國的價格為每磅1.18鎊,其1,000萬磅茶葉應賺取5,800萬鎊,英國祇賺25%。人們估計其進口茶葉價值為1,100萬鎊。因此,總共會產生4,400萬鎊的價值,有1,400萬鎊的差價。這項差價款是通過法國人、荷蘭人和瑞典人於該國走私茶的手段而進入英國的。另外一種計算也與上述統計相當脗合,那就是人們假設英國及其殖民地有三百萬人飲茶。如果他們每人從兩種茶葉中各取走重6磅的價值3英鎊的茶,那就共需要5,400萬鎊採購價,而不是上文提到的5,800萬鎊。另外一種計算認為,如果歐洲共消費1,800萬磅茶葉,那麼英國及其殖民地就要銷售1,400萬磅。

西方商船從中國進口茶葉主要有武夷茶、工夫茶、小種茶、松子茶、寶種茶、白毫茶、松羅茶、東溪茶、熙春茶、皮茶、珠茶、珠蘭茶、三味茶等品種,其中數量最大和價值最高的是武夷茶。

一、武夷茶

清末廣州出口的武夷茶有兩個品種,即真正的武夷茶和安溪茶 (Ankay)。巴爾蓋里指出:“優質安溪茶由一種帶淺紅黑色的大葉組成,其中摻有一種大綠葉,但數量很少。它很重,用手壓下有彈性,具有一種令人不太討厭的青草味。它可以泡出一種淺紅色的茶水,其辛香味不太強烈 [⋯⋯]茶葉的顏色取決於採摘的時間與烘焙。”(18) 貢斯當則認為,大葉武夷茶 (Boui) 為棕褐色,用手壓下去不至於破碎,略摻黃櫨,似乎有彈性,具有一種不太難聞的青草味。其漂亮的金黃色茶水,具有一種強烈的甜味。但當時在西方,並不將“武夷茶”視為單一品種,而是不加區別地採摘的各種葉子的一種粗糙的混合茶葉,祇要這些葉子能夠彎曲起來並具有一種類似茶葉的顏色即可。貢斯當指出,在福建的奧邊,還出產一種與歐洲人交易的兩種武夷茶幾乎完全不同的茶葉。它既不是真正的綠茶,也不是黑茶 (烏龍茶),無性系之別,其葉子呈黃色,唯有中國人消費它。茶農採摘它們,既不粉碎葉子,也不摻雜碎末,甚至還要在乾燥後使用簸箕清理,其價值為每擔70両白銀左右。由此而產生各種細茶葉末的廢物,它很廉價,但絕不會被丟棄掉,而是被運到廣州,再混入武夷茶,必須在交付給歐洲人之前而混入。奧邊茶末被商客們利用,收益甚豐,因為他們為每擔茶末祇支付1-2両白銀。歐洲商人在武夷茶中發現的大量淺黃色的葉子,正是出自這種混合物,而這種茶卻並不是很壞的茶葉。實際上,歐洲人當時已經對真正的武夷茶倒胃口了。他們在1785-1786年廣州的發貨量中,武夷茶的出口量比前幾年銳減,從而使茶葉價格在普通一年間下降到每擔12両白銀。還有另外一種武夷茶的造假品種,出自廣東省廣州市西南30公里處的佛坪,也叫奧邊茶,這種茶最不受中國人看好。

茶農採摘奧邊茶葉是很匆忙地完成的,然後按一定比例與近期採摘的葉子相混合,或者與西洋船開走後留下的陳年茶相混合,人們再將這種混合物塞進竹筐或其它具有一擔容量的容器中。

茶農再將它們裝入倉庫,以在被置於這些建築物中心的幾個火爐的作用下,使它們再發酵和結塊。人們過去將武夷茶區別分一等、二等和三等葉,分別是以前文提到的三季採摘為基礎的。茶農們還注意在合同中約定要供應一等茶葉。這種精挑細選逐漸地毫無意義了,因為三級武夷茶的葉子並不比其它等級的葉子更不受人好評,被歐洲人稱為“過冬茶”。它們佔據了當時歐洲茶葉船艙的近三分之一。(19)

武夷茶採摘自中國福建省,主要是武夷山(Bouis=Moui=Woui),並由此山而獲名。武夷山位於福建省的建寧府,在福建方言中作 Boui-i,而在廣東方言中作Mou-i,後來變成了專指一種高品質茶葉的名稱。它們一般均於每年11月初用帶有很薄鉛箔的竹箱運往廣州。這種外包裝製作得非常認真仔細,人們首先用數層紙張而盡力避免茶葉與鉛箔相接觸。他們選用多張雙層紙包裹裝滿茶葉的茶葉箱,再用鉛箔密封焊接,此前還要在鉛箔與紙葉之間填充大片乾透的竹葉。儘管採取了這些防範措施,中國商人們還是聲稱運往廣州的武夷茶,仍然無法處於適宜外銷狀態,還必須再焙烤,以袪除旅途中沾染的濕度。人們經常提到的那種混和,就發生在這最後一次袪濕過程中。這種焙烤又啟動了一種酵素或酶,其作用是加強了茶葉的香味。但這種習慣性的操作法,顯得令人質疑。一名訓練有素的大班不會不知道,在火的作用下產生的濃烈香味,非常容易吸引人。但這種香味會隨着加熱而從茶葉中飄逸出來,但又隨着冷卻而使茶葉變得無香味,或者又恢復了被加熱掩飾起來的難聞氣味。但我們不應該斷然地指責這種作假,因為它有利於優質茶葉的保護。這種處置方法一般都是在出售茶葉之前的四五日內完成,以給茶葉留下充分的冷卻時間,甚至有時要等到很晚的季節,因為收購者明確提出要採購祇具有微溫的茶葉。這種濕度不但無害於商品,而且會對之更加有利。實際上,一直到1720年,武夷茶在荷蘭和英國,一直比其它品種的茶葉更受好評,其價格也更佔優勢一些,被稱為“優質茶”。它在阿姆斯特丹每磅價值38-44荷蘭盾 (銀幣),而普通綠茶祇值29-32荷蘭盾;在倫敦,其價格分別為46.3荷蘭盾和37.5荷蘭盾(stuivers)。(20)

後來,西方市場上甚至用“武夷茶”統稱來自中國的茶葉。它在歐洲外貿市場上與綠茶價格的顛倒,主要發生在1720-1730年。

歐洲茶葉商人一般都是把三筐茶葉作為一個普通大箱,至少是中國茶商在交貨時是根據這樣的數位計算的,而西方茶商們在一般情況下都是每次接受200大箱茶葉。在接受茶葉的前夕,茶商們搶先趕到,稱茶葉箱的皮重,而且是連同鉛箔和箱子蓋同時一一稱重,再依次登記,並標上它們要被裝上商船的印記,然後將其編號用剪刀剪成孔狀,以便在遇潮的情況下也能在於歐洲出售時找到各自的茶葉箱。此外,公司職員們負責仔細查驗茶葉箱上的鉛封,因為其中經常出現鉛封斷裂或焊接不牢的情況。次日清晨五點鐘時,大班們來到茶葉供應商的商行,經常會在那裡發現有排列整齊的600-700筐茶葉以供查驗。他們隨機提取檢查200多筐茶葉。當他們確信其品質完全一樣時,便着手倒箱裝船。

在這些主要是用於接受茶葉的商行中心,有一間用護壁板裝飾得非常漂亮的房間,通過兩個滑輪用橫向排列木板封閉其寬敞的大門。對於那些被認為可以接受的商品,大班們站在進口處查驗,那些苦力或腳伕們搬出茶箱放在自己腳下,從每個茶葉箱中抓出兩三撮茶葉。如果沒有遭損貨物,那麼整個流程仍會不停頓地繼續。這種抽檢過程要持續兩三個時辰,其間他們經常會被茶葉埋到腰部。既具腐蝕性又細微的茶沫灰塵會使人睜不開眼睛。人們沿茶葉箱堆攀援而上,當到達茶箱堆頂時,便不再傳遞茶葉箱了。這種工作會使人累得掉頭髮,眼睛受到襲擊,甚至累得吐血。

一旦商船被裝滿茶葉箱,供應商的裝卸工便將茶葉筐排列在同一空間,使人能夠在各行茶葉箱之間自由行走,以便自由地從事檢查工作。當時在習慣上是委託某個人去檢驗鉛封,當確信它們都很完整時,便讓人在每個茶葉箱中裝進兩個大茶筐,約佔整個茶箱容量的四分之一。這是清理茶葉保持警惕的最佳時刻。人們必須從茶葉中檢出木片、紙屑、竹篾等等。如果不把這些雜物剔除,它們會使出售的茶葉嚴重掉價。如此細心的工作應由海員們來完成,因為他們祇需要提醒那些中國人能夠發現自己的漫不經心。大約在8時許,商行的大門便被打開了,它們便被二百多名腳伕包圍,每個人用腳搓揉一個茶葉箱中的茶葉。這些人如同一批苦難貧窮之士,衣衫襤褸,渾身沾滿污泥,有的人是瞎子,有的人帶有令人噁心的傷口,甚至還有人出現了痲瘋病斑點。這些臨時招來的苦力雜亂無章地跳入茶葉箱中,同時又大聲地爭吵。

對茶葉箱的踩壓是以一種強有力的粉碎而開始的,通過腳踵的搓揉,使茶葉碰撞茶葉箱木壁而被搞碎。工人們瘋狂地蹦跳,很快大汗就會自全身流下,粉末變得比在倒箱時更加濃厚。歐洲的茶葉消費者們永遠不會看到如此處置一種小草的場景,而且也不會產生甚麼想法。但負責接貨的大班或商船文書們按要求必須留在茶箱群中間以監視那些裝卸工。他們中有的人借助於武裝以釘子尖的鞋後跟而將茶葉幾乎踩踏成碎末,一些人則由於踩踏用力過大而使茶葉箱兩側框架破裂,那些不願意整理茶葉箱的人便將它們原封不動地裝船,還有人撕碎鉛箔而毫不顧忌可能會出現的事故。這些混亂祇能以使人疲勞的小心加以預防,所以人們一般是委託船員們來完成那些具體工作。一旦發現茶箱中的茶已被充分踩碎,而且使每箱的平均重量不超過毛重385磅,等到使經過那裡的所有茶葉箱被倒空,裝卸工們有時便會使每箱茶葉的重量增至400磅,但其中有許多粉末。人們還發現,茶葉最好是在寒冷的氣候下被壓碎和裝船。

當茶葉箱被裝滿時,苦力們便展開幾張包裝紙和幾張鉛箔葉子,以使與四側的鉛箔焊接,加上一個蓋子,再於角落和界面處用幾條紙封起來。中國人為完成這後一道工序而使用一種粗糙的塗料,係用牛油和石灰製成,叫作“篆”(chuan),由此而形成了一種強力膠。它很容易乾燥,而且也不長蛀蟲。幾個時辰之後,人們再於茶葉箱的上部塗一薄層植物油,其主要的特性是阻止其標記因為磨損而消失,而且祇有在過秤之後才塗這種油。待一整套手續完成之後,茶農便與商家約定交貨時間,最謹慎的作法是讓商人簽訂下面這樣一副明細賬:
本日收到商人A某200大箱武夷茶,已經按照如下程式過秤。

即:1-200號,200大箱

稱重毛重 00000 磅

皮重 0000 磅

每箱釘子和紙張1磅 000 磅

淨重 00000 磅

共計10萬磅,確定為000擔000箱

廣州 本日

在這裡,人們很注意用漢語向歐洲茶商們表示同樣的品質,以至於結算賬目時,使人不會感到有任何困難。當人們並未很好地按規則辦事時,困難必然會不失時機地顯現。每箱減去一磅的鐵釘和紙張的重量,則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一箱武夷茶一般稱重如下:
毛重 380-390磅

皮重 56-60磅.

淨重 324-330磅

當時祇接受其中的四個大木桶。中國供應商必須在商船的滑輪下交清所有貨款和稅款。(21)

歐洲商人在接收普通武夷茶時,肯定比對其它細茶要付出更多的辛苦並保持更大的謹慎。因為當人們從一個樣品茶葉箱中採購精細茶葉時,都會隨機在一批1000-1200箱茶葉取出七八撮茶葉進行比較。但商人們並不是要打開所有的茶葉箱,而是隨機從中取出一打左右,倒空它們,以查驗它們是否符合現行規則。歐洲商人們堅持讓人盡快將武夷茶裝箱。但如果向一名歐洲商人提供一定數量的處於裝船狀態的茶葉,那麼武夷茶就不一定是最純凈和最優質的茶葉。如果有近一打裝茶葉的箱子未進行選擇而應該被打開,如果他們從中發現了幾箱茶葉與陳列樣品的品質不一致時,那應該保留拒絕接受權。由此可見,出售茶葉應該遵守某些條件,有關的中國供應商應最好地滿足這些條件。由於每個採茶的個人都會於茶筐上標註其名字或一種區別符號,由此而出現了一個指同一批來源的茶葉 (80-400箱) 的名稱 chappe (標籤)。所有這些標籤都帶有不同的名字,用來辨認茶葉,明確地指出了茶葉的來源地。此外,標籤還被用來區別武夷茶和工夫茶。從事這種貿易的人被人指責忽視了品質。所有從事貿易的公司,都應該在經辦過程中有改革的想法。

二、工夫茶

“工夫茶”的字面意義是“精選茶”或“用工選茶”,中國人稱之為 Congo 或 Congou。它是由武夷茶中的最佳葉子組成。這就是說,當青葉採摘下來之後,人們便選擇其中最鮮嫩、最肥壯和最健康的葉子,以製成工夫茶。因此,製成武夷茶的茶葉應具有各種品質,味道比較強烈而又比較甘美,茶水呈清澈的金黃或略顯淡綠色,葉子要完整而又大小適中。如果這些品質同時聚於一葉,那就是小種茶。所以,我們在尋求工夫茶時,不應過份荷刻。在這種工夫茶中,實際上有許多安溪工夫茶 (Camphou Ankay)。由於世人很容易在此問題上搞錯,所以歐洲人為了防止被中國茶商欺騙,更喜歡尋找具有這方面知識的人去指導採購。

有的茶農將安溪茶作為工夫茶出售。由於品質的原因,工夫茶的價格是安溪茶的一倍,但武夷茶與安溪茶之間的差異很難發現。因為武夷茶的一個假造品種便是安溪茶,它們是經過廈門的帆船被運往廣州的。生產安溪茶的灌木也生長於當時的江南省 (安徽) 安溪市,此地與生產優質茶葉的地區完全不同,祇有很熟悉真相和專業的人員才能區別它們。多年以來,我們甚至可以說,法國人和葡萄牙人是唯一毫無懷疑地經營這種他們所喜歡的混雜茶葉的國家,並且合理地付款。其實,人們祇要查驗一下裝這些茶葉的箱子,便可以辨認出其中所藏的安溪茶來:它一般比真正的工夫茶更呈一種淺墨綠色,少灰末;其標籤上寫滿了文字,特別是其鉛箔薄如紙,而真正的工夫茶的鉛箔則要結實得多。武夷茶顯然透着一種棕灰色,而安溪茶則透着一種橄欖綠色。武夷茶的葉子大而飽滿,而安溪茶的葉子捲得很緊而又很圓實,包裝得亦很好。其濃烈氣味也差異明顯,安溪茶則具有一股強烈的青草味,酷似以豬油和水銀為基礎的汞軟膏的味道。武夷茶在比重方面略勝一籌。浸泡是揭露作假的最佳手段。

工夫茶大部分由嫩細茶葉組成,由駛往北方的船舶運載。英國人和法國人為了謀求在英國和北美消費的綠茶費盡了心思。德國、瑞典、丹麥與荷蘭更喜歡黑茶 (不再含水的茶葉)。我們可以從工夫茶中區別出多種品質的茶葉,它們均取決於產地的土質或採茶人的精心程度。其品質有時會影響商品價值的25-30%。商客們可以用28両白銀收購一擔普通工夫茶,而其它最好的茶則要每擔出售24-26両白銀。這些茶葉每次分500-600箱運到,帶有清楚的標籤,上面寫着採茶地的名稱。中國人非常注意在茶箱中保持整體上的同等品質。這些批次的茶葉在歐洲人中稱之為 Chappes(標籤)。因此,當一個批次的茶葉從陸地上運來後,需要獲得茶葉的行商們,或者是為市場商人工作的經紀人,為每個商行發送一箱陳列品。人們對它們作了檢驗之後,便開始交易。當一個批次的茶葉以此方式售罄時,便從各商行中撤回了樣品。裝入船艙的優質工夫茶,一般都是60淨長提(Catis)、二毛重,98.1長提、皮重24、淨重74。人們有時也會發現25和20長提的茶葉箱。由於載重量和關稅的問題,茶箱越小,茶葉越貴。每箱25長提的工夫茶,一般都被稱為揀焙茶。我們僅以1783年廣州出售的大宗茶葉為例。

 

 

 

 

 

 

巴爾格利還曾指出,工夫茶是一種經產地土壤性質改進的武夷茶。產工夫茶的同一棵茶樹,也產揀焙茶,後者實際上是一種高級工夫茶。

三、揀焙茶

中國廣州向西方出口的第二種茶葉是揀焙茶(Campouy, Canphoui, Camp’houi)。它是指經過選擇和反覆加熱的茶,或者是更加精心製作的茶,其本意是經挑揀出來再焙炒的茶葉。它呈現出一種介於工夫茶 (Camphou) 和小種茶 (Saotchaon)之間的色調。這就是中國人對它所下的定義。因此,人們稱呼一種比工夫茶更精細的茶葉為揀焙茶。其茶水比工夫茶水更加呈淺綠色,其葉子更為完整,也更小一些,稱它們是在更柔軟和更嬌嫩的茶葉中挑選出來的。比爾格利指出:“工夫茶是一種由其土質特徵所鍾愛的武夷茶。生產工夫茶的同一種茶樹也生產揀焙茶,它僅僅是一種高級工夫茶。”其他外國人可能並不像法國人那樣鍾情於這種茶葉,他們可能要偏愛味道更強烈和更為滋養的工夫茶。外國人將工夫茶和揀焙茶合為一種茶,稱之為貢 (Cong) 茶。

四、小種茶(Saotchaon, Sia Tchong tcha)西方茶商認為,“小種茶”出自漢文字,意為“小心製作的茶”,英國人稱之為 Souchong茶。這種茶葉僅僅採摘自當年生的枝條,而且人們還特別關注恰到好處地揉葉和曬葉。巴爾格利指出:“小種茶是一種工夫茶,出產於一種風調雨順的土壤中。Saochaon 神父是 Saotchaon 地區的長上。這種茶葉出自一棵樹,生長在一片滿是岩石的山崖地。在不同的小種茶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精選度。愛喝茶的中國人對於擁有武夷最好茶葉而感到得意揚揚。每個人在宴慶的日子裡都在身上的小袋子中裝有這種茶葉。大家都述說其茶的高等級,就如同在人群中爭奪自己菸草的好名聲一樣。這在中國人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西方商人確實是成艙地採購小種茶。他們要求小種茶呈一種淺棕或略現紫色的漂亮顏色,捲得很好的大葉,具有彈性。其味道是可口的,與一種熟透了的甜瓜的味道具有很多相似性。其茶水呈金黃色。小種茶略呈紅色的乾葉子還有另外一種缺陷,因為這種茶葉是由鮮嫩和新鮮的葉子組成。最佳小種茶葉在手中掂量時很重,其顏色不太深,但既不能是暗灰色,又不能是灰綠色。安溪小種茶則以其略顯綠色的色澤、濃烈的香氣和茶水的色澤而別具一格,尤以在浸泡時留在茶碗蓋上的餘香而引人注目。如果茶水蒸汽沒有任何香味、甜味和美味,而祇有了強烈的香料味,那麼它就是安溪茶,雖然其辛香味道遠不如武夷茶與安溪茶的混合品。法國人一般均採購低品質的小種茶,而丹麥人、荷蘭人與瑞典人則搶購走了該品種中的上乘茶葉。從此之後,有的小種茶每擔價值25-30両白銀。品質決定價格,大班能公正地確定商品的品質,儘管中國供應商也極善於誇大其茶葉的品質與價格。一個人必須非常熟悉情況,才能確定每擔分別為2、4、6和10両白銀的茶葉的品質。這類茶葉每箱淨重約60-65卡提。經過外國經銷公司的研究比較,以下幾個批次的揀焙茶品質最好。

 

 

 

 

 

五、松子茶 (Sonchay, Song tze tcha)

松子茶是一種小種茶,其子捲成了小球狀,中國人在對它作乾燥處理過程中,加入了相當數量的黃櫨。這是一種酷似梨樹的灌木開的花朵,以很小的串狀掛在葉子的根部,比木犀草花大不了多少。由於它還可以以其香味而使人聯想到松子的香味,因而它比普通小種茶更具有香味。這是歐洲大班們在所有茶葉中的最鍾愛者,而且它也比其它所有茶葉都更容易保存。由於這種茶葉的收穫往往在雨季,所以它祇有在店舖中被徹底晾乾,人們又把它們搓成球而放在陽光下曬乾。製好的松子茶祇需放在陽光下曝曬幾個小時就夠了,但如若缺少陽光,那麼其品質就會受影響了。在此情況下,祇有從中摻入劣質茶來解決問題。中國茶商很少會成箱地出口這種茶葉,而是以20-25卡提重的小筐首先將它們運往廣州,再遠銷歐洲。

六、寶種茶 (Paotchong)

寶種茶又叫普種茶,一般是在小種茶中逐葉精挑細選的。在200箱的一個批次的小種茶中,祇能挑出一箱寶種茶來。中國人對寶種茶的偏愛超過了其它所有茶葉。它是以3両重的小包被裝箱運往廣州的,而且要非常精心地裝艙。人稱每隻茶筐都是以不同的竹條編成的。茶葉的葉子要大,略加鬈曲,不帶任何灰塵,呈略帶綠色的棕色,其甘美的味道不太強烈,其沏水清亮而呈碧綠色。有許多不法茶商用小種茶經鮮花熏香後,冒充寶種茶出售給歐洲經銷商。

七、白毫茶 (Pekao, Pehrao tcha)

白毫茶 (Pekao, Pehrao) 在英文中有時也叫作 Peko 或 Pecco。它包括許多個亞種,如“上香”、“君眉”和“紅梅”等。“白毫”(Pehrao)在漢文中意為“白色茶尖”。有人頗有理由地認為,生產這種茶葉的茶樹,正是產小種茶或通稱武夷茶的茶樹的一種特殊品種;其他人相反卻聲稱,它們是春天發出的第一批嫩芽,尚無時間長大,長長的葉子上長滿了白色的絨毛,是枝條的幼嫩毛尖。人們成艙地販運這種茶葉,很少會有不混雜其它茶葉的情況。白毫茶葉應該有些很長的葉子,上面佈滿了一種白色絨毛。這種茶葉很脆嫩,其味甘美,其水清澈透亮,呈略顯綠色的草黃色,其葉子較小,呈捲狀具白色。它很難保持其香味,從而使其出口量並不太大。它被以裝小種茶那種箱子運往廣州,但其價格較貴,每擔40-60両白銀。在1873年,中國廣州共售出三兩個批次這種茶葉:

 

 

 

 

 

八、松羅茶 (Songlo)

松羅茶是所有綠茶中最普通和最劣質的茶葉。其大葉子未被精心地捲起來,其顏色夾雜着淡黃的綠色。茶農們必須拋棄那些混雜有許多老黃葉的茶葉,因為它們往往是在茶樹上枯萎了,因而很少有香味。這種茶葉是茶農們最後採摘的茶葉,從而往往又造成了對茶葉裝船的延誤,船商們必須耐心地等待這些茶葉的到港。松羅茶出自松羅山,那裡是最早種植這種劣質綠茶的地方。歐洲商人們非常謹慎地提前簽訂這種茶葉的合同,以便能使他們最早供應給自己。這種茶葉品質低劣,也可能是由於它於晚期採摘的惡劣季節之原因所致。歐洲茶葉商們還十分注意,不要接受在廣州附近製造的這種假茶葉。第一種區別其品質優劣的方法是把茶葉浸在水中四個小時,劣質茶的茶水變成黑色。第二種方法則是將茶葉放在空氣下曬一段時間,葉子變成了其自然色的黑色。茶農們必須選擇已經捲好的葉子,要灰綠色的,沏水要綠而清澈。最後,茶商們最多的是將它與熙春茶 (Hayssuen) 相比較。人們必須致力於研究舊綠茶,因為它們隨着歲月會失去其味道和顏色。它們被以長方形的箱子運送往廣州。

九、東溪茶 (Tonkay)

對於東溪茶葉,西方茶商瞭解甚少。它與松羅茶基本上屬於同一類,僅僅是頭等的松羅茶。茶農們應該從最接近熙春的茶葉中選擇它,其價格每擔徘徊在24-28両白銀之間。

這種茶葉非常適宜栽種於江南的山坡上。出產在湖南山區的東溪茶,其品質一般要優質於該省其它地區所產的同類茶葉。栽種在一片合適土地上的茶樹會產出珠蘭茶 (Chu Lane, Schulane),其二等葉子是皮茶 (Haissuen Skine)。生長在貧瘠土地上的茶樹生產的頭等茶葉為東溪茶,二等葉子為松羅茶。法國稱這些茶葉為“優等綠茶”,而它們在中國則是劣等茶。在湖南的深山中,也出產一種叫作明沙的綠茶,在法國被稱為“帝王茶”。這裡實際上是指“毛茶”。“東溪”出自安徽一座小城的名稱,位於徽州的西南。

十、熙春茶 (Hayssuen)

熙春茶是裝艙綠茶中的最精品,也可能是最容易辨認的茶品。採購商們很注意茶葉的顏色、葉片的大小和茶香氣味,還可以在水中反覆進行這種試驗。熙春茶的葉子很大,捲得很好,完整而又無灰塵,其味道甘美,有一點青草味和芳香味。在挑揀茶葉時,必須拋棄那些具有火烟味的葉子,其正常葉子為淺灰紫色,如同一種見到空氣就消失的李子花氣味。其沏水應為清澈和淺綠色,味道適口而略顯辛苦。舊茶一般都味道強烈、刺激而辛苦。這種茶在空氣中容易消散氣味。它從產地用仔細包裝的箱子運往廣東,毛重80公斤,皮重20公斤,淨重60公斤。

以下是幾個批次採購指南:

 

 

 


十一、皮茶(Hayssuen Skine)

“皮茶”在漢語中實指垃圾茶。人們很難知道歐洲茶商是從甚麼時候起,才自廣州進口這種茶葉的,看來其歷史不會太長久。最早採購這種茶葉的人,可能上當了。中國人從來不飲用這種茶葉,他們的售價很低。因此,所有綠茶的這些垃圾都被投入了市場。其葉子與熙春茶的葉子稍相似,顏色並不均勻,其氣味強烈令人不適。這種茶每擔售價為28-30両白銀。

 

 

 

 

 

除了這些茶葉因其品質合格而被裝艙之外,還有許多不大有名的茶葉,其價格高低不等,甚至有些茶葉是每卡提或每磅價值200両白銀,但祇有最低層的人才飲用這種茶,甚至這些人也很少飲用它們。

十二、珠茶 (彈子茶 Tchu tcha)

珠茶的得名,是由於它酷似炮珠大小。它被很精心地捲成了標準圓形。這種茶葉的品質要高於熙春茶,因為它們是在熙春茶中逐葉地挑選出來的。其味道可口、甘美,葉小而鮮嫩,茶水呈非常清澈的綠色。這是一種蹩腳貨,很少會裝艙外銷。它祇按茶箱出售,每箱可以售至70両白銀。

十三、珠蘭茶 (Tchulan)珠蘭茶基本上就是珠茶,僅僅是被更精心地挑選出來的,而且折迭和彎曲的方式也不相同。它是用“蘭花”燻製和香化的,由此而獲名“珠蘭茶”。它比“珠茶”更稀少和更珍貴,而且也祇以小批量出口。

十四、三味茶 (San ouï tcha) (28)

“三味茶”確實是開始時呈苦澀味,其後稍微好一些,最後在口中留下了某種爽口的甘味。它每磅售價六錢 (mas),而且很少為歐洲人所熟知,屬黑茶一類。

十五、條枝茶 (29)條枝茶這是一種特殊的茶,基本上具有鼠尾草的顏色。人們連同其枝幹一併採摘,然後在太陽下曬乾。這種茶葉很罕見,中國人也可能根本未曾向歐洲出口過。

結 語

茶葉是中國的特產,號稱“國飲”。茶葉在中國已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了。自隋唐時代開始茶葉向西域和阿拉伯世界傳播,西域人有不少記載。16世紀之後,由於入華傳教士們的媒介作用,茶葉才逐漸為西方人所熟悉。18世紀之後,形成了海上茶葉之路的最興旺發達的時代。茶葉在國外傳播過程中,也使中華文化傳向了全世界,茶飲、咖啡、紅酒和碳酸飲料形成了世界的四大飲料,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了重要貢獻。

【註】

(1) 讓􀁯索瓦熱 (Jean Sauvaget) 編定《中國印度見聞錄》,巴黎1948年版。穆根來等人漢譯,中華書局,1983年,頁17。

(2) 布羅斯 (Brosse):《西方發現中國》,耿昇譯,山東畫報社出版社,2002年,頁11。

(3) 剌木學《航行旅行記􀁯亞洲 卷》,1559年版。

(4) 威廉􀁯烏克思:《茶葉全書》,中譯本第2版。

(5) 利瑪竇《利瑪竇中國劄記》,何高濟等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01年,頁14。

(6) 轉引自馬曉俐:《多維視角下的英國茶文化研究》頁18。

(7)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區宗華譯,第1卷,頁156。

(8) (9) 路易􀁯德爾米尼 (Louis Derminy):《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史》第2卷,頁527及以下;頁561。

(10) 馬士 (H. 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紀事》,1926-1929年,5卷本,第2卷,頁96和頁111。

(11) (12) (13) (14) (15) (17) (19)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查理􀂰貢斯當中國貿易回憶錄》(Les Mémoires de Charles de Constant Sur le Commerceà la Chine),頁215-216;頁216-217;頁234;頁234;頁234;頁216以下;頁218以下;頁222-223;頁226;頁228;頁230;頁230;頁231;頁232;頁232;頁233。

(16) N. W. 波斯圖姆 (Posthumus):《荷蘭物價史的調查》,萊頓1946年版,頁191-195。

(18) 巴爾蓋里:《日記和憶錄》,頁246。

(20) 請參閱格拉曼 (K. Glamann):《德亞易亞》,海牙1958年,頁247和274。

* 耿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審,主要從事中國史學著作翻譯,曾任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主要譯著有《絲綢之路》《中國社會史》《中國和基督教》等;1994年獲法國政府“文學藝術勳章”。

本冊第 1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1-1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