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文化

“利瑪竇和外國傳教士墓地”恢復重建三十六年(1979 - 2015)

余三樂*

位於北京市委黨校院內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利瑪竇和外國傳教士墓地”自1979年恢復重建至今,已經超過三十六年了。在傳教士碑林的門口有一隻石刻的臥羊,它從甚麼時候起就在這裡守候着,度過了多少個羊年,過去它目睹了甚麼值得記錄的事件,已經沒有人能夠說清了。但是,從1979那個羊年,到2015這個羊年,這三十六年時光幾乎都與我在這個校園的工作與生活的歲月相重合。現在,該是作一個總結的時候了。

►靜臥在傳教士墓地的石羊

1979年, 遭受“ 文革”破壞的利瑪竇墓地得以重建。1986年傳教士碑林建立,成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1978年, 隨着“ 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在北京的有關單位和人士已經開始關注利瑪竇墓地的恢復重建問題了。6月23日,北京市民政局宗教處,就利瑪竇墳墓情況開展調查。7月8日,時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的倉孝和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稱:“當前對三人 (指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 的墳墓進行一定程度的修復有現實政治意義。因此我們認為修復利瑪竇等三人的墳墓是有必要的。”7月12日,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致信北京市主管科技工作的副市長白介夫,要求修復三人墓地。但是北京市委統戰部認為,這不是一個北京範圍的問題,宜請示中央決定為宜。問題就被擱置了。

►2004年本文作者在羅馬拜會了柯拉迪尼教授

解決問題的“ 臨門一腳” 還是來自國外。1978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許滌新先生率學術代表團赴意大利參加“歐洲研究中國協會”舉行的會議,會後到威尼斯、羅馬等城市訪問。在羅馬,代表團遇到了一位在利瑪竇故鄉的一所大學講授中文的柯拉迪尼教授,他也是這次盛情邀請和熱情接待中國客人的意大利友人之一。柯拉迪尼教授說,上半年,他與身為意大利政府交通部長和意中經濟文化交流協會會長的科隆博先生一道訪華時,瞭解到在北京市委黨校院內的利瑪竇墓地已被平毀。他轉達了科隆博先生和他本人的一個願望,即按照意大利保存的這座墓碑的倣製品,用大理石重新鐫刻一尊新碑,贈送給中國,重豎在原處,以表達對這位三百多年前終生致力於意中文化交流的先哲的紀念。

許滌新回國後,即向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寫了一份報告,彙報了上述情況,並且建議:“鑒於上述意大利學者和友好人士對利瑪竇墓的重視,擬請院部向中央建議,對利瑪竇的被平毀的墳墓,加以修復,保存中西學術交流的一個重要史跡。是否有當,請考慮。”胡喬木閱後,隨即上報給李先念副主席,並註上“請審批,擬同意”六個字。

筆者在北京民政局檔案室查閱到了這份報告的影本。在報告的文眉間,不僅有李先念副主席圈閱的標記,而且,當時另外四位最高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汪東興圈閱的標記也赫然其上。(1)得到了最高領導層全體的認可,中國社會科學院即於10月24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一份題為“關於請修復意大利學者利瑪竇墓”的函件。函件全文如下:

在我國元朝 [應為明朝 —— 筆者註],意大利學者利瑪竇來中國講學,後來死在中國,葬在北京現市委黨校院內。現在墓、碑均已平毀。今年九月,我院副院長許滌新同志訪問意大利時,意柯拉迪尼教授反映,意交通部長科隆博今年上半年訪華得知利瑪竇墓已被平毀後,表示願意重新鐫刻一個墓碑,希望重新樹原處。考慮到利瑪竇曾對溝通中西方文化作出過貢獻,因此許滌新同志回國後向中央建議,修復利瑪竇墓,並經華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批准。現將許滌新同志建議的批示的影印件附後,請批轉有關單位辦理。

鑒於當時的形勢,報告特意將利瑪竇這位來中國傳教的意大利神父,說成是來中國講學的意大利學者。

當時任北京市委副書記的毛聯珏看到這一函件後批示道:“立功同志閱,是否讓民政局主辦為好。”便將修復利瑪竇墓地的任務下達給了對歷史文物並不熟悉的北京市民政局。幾乎與此同時,1979年元月13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內,許滌新同志主持召開了有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參加的、專門研究如何修復利瑪竇墓地的會議。

北京市民政局接到任務後,立即組織人力着手準備。他們請當時隸屬文化局的文物處負責技術指導,於是由吳夢麟女士擔任了這項工作。

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保護利瑪竇墓地的文物工作者吳夢麟►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保護利瑪竇墓地的文物工作者吳夢麟

她和她的同事們認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人的墓一直是在一起的,此次應一併恢復為好。1966年曾經以向紅衛兵建議深埋的方式保護了墓碑的黨校房管負責人徐萬澤,協助吳夢麟找到了埋藏十二年的傳教士利、湯、南三人的墓碑。

►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墓碑

1979年12月,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人墓園重建工程竣工。這項在國內很少有人關注的事件,卻在國際上引起了異乎尋常的注意。1980年3月3日,墓地重建後第一次接待外國參觀者,吳夢麟接待了法國大主教。6月21日,吳夢麟接待外國記者六人參觀墓地,有路透社的、朝日新聞的。7月31日、10月29日、1981年5月29日,意大利使館官員、荷蘭首相、比利時國王及王后先後前來參觀墓地。梵蒂岡教廷也及時地報導了此事。

1984年5月24日,北京市政府將利瑪竇墓地確定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1984年12月5日,北京市文物局就黨校提出的要求增加新建食堂的建築用地,並承擔將遺存石碑建成碑林所需經費一事發來覆函,提出:“為最終妥善地保護好這些石刻文物,並考慮到國內外宗教界的影響,我局現決定由你校將這些石碑移至利瑪竇墓附近,建成碑林,以供國內外各界人士觀瞻。”(2)1988年是意大利來華傳教士郎世寧誕辰三百週年。意大利對此非常重視,提前兩年就開始籌備紀念活動。1986年5月,意方分別向中國外交部、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提出瞭解郎世寧墓地的所在地和修復狀況的要求。為此外交部西歐司、文化部外聯局和北京市外事辦分別向北京市文物局發函。6月初,北京市文物局寫出報告回覆上級的問訊。報告也抄送作為墓地所在地的北京市委黨校。我在黨校檔案室抄得該報告。其要點為三條:

1) 據記載,郎世寧1767年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歿於北京,葬於阜成門外馬尾溝(今中共北京市委黨校院內)。墓上建有石刻乾隆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保護利瑪竇墓地的文物工作者吳夢麟諭旨。

2) 由於歷史原因及建設施工,郎世寧墓的具體位置已難確定,但墓碑仍較完整地保存在黨校院內。

3)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在去年就已決定將郎世寧及該校內尚存的其他傳教士墓碑集中保護,建立碑林。目前碑林方案一經做出,年內即可動工。屆時郎世寧墓碑可得到更加妥善保護,並可供人憑弔。可見,傳教士碑林的完全竣工不會早於1986年年中。郎世寧墓碑也因此被安放於碑林中最為醒目的位置。

在利、湯、南三人的小墓園的東側建立的傳教士碑林,收集了原來散落在校園內的另外六十通墓碑。至此, 六十三通歷經“ 文革” 劫難的傳教士墓碑得到了保護。其中有:葡萄牙人十四人、意大利人十一人、法國人九人、德國人六人、捷克人三人、比利時人二人,以及奧地利、波蘭、瑞士、斯洛文尼亞各一人,還有十四名中國神父。不幸的是,還有二十多通墓碑已不存,其中包括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顯著貢獻的徐日昇、龍華民、閔明我、徐懋德、安國寧、德里格、索智能、索德超、湯士選、畢學源等人。

明清外國傳教士碑林►明清外國傳教士碑林

1986-2000,隨着國家改革開放日益深入,國際交往日益頻繁,有關官員開始注意到墓地的重要性,國內輿論界對利瑪竇等傳教士的評價也日趨客觀、公正。與此同時前來參觀的國外客人日益增多。

1988年6月18日,就在上述意大利方查詢郎世寧墓碑之後不久,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陳希同在市委書記辦公會討論黨校工作時指出:“黨校院內的利瑪竇墓是中西文化交流歷史的象徵,很多外賓前去參觀,必須保護好。請市委黨校和市有關部門研究後提出一個維修方案,維修費可由市財政局專撥。”1989年4月22日,北京市委黨校在與市文物局、市規劃局、市旅遊局、市財政局、市政府宗教事務處、西城區規劃局召開兩次聯席會議 (1988年9月27日和1989年1月17日) 後,擬定了〈關於維修利瑪竇等明清時期外國傳教士墓地的請示〉稿。但不知為何此稿未及時上報市政府。

1992年12月23日,北京市委黨校單獨擬定〈關於對利瑪竇等明清時期外國傳教士墓地進行維修和加強開發、管理的設想〉(初稿)。文件提出有關墓地維修方案、墓地的管理和對外開放、積極開展學術研究和對外交流等多項措施,並提出建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設立“利瑪竇等傳教士研究”課題,編寫《歷史遺痕》一書,等等。

中西文化研究所依托研究生部而成立了,《歷史遺痕》也按原計劃出版了,但除此之外,其它各項設想均未實現,市政府下撥的一筆專用款項也被黨校挪用建了教室。此事後因陳希同下台而不了了之。

南移後的原教堂石門►南移後的原教堂石門

1993年,西城文物局將龕入黨校南牆中的原教堂的石門北移至利瑪竇墓地的南面。“口字樓”(原文聲修道院)和“山字樓”相繼被列入西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1995年4月,經國家民政部批准,“中國明史學會利瑪竇分會”依托黨校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而成立。學會召開了成立大會。1995年5月“中國明史學會利瑪竇分會”召開利瑪竇逝世385週年紀念會,並舉辦了小型展覽。中外學者及意大利公使等人參加。

1997年9月3日,北京市委書記兼黨校校長李志堅向主持工作的常務副校長談了以下意見:過去北京行政學院多次反映,“口字樓”已成危樓,建議將其拆除,在此蓋一座室內體育館。我曾認為這個建議有一定道理。現在看來,這個想法值得研究。“口字樓”是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文物,拆起來容易,再要修復就困難了。“口字樓”既然是危樓,就不如拆了照原樣修建,使其成為北京行政學院對外文化交流的視窗。至於資金,我想利瑪竇 [⋯⋯] 這位對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過重要貢獻的著名傳教士的墓在這裡,是可以在國際上找到合作夥伴的。這些國家,尤其是有傳教士葬於此的國家,會願意出資幫助翻建“口字樓”的。

1997年9月9日,北京行政學院召開院長辦公會,討論上述指示,表示完全同意,並決定責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予以落實。此資訊及時傳給了一貫對墓地關心的美國三藩市大學利瑪竇研究所所長馬愛德教授 (一名耶穌會神父)。

美國耶穌會士馬愛德神父►美國耶穌會士馬愛德神父

1998年1月10日,馬愛德神父和建築學家盧卡斯神父來京,與行政學院的領導進行會談。馬神父建議將“口字樓”建成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包括博物館、研究所、資訊中心和少量客房,並建議將現存在五塔寺石刻藝術研究所的三十五通原正福寺法國傳教士墓碑遷入北京市委黨校的利瑪竇外國傳教士墓地。學院領導經研究和向上級請示,對此表示同意,且提出總額為四千五百萬元 (中方承擔一千萬元、外方承擔三千五百萬元)的預算。

馬愛德與利瑪竇學會成員商談合作事宜►馬愛德與利瑪竇學會成員商談合作事宜

1998年1月12日,馬愛德和盧卡斯二人聯名,發給法國駐華使館文化合作專員顧美哲一封關於翻建“口字樓”的信件。信函陳述了他關於柵欄公墓修復的遠景規劃、對原文聲學院 (“口字樓”)修復的遠景規劃及相關事項。2月9日法國大使出面主持,邀請其他相關的葡萄牙、意大利、瑞士、捷克、德國、比利時等國大使,召開了七國大使聯席會,專門討論了原文聲修道院“口字樓”的改建問題。但與會者並未達成一致意見。

馬愛德此次北京之行,就下榻在黨校的客房中。他對我說,能與利瑪竇的英靈共處,是他長期以來的夙願。他還說,他不久就將退休,希望能在這裡度過餘生。當時我們還不知道,他已經罹患嚴重的前列腺癌。他已自知來日無多了,促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創建是他期待完成的最後一項工作。

1998年1月27日,馬愛德神父離北京後,不幸在香港逝世。1998年5月28日,新任三藩市大學利瑪竇研究所所長吳小新博士及法國駐華文化專員顧美哲先生,一起來到北京行政學院,三方就修復“口字樓”,創建中西文化交流博物館和研究中心一事進行會談。會後整理了〈會談紀要〉。1998年8月11日,北京行政學院就翻建“口字樓”一事向市政府打報告,希望工程能在2001年利瑪竇進京四百週年之際完成。此行間吳小新遵照馬愛德的生前願望,悄悄地將其一小瓶骨灰埋在利瑪竇墓碑的東側。(3)1998年10月24日,市委副書記李志堅對北京行政學院的請示報告做出批示:“請光燾同志閱批。擬原則同意此方案,先由學院向海外募資(不得附加政治條件或其它我國政府不允許接受的條件),視募集資金情況可到現場開一小會做出決定。這裡已是危房。”汪光燾批示:“關於建設問題請規劃局研究給予支持。如有其他需要辦的事可告我。” 然而因為馬愛德神父的去世,顧美哲的離任,也因為預算太高 (黨校提出同時修建地下停車場和游泳館等等),原定有關國家出資翻建“口字樓”的計劃最終擱淺。

這一時期, 前來參觀的國外客人日益增多。1987年葡萄牙首相席爾瓦、1998年意大利總統斯卡爾法羅、比利時首相讓‧ 呂克‧德阿納先後參觀了墓地。

葡萄牙總理席爾瓦參觀墓地►葡萄牙總理席爾瓦參觀墓地

►意大利總統斯卡爾法羅參觀墓地

比利時首相德拉納參觀墓地►比利時首相德拉納參觀墓地

2000年10月1日,發生了“梵蒂岡封聖”事件,中國政府做出強烈反應。北京市領導、北京市委黨校領導都對有關傳教士的問題改變了初衷,持異常謹慎的態度。

曾經對此事持比較寬容態度且做過文字批示的原市委書記、黨校校長李志堅把新任的黨校常任副校長找去,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原定2001年在黨校校園內召開的“相遇與對話:紀念利瑪竇來京四百週年”國際會議,被迫改址 (後改在北京理工大學);幾年來已經有了良好開端的北京行政學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被莫名其妙地解散了。

2001年為了給申奧創造條件,表示中國政府尊重宗教,改任國家体委黨組書記的李志堅與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商議,由北京市委宣傳部出面組織了“利瑪竇研討會”,由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持,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市委黨校、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的研究人員和天主教愛國會傅鐵山主教發言。該會議籌備期間遭到主管中央統戰部的王兆國的阻撓,險些流產,據說是江澤民總書記最終拍板同意才得以在6月22日召開;但是極為低調,不允許國外媒體記者參加,國內報導也極為簡略。

“梵蒂岡封聖”事件之後,隨着時間的推移,中梵關係漸漸有所緩和,形勢慢慢地有了好轉。在中外各方的推動下,有關領導漸取謹慎開放態度。2010年,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之際,在墓地舉行了多次紀念活動。

以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朱榮先(右起第三人)為首的文史委員會來墓地考►以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朱榮先(右起第三人)為首的文史委員會來墓地考察,其中有王燦熾(右起第四人)、文物專家吳夢麟(右起第二人)

由於多方促成,2003年10月12日,以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朱榮先為首的市政協文化委員會代表團前來考察利瑪竇墓地工作,參加者有王燦熾、張西平、吳夢麟、李申等。委員們參觀了墓地之後,提出了很好的意見,並準備提出一個提案。《光明日報》對此作了報導。2004年3月,由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燦熾起草的、由北京社會科學院院長高啟祥領銜簽名的政協提案〈關於將“利瑪竇墓地”建成2008年北京“人文奧運”新景觀的建議〉,輾轉傳達至北京市委黨校。但由於人大、政協的提案祇對政府部門有約束力,而對作為北京市黨委下屬機關的黨校並無約束力,被淡化處理,基本沒有發生效力。作為提議的一項重要內容的展室,搞搞停停,先說在2008年奧運之前完成,後又說在2010年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之前完成,但一直處於冷凍狀態,最終胎死腹中。

早已被列為火災隱患單位的“口字樓”終於在2002年不幸遭火災,五分之二的面積被燒燬。

翻建後的口字樓外景►翻建後的口字樓外景

翻建後的口字樓內景►翻建後的口字樓內景

災害促成了文物的修繕,北京市文物局出鉅資將其原樣翻建。翻建後該建築被用來做黨校的教學和辦公用房, 也成為利瑪竇墓地相鄰的一處歷史景觀。

2003年在意大利駐華文化專員康迪亞女士的建議下,黨校組織力量拍攝了題為“利瑪竇在中國”的歷史文獻片。該節目製作了中文、英文和意大利文三種版本,在國內、國際,特別是利氏的祖國—— 意大利多個場合放映後,受到廣泛好評。作為主要的製作人,我為此被授予意大利總統仁惠之星二級勳章(此獎項多授予對意中文化交流做出貢獻者)。

這一時期,前來參觀的中外友人更加頻繁,其中有意大利前總理安德雷奧迪、法國前總統德斯坦、意大利國防部副部長和經濟部部長、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等等,其中還有來自羅馬教廷高層的人士。

法國總統德斯坦 (右)到訪►法國總統德斯坦 (右)到訪

英國聖公會坎特伯雷大主教到訪►英國聖公會坎特伯雷大主教到訪

臺灣著名作家李敖訪京期間,也專程造訪了利瑪竇墓地。

中外媒體對利瑪竇和來華傳教士這一題目日益關注。鳳凰衛視“文化大觀園”欄目、中央電視台〈故宮〉攝製組,中央電視台十頻道〈歷史名人與澳門〉攝製組、國家教委〈漢字五千年〉攝製組、國務院新聞辦、北京電視台〈北京〉攝製組,等等,先後前來拍攝墓地外景,有的還進行了專家採訪。

2005年,曾任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特別過問了徐日昇墓碑的下落。因為之前葡萄牙科技部長曾向他詢問徐氏墓碑的下落。宋健還為此曾親自到墓地尋找未果。葡方提出重刻墓碑的動議,宋健曾與北京文物局接洽,還專門召見了文物專家吳夢麟,但後來因葡科技部長離任而暫停。

2006年國務院公佈“ 利瑪竇和外國傳教士墓地”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不久文物局與檔案局聯手,又進行了國寶建檔工作,我也參與其中。2008年西城區政府委託一諮詢公司論證西單南片 (包括天主教南堂) 城市規劃,提出建設利瑪竇廣場,但至今未見實施。

“利瑪竇和外國傳教士墓地”漸漸成為北京市委黨校 (北京行政學院)引以自豪的一處歷史景觀。在校方的支持下,編印了《青石存史: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的紀念畫冊 (北京出版集團2012年出版)。

意大利駐華大使謝薩在墓地舉行的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紀念活動上致辭►意大利駐華大使謝薩在墓地舉行的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紀念活動上致辭

2010年是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2月6日意大利有關方面與首都博物館共同舉辦的大型展覽“利瑪竇: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開幕。當天上午意大利客人 (大使謝薩先生、馬爾凱大區主席馬里奧•斯巴卡先生、米尼尼教授等) 來墓地致辭獻花。5月11日是利瑪竇逝世的日子,這天上午中意各方在對外經貿大學召開學術研討會,下午會議代表又到墓地參觀、獻花。

10月27日意大利總統那波利塔諾偕夫人一行參觀墓地,並對中方保護利瑪竇墓地的善舉表示感謝。早在一年前意大利文化遺產部部長博伊迪來參觀墓地。他與中國國家文物局簽約,合作對利、湯、南三通墓碑進行了科學的保護。

►意大利總統納波利塔諾參觀利瑪竇墓地

 

2012年開通的、號稱最富有歷史文化色彩的地鐵六號線,貫穿車公莊大街。車公莊西站成為距離利瑪竇墓地最近的地鐵站。在該車站的大廳裡裝飾了紀念利瑪竇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型壁畫。

►地鐵六號線車公莊大街西站大廳中的壁畫

壁畫以一幅巨大的利氏製作的中國最早的世界地圖為背景,幾塊大陸上印有利氏各種中文著作的片斷,其中有《幾何原本》、《天主實義》、《寰容較義》、《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等,還有他的中葡字典的手稿。對這段歷史有瞭解、有興趣的人往往在這裡駐足觀看。

►葡萄牙駐華大使佩雷拉在徐日昇墓碑重刻的工作現場

2013年新任葡萄牙駐華大使的若熱􀂰托雷斯􀂰佩雷拉博士對重新恢復徐日昇墓碑一事付出了極大的熱情,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與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厲小捷舉行了專門的會談,獲得中方的首肯,又向葡文化部和古本江基金會募集到五萬歐元。徐日昇墓碑的背陰刻有長達一千多字的康熙年間頒佈的“容教令”。這一歷史文件得以重見天日,為恢復利瑪竇傳教士墓地的完整性,書寫了重要的一筆。鐫刻墓碑的工作現已完工,何日在何地豎立,我們將拭目以待。

2015年9月2日前來參加中國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七十週年閱兵活動的捷克總統澤曼,來到傳教士墓地,為安葬在這裡的三名捷克耶穌會士獻花。

捷克總統澤曼向捷克籍傳教士墓碑獻花

 

►捷克總統澤曼向捷克籍傳教士墓碑獻花

 

 

 

 

二十年前創建的“中國明史學會利瑪竇分會”,自2000年以後因黨校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被取消而成為無本之木,沒有經費,無法開展活動,甚至連一次會員會議都不能舉行。2015年中國明史學會與廣東肇慶學院協商,將分會移至該校承接,總算沒有讓這個全國唯一的有關利瑪竇和西方傳教士的學術機構半路夭亡。

 

 

回顧“利瑪竇與外國傳教士墓地”恢復重建三十多年的歷史,我們從中得到了某些啟示。

墓地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前夕,在中國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的的集體認同後,得以修復至今已經三十多年。這三十多年間,黨的思想在不斷解放,國家在日益開放、日益富強,國際交往越來越頻繁,我們的朋友也越來越多。當我們歷數共和國的這些令人興奮的變化的同時,偶爾回頭一瞥這處小小的墓地近三十年的經歷,會驚詫地發現它與共和國的命運竟是如此同步。利瑪竇等外國傳教士從三十年前被認為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先鋒”,到現在評價為“為中華文化輸入新鮮血液”的中國人民的朋友;利瑪竇墓地從“必須徹底砸爛,永世不得翻身”,到成為“國家重點保護文物”, 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這一變化反映了、同時也見證了我國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墓地是一面鏡子。

墓地的修復和開放,向世界展示出我們國家正在逐漸向着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日益具有親和力的方向發展。在共產黨的幹部學校中保存一處外國傳教士的墓地,並得到良好的日常管理,並且向一切參觀者開放,使很多外國人感到驚訝,也使他們對中國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墓地的存在,就是無聲的對外宣傳,亦促進了我國對外開放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墓地又是一扇窗戶。

墓地的參觀者雖然有宗教情結濃厚的中、外基督徒和宗教領袖,但他們在參觀者的整體中不佔多數。大多數參觀者來自非常廣泛的領域:政府首腦、部長和外交官,大學教授,各國漢學家、歷史學家、科學家(涵蓋了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地質學、氣象學、機械學等眾多學科門類),以及來華的企業家和普通的旅遊者。特別是那些參與了中國合作項目或生意來往的友好人士,通過重溫幾百年前那段特殊的中外關係史,自然而然地加強了對中國的親近感和友好情誼。

從這種意義上說,墓地又是連接中外人民友誼的紐帶。

近年來,人們對利瑪竇和發生在幾百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發生了興趣,中外報社、電視台的媒體記者,博物館界人士來訪者、拍攝節目者絡繹不絕,通過媒體的作用更多的人瞭解了這段歷史。在老師的帶領下,一些大學生、研究生,甚至中、小學生也到這裡來參觀,其中還有一些來自外國的年輕學生。利瑪竇和來華傳教士的故事,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平等交往、互相學習、和諧相處的典範。由於黨校的特殊地位,近年來大量來自中央及各省市行政學院和黨校系統的幹部和教師,近水樓臺先得月,參觀了墓地,瞭解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知識。這對黨校、行政學院從業人員的思想解放、撥亂反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可以通過他們,影響到更多的黨和政府的基層幹部。這無疑會潛移默化地促進國家的改革開放大業。從這個意義上說,墓地也是一個教育基地。

總而言之,三十六年來這一處小小的墓地與共和國一道走過了令世人矚目的道路。回顧這一歷程,或許能夠給我們一點有益的啟示。

 

【註】

(1) 北京市民政局檔案。影印件見北京行政學院編 (余三樂撰稿)《青石存史》,北京出版集团2012年出版,頁121。

(2) 2007年北京市文物局協同北京市檔案局,向各國家文物重点保擭單位佈置建立專業檔案工作。從此北京市委黨校檔案室將有關墓地的歷史文件資料建檔、歸檔。本文所引用的資料如不特別註明,均出自此檔案。

(3) 本人親眼目睹了此事,並承諾保密。但事隔已將近二十年,對一生熱愛中國的友好人士馬愛德神父的臨終愿望,就不必再隱瞞了。

* 余三樂,歷史學者,曾供職於北京行政學院 (現已退休);為中國明史學會利瑪竇分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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