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卡米洛·庇山耶·詩人·法官·人

維伊加·德·奧里維拉*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十六歲的卡米洛·庇山耶。收入達尼埃·皮干斯所著《卡米洛·庇山耶: 形象與詞語》一書中詩人的珍貴照片之一,此書由澳門文化司署出版。(摘自《卡米洛·庇山耶: 研究其生平和作品的材料》,安東尼奧·迪亞士·米格爾著)。

葡萄牙: 十九世紀下半葉裏

就在葡萄牙司法部說服皇室廢除死刑的那一年,卡米洛·庇山耶在科英布拉出生了。廢除死刑的原因是,“這種以血還血的刑罰,殺人却不能糾其錯,復仇而不能敎人行善。”(1)

這是1867年,葡萄牙皇室公佈民法的日子,菲力浦不公正的法令終於被取代了。

我們插上這筆司法史上的事件,因爲卡米洛庇山耶,不但是葡萄牙偉大的象徵主義詩人,而且是一個出色的法官。

這個時候,葡萄牙散發着新生的和平氣息。但是,在這種和平的氣息中,科英布拉事件的回音却依然在耳邊回響。那是一塲文學論爭,在1865年和1866年展開。一代吸收了新的歐洲科學精神的學術精英脫穎而出,向保守停滯的官方文化發起攻擊,這種文化依然籠罩在十八世紀詩人安東尼奧·費利西安諾·德·卡斯蒂尼奧威權的陰影下,新一代詩人却將這位權威詩人戲謔地稱爲: “阿爾加德詩派的遺腹子。”

從鐵路的另一邊,法國和德國的“新事物,新思潮,新體系,新審美觀念,新形式,新體驗新的人類意趣”(2)不斷地奔湧而來。這一切確立了現實主義流派的牢固地位,並影響了里斯本民主沙龍的成立,這個民主沙龍受到安德魯·德·肯道爾和埃薩·德·克羅埃斯熱情的推動。

然而,卡米洛·庇山耶的童年却是在不盡的顛沛流轉中渡過的: “我那迷離遙遠的童年,我怎麼記不起你呢? ”他一直跟着他身爲行政長官的父親,輾轉於科英布拉,塔布阿(詩人的故鄉,在貝拉山),亞速爾和拉麥古。

1844年,十七歲的庇山耶進入科英布拉大學。同年,他的身份合法化了。這個遲到的合法身份,如果確立了他學術領域裏的社會地位的話,却永遠不能抹去他童年時就已深深恪印在內心的耻辱感,看到自己親生母親,終生受到家庭僕役或主婦的不公平待遇:

    誰弄髒,撕裂了我麻質的床單? 
    在那凈潔的單子上,我曾想安睡百年。
    誰從我小小的花園裏,
    折斷了高高的向日葵,丟棄在路邊? 
    誰打碎了(多麼殘忍非人的仇怨!)
    我的檀木小桌,我在上面吃我的夜點? 
    誰弄散了我的木柴,倒光了
    新鮮味醇的佳釀,從我綠蔭的葡萄園! 
    
    噢,可憐的母親! 再也不能站起身
    在這片荒凉中建起家,有淸風吹拂夜色陪伴
    我形銷骨立的身驅頓時消逝了靑春的光焰
    
    母親呀,請你安息,不要再來
    不要四處遊蕩,踏着冰冷的白雪
    更深夜靜來到人們的門前……
卡米洛、庇山耶攝於澳門,身旁是奧拉西尤·波伊阿爾,與卡米洛一樣,是成立於1893年澳門中學的第一批敎師之一。同是這兩個人,同是一樣的姿式,出現在一張攝於波爾圖的照片上(傑德斯/耐維斯/基烏蘭斯)。如我們注意到米格爾所說的,卡米洛“從葡萄牙第一次來澳後”才蓄起鬍子,我們就可以積測這幅照片應攝於1897年,而波爾圖的那一幅則至少是1899年底。迪亞士·米格爾最近在他的書中重複說,照片日期“大約是1897年”,或者說,年輕的卡米洛·庇山耶,無論如何也有或超過30歲。達尼路·巴萊罪斯則有這兩個朋友攝於里斯本的照片。詩人的姐妹們則有這裏登出的這張照片的拷貝,以及另一張攝於同一地方形式類似的照片的拷貝,祇是詩人是站立着的。(圖片與說明摘自《佩爾索納10》,佩索阿研究中心出版社,波爾圖1984年7月─載於《詩稿,書信和卡米洛·庇山耶的照片》,阿爾諾德·薩拉伊瓦所著)。

庇山耶法學學業的開始與葡萄牙使團赴德國參加柏林會談同時,這次會議是在俾斯麥的庇護下,世界列强確定殖民領域內新的國際法律,葡萄牙所實行的海外開發的外交政策所引出的這個殖民地法政的歷史問題,由於歐洲先進的工業化國家在非洲大陸參與了殖民地瓜分,葡萄牙的殖民地權利,如想獲得承認,就必須實行有效的佔領。

葡萄牙國庫空虛,缺乏殖民所需的人手,眼看它在非洲大陸幾個世紀的影響受到了危脅。

這時,葡萄牙國內的政治氣氛也緊張起來,共和黨對專制政權對“外國(指西班牙)的污辱和暗殺”所表現出的無能,展開了抨擊。

就在1890年,伴隨着“最後的陳情”,葡萄牙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展開了,對國王和君主專制的進攻引發了血腥事件。作家布拉達瓦·格拉·容克伊羅寫道:

    “祖國即將覆亡,自由已經倒下。
    那漆黑的夜晚,沒有星光沒有燈火! 
    我笑那心懷叵測的外國站在大門外邊,
    醜惡的罪行包圍着英雄們的墓穴! ”(3)

而卡米洛·庇山耶,“葡萄牙人的敏感” 則留給他痛苦的祖國的悲嘆:

    “在一個失落的國度,我看到過光明。
    我的心是一片厭倦和灰冷。
    噢! 有誰能無聲無息地滑行! 
    像蚯蚓一樣在地上失踪……”

“多麼巨大不幸! ” 安東尼奧·諾貝爾寫道……對於葡萄牙詩人來說,獲得這樣一種社會和文化的頹廢意識,是無可挽回的事,這來源於一種雜亂無章的不愜意和動蕩不寧的情緒,可以說是一種“世紀末”的惡病: 頹廢主義。

1885年,尚未受到頹廢思潮影響的庇山耶,寫下了生平的第一首詩《林中的女郎》,詩中洋溢出熱烈的生命力,肉慾和幻想,預示出他東方的遠行:

    當我遇到她的時候,在一個黃昏的樹林
    她身上有古代仙女的氣息
    伴着桃金孃傾斜的枝葉
    她的衣褲飄飄如薄絲蟬翼
    
    我的內心充滿無限歡愉
    想她小巧的嘴淸瑩如玉
    精致的胸衣隱住動人的乳房
    柔和的曲線,嬌美的身軀
    
    我內心掠過狂暴的烏雲
    化成汹湧噪雜的渴慾
    想用狂躁焦渴的吻蓋滿她的全身
    然後葬身於激情的火焰裏
    
    我的慾望飛速升騰
    緊緊將她擁抱在懷裏
    直到我的雙臂
    把她充滿誘惑的嬌軀粉碎
    ……
    
    我的慾念使我精疲力竭
    一片混雜純屬荒唐無稽
    我的心不再屬於自己,而屬於
    那溫馨夢幻的土地
    
    在蒼茫的遠方,狂熱的幻覺中間
    我看到變幻不定的海洋
    在她蔚藍色的眼睛中蕩漾
    散發出她衣褲的淸香
    ……
    
    就像遙遠東方的煙客
    噴吐寧馨的煙霧,囈語在夢幻之鄉
    含着心愛的長煙斗
    繚繞的淸煙飄散四方
    
    我什麼也訴說不出
    慾望的狂雲撕裂我的胸膛
    那是黃昏,籠罩着空虛的陰影
    我看見她獨自在樹林中徜徉

科英布拉是浪漫而富於靈感的地方。詩人在那裏找到了適合創作的環境。但是,蒙德古也是一個放縱的地方,年輕的大學生開始醉心於聲色犬馬的夜生活,而且飲酒在大學又是流行的風氣,這一切毁掉了他的身體,正如他的同學好友,阿爾欠托·奧索里奧·德·卡斯特羅所寫,變成: “一具會動的骷髏,祇有神經還活着。”

這種對生活的逃避與他對科英布拉的一位貴婦唐·馬德蓮娜的暗戀有關。懷着絕望的心情,托着帶病的身體,詩人隱遁於詩歌之中,耽誤了法律四年級一年的課程。1891年大學畢業,以米蘭德拉的皇家檢查官助理律師的身份開始了他法律職業的生涯。後來,來到奧比多斯担任律師。可是,在那裏,他並沒有找到自己的生活之路。

他便借政府公開招考澳門中學敎師職位的機會,考上並趕赴澳門。

他心中滿懷對現時的依戀之情,如果說那是一個唯一眞實的時刻的話,詩人則對未來有一種不可捉摸的感受。那是他永恒流放的開始,開始他終生未能克服的內心衝突:

              路
    我有着殘酷的夢,我病態的
    靈魂懷着空洞早熟的担憂
    我滿心惶恐地走向未來的荆棘地
    內心裝滿對現時的眷念之情
    
    我徒然地尋找這痛苦的懷念
    任憑在心中狂亂追逐
    當落日變得蒼白起來
    我的心應蒙上一層漆黑的面紗
    
    這絲毫沒有和諧的苦痛
    讓所有亂蓬蓬的光芒照耀
    金光閃閃的心靈,這現時的天空
    
    沒有痛苦的心靈幾乎一無是處: 
    黎明噴薄的地方烘出一輪太陽
    祇有黎明才是哭泣的時光

1894年,庇山耶來到了澳門,在中學講授哲學,結識了文塞斯勞·德·莫拉伊斯,一個和他一樣的、自願的流放者。

庇山耶所見到的澳門和中國

澳門1879年的人口調查有六萬居民,其中4431個葡國人,78個外國人,其餘爲中國人。在氹仔和路環市區有8100人,祇有45個葡萄牙人。

澳門碼頭,1884年結共停泊2698艘中國船,而城市的外觀是寒酸貧困的,顯示出貿易和漁業的衰退,那些無人可以競爭,澳門的商船統治中國南部海面的輝煌日子早已十分遙遠了。

但是,澳門並沒有成爲葡萄牙王國的負担。在專制統治的最後十年裏,澳門的財政收支達到平衡。(4)

那時,澳門也受到鴉片戰爭(1839-42)的影響,這是强大的英國和腐朽沒落的淸王朝的衝突,第一次戰爭衝突劇烈,而第二次,淸王朝則徹底失敗了。

歐洲列强實行殖民主義的新嘗試,在葡國同樣引起了反響。那時,對澳門總的政治形勢需要勾勒出一個淸楚明晰的輪廓,幾個世紀之中,葡萄牙人和中國的關係就以彼此的退讓和進逼的交替爲特點的,這種進退的交替是由澳門─廣州北京這個三角關係中大人物們的共同利益和意志決定的。

我們必須按照這樣一條西方人的思路去理解發生的一切歷史事件,無論是阿馬留事件,還是1862年通過外交協商所簽訂的中葡和約(前者從未被中國人承認),後者則確認了葡萄牙對澳門的永久佔領以及澳門的獨立。

澳門畢竟是通往中華帝國的一個大門,庇山耶不想失去這個良好的機會,到中國去考察一番,用他法官的眼睛揭示,描寫一個處於痛苦和不幸之中的世界,一個無情地沒落下去的帝王體制……

他經常和他的好友文塞斯勞去廣州。

十九世紀的中國處於巨大的社會變革時期,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改變了中國的面貌。綜括起來,就是經濟的蕭條停頓中人口的極度增長,把全部財政困難轉嫁到窮苦百姓稅收上去的腐敗、無效的管理體制;鴉片戰爭,帶來大量鴉片,造成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貿易中心從廣州轉移到上海,廣州與銀行家,運輸商和商人的聯繫中斷;太平天國的暴亂,雖帶有宗敎色彩,却是仇視滿淸王朝的力量;最後,是中日甲午(1894)戰爭中方可悲的慘敗,正如庇山耶所說: “對黃禍的恐懼永遠成爲歷史。”

而文塞斯勞則在報紙的評論中寫道: “日本使中國成爲全世界的笑柄,平民貧困潦倒,貴族奴顏婢膝,毫無尊嚴可言,無力對抗外族的野心歐洲的侵略。這些人毫不猶豫、爭先恐後地來踐踏這塊土地。”

庇山耶在爲莫拉伊斯·巴臘的著作《中國文明簡述》所寫的序言中,給我們所描繪的,就是這樣一個中國。這篇序言無疑是重要的歷史、法學、文學甚至電影的寶貴文獻。庇山耶用一種視覺性的語言,有如繪畫,使我們立即就走進廣州世紀之交那痛苦煎熬的環境中:

“這些地方毫無例外地構成了我旅途上的停留站。南海縣的法庭……位於城市的郊區,一個窮困的小鎭,那才是眞正的‘死刑執行地’。

一九二一年,加米洛·庇山耶在澳門的立頓莊園

“這個法庭,像中國所有的衙門或公共建築一樣,有着寬敞的底樓,也像中國所有的地方一樣,徒然四壁,骯髒不堪,內部的陳設倒有些像我們的敎堂。在相當於聖堂所的地方放着一張小桌子,漆成紅顏色,這就是審案的座位了,但地方法官罕有光顧。至少,我從未見過……兩邊有同樣的桌子,是爲評議員和助理法官準備的,這些人受地方長官的委托並以其名義審理案子。審案的程序再簡單不過,全部結論在審問過程中滙總。如果犯人認罪,便立即推出去斬首;如果否認,便施用刑罰,直到供認爲止,之後同樣處斬因此,正像我多次看到的那樣,犯人總是立即認罪。我參加了無數次這類的審判。主持審判的助理地方長官,形象慵懶,衣着土氣,神情木然,一言不發。身邊是傳譯員站着發問(因掌握多種方言而使之不可或缺),書寫員記錄問訊情况。犯人的脖子、手腕和雙腂帶着沉重的枷鎖,跪在前邊,兩手撑地。他們身上所有人性的尊嚴被剝奪得一乾二靜: 我們現在祇不過是一些垂頭喪氣的物體而已,衣衫破碎襤褸,沾滿污泥穢物,簡直是從城市的下水道爬出來的苦命乞丐。他們的雙手指節枯瘦,交叉在一起活像一些死蜘蛛: 這情景誰要看到一次,一定會終生不忘……

“到了一定的時候,一些站在那裏看熱鬧的潑皮無賴,開始大伸懶腰,哈欠連天,輕輕地騷動起來,搬來一些歪七扭八的板凳、竹竿、木板,所有這一切全有一定的安排……自然,我很容易明白這玩的是什麼把戲,誰該是那厚顏無耻的人。用漢學家的話來說,這些人叫做黨羽幫凶: 地方法官,搬弄是非的人,劊子手等--均是一羣靠法庭生活的寄生蟲和劣等生物。那些跪倒在地、破衣爛衫的貧民中的任何一個人,依然有能力積蓄起足夠的力量進行反抗,但是,他們却深深陷於苦難的生活之中。不過,也到了我該走的時刻了。”

他對死刑判決的描述,對我們西方人的同情心來說,實在是慘不忍睹。

庇山耶也用他象徵性的詩的語言,記載了監獄裏的暴行,使那些“眼光烱烱的雄獅”,變成“沉默無言”的低下的生物:

    這些監獄中的匪徒! 
    那默默無語的神情! 
    難道就是眼光烱烱的雄獅?!
    現在祇有一雙可憐溫馴的眼睛。
    
    鐵栅裏悄無聲息地漫步
    像金魚被困養在魚缸中
    --開放着思念的土地
    爲什麼綻放出煩雜? 
    
    他們一言不發,沉靜,沉靜,
    身上帶着鐵鏈鐐銬
    --奇怪的毒藥之杯
    我的心騷亂不平
    
    靜靜吧,心呵
    爲什麼擾攘而憤怒? 
    噢,你跳得輕一點
    看那些兵士,那些鐵鐐! 

在《白與紅》這首詩中,詩人描繪了一隊長長的奴隸行列:

    黃沙漠漠的遠方
    走過一支隊伍
    蜿蜓如一條長龍,
    行走在地平線上。
    帶着人類的苦痛,
    帶着不可名狀的哀痛……
    悲痛又能怎麼樣? 
    依然走向前方。
    
    行人彎腰曲背
    頭甚至彎到了地上。
    再沒有力氣走路
    一個跟着一個
    身體彎曲
    面容瘦弱
    這些受罰的奴隸
    在灰塵中喘息
    在黑暗中喘息
    瘦弱,卑微,渺小
    
    每一步都是顫抖
    每一步都是恐懼
    皮鞭揮舞
    眼皮顫抖
    皮開肉綻,呻吟不斷
    呻吟微弱
    步步呻吟
    步履蹣跚
    皮鞭揮舞,行人倒地
    倒下爬起
    爬起倒地
    恐懼使他們站起
    直到昏厥不起
    埋身黃土
    才算沒有了痛苦

生之病者

1896年,庇山耶因“受氣候的和環境的有害影響“身體變得非常虛弱,便啓程回國。1897年到達,這時,他和在澳門同居的一位中國女子所生的獨生子已經出世。1899年又爲解決中學敎師職位與樓業登記局的兼職問題回國,1900年返回澳門,一直得到1905年,“貧血症”纏身,病情極其嚴重,再次返回葡國。

在葡國住到1909年。在漫長的治療恢復期間,國內的政府形勢對共和黨越來越嚴重。那是弒君者若奧·費蘭科的專制時代。君主專制的氣數已盡!

最後一次回國是1915年,請假回去。其父親,司法部最高法庭的法官,他和自己的女兒們生活在里斯本,而庇山耶本人,也便在那裏渡過了大部份時光。在路西奧的咖啡館散心,拜訪女作家安娜·德·卡斯特羅·奧梭里奧,這位做家庭敎師的女子,更是他的知心朋友。

多虧了女作家的兒子若奧的精心收集,庇山耶的詩集《滴水計時》才得以問世。這是他的一部小小的詩集,正如熱辛托·德·希拉多·古埃留所說的那樣,這本書“簡潔而極其優美的文筆如此令人驚嘆,簡直是貨眞價實的象徵手法,意蘊深遠,如疾風之掠水,音樂之縈繞,深沉邃密,實在是葡萄牙象徵主義爐火純靑的代表作,可以與歐洲的象徵派詩人並駕齊驅。”

贈給唐娜·安娜·德·卡斯特羅寫有贈詞的照片(參看照片背面的文字)。

                  詢問
    不知這是不是愛情。我尋找我的眼睛
    如果痛苦刺傷了我,尋找避風的港口;
    儘管如此,請相信! 我從不敢奢望家庭
    你幸福,我跟着你而幸福。
    
    爲了你我從未因任何理想的消失哭泣
    也沒有給你寫過任何浪漫的詩句。
    醒來也從未在床上尋找你
    像尋找詩中之詩所頌揚的性感夫人
    
    是不是愛情我不知道。我不知是否美化了你
    你睿智的神情,慈和的微笑……
    看到你的笑我內心的微笑也燦然開放
    它穿透我的心如冬天融融的太陽
    
    我結和你無憂無慮地渡過黃昏的時刻
    黎明的光輝削減我的勇氣使我的
    眼光不敢在你乳房的曲線上停留
    甚至想不起親吻你溫潤的嘴唇
    
    我不知是不是愛,或許是剛剛開始……
    我不知我的靈魂起了什麼樣的變化
    是不是愛我不知,我祇是心在顫抖
    我或許會因你病倒而大病一塲
    
    可是,嬌美的玫瑰開錯了季節
    寒冷的冬季的風將她們撕得粉碎
    這是何等的癲狂,我的愛人! 爲什麼
    你不久前迷惑我的聲音現在却寂然無語? 
    
    啊,金色的城堡! 你這樣早就倒塌了! ……
    我們走向哪裏? 思緒茫然,
    手足無措。你凝視我的眼神
    那一刻是如此的傷感! 
    
    我們的頭頂起起白茫茫的大雪
    這些無聲的花朶如凱旋般紛紛降落
    輕輕地撒滿大地,撒滿這冰封的世界……
    
    你的身影如罩上了一層面紗! 
    是誰從高高的天空撒下這麼多的雪花
    撒在我們兩人身上,撒在我們的頭髮上? 

卡米洛·庇山耶向葡國海事及海外事務部提出解除假期的要求後,悄然返回澳門。

他離開祖國的原因至今仍是個謎。是出於安娜·德·卡斯特羅·奧梭里奧所不相稱的愛情,如某些傳記作家所說? 是他對新生的葡萄牙共和國政治上取得的進步表示冷漠? 還是他染上了鴉片癮,那“安祥的煙霧”把他帶到了虛幻的美妙的天國之中?

從此往後,詩人在澳門渡過他“生命的艱苦旅程”的最後幾年。

卡米洛·庇山耶和他著名的狗“阿爾米留”

他把時間分配給各種各樣的活動: 中學各個科目的敎師;中國文化及語言學者;樓業登記局局長;替補法律法官;戰爭委員會顧問;法律及律師事務協會理事。

法官卡米洛·庇山耶

1894年來到澳門時,庇山耶想成立一間律師事務所,可是,却遭到了同行的一些抗拒,因害怕增加競爭。

庇山耶在寫給父親的一封信中講到: “我知道他們是一些欺世盗名的傢伙每月掙3400元葡幣,大約相當於葡國的兩個康托,他們因爲妒嫉和害怕我危脅他們的旣得利益,向我發起一塲不信任的攻擊,(……)。我希望減少他們三千元的收入,至少是一半”。

1899年1年,庇山耶首次被任命爲澳門敎區的替補法官,二月份,又任命爲樓業登記局的局長,1900月6月23日,同時上任就職。(5)

1904年,卡米洛·德·阿爾梅達·庇山耶大人,替補法官,却成爲一塲詆毁戰的攻擊目標,由兩個律師發動,向總督告發澳門法庭工作的“失職行爲”。

由於澳門法律學院的精細記錄,使我們對該案的瞭解淸淸楚楚。

被告是個中國犯人,罪名是犯有盗竊罪,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受害者竟是皇家檢查官代表,路易斯·貢薩澳斯·福爾特,由於身份的不符,路易斯·貢加扎、努拉斯古·達·席爾瓦博士由庇山耶法官任命爲公共事務部的“特派員”。

“特派員”大人接手案子之後,便着手進行“贓物的專家分析和問訊證人的工作。”雖然本案牽涉犯人較多,法官大人却不急於推動辦案的速度,一直拖延到公共事務部的人履行其職責,犯人移交法庭並監禁十五天以後,祇好根據最新革新法令第988條和檢查體制第25條二款的規定,建議釋放犯人。

庇山耶法官的答覆是: “謹向公共事務部的意見表示我的敬意,但我不同意這一請求。現關押的人犯所犯之罪不是盗竊,實爲偷盗,這一罪行被上面的法律稱爲暴力盗竊(……),這個罪行可以不定罪而收監入獄。

“我的意見是,在上面所引最新革新法令例外的情况下,第988條沒有實用的效力,同樣,在澳門也沒有定罪前將犯人關押15天以上的規矩,儘管犯人是中國人。

“法律沒有規定在這樣的情况下相同的犯人因同一個罪名而收監入獄的次數;規定次數是荒唐的,因爲同一個拘捕行動,在指控簡要,線索不明的情形下,就要求着拘禁狀態的延續,直到下達撤銷指控的批示,或者確認指控爲僞,證據不實而使指控失效。可是,立即釋放犯人又重新收審入監,這樣,以連續8天或15天爲期,那就太多此一擧。這樣做,簡直是一種戲弄行爲,不能減輕罪惡,反而在加重罪惡,與法庭莊嚴的形象不符,也不符合監禁的本來意義。

“對本案的指示是,不幸不能做結。因爲我在法庭上兼職其他一些同樣重要的急迫的工作,諸種原因所致,時間很少,這樣的處理方式是我所期望的。其實這沒有關係。因爲,在本案中,殖民地的特殊情况使定罪前的監禁完全合情合理,我的理解便是監禁的無限延續。謹告知公共事務部,但是,在此之前案子會不了而自了。”

卡米洛·庇山耶在集體照片上,澳門中學的師生合影。可以認出席爾瓦門德斯,路易斯·貢加扎·高美士和安東尼奧·貢塞桑。

路易斯·貢加扎·努拉斯古·達·席爾瓦博士對此答覆頗感不快,便向果阿方面的法庭告狀。這個歷史性的訴訟官司,帶着十足的攻擊性使法官大人全力以赴進行辯護,正像下面這段話表明的那樣:

“大人! 這是失職,是對法庭的嚴肅性的蔑視。在這個案子裏,犯人這麼多,而又關在監獄中這麼多個月而不能定罪。就在不到一個月之前,僅僅一天之內,我們就要求因此原因而釋放大約幾個犯人。唉,天曉得有多少人眼巴巴地等待着對這些人進行審判呀! 法官大人實在沒有理由說缺少時間,是缺少工作的熱情,是失職,是對其職責和他人權利的蔑視。這個法庭的工作疏忽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以至本敎區的律師不得不對法官大人進行正式的起訴,呈交總督大人以求公正。”

對於公共事務部的“特派員”的諸種指控,我們祇擧其具有代表性的幾個:

“(……)曾有一個撤銷指控的犯人,却一直留在監牢中,因爲法官大人忘記了簽署有效的釋放令。

“大量的判決僅僅建立在簡單的鉛筆記錄的口供上和一些數字上,毫無根據,寫在案卷的上端;有些案子已經審判了,却連這種簡單的口供記錄也沒有。

“(……)日常的聽審的時間的開始和結束完全是任意的,有時甚至在法律規定開庭的時間裏也不開庭。

文中所引案卷: 封面,第一頁和最後一頁,有卡米洛·庇山耶簽名

“因此,必須制止這種事態的發展,我本人,以公共事務部專員的身份,不能容忍這種事情。一個人的自由,儘管是中國人,必須予以最大的關注。法律是無私公正的,絕無機巧或狡辯可言。”

對於這一訴狀,庇山耶法官寫道:

“大人!

“我的批示是以其根據爲準的。這一訴狀幾乎是一種誹謗--這種誹謗之詞載於該訴狀中,由本敎區的兩名律師所爲,向總督大人攻擊本法官。對這個起訴我毫不知情,如起訴果眞呈交,應該是暗中進行的。因此,這個訴狀的兩個主人之一,應是公共事務部的人。但這不是回答這一誹謗的地方(……)”

法官則把其批示的理論建立在“對法律的眞誠理解”的基礎上,强調,“在革新法令的現代條文中未將‘盗竊’與‘偷盗’作出區分;這仍是一種使用外在事物的排除法的各種類型的規定,懲罰這類罪行應看相應的具體情况,是否向人動武或使用暴力,是撞破大門還是爬牆而入(這是向財物使用暴力和動武)。(……)我淸楚,高級法庭的法理學是在法學的不同意義上確立的,我的批示所根據的,正是這一點。(……)如我的理解不好,請尊敬的高級法庭予以更正。”

高級法庭更正了庇山耶的理解,判上訴者有理……

難道是這塲小小的衝突,加上實在是超負荷的工作,使卡米洛·庇山耶本來就不好的身體狀况更加惡化? 事實是,下一年,1905年,他病情沉重地到達葡萄牙,甚至懷疑他有沒有能力受得了旅行的勞累。

“(……)我從澳門出發了,心中沒有希望從我的思念的狂風巨浪中抵達彼岸。我的靈魂整個地屬於這片狂暴的顛簸。(……)我好不幸! 我這些瘦弱的骨頭,因不可戰勝荒唐無稽的命運而屬於這片可惡的流浪的國土(……)。”

我們所知的1919年的另一樁案子,也是向果阿法庭上訴。這一次,卡米洛·庇山耶是作爲上訴一方的辯護律師。

受害人: 公共事務部。

上訴理由: 四個人,三個葡萄牙人和一個中國人,因局長大人,即澳門敎區法官,奧古斯托馬爾克斯博士(6)的批示而鎯鐺入獄,因懷疑他們通過僞造的公共費用結算單從澳門大西洋銀行的國家金庫中提取了總數爲四萬三千八百九十元的葡幣。

辯護詞洋洋洒洒,說服力强,使撤銷此案成了合乎邏輯,順理成章之事,足可以成爲辯護案中的典範之作。卡米洛·庇山耶意味深長地將這篇辯護詞命名爲“迷失方向”,該辯護詞的最後文本是這一結算單合法的證明。

但是,足智多謀的果阿法庭的大人則證實了那份審判犯人有罪的批示,不予以撤銷審判。

辯護詞最後文本是對澳門“缺乏最必要的調查因素”的無情諷刺,這種缺乏調查的作法使對“罪惡實行有效的鎮壓”成爲不可能,並爲“幾乎所有的,逍遙法外的嚴重罪行”的繼續存在提供了條件。然而,更爲嚴重的是,對被告的判決單單建立在證人的證詞上,無其他輔助性的調查。

在卡米洛·庇山耶看來,解決這種事態的適當方法是“形成一種對犯罪進行訓導的觀念,成立必要的輔助這種訓導的學校”,這種方式適合法律的尊嚴形象,在澳門,這是“葡萄牙文化和殖民能力在遠東唯一而實際的證明”。

請讓我們看一看某些段落:

“然而,另外一些無可比擬地比詐騙更爲嚴重的罪行在澳門常常發生,却未能受到制裁,有些人並未因這種罪行沒有受到制裁而憂心。常發生這種罪行是該受譴責的,至少在某些年月裏,比如縱火,無人不知這是十惡不赦的大罪--法律准許不定罪而囚禁疑犯的少數重罪之一。可是,這類罕見的縱火案的信息傳到法庭,却極少有宣判定罪的;甚至,在澳門的歷史上從沒有那怕唯一的一例縱火案審判的記錄。

“所有立法者公認的最卑劣的罪惡、謀殺和投毒,在中國非常普遍。各種各樣的迹象表明有理由推定這在澳門經常不斷地發生。但是,犯罪統計未提到甚至一例投毒案。

“不能提及的理由是,這類罪行的證實有賴於毒理化驗,但是,在澳門沒有可以做這種化驗的實驗室,也沒有送到另外一個地方,以便有效地進行這類化驗的可能性。(……)這種謀殺罪行的絕大部份,或者使用酷刑並根據屍體表現的明顯狀態判定,或者根據某種不可解釋的特殊手段,在他人看來幾乎是神秘的儀式的混亂氣氛來判斷,在歐洲,如發生謀殺案,則由德高望重的人聽取公共的意見(……)。澳門這種普遍性的麻木不仁令人不能理解--這是一種感情與道義的冷漠,以至於看起來顯得愚蠢蒙昧。

“政府是怎麼做的呢?

“警察局通知法庭,發現屍體,指出兩名證人。法官進行直接的驗屍,例行公事地問訊兩名證人,他們根本不知死者是誰,對有關罪行毫不知情: 他們被指爲證人,祇是因爲警察趕到出事地點時他們恰好路過。

“然後案卷放在寫字樓(此乃手續),不能確定,何時有人會繼續處理。統計一下有關近十五年內尚未註銷的案例,和統計一下已經註銷的,最近十年到十五年的案例,是値得的,這些案例就是在這種情况下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很少能夠確認死者的身份。發現誰是謀殺者則更是少見。而終於能將這些人繩之以法的情况則實在是破天荒了。”

尾聲的尾聲

1925年,卡米洛·庇山耶逝世的前一年,被任命爲中學校長,但幾個月後,他就申請辭職了。

他已病入膏肓,接近生命的終結。

現在,詩人可以從他對生活的無所適從,不可饒恕的無能爲力中解脫出來,一種可憎恨的命運分開了兩個深淵,“一個遠遠地離開另一個。”

現在,詩人可以用一種自我嘲諷的距離感和溫和的漠然態度,接受這所有的人的共同的命運:

    因爲最好的東西,就是
    不聽也不看……
    一切從我身上流逝
    却什麼都不能刺痛我! 
    
    ……
    喧囂,鼓噪,爭鬥
    不能損傷我的分毫……
    外在於徒勞的辛苦,
    外在於一年四季的變化。
    
    ……
    我長眠於堅實的地下,
    密實,牢固,
    內心極其平靜。爲我
    不再有任何苦痛而笑逐顏開

他心甘情願地死去了,這“甜美的消亡”將他帶到“永恒的寧靜”之中:

    “(……)晴朗柔和的天空,
    溫馨恬美的庭園,
    沒有痛苦,
    祇有靈魂在安眠。(8)

最後,他“沒有慾望沒有對事物的思念沒有得沒有失”地睡去了。

〔本文是作者於1988年11月23澳門法律學院文化活動之際,在澳門法庭會堂召開的大會上宣讀的論文。〕

(呂平義 譯)

注釋

(1) 司法部報告,奧古斯托·塞薩爾·巴爾儒那·德·弗雷達斯於1867年6月18日遞交給議會討論的廢除死刑建議書。

(2) 埃薩·德·克羅伊斯--《70年代的一代人》--文學詞典。

(3) 格拉·客克伊羅--《獵人西蒙》--菲尼斯·巴特里阿埃。

(4) 若阿金·沃利西莫·塞朗所著《葡萄牙歷史》--第十卷(1890-1910)--語詞出版社。

(5) 有關這次大會的召開,由於澳門法律學院,我們有可能參考到某些卡米洛·庇山耶的材料。從這些材料中,我們選擇了兩個: 一個是詩人以替補法官的身份參與的案子,另一個是以律師身份出現的案子。現在,庇山耶的法學資料正由我們進行編目,照排並存入計算機中。

(6) 根據1919年2月28日法令,遵照其本人的請求,免去1899年2月16日法令所任命的樓業登記局局長一職。

(7) 中毒案。

(8) 轉引自達尼路,巴萊馬斯,《卡米洛·庇山耶的遺囑》--里斯本,1961。

* 該文作者是科英布拉大學歷史學學士,《澳門歷史》敎師及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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